郭守运，吴颖茵

(华南师范大学 城市文化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一、逍遥游的美学内蕴

先秦时期，古代奴隶制逐步崩盘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封建制的萌芽。社会制度、经济的激剧变革，使得西周末年“礼崩乐坏”，殷周时期的宗教神学观念也由此而逐渐溃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许多带有不同审美意识的美学理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大思想家提出了诸多具有元典意义的美学命题和概念范畴，其美学思想其实也是各家哲学体系的子集。这些伟大的哲学家提出了“人本善”“意象说”“气韵说”“心斋”“象罔”等美学命题或范畴，正是这些命题使得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体系萌芽于先秦美学，同时也使得先秦成为中国哲学的发端。相比于同一时期的美学家，素有“诗人的哲学家”之称的庄子所提出的美学思想有着很大的独立性及特殊性，这决定了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其思想不仅体现了庄子对理性精神的追求,也在塑造民族艺术价值观念、伦理美学倾向、艺术创作形态等审美文化心理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苏轼、王夫之再到近代的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历代学者，都从《庄子》中汲取精神力量，并对《庄子》的若干章节进行了深入的考据和考证。从一般性的研究看，《天下》篇中呈现的思想特点、思想风貌最贴近庄子思想，为《庄子》书中最可信之篇。此外，内七篇亦被多位学者考证为庄子原著。庄子在这些文章中记述了其一生中出没于山水之间的乐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庄子的性情志趣及其对自由的追求。因此，庄子散文常常以“诗性”的艺术效果来表达其“智性”的哲学思想。

所谓智性，是指庄子哲思的体现，折射出庄子的智慧。在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背景下，庄子提出“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1]169的思想。于庄子而言，他选择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他在天下无道的社会中保全性命时想出的权宜之计。然而有限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将庄子推向生命的绝境，反而促使他开拓出理想的生存境界，即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个体的自由都被给予肯定。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庄子以“知其不可而不为”的态度，转身遨游于精神世界，建立了最高概念“道”。庄子云：“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1]665。在庄子思想中“体道”是人们在困顿的现实生活里生存下去的最佳方式。因为“道”作为万物之源，一切美的产生与挖掘都来源于人们对“道”的把握。当我们在思想上形成“道”的观念，并以此看待世界时，我们便会在事物按照自然规律运作表现出的自由中找到生活的美，由此实现精神的自由。

所谓诗性，则是指庄子在写作时运用诗意的表现手法。通过雄奇怪诞的意象，如神化的物象及人象，庄子具体生动地传达了他对自然与社会的洞察之深，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来表达哲学的思考。庄子特有的写作技巧和文体风格，不仅丰富了读者的多元化理性思考，同时也为后世读者提供了多维的审美感受。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2]。

《逍遥游》是庄子散文的代表作，“逍遥游”所蕴含的哲思也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概况，它深刻地反映出庄子对自由的认知。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将逍遥境分为两个层次：

其一是“有待”之逍遥。有待，就是对外在条件有所凭借。庄子在《逍遥游》中以雄奇的气势和奇妙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个诗意浪漫的意境，开篇便描绘了腾云“直上九万里”的鲲、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鹏、御风而行的列子等浩大场景，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幅超脱世俗的逍遥画面，让读者误以为这就是逍遥的极致。其实不然，《逍遥游》里翱翔天际的鲲鹏、低飞的蜩与学鸠、擅长治理国家的官人、不顾世俗的宋荣子以及乘风而行的列子，虽然他们达到了不同程度的逍遥境界，但在庄子看来，他们的活动都依赖外界，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由此而得的逍遥也是相对的。

其二是“无待”之逍遥。无待的逍遥是指在“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的无为条件下的“游”。“无待”之逍遥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自为自由，无拘无束，不计厉害，无欲无求。同时，它也是庄子所提出的处世之道、立身原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游戏人生”的鼻祖，庄子的“游世”思想，其内涵实指在现实纠纷中消解自我，做到“游刃有余”，达到内心的“无为”境界。要注意的是，“无为”并不是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反抗一切，而是顺应事物的自然运作规律，在事物的本质中去找寻它的美，“不为物累，不为形役”，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逍遥。“无待”的逍遥也是一种理想化、内在化、艺术化的逍遥。

二、智性的存在反思

关于生命这一亘古不变的哲学命题，早在千年前庄子便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知体系，他的智慧跨越时空，时至今日仍为我们所用。庄子的“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演习预设容桂水道佛山顺德新港对开水域，模拟一艘货船失控，与一停泊货船发生碰撞，碰撞造成停泊货船翻沉，船上人员全部落水失踪，失控货船继续向下游漂移威胁七滘大桥安全。事故发生后，佛山市水上交通（溢油）指挥中心立即通过广东智慧海事平台系统，与现场联动核查事故险情，并根据事故等级启动《佛山市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救援指挥部，通过市区两级联动、桌面推演会商，水上交通管制、应急拖带、人员救生、溢油处置、沉船打捞、事故调查等科目工作有序展开，有效防止了水上溢油和险情的进一步扩大。

一是对自由的追求。在个体自由空间极其有限的时代，贫困与社会纷争迫使庄子终其一生都追逐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以期到达逍遥之境。庄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最高的、绝对的美”[3]111。是以，看待事物时，不能只停留在事物的实用性，即满足我们对功利、对欲望的需求。欲真正感受万物之美，应将物当作观照、欣赏的对象，即“游心于物之初”。

游心于“道”就是进入到一个空虚的心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这为达到精神上的高度自由、实现人生的自由创造了重要条件。有学者认为，庄子学派推崇的“自然无为的‘道’”是一种不具备现实意义的幻想，它带有着消极避世的色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与庄子对人自由的追求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将这种偏差放到庄子生存的年代就不难理解了，正是有这些对人的发展起限制作用的因素存在，庄子才一直探索着通往自由境界之路。

二是关于美丑的判断。庄子的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其自由观的影响。“庄子以‘游’来展示精神的自由解放，展示人审美化、艺术化的存在状态”[4]，庄子美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庄子论美时离不开其哲学基础，是以庄子的美学与哲学二者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老子看来“美”是相对于它的对立面“丑”而存在的，但“美”和“丑”又不仅仅是对立互斥的，二者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即本质皆为“气”。“美”或“丑”并非是由事物的外观所决定的，而是由“美”和“丑”的共性即“气”所决定的。

庄子否认了“美”与“丑”在本质上的差别，即否定了判断二者的客观标准。美丑的无差异性与庄子的相对主义辨证思想并不相悖。庄子在《知北游》中用“气化”的理论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对二者的联系做出了积极的肯定。在庄子看来，无论是光彩绚丽还是腐臭难闻的事物，并无多大的不同。世间万物究其本质皆为“气”，“气”可以流动，依附在不同的事物上。是以，美丑没有相对明确的界线，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美的东西可以化为丑，丑的东西自然也可以转化为美。因此，学者朱良志提出：“从思想形态上看，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是由儒、道、佛三家共同成就的。道家哲学最富艺术气质，它对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5]151。庄子智性的艺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心斋”的精神境界有助于推动艺术的创造。李白“诗百篇”前须“斗酒”，怀素“满壁纵横千万字”亦须“枕糟藉麯犹半醉”，两者都是对庄子“心斋”精神境界的积极肯定。“一个人清醒的时候，往往很难超越世俗的利害得失观念，很难达到庄子说的‘心斋’、‘坐忘’的境地”[3]118，而艺术家酩酊大醉时，能够摆脱世俗利害的桎梏，进入一个无己的虚静状态，其艺术创造力也由此得以释放，千古诗文挥毫而就。

其二，与儒家迥然有异的“审丑”艺术观。庄子在其作品中对残缺、畸形及外貌丑陋之人多有描绘，并通过对这些外形不完备人物的描写，塑造了许多“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人物形象。庄子认为，人的外貌奇丑，反而能够强烈地折射出一个人的精神美和内在美，因此这一批奇形怪状的人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为“德之至也”。此外，庄子偏好描写“怪诞之人”的思想可与其对“形”的独特见解相挂钩。他认为，“肉体的存在是假的，只有精神离形方能各归其真”；同时“现实中残缺的人形，是肉身中最脆弱的一类，他们也最有可能冲破形名的屏障，进入玲珑剔透的神人形态”[6]。于庄子而言，其所描绘的畸人与理想世界中的神人实质上是同一精神的不同客体。后世许多文学作品中关于奇特怪诞人物形象的描绘多可溯源于庄子，如唐宋时期的十八罗汉形象便是以庄子塑造的形象为范本进行创作的。庄子怪诞的审美观不仅开拓了审美范畴，更对中国的艺术审美观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艺术审美观念的革新。

三、诗性的存在抒情

李泽厚先生评论庄子之文风，认为：“以奇特夸张的想象为主线，以散而整的句法为形式，使逻辑议论溶解在具体形象中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高举远幕式的‘飘逸’”[7]。从文学史、艺术史角度而言，庄子作为中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其散文瑰丽多姿，诗意与美感尽显。其散文的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庄子以诗意之境阐释“道”。庄子哲学的核心是实现对“道”的观照。“道”亘古有之，独立于天地之间，为生命之源，世间之“至美”，统领一切。庄子认为，欲得“道”，须“象罔”。庄子眼中之“道”虚幻且难以触摸，是以唯有借助虚实结合，即“象罔”，方能体“道”、悟“道”。庄子对“道”的讨论为其散文增添了朦胧的诗意美感。此外，庄子善于通过构建奇妙怪诞的梦境来传达其抽象的哲学思想，如“周公梦蝶”“周文王托梦”“栎树见梦”等。庄子关于梦中对话及梦境的描绘，不仅创造了意象，更为文章注入了浪漫的活力。

“与逍遥之境的超远难及相比，诗意之境较为活泼感性”[8]。与庄子深奥繁复的哲理思想相比，庄子文学融入了瑰异且丰富的意象，深邃难解的哲理在艺术加工中尽显感性与浪漫。《庄子》一书包罗万象，书中描绘的意象几乎涵盖了庄子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自然风物，足见庄子对自然与社会的洞察之深。庄子将其哲学观点寄托于丰富的物象，再利用诗意浪漫的语言加以修饰，通过物象便生动地传达出庄子哲学的深邃与智慧。如鲲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等，庄子对物象的运用令人惊叹。庄子笔下的动物不仅常被意象化，赋予奇妙神秘的色彩，且多加以拟人化，使其具有人一样的情感与智慧思维。在庄子的文字中，同样具有生命特征的植物也浸润了人的主观性，会对自己的生命进行思考，如大瓠、栎树、椿树、柏树、桑树等。

其二，散文的瑰丽与诗意在庄子变化多端的写作笔法下尽显。历代文人骚客皆对庄子汪洋肆姿、变化多样的笔法惊叹不已。清代作家刘凤苞更是评论曰，“文法错综入妙，笔亦苍秀绝伦”[9]30。掩盖在庄子错综绝伦笔法下的是其“三言”的论理说道方式，即寓言、重言、卮言。“寓言”是庄子散文的基本形式，也是最具特色的语言艺术。庄子通过寓言的形式呈现出“自然说理”的效果，以此来传达自己的道义观念。庄子特别喜欢借用寓言故事来类比、归谬和归纳，大量运用比喻、拟人、对比等艺术手法，加上怪诞的想象力和大胆夸张的表现力，如庄周梦蝶、邯郸学步、越俎代庖、得鱼忘筌等，呈现出的艺术风格，不仅生动形象、新人耳目，而且含蓄蕴藉、富有深意，因此影响极大、流传极广。“重言指引用或假托前人之口游说今人，增强论述的可信度。卮言是文中真情流露、自然延展的文字，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寓言生动叙事的载道、重言严肃佐证的弘道与卮言抒情议论的和道互为渗透、有机统一，形象与抽象并具，层次鲜明，更易被读者接受”[10]。庄子在“三言”中实现了文体之间的动态流转，以达到说理的效果。

庄子不仅善于抒情，而且还善于写生。“《庄子》书中充满奇幻瑰丽的想象，充满隽永的谐趣，也充满对于世界万物的细致入微的描绘。”[5]110由此可以看出庄子独特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有学者认为,《庄子》的散文含有一些消极遁世的思想。然而实际观之，庄子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哲学思想与文学成就两个方面。就其哲学而言,确有消极与积极之分,但纯粹就文学论之,积极的意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庄子》散文中广阔的题材，我们不难窥视到庄子对自然与社会生活的观察之细致。由此可见，庄子不仅是一位对生命怀揣真挚情感的歌者,更是一位积极探索浪漫精神诗意表达的诗人。以其对中国美学发展史的贡献来说，庄子超脱功利的艺术创作与审美追求,以及诗文结合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庄子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中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高度水平，且庄子的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有着很大的不同。庄子凭借其高玄妙远的哲学思想、怪诞雄奇的意象构造、变化多端的写作笔法，在先秦诸子文学体裁中自成一家，独树一帜。李白更是在《大鹏赋》中高度概况了《庄子》一书的浪漫主义格调，谓之“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受此影响，李白的诗文中也多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尽显诗情与画意。现实主义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主流，文字多质朴、语言洗练，而庄子却以奇特的想象、浪漫的意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新篇章。

在抒情方面，庄子通过想象与创造构建了一个奇妙且丰富的意象系统。庄子文学的诗意性与抒情性也多借助这些雄奇怪诞的意象加以传达，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凸显出其文学的浪漫与瑰奇。在论理方面，庄子多利用其“三言”文体写作手法，使文章行文结构不拘一格，动态流转，在内容中互为补充，浑然一体。庄子笔下奇特的意象与其首创的“三言”文体写作手法，开创了美学及文学的新世界，亦为中国美学与文学注入新的色彩与活力。

四、智性与诗性的审美共舞

庄子借助诗意的言语寄托其对生命的哲思，清绝诗意的作品满怀其对生命哲学的智性思考和对生命向度的阐释，在智性与诗性的交融共舞中，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庄子的很多哲学命题，同时就是美学命题。”[3]106在烽火不灭、战争频发的时代，人们艰难地生存着，穷苦、潦倒、流浪……普通人对于生活的希望日渐熄灭，生存的意义变得扑朔迷离。面对现实生存的困惑，庄子从未放弃对自由心灵世界的追求，而是以一种智者的心态看破世俗，使其心安放于虚静、自由的“逍遥”世界，实现精神上的“逍遥游”。自然山水是庄子的精神故乡。庄子对生活满怀真诚与热爱，其在自然，超越尘俗，返璞归真，积极追求生命的真理。庄子在《庄子》一书中，采用了一种能够营造出现实生存场景的写作手法，在抽象玄思之外以“诗性”展示“智性”，在语言中构建出了一个诗意淡然的世界。庄子细致地观察身边的事物，深入挖掘其所代表的意境，并大胆地运用奇伟的想象、变形的夸张、多元的比拟等艺术手法，生动地展示了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庄子的诗性智慧不仅在于艺术表层的奇特意象，更在于深入地攫取事物的内涵和终极意义。唯有如此，方能真正体悟到庄子美学中智性与诗性共舞的精妙之处。

庄子体“道”，流露出一种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纵观庄子一生，“道”之一字，简简单单，却贯穿其生命的始终。无论是玄妙深邃的哲学思想，还是处处展示着诗性气质的生活，无一不是庄子对“道”的信仰与体悟。

庄子将哲思融入到带有丰富感情色彩的寓言故事中，如著名的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鐻等。读者在寓言中领悟其思辨智慧的同时，也给中国古典文学注入了无穷活力，打开了难以言尽的艺术空间。庄子借助于自然事物的奇异描述与生态比较，论证其相对主义美丑观，这种艺术技法启发后世读者多维思辨并体验生活“处处皆诗意”的遐思与逸趣。庄子还提出了人的外在形象之美对其所处的地位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张。相反，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由其文化素养所折射出的精神面貌所反映的。作为道家学派的经典，《庄子》将哲学的抽象性与文学的形象性巧妙融合，故世人称其佳作为“哲学的文学”与“文学的哲学”。

综上所述，从老子到庄子，从哲学到文学，“逍遥游”的审美反思与智性思维，极大程度上反映出早期中国诗性智慧的生成途径，也奠定了《庄子》作为中国文化元典的地位。“逍遥游”既是哲学、艺术和美学的关键词，亦是透视古代中国艺术思维的经典词汇，深刻地展示出古老中国对立互补的“二元论”思维的多维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