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超 越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

从社会学学科思想引入中国至今已逾百年，而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也有了40年的历史。尽管中国学界曾经在20世纪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学科断裂，但自1979年以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学科体系建立和完善的迅猛势头，例如越来越多的欧美著作引入中国，阐释和研究西方思想的成果愈加丰富，尝试用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本土情境等。不过，在这股势头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缺口，即在庞大的学科理论体系中没有中国本土学说的一席之地。这一“阿喀琉斯之踵”直接影响了学者的理论观和实践方式：一方面，只要认定一个学者是理论学者，那么他必然研究西方；而研究中国本土思想的学者由于尚未形成构建理论的意识而多以研究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史学自称。另一方面，自学科诞生至今，理论的主流场域和学术话语权始终在西方，尤其在英、美、德、法四国，加之我们养成的“拿来主义”习惯以及学术环境的不断变迁，中国因始终作为理论检验的特殊案例而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中国并非无法为理论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伴随着学术自主性的重要程度加强以及对中西地位关系互动的重新审视，中国学界建构理论的前景、理论体系的中国贡献并非天方夜谭。

一、理论与西方知识：本土化“伪问题”的澄清

在学界内部，社会学本土化议题始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纷争。其中，争议最大的点在于“本土化”是否是一个有必要探讨的问题。谢宇通过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角度的论证来强调“本土化”其实是个伪问题，导致产生本土化议题的原因是认识不足和视野的局限性；[1]而翟学伟则认为所谓的“伪问题”是谢宇虚构出来的，并强调本土化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方法的突破。[2]同样地，梁玉成认为谢宇之所以将“本土化”视为伪问题，是因为他把本土化议题中的经验主义部分看作是本土化议题本身，由此导致了对本土化观点的误解。[3]暂且不论探讨涉及的分类和“误区”是完全主观还是基于某种标准，实际上，范式的探讨抑或方法上的本土化是否是一个伪问题需要在一个前提预设下才能够去判断，换言之，看问题的不同层次决定着问题的真伪性。在笔者看来，这一前提预设是需要区分西方知识和理论两个层面。它们之间的混淆是造成本土化争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与全球化的关系中也产生了误解。

(一)西方知识与本土化

从概念上来看，与“本土”对应的是“外来”或者“异地”等。“本土化”的意思大体上可以是“将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同自己国家的经验问题相联系的过程”，或者是“将外来的地方知识变成本土知识库存的过程”。不过，“本土化”是近来才出现的概念，其来源则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化”设想。就“中国化”概念而言，孙本文强调“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学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4]具体而言，孙本文认为有三大重要途径：其一，整理中国旧籍中的社会学资料(社会学说者、社会理想者、社会制度者、社会运动者、社会行动者)；其二，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其三，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从此三方面入手，并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审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5]简言之，这一方式被费孝通称为“社会学在中国初期的舶来品”，即“所应用的论据多引用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6]但问题在于，他认为欧美社会学家的学说“放诸中国社会而皆准”，因此要建立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只要将欧美社会学学说直接拿来套用中国生活资料就可以实现。但是欧美的诸多学说都是建立在自身的地方社会现象之上，或者根据自身的文化提炼出来的，所以他忽视了中国本土现象的特殊性以及引入欧美学说过程中的磨合问题。不过在“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孙本文的尝试对于建立中国社会学无疑是具有开创性价值和意义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本土化”逐步取代“中国化”并成为学界的主要议题之一。之所以学界更热衷于探讨“本土化”，是因为“全球化”进一步扩展了学界的研究视角，拓宽了研究的地域范围，从而使“仅从中国的立足点出发”的实践延伸到其他国家地区，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者能够采取相类似的立场并进行探索。

在厘清由“中国化”改为“本土化”的过程之后，有必要探讨“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对于不同地方知识的输入和输出程度而言，“本土化”和“全球化”是一种“真包含”的关系：地方知识的一部分全球化，但除此之外的另一部分则由于缺乏国际影响力被保留在原地，简单来说就是“全球的最初是本土的, 但本土的最终不都是全球的”。[7]当然，这种关系预设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影响力程度。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自身的文化和知识必然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并产生一定的涵化现象。从积极的层面来说，这种涵化意味着通过引入他国逐步超越自身原有文化和知识，从而实现文化知识的优化。但从消极的层面来说，这种关系显然也包含着潜在的霸权因素，即某地方知识成为全球知识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它所属的民族国家(譬如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话语权，以至于该地方知识的使用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冲击乃至入侵，其他民族国家则通过被动地接受和吸收而改变自身的知识研究方式和结构。对此，我们很容易想到“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所产生的影响。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接收了大量的欧洲知识精英，使得它迅速成为社会学界的重镇；但与此同时，美国在社会学界长期所持有的统治地位也给世界其他地区制定了一套遍布各个领域的话语权，而其他地区的研究则更多以美国的各领域研究作为参照。这种引以为豪的独特身份[8]以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一股侵略性态度”[9]使得在社科领域中的诸多研究方法、知识体系、教育模式等都是以美国为衡量指标。但美国同其他国家地区一样，具有地方特色或者地域的特殊性，因此它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直接用自己的知识思想去研究其他世界各地，而后者则是各地本土学者所应尽的责任。

从这个层面来说，对于中国研究而言，“本土化”意味着将中国的情况抑或中国本土的知识同西方知识进行比较。此时，中国本土与西方是两个独立、平等且对应的存在。譬如社会分层、中产阶级、乡村重建、农民流动等研究议题，很多关于中国经验现实问题的研究都可以通过实地调研、调查研究来进行；同时也可通过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研究有所了解，从而比较两者所处状况的异同,分析两地区研究中所包含的优势和不足。如果两地情况相类似，那么可以将值得借鉴的西方知识应用于本土的社会现象当中，这样可以逐步优化本土研究中的问题。如果两地区由于环境、人口等因素造成诸如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等的不同，那么就要结合自身的社会现实，对西方知识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如果西方知识不能简单套用到中国现实，那么就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和重构，使之成为中国本身的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本土现实研究可以提炼出自身的知识。如果将该知识同西方知识比较并确定中国本土知识的优势，那么该知识可以经过国际学术交流将本土的知识引向全球，即边燕杰所谓的“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综上，如果从西方知识这个层面来探讨的话，“本土化”就不是一个伪问题。

(二)理论与本土化

从理论这一层面来看，它已经超脱于知识的地域范围，因此所谓的“本土化”就变成了一个伪问题。

我们常常会听到“西方社会学理论”“本土理论”等说法，但这些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说文解字》中“理”和“论”分别是指“从璞(未经雕琢的玉石)中加工成玉的过程”以及“遵循‘理’这一过程并给予言语恰当的安置”。所以理论指的是一种从既有的文化历史或者实际的社会现象当中抽离出来的、具有一套逻辑体系的说法或者视角。而从西方关于理论的探讨也得到相类似的印证：理论可以是“一个普遍的命题或者由普遍命题逻辑地联系起来的系统”，也可以是一种所谓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10]就理论而言，它的内容已经没有所谓的“本土化”或“国际化”“世界化”等具体概念，因为理论抽象的层次已经进一步地上升为跨文化的一般性本质。[11]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者通过知识的抽象化所建构出的理论应当是关乎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境况。换句话说，理论一定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当然，这种“放诸四海而皆准”并不是说理论完全能够解释所有社会现象的所有维度。理论对于不同维度不同现象的解释力类似于维特根斯坦关于游戏相似性的解释。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游戏做比较后，会出现一部分相似性；而将其中一种游戏换成其他类型时，这部分相似性很可能会消失，并出现另外一部分相似性。维特根斯坦将这种复杂的关系称为“粗略精微的各种相似”。[12]的。这也是笔者在谈本土化议题时用知识体系而不是理论的缘故。在知识体系的层面上，就像前文所提及的那样，诸如具体的词汇、文化等都可以进行传递和互通；但就理论层面而言，却不能这样做出区分。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中国研究、西方研究等都是强调地方知识思想、知识体系的特殊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理论。所谓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本土理论”其实是一种矛盾修辞。

在确定理论与西方知识的区别后可以发现，所谓的“本土化”和“全球化”不再是需要进行比较的两个独立存在，它们其实是文化这枚硬币的两面。在语言层面上，一旦能把西方的概念术语转化成自己的语言，就能够丰富自己的语库和知识，如此也就意味着与世界知识体系的接轨。反过来，像关系、甘え(2)“甘え”是“甘える”的名词形式，主要是指孩童对父母亲依恋的心理状态。目前学界将译为“依赖”。[13]该术语被认为是代表日本本土心理的特有词汇，它“揭示了其为组成日本本身的社会构造以及日本人之所以会对这种心理现象表示许可的形成过程”。[14]这样的东方本土词汇，如果能够翻译成西文并通过类似格义的途径被西方所接受，同样可以成为其文化语库的一部分。当然现有的研究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15][16]但有些情况下，所谓本土的概念可能无法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只能通过相关的例证做简介描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所谓的“文化独特性”。但无论术语是否可以翻译，外来术语和所谓的“独特性”往往都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熟悉性而对其他文化的相对陌生性。换句话说，术语的转化意味着外在不同文化的内在同一性；而无法翻译的现象或者说自认为其他文化语库中没有对应的词，不是因为其他国家完全没有类似的文化，而很可能是其他国家对于相似的现象用其他的术语表述，或者他们没有专门术语而通过意会来理解。因此，这一观点意味着在文化知识层面上，“一体两面”体现出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更多可能性，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全球化进程中各国文化的互通性。对于中国而言，面子、关系似乎是特有的，但是其他国家或多或少也存在我们所熟知的关系和面子现象。例如土居健郎就曾强调，尽管“甘え”非常贴近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但是它同样也是全体人类所共通的心理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文化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并非是有和没有的绝对区別，而只是在程度或者量上存在着差别。所以我们常说的本土文化、本土知识其实是那种“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地方特征更为明显以及更为我们熟知”的文化知识体系。另外从总体来看，如果文化知识没有一定程度上的互通性，各国之间也就无法和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和互动；如果各国人们不能相互了解，全球化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由于理论的特点，所谓的“比较”实则是一种检验，也就是说用相关的理论来对某一地区的经验现实进行解释或者用该地区的反例来进行审思，如果该理论对这一地区的经验现实具有解释力，那么，就说明该理论适用于这一地区，而这一地区就是理论体系的一个例子；相反，如果该理论无法套用到这一地区的经验现实，那么，该理论的逻辑体系则在解释这一地区的情况中产生了漏洞，通过结合这一地区的情况，该理论得以补充和完善，以至于能够解释这一地区的现实。

二、理论与标准：外在建构困境的探讨

(一)理论的界定标准

在与西方知识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理论不受国家地区这一地方性因素限制，这是界定是否为理论的客观标准之一。而与之并存、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另一个客观标准是理论一定是抽象性的。“抽象”源于拉丁语abstractio，有抽离、排除的意思。理论的抽象性意味着它具有具体事物的共同属性和特征，其中个别事物的特殊性在抽象化过程中被剔除。单个个体的行动是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而通过对多个个体相同行为的探讨并逐步搭建起一个行动模式的逻辑框架时，就形成了关乎行动的理论；两个个体的交流是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而整合个体之间不同情况的互动则形成互动论的相关模式，诸如此类。同时，这些抽象化的理论往往又是跨地域的，并且“抽象度越高，普世性越明显，概念的形式性(外延)越强，其解释也越一般化”。[17]但是，理论并非越抽象越趋向于完美。由于抽象化的理论仍然需要对特定的经验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所以，理论不能太过于抽象化而脱离社会经验现象。理论原本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并且给经验研究提供视角，增强对社会现象的敏感程度；但过于抽象宏大的理论则往往显得空洞飘渺，由此建构出来的理论至多用于言谈，失去了解释现实经验社会的意义。关于抽象宏大理论，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帕森斯的行动系统理论。尽管帕森斯用了很多公式来表示行动系统的各要素，并构建了诸如实证主义、观念论等派别的行动理论，但由于其解释空泛，以至于应用度微乎其微，并受到一系列不指明的批判。

简言之，要使得理论能够提供全球性的、普世性的视角，抽象性无疑是其重要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抽象性并不等于形而上取向，也不能以语言文字的晦涩程度作为前提。学习理论以及从事理论时，通常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在阅读某一大家的著作时，往往会因看不懂其思想而感叹“不明觉厉”，并折服于其所谓的抽象理论。甚至在理论界，经常会有一些社会学家被奉为理论家，但是他们的书却往往看不懂。当然，涉及西方著作时会产生很多因翻译所导致的误读问题，但作者本身的写作风格以及学术习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布迪厄就是一个典型。在翻阅la Distinction(中文译为《区隔》《区分》或者《秀异》)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该著作中的很多段落非常晦涩，而且句式结构十分复杂，对应的英译本和中译本也因此造成译者累而读者抱怨读不懂译文的结果。黄树仁曾指出，之所以布迪厄有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布氏文字难懂，充满了读者为之崇拜的“神秘主义”；而他所推崇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因为其文字的清晰明确而使其知名度不敌布迪厄。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从布氏的思想传承中看出。尽管布迪厄出身人类学，但他同样深受诸如梅洛-庞蒂、胡塞尔等现象学思想的影响，后者无疑是哲学思辨的典型。纵观学科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具有形而上取向的高深理论其实是对社会学向经验科学转变的一种反抗。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以来，社会学学科逐步与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分道扬镳,向真正的经验科学迈进，但这一过程却没有与学科中的人文取向分离，因此直至今日，学科中依然存在着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取向，这两种取向对应的两个极端就是定量狂和形而上的理论。一部分社会学家由于过于秉承人文传统，固守于形而上与科学独立的立场，并延续至今。但事实上，社会学理论虽然受到之前形而上学的影响，但是从经典时期开始，社会学家为脱离形而上风格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建构出的理论也应该是能够对现有的现象做出清晰的解释；即便是先前的思想传承，也能够用被大众所理解的话语来澄清。

(二)话语权：标准的来源

从标准的特点来看，不同国家的近现代思想史中一定会存在不少的理论。然而，自学科诞生至今，理论的评判与接受必然来源于历史的筛选和传承，这种方式无疑夹杂着选择的“特权”。比如从经典时期也就是19世纪开始算起，“英国出了斯宾塞，法国出了涂尔干，德国出了马克思与韦伯等社会学大师，这几个国家从此近乎垄断所谓理论的发言权。每个世代都可以有一二学者被认为理论大师，其著作被认为值得翻译为外文，流传全球。其他国家学者则被剥夺成为理论家的资格”。[18]到了20世纪，由于美国学术界崛起并成为世界学术圈的核心，诸多社会学家均被奉为理论家或者被归入到某一理论流派；当代则又回到了英、德、法的“天下”。笔者认为，其他西方国家一定也有与美国大家匹敌的理论学者，但由于受到忽视，我们无法轻易地接触到他们的理论；所以大体上，教科书中所罗列的理论家基本都来自于英、美、德、法四国，因此这四国中出现被学界所认可的理论家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后者更是在理论界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历史遗留下来并延续至今的学术惯例与理论衣钵的传承，在理论界乃至学术界拥有着统领地位和建构理论家的话语权，英、美、德、法四国为主的西方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理论观。虽然在学界有一批社会学家试图力挽狂澜，从事中国研究和社会学史、历史社会学等研究，守住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底线，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研究进程亦步亦趋，不过从学科整体上来看，尽管这样的研究的确有中国文化内涵的接引，但是其研究的精神源头仍然是西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基本还是习惯于从西方借鉴理论进行本土经验问题的研究。

诚然，始终借“他山之石”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作为理论检验的案例这样的情况一时难以得到改变。由于中国社会学尚处边缘，急于强调话语权的争夺实在有些缺少底气，而且难免会落得狂妄之名；同时，中国又因苦于没有自身构建的理论而只能邯郸学步，所以屈从于西方话语权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所以，西方主导话语权的现状对于中国建构自身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客观困境。但反过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当然不能永远依靠西方来研究自身问题，这既不妥也不自信。的确，社会学原本就产生于西方，所以从学科“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西方是创始者。在西方学者眼里，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也许只不过是西方学术框架里的一点素材、一段插播，改变不了学科的整体存在，西方学者才是推动社会学学科进程的真正力量。但从学科长时段来看，笔者认为这种知识产权是有时效性的，不可能永远是西方的专利，一旦社会学成为真正国际化、全球化的学科，它就不再为西方所专属，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由此，既然社会学开始由全球人类所共同构建，那么中国人理所应当要有自己的贡献，此时在汉文化圈内研究自身的问题，就未必不可能建构出理论并得到学科的认同。

尽管西方尤其是英、美、德、法几国的学术话语权仍在持续，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一部分跨国学者开始着手新的研究形式并进行学术互动，该互动尝试突破传统意义上西方社会学的意涵，被称为后西方社会学。大体来看，后西方社会学主要指涉的是：在所谓西方社会学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由非西方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们所建构的一些社会学说，[19]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各国不同的新发展经验对当代社会学的重塑”。[20]后西方社会学的目的在于破除或者弱化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产生一种非霸权的知识。后西方社会学意味着一种后西方空间的开启，在这一空间中，世界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完全的开放性，多元叙事的包容性可以在这一空间中存在。从前的知识生产中心之间的边界以及过去的边缘都在消失，这一现象有利于新的多样化的认知论域的出现。此外，后西方社会学还意味着致力于知识的脱裂与连续边界之间认知对等层面的错位和建立，以对抗任何形式的认知不平等。这一领域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后西方社会学由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家共同建构，这些国家有着各自和共同的社会生活体验和历史记忆；第二，具有更多的话语来源；第三，以西方和非西方国家语言在内的不同语言首次表达出来，具有更多的语言载体和阅听对象类型。[21]其中，中法学者通过几个研究层面对后西方社会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首先从社会现实的运作角度来研究两国的社会，其中涉及不平等、歧视、关系网络、移民等一系列经验性研究议题;其次，研究方法的再讨论，涉及中产阶级、族群等的测量问题；最后，世界知识的传递。虽然开展后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于中、法两国，因而没有明显改变西方霸权的情形，但是像后西方社会学的提出、非霸权知识的早期探索和传递这样的学科环境或许能够为中国产生理论提供一些潜在的可能。

三、理论与知识人：内在建构困境的探讨

(一)内在建构困境的视野层面

由于界定标准以及话语权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学者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保持着高度的敏感，这一敏感性也明显体现在对西方思想乃至理论引入的积极和消极态度上。由于这种思想上的斗争可以追溯到近现代时期，所以在此作简单说明。正如费正清、余英时等所言，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思想运动即为西方思想入侵所引起的反应或作出的回应，[22][23]其核心在于如何通过接受西方知识来达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的，于是在回应的方式上就产生了“新文化派”和“保守派”两种思想派别。“新文化派”虽然不完全否定传统思想，并且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引，但大体依然偏向于积极接受西方文化；“保守派”则坚持捍卫中国固有的本土传统文化，或对儒释道进行新的阐释，或进行文化复古，并对西方的侵入持消极甚至敌对态度。两者及其论战至今仍然对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现状产生着潜在的影响。所以，从当今一些学者的学术主张中也能依稀看出当时的些许印记。

但就社会学理论而言，不同态度的对立无疑是建构过程中的障碍。正是带有这种对立的学术取向，学者也就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同西方区分开来，这不仅体现在专著、论文中，还体现在教材中。例如，中国出版的理论教材中大部分都具西方、中国等带有地方性特点的词；不同的是，国外的很多教材最多出现古典、现代、当代这种带有时间特点的词。这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建构理论上的一大困境所在，这一困境的实质就在于，西方的文化冲击让中国充分感受到了话语权、文化霸权以及颁布该权力背后的一套策略，甚至给予了中国视野层面上的限制。具体来说，西方学者往往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待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建构，尽管经常带有西方中心主义或者霸权的取向；中国学者则要么受制于西方学科传统无法自拔，无论探讨何种研究议题都离不开西方社会学家的概念和主张并不加反思地认同，要么试图寻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抗衡西方类似的知识思想，要么闭关锁国、自行研究，基本不关注西方学界的理论动态，两者都没有跳出中西二元的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地方知识层次上，中国学界不乏一流的著作，甚至部分研究成果被翻译成外文并为他国所借鉴和比较；但是从理论的层次上，由于无法彻底摆脱中西、东西这样的割裂，使得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推进程度依然缓慢。

(二)内在建构困境的实践层面

从研究的实践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大致有四方面的困境：分工化、细粒化(fine grained)、计量化、实用化。

概观社会学理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我们大体可以对理论家进行分类。作为学科的开拓者以及学术方面的通才，经典时期或者古典时期的理论家们(孔德、马克思、恩格斯、齐美尔、涂尔干、韦伯等)往往在学科建构和发展方面具有统领的视野和尝试研究多种议题的能力，并且为后人提供基本的理论范式；[24]现代时期的理论家们则通常以不同的流派学派(系统论、交换论、冲突论、互动论、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而给予归类；当代时期，很多理论家(贝克、鲍曼、鲍德里亚、特纳、卡斯特、罗萨等)则在学科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议题(风险社会、流动、消费社会、身体社会学、网络社会、加速理论等)最有建树。从三个时段理论家特点的变化来看，有一个大致的趋势，即从一人统领多领域到多人统领一领域再到一人统领一领域，或者用更简单的话说，通才逐步向专才转变。虽然学科名称的诞生至今不过近两百年，但是人类知识却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由于知识的爆炸形式“多点开花”，所以一方面，越往后越不可能产生早期通才式的博学家；另一方面是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也在迅速累积并且独立性增强，从而导致学科内部涌现“隔行如隔山”的状况。显然，学科分工化对于理论的建构产生巨大的打击，因为“当一个学科把分支发展到极致的状态时，其结果就是琐碎。……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当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可以被拿来做研究的时候，就是这门学科非常糟糕的状态。因为我们看不到一个统摄性的问题关怀或者一种向着完整社会解释方向的努力了”。[25]而所谓的琐碎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细粒化。

简单来说，研究取向所呈现出的“细粒化”状态是一种更为细化的、纯经验的描述和解释。这种研究方式通过假装成一种增加的精确性而抛弃(成体系的、具有一定抽象性的)理论。这样的做法就构建的难度和挑战层面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加之社会学本身议题的多样化和日益碎片化，使得学者越发倾向于以细化的方式做研究。这种趋势也被称为“微妙的野葛化”(kudzu of nuance)。(3)[26]野葛是一种多年生藤本植物，分布区域广，适应性强，Healy用野葛作比喻，是为了强调该趋势的蔓延程度。如今在参与研讨会、学术会议或者审阅报告时，很容易会看到有人对其他人的理论体系产生质疑。通常他们会声称该理论遗漏了某些内容，忽略了某个维度，或者没能充分说明社会现实的某个特点。比如，当一位学者就某一现象或事件尝试提升并抽象成理论时，往往会有评议者提出其局限性：这在国内能解释，那么在外国就一定能这么解释吗？或者说，现在是这样，那以前不一定是这样。诚然，在理论的建构过程当中，的确会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也正是如此，尝试修整理论体系才显得更为重要。而现实的趋势则相反。对于这种细粒化的追求反而使得我们都尽可能避开理论抽象性和建构过程中的一些风险因素，这是我们最常听闻的质疑。所以，如上文所述，这些回应者的做法就是用特例绕开理论，而不是奋力推进抽象化或者理论的论辩并时不时审视其推进的程度，他们抱怨某个层次或者维度未受顾忌，由此要求把它们带回来，最后所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多样化的，但却又是庞杂的、细小的、独立的且缺乏紧密性。当然，对细粒化的追求也同评估手段有关。以理论与量化研究的区别为例，量化研究过程中的评估是非常明确化的。从限定条件、假设、数据、模型质量、统计方法等标准化模式可以对诸多量化研究的成果进行评判，有了上述的各种标准，成果的水平(模型的完善程度)可以显现出来。但是理论的评判没有类似具体的标准，所能回应的不是对现实的解释力，就是维度的完整度。既然无法做统合，不如量化研究来得更为“精确”和“严谨”。

而这一倾向伴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提高，使得学科内部的计量化趋势更为明显。这里并非指涉对量化研究的抗拒。实际上，理论与数据是互依共存的。数据的选取和分析需要理论作为指导并提供视角；而理论的验证、检验以及修正又需要数据作为论据做支撑。但反观当今，随着信息处理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换代，统计模型逐渐变得复杂化。相应地，量化研究也越来越注重模型的完美性，而立意深度则退居其次，更有少数研究为了保持模型的架构或者多个变量的显著而随意替换命题假设。另外，近些年来大数据在学科的应用度也急剧上升。虽然相对于传统数据——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而言，大数据似乎不那么精确，但是大数据凭借其巨大的库存可以使得部分运算简单化，而且相较于传统数据更具预测力，因而“允许不精确的出现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亮点，而非缺点”，[27]由此学科的研究方式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而随着两种形式的量化研究方法的话语权不断增加，理论逐渐趋向于边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部分极端崇尚量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一切都可被量化，包括以理论见长的人文学科。“各种人文类学科一直以来都在应用的史料分析方法，应用计算机技术等手段，无疑可以一次分析更大规模的资料。而且，一些大公司(如Google)这些年致力于将纸质资料数字化，更为这种大规模的史料分析奠定了基础。”[28]

动摇学科方法论、产生计量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实用主义的盛行。米尔斯曾将实用主义分为旧实用主义和新实用主义。早期的研究者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即满怀抱负却保持低调，不琢磨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活出新教徒的理念(living out Protestant ideals)。[29]91换句话说，旧实用主义者奉行的是学术生涯的“小确幸”生活。而新实用主义则代表了一种转向的趋势，“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它的改良动力，越发偏向于破碎的问题和零碎的因果关系，保守地向‘为企业、军队和国家所用’的趋势转变”。[29]92当时，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领域中逐渐呈现这种倾向性，“它们不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饱受打击的人们……相反，无论出于事实还是幻想，它们关注的是社会的顶层”。[29]95因此，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学术到科层、从改革运动到决策圈、从自身对研究问题的选择到迎合新主顾的需要”。[29]96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理所当然同当时美国工商业和政府密切相关。在企业、政府等机构中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新的制度关系以及所谓的研究职业，后者为大学学院中的学者提供更多的机会，由此致使他们逐步做出积极的回应。所以，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这种新式的“职业生涯”算是一种“新企业家”(the new entrepreneur)。当时在美国，不少学术团队的研究纯粹是为了政府接连不断的项目和决策而做，无论是利己(从项目中捞取金钱使自己更加富足)还是利他(并非以自身谋利为目的，而是给团队中的成员提供帮助)。当然，米尔斯所要批判的并非是职业生涯与治学共存的专家，而是把求得某一种经济、政治等作为唯一目的以及为自身聚敛财富而“治学”的那批学术企业家。中国学界当然存在不少“新实用主义”式的学术企业家，但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则更多体现在针对学术成果的一套标准化评估体系的运行，使得碎片性的、无深刻价值的文章和著作大量增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者倾向于用计量的研究方式进行文章的撰写。从学生的毕业要求、高等学府的教师聘用到学校内部的职称评定(升等)，评定的标准均是发表成果的数量以及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得快”“发得快”“套热点”就成了研究工作中的“基本操作”。相反，由于理论是“慢工出细活”的产物，需要一个大量阅读和沉淀的过程，所以在这种研究进程加快、心态浮躁的大环境下，理论研究必然成为小众学者的兴趣取向和学术领域。

四、理论与中国社会学：方法上的可能图景

前文已经从内外两个维度探讨了理论建构的困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建构社会学理论的道路已经堵死？在“全部知识学”(die gesamte Wissenschaftslehre)的层面上来看，不仅是中国，法、英、德、美等理论大国也不太可能再出现能够匹敌经典时期大家的理论家了；但是从某一专业领域以及文化历史积淀层面来说，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中国必然具备建构学科理论和范式的条件，也应该有能力产生本土出身的理论家。简言之，具备自主性的条件却拥抱“依附”不免有妄自菲薄之嫌。抱持这样一种态度，本文将从具体的实践路径和采取的视角两方面进行探讨，目的有二：其一，在经验而非乌托邦层面上秉持一种学科意义的理论自觉；其二，以具体的方法实践取代部分纸上谈兵式的学理分析。

(一)毕其功于“多”役

1.“输入学理”：借鉴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范式和框架

社会学研究固然讲究实地调查和大量数据，背后依靠的则是理论范式和视角。而与西方社会学学科体系相比，中国学科在这些方面尚没有明确的范式或者解释框架，暂时还比较落后且多有空白。盲目闭关自守并向西方宣战实属夜郎自大，因此对于指导研究的范式、框架等当然有借鉴西方的必要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需要澄清一下，这里的“输入学理”并不是指将西方学者提出的范式框架应用到本土情境中，而是从西方社会学发端开始厘清西方社会学学科的历史与体系，体会不同时代西方社会学家的视角的转换以及构建理论的过程。这和研制药方是一个道理。如果要研制对应某疾病的药方，必须先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该疾病的病理状况，知道该疾病的特征越多，研制出药方的成功率也越大。梳理的方式可以从“小我脉络”“大我脉络”两个层面入手。“小我脉络”主要是指尽可能还原某一理论家生命历程中的主要思想。这需要将版本、译本和原典进行比对、理解、解释以及讨论，同时还可以研究理论梳理过程中的误读(misconception/misunderstanding/misreading)现象，尤其是一些有创意的误读。(4)本文认为，有创意的误读意为经过误读的概念术语要比原典的意思更为丰富。比如德文中有个术语“Vergesellschaftung”，按照原意就是英文的“socialization”。达伦多夫在《社会人》中也将两者混用。[30]这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术语，但经过齐美尔[31]和韦伯[32]的解释，就成为具有特殊含义的专业化概念。“大我脉络”主要是指产生该理论家思想的家庭、社会等因素，“以大见小”。一个理论家的学术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潮的侧面反映，所以要厘清他的思想，就必须要和他身后宏大的时代背景、事件概观等方面联系起来；同时一家之言由于受到家庭、教育、阶层等因素影响，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所以还需要考察各时期理论学说之间的关系。

2.“整理国故”：在思想史中以学科视角提炼出理论

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产生过许多的思想家，也产生过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为当代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学术遗产。由于思想史的庞杂性，所以我们需要用学科的视角来“整理国故”，换句话说，从中国思想史中寻找可能的理论来源并提炼出符合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理论，对提供本土研究的来源以及检验其他国家地区都具有巨大的价值和重要性。至于如何提炼，笔者认为胡适提出的四步骤[33]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第一步，条理系统地整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说。由于学科由西方学者命名，很多学说也源自西方，所以我们通常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些学说思想为西方独有。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纷繁复杂的思想史中一定有思想家提过与已知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只是由于与历史学割裂的缘故而受到忽视；不仅如此，在思想史的文化库存中蕴藏着大量的、散乱无序的、未被研究的学科知识。因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梳理有助于积累中国学者构建理论的本土学术资源。第二步，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以及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这是对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思想家进行知识社会学或者心态史探讨，涉及流派之争、思想传承及相关的政治历史事件。第三步，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还原思想学说的内容，包括对译注(文言文转为白话文)的纠误、对一知半解甚至伪知识的澄清、文献真伪的辨析等。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逐步厘清中国历史中的学科思想体系，同时对各个时期的社会思想予以中立不倚的客观评价。

3.“现实抽象”：从本土经验现象建构出理论

纵观中国学界，经验研究中的不同领域均不乏公认优秀的专著和论文，诸多社会学家的独特视角和对中国经验现实的深刻剖析也使笔者深感醍醐灌顶，不过受限于学科本身发展的时间以及转型时期社会诸问题的呈现，使得他们很难在从事经验研究之余抽象出具有普适性、供他国参考和检验的学科范式或者方法论。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尝试中看到理论建构的一般路径。

理论抽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步骤，也即孙中兴提出的“理论心法”。第一是“观世”，即观察和体验周遭的社会现象。理论体系产生于现实的抽象，而各类实际的社会现象往往又体现在个体周遭生活中的事例。况且以本土为研究基地的优势在于，除了中国本土经验现象之外再没有别的地方让你更熟悉的了。所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需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身边的种种个案看到背后清晰的社会结构或体会到相关的处境；尤其是剧烈变迁时期的现实社会都会产生学科的诸多研究议题。这些议题为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资料。第二是“寻名”。在确定某一社会现象为研究主题之后，则需要结合本土的知识背景，并根据已有的语库，用特定的理论术语来描述该现象，即现象的概念化。当然，一个概念所表达的含义往往会在时空、历史等维度受到质疑，但这只是在概念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概念本身作为一种“理想典型”，由于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强化了自身某些特点的因素，以至于对某种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第三是“分类”，即分别将不同的概念或者不同的现象进行分类，这样便于对特点、性质、所含要素等进行把握。第四是“求序/绪”，即探寻其中可能的内在逻辑、某种规律、概念论述背后的时空因素、政治经济背景等。如此，可以将概念所涉及的、各自独立的要素通过某种特殊的关系结合起来。第五是“定型”，即将结合的结果以模型的形式制定出来。第六是“成理”，即由上述五步建构出理论。当然，自成一体的理论是否具有参考性和普适性还需要他国本土的检验，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学界的认可程度。

(二)全球视角

如上所述，毕其功于“多”役的几种方式体现出建构理论的主客位立场，并且我们也希冀这两种立场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得以并驾齐驱。实际上，输入学理的过程就是一个理解他者的过程，同时这一努力也是关于中国学者 “成为他者”[34]的客位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成为他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为当地人才能理解当地人，而是可以用一手文献或者吉尔兹所谓的“当地人案例”来给予一种与他们生活方式相关的诠释，也即“当地人的视角”(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35]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系统的客位研究无非是表达一种决心，即作为非西方的研究者，我们是否有可能有一天读出一个中国人的心得，从而能够同西方学者站在同等的水准来探讨和审视理论。或许存在关于“非西方人进入西方思想体系”的质疑，但我们完全可以以“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作为有力的回应。此外，对于这一决心，从民国时期、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伊始至今，无论是翻译、研究误读，还是对西方理论家思想的传承、质疑与反思，“成为他者”的努力基本没有中断过。与“输入学理”同步进行的“整理国故”与“现实抽象”则是逐步确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研究过程的两个实践路径。“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的场景”[36]固然不失为一种可能有效的借鉴，但是探讨各自研究主题的内核仍然是西方的。西方的诸多研究主题之所以进展迅速，无非出于两个主要原因：西方场景也即自身情境、西方思想来源抑或内在传承。所以，从“自我”的主位角度来看，如果要真正摆脱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方式和框架并且达到学科主体性的目的，我们就必然要在建构理论上做出新的努力，增强理论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力”。[37]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创设出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中国思想来源并作为新的理论范式，由此不仅可以为中国本土提供直接的视角框架，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地区“输出学理”，因为无论东西，对于不同地方而言，“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去寻求实现人类的整体性时，‘国际连带’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38]

不过，无论是“输入学理”，还是“整理国故”“现实抽象”，它们的实践方式都是以“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个作为出发点，由此，上述的讨论从认识论的层面来看无疑是具有二元论色彩的。而与理论相关的主题都是把全人类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前文也已经强调，地方性的研究是检验理论完善程度的标准，建构理论也就必然是以全球视角为前提。全球视角首先是一种“多元的主客体并置”(juxtaposition of subjects and objects)，它反对任一主体性的主导地位，提倡多元主体性，“使得不同的主体性之间有可能获得某种共通性，抑或如胡塞尔所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交互主体性”。[39]这种“互通性”意味着全球视角必然是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当然，克服主客体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反二元论，毕竟思考的过程仍然无法使两者合二为一，而且主客体二元的思维方式“将原本作为整体而呈现的现实(如人类群体或社会)分析为各种理论所建构的要素(如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从而为在更高的认知层面还现实整体以本来面目奠定了基础”。[40]此外，全球视角更体现出一种“天下共在”的关系。“共在”(Mitsein)反映了人在世界中的意义：“此在”(Dasein)指涉人本身的存在意义，而由于人共同存在于世界，所以“此在的世界是共世”，“在之中”(In-sein)也就是“和他者的共在”(Mitsein mit Anderen)。[41]“天下”则赋予了人对于世界的整体思考。仅仅停留于中西、中外等地区的界限，是一种“耳目之知”；而“天下”则属于“心胸之知”。[42]梁启超也强调，“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成天”，“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43]“天下共在”其实是上述主客体二元论的“一元”本源。如果说“多元主客体并置”是一种克服二元论的线性呈现，那么“天下共在”则是一种克服二元论的立体直观呈现。基于上述的探讨，中国学者在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原则和框架方面是能够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的，但是这种潜在可能需要克服两个方面的阻碍：其一，过度依赖现有框架并迷恋细小经验现象而怠于尝试整合理论的构思；其二，由于学科的来源以及惯于“看西方的眼色”而认为自主构建理论是一种狂傲的、虚妄的抱负。总之，全球视角是建构理论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摆脱“学术边陲地位”抑或“社会学理论检验的特殊实例”的一个有效途径。

五、结语：理论与未来

同恢复与重建之前相比，这40年来，中国在学科体系建立方面成效显著，不仅生产了诸多可与西方比较的本土知识，而且在国际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如果没有理论范式的建构与输出，中国社会学学科再怎么发展，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学术大国”而不是“学术强国”。此外，学科恢复与重建初期，由于西方学科的持续发展加上中国学科所经历的断裂，中国同西方学科水平的差距已经拉大，“啃洋书”“拿来主义”“拾人牙慧”情有可原；而40年后的当今，如果还一味地步人后尘甚至“食洋不化”就显然说不过去了。前文已经提到，与西方相比，中国在构建理论层面有三大优势：第一，作为拥有千年文明的国家，中国本土悠久的历史文化为中国提供了本土的理论资源，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思想来源，从而可能在未来的某些理论中看到中国思想的影子。第二，经历巨大变革而获得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44]不仅动摇了中国原先的“局外人”位置，而且还为自身理论贡献提供了建构的经验条件。第三，尽管后西方社会学提出不久，而且中西知识互通的主张也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响应，但这至少意味着中西平等对话的大门开始逐步打开。基于此，知识创新乃至潜在的理论才有可能被接受和认可。因此，学科发展至今，这些优势无疑是中国建构理论过程中不小的机遇。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没有学科范式和理论传统且建构环境不那么友好的情况下，为整个社会学学科提供本土理论框架、理论贡献的成效显然不可能立竿见影，相反，它需要理论学者群体的共同努力以及长期的探索和提炼。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45]从宏大战略来看，理论的建构成为了一项充满挑战性、具有历史担当意义[46][47]的任务；就社会学学科本身的丰富性而言，中国建构理论、确立学科的理论范式在于赵鼎新所指的“本体创新”，[48]以至于在学科理论中具有本体独立性的地位。本文无意参与重大战略的讨论，仅希望通过对理论观的一些思考和探析，为中国学界能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自身的些许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