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虹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大别山是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大别山人民凝成了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大别山红色文化。大别山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教育价值和精神教化功能[1]。新媒体时代，受众注意力稀缺，大别山红色文化如何增强吸引力，在广泛传播中实现其教育价值和功能？这是当前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播所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本文从叙事和传播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聚焦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故事化传播。叙事与传播关系密切。叙事，“是对一个或一个以上事实或虚构事件的叙述”[2]2，“是人类最普遍的交际行为”[3]24。叙事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能够传播的叙事才是成功的叙事，传播也正是借由叙事才能得以展开，叙事与传播相互依存、交相辉映，是一个硬币的两面[3]。本文所谓故事化传播，即把大别山红色文化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传播开去，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审视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叙事，从叙事的角度优化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传播。

一、大别山红色故事如何叙事

美国学者沃尔特·费舍尔(Walter Fisher)认为，人本质上是讲故事的人。新媒体背景下，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信息高度膨胀，面对海量信息，人的注意力极其稀缺；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用户进场”，人们进行信息选择、传播的主动权大大增加。在此背景下，人们更多基于天性、基于个人喜好进行信息筛选。于是，故事的优势便显现出来：故事是具体的、形象的，与情感、生活经验相联，故事的叙事方式不是敲着我们的头指指点点，不是说教，而是娓娓道来。相较于枯燥的分析、直白的说教，人类更容易接受包含着前因后果的情节和生动形象的人物的故事。

作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红色文化需要故事的包装。从叙事的角度来说，某些观点、信念不加掩饰地说出来会直接影响它的传播效果，这时候我们需要说得婉转一点，越是强烈的目的越需要通过故事来表达。革命战争年代的大别山，处处有故事。“同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大别山根据地不仅历时长，而且斗争环境极为艰苦，革命历程异常曲折”[4]，具有丰富的红色故事资源。讲故事是促使民众对大别山红色文化形成深层价值认同的最有效的途径。那么，大别山红色故事要如何讲述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使大别山精神深入人心？微观叙事是适应新媒体特征的一种有效的叙事模式。

红色文化诞生于新中国的缔造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教育和感化功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红色文化的表达一直采用宏大的叙事方式。随着社会生活远离革命战争，这种叙事日益显现它的空洞、隔膜。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尤其是随着新媒体时代“微文化”的勃兴，微观叙事兴起。大别山红色文化想要被更广泛的受众所接受、认可，就必须转变叙事方式，采用贴近接受对象生活实际和生命体验的微观叙事方式。

(一)叙事主题具有贴近性

每一个故事的表面之下，都隐藏着一个不被人轻易察觉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主题。大别山区军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过程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大别山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就是大别山红色故事的主题，它包括了不屈不挠、斗争到底、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等更具体的副主题。这些主题在以往相对单一枯燥的宣传中以抽象的、官方化的形式出现，与和平年代普通百姓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缺乏代入感，传播效果有所折扣。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大别山革命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要寻找它与当代共产党人、普通人的精神结合点，使红色故事的主题与时代具有贴近性。

作为一种精神传承，大别山红色文化是鼓舞人们的精神旗帜，人人都可以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战争年代的革命者为了个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奋斗，更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这正是共产党人自始至终不变的初心，也是红色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所在。这种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大别山红色故事与当代受众价值同构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正是对这一理念精炼、朴素的表达。对于个体群众来说，红色文化与现实的契合点是自我奋斗，通过奋斗继承先烈遗愿，追求个体生命意义，完善人格塑造；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红色精神在如今意味着，坚守初心、带领人民群众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我们可以据此作为面向普通个体和党员讲述大别山红色故事的着眼点，把党和人民群众通过奋斗紧紧连在一起。有了与现实价值的契合点，大别山红色文化中的艰苦奋斗、勇当先锋等革命精神内核才会超越外部灌输的口号属性，成为故事受众自发自觉的践行动力。2019年4月，安徽省六安市多个部门联合启动《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大型公益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我们不仅可以把辗转曲折的寻亲过程故事化，还可以挖掘革命烈士后人如何谨记前辈遗愿，在生活、工作中发扬优良家风、努力奋斗的平凡故事，让“传承红色基因”的口号具体化，让普通百姓看到践行大别山红色革命精神的榜样。

(二)叙事视角注重个体化

故事吸引人的力量来自于人物命运展开后所形成的情节的跌宕起伏。叙事者只需专心于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展开，追求故事的生动可信、娓娓道来，主题与精神自然会在此过程中显现。当叙事者专注于人物的言行、选择，就给予了其命运的关怀，每一个处于自己命运中的读者都能对人物身上的精神产生共鸣和认同。大别山革命者不屈不挠、执着坚守的精神是在革命者的生活言行、人生选择中体现出来的，当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就在传播革命精神。也就是说，在大别山红色故事的叙事中，“对于人格和命运的关切”，应该优先于怎样说服对方接受革命精神[5]。

因此，大别山红色故事应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角切入，以点写面，关注大时代之下个体人物的命运，在恢宏壮阔的历史语境下刻画个体人物细微的生活际遇，达到“窥一叶而知秋”的效果，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宏大的红色历史图景。一方面，把英雄的革命行动放在英雄个体的生命成长历程中，以个体在生命境况和生存境遇中的奋斗成长来表现红色精神。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寻访，挖掘大别山著名历史人物多层次的行动，塑造立体化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寻访大别山革命时代的亲历者，重视每一个普通的个体，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个人的历史见闻、生活日常，不仅形成个体故事，也为更多的红色故事构建更加真实的场景。比如金寨县南溪镇一个偏僻的山岗上埋没着近百座无名英雄冢，当地一位老人在此默默地做着守墓人，这位守墓老人和墓冢里的无名英雄都是故事的主角。

(三)叙事方法重视细节化

细节是具体的、形象的，是使故事真实可信、生动饱满的重要因素。有了细节，红色故事可以克服一般化、概念化的毛病，传达更微妙的心理，更丰富的情绪，更深广的思想。同时细节可以缩短作品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使受众更易产生代入感和认同感。比如《金刚台上妇女排》描写在大雪封山中坚守战斗的妇女排：“妇女排的同志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都东倒西歪地躺着，任凭怎样摇晃和呼喊，她们只睁着眼睛不能答话。”[6]这样的细节相比于口号，能更好地使“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红色精神深入人心，于无声处感染人、教育人。但是故事易写，细节难为。要想获得红色故事丰富的细节，需要深入细致的寻访、挖掘，多侧面打捞历史真相，尊重革命战争年代的每一位亲历者，让更多的人讲出自己的故事，在个性化的叙述中使更多历史细节得到记录和展现，进而通过红色故事的传播将亲历者的个人记忆转化为公共记忆。

(四)叙事篇幅讲究微型化

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移动化媒体迅速发展，碎片化成了受众接收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微观叙事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叙事内容的“微型化”。大别山红色故事在体量上应该做出明显的调整，缩短篇幅、凝练内容、加快节奏，以至于改变叙事切入点、叙事结构等，摒弃长篇大论，采用短小精悍的形式，使红色故事更容易进入受众选择范围，更易引发转发、分享等传播行为。但就我们目前所见，适合新媒体社交平台传播的微型大别山红色故事极少。以六安市广播电视台作品为例，2015年拍摄的《六安抗日风云》、2016年拍摄的《铁流千里——中原突围：皮旅穿越大别山》都是三集电视纪录片，2019年拍摄的《红色追寻》、《金刚台上妇女排》都是一集纪录片，以上每集时长都在30分钟左右。如果这些优秀的红色作品在信息体量、叙事模式等方面更加微观化，会有更广泛的传播范围，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二、大别山红色故事如何传播

(一)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政府推动红色故事的传播

政府在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传播中起主导作用，对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播进行统筹规划。政府协调各级教育、文化、旅游等部门积极联系和合作，广泛听取学术机构的建议，充分利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大背景和新媒体的特点，制定新媒体时代科学可行、具有可持续性的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播计划，积极吸引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大别山红色故事的传播实践中来，让更多人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

政府对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播的督促和激励可以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进行。精神方面，政府可以对那些在传播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声誉上的奖励，让着力于大别山红色故事传播的主体收获心理上的满足，从而激发出更积极的行动力；对大别山红色故事传播中的典型案例或先进组织和个人，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形成榜样的带动示范效应。比如一则优秀的大别山红色故事微视频及其制作团队、一次好的红色故事教育活动策划等，都可成为推广宣传的榜样，成为大别山红色故事传播的典型范例。除了精神激励之外，政府可以同时进行物质层面的激励，对与大别山故事传播相关的个人、社会组织、下属各级政府等采取发放奖金奖品，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以鼓励更多的个人或组织加入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传播，激发文化产业创意，丰富红色故事的叙述形式。

(二)从传播渠道角度：多渠道综合传播

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必须转变单一传播理念和策略，采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协作的原则，利用好社交网络媒体渠道，让带有情感的大别山红色故事广泛传播。具体实施上，以地方政府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主导，以门户网站、论坛、视频类网站、社交媒体为平台，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途径。其中，尤其要重视大别山红色故事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政府宣传部门应集中力量生产适合社交平台传播的各类大别山红色故事，以开放的姿态允许、鼓励普通个体在社交平台传播大别山红色故事，加大在社交平台的投放数量及持续时间，持之以恒地传播红色文化。如此，保证了大别山红色故事在社交平台传播的质和量，才能够使之在海量、碎片化的网络信息空间中保证最基本的关注度。

(三)从传播对象的角度：重视年轻受众

习近平2016年视察金寨时说，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7]。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是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对象，是红色文化传播的活跃力量。同时，他们也是最爱听故事的群体。

从故事主题来说，大别山红色故事主题要与新时代年轻人的现实生活相契合，搭建从大别山红色文化道德价值观念通往青少年个体的桥梁，突出无论哪个时代，“奋斗”都是收获幸福、自由的必然之路。由此，才能在年轻人乃至更大范围人群中产生情感共鸣，引发价值认同。

从形式手段上来说，我们可以编制大别山红色故事教材，拍摄大别山红色故事微视频，设计红色动漫故事、红色故事游戏等，使大别山红色故事不但进入课堂，而且延伸至生活中，在孩子心里播下一粒红色故事的种子，期待长远的传播效果。

从表现风格来说，口语化、接地气是新媒体用户的审美趋向，要尊重这种审美趋向，以平实易懂、不拔高不虚美的话语娓娓道来地讲故事，避免沉重、枯燥的说教，避免粗糙、虚假地直接咏叹革命口号，可以适当运用网络流行词汇、结合热点现象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进行生动的解读，拉近红色文化与年轻受众之间的距离。

(四)从传播方式的角度：运用场景传播红色故事

移动终端、大数据分析、定位系统等技术的发展，使各种信息传播日益趋向场景化，强调在特定场景中完成信息的传播与沟通。我们可以以红色旅游为契机，进行大别山红色故事的精准推送。在大别山广泛分布的各个红色旅游地设立信息发射基站，利用基站向游客终端设备发送景区当地的红色故事，自动根据游客的位置确定解说的内容，使红色故事回归其生长的红色土壤，加深游客对红色故事的感受、理解，实现大别山红色故事的精准传播。另外，可以结合红色场馆、遗迹，利用沙盘、视图创造场景，开发AI技术，模拟战争场面，再现革命历史故事，并通过开展各类体验营、研学营、夏令营等集思想教育与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文娱活动，吸引年轻受众参与到这些场景中，在红色故事中获得对脚下土地的深层认知。

三、结语

2019年9月习近平视察河南时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8]，我们在弘扬“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万众一心、永跟党走”大别山精神时，可将概括凝练的精神内涵转换为具体可感的红色故事，激发人们的共鸣和认同。在大别山红色故事的叙事上，着力探索适合当今新媒体生态特征的微观化叙事，使故事主题贴近时代，以个体人物命运吸引受众，重视细节运用，简缩红色故事体量。在大别山红色故事的传播上，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鼓励红色故事的传播，重视在社交平台上的持续、大量传播，吸引年轻人成为主要接受对象，并以场景化的方法深化红色故事的传播。故事讲得好，精神才能传得远。有效的叙事策略能使大别山红色故事获得更广泛的价值认同，有力的立体传播策略则能保证大别山红色故事的广泛传播，通过两方面合二为一的努力，开创新媒体时代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承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