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兆国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自从酒进入到人类的生活，就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酒有着好感和眷恋。从哲学的角度看，酒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酒性与人性之间也有着复杂的关联和多重的沟通。酒性的绽放与人性的澄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为此，我们尝试从酒之化性与人之气性、酒之温性与人之理性、酒之醉性与人之狂性、酒之神性与人之灵性几个层面，来探析酒性与人性的关系。依据酒性对人性的标识，可以深入分析人性能力的具体内涵，揭橥人性能力表达的不同方式。

一、酒之化性与人之气性

“我们应该喝美酒，——它才可以让你突然间恢复元气，给予你临时的健康！”［1］334酒为自然界可食用之物。酒进入人的视野，参与人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间的食色世界。酒因其源于自然界生物的幻化，饱含着人所需要的能量，这就使得酒的品质与人体需要保持一致。中国哲学认为，人的生命是万物气化流行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酒的化性与人的气性相互贯通，互为倚靠。酒以其化性的多变，从物性层面为人性提供了丰富的展示空间。①酒作为万物幻化的结果，甚至于为众多的生物带去了欢乐，激发它们的生命力。中欧温和气候带中有种泰加鸟，会突然死亡。原来是它们喜欢找那些熟透了的葡萄吃，吃下的葡萄会在胃里发酵。其他还有麋鹿、棕熊和獾，它们一旦发现发酵水果能够给自己带来如此奇妙的感觉之后，往往一发不可收拾。（［德］维多利亚酒吧：《上帝的礼物 关于酒的故事》，王海涛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32页）气性是一切生命物的活力之源。如果说一个人断气了，就表示其生命的结束。

酒之化性主要是指酒本于自然物的造化。自然食物在酵化之后，淅出的酒液改变了原来食物的形状，以一种新的能量存在方式出现在人面前。人们在观察到这些变化之后，尝试着品用酒，酒由此深入到人的生活空间。如何认识和理解酒的化性，离不开对酒之来源的分析。对酒的来源历来看法多样，东西方文化均有记载和讨论。《酒谱》专门有《酒之源》一篇，说明了酒的来源：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说有三。其一曰：“仪狄始作。”酒与禹同时。又曰：“尧酒千钟。”则酒始作于尧，非禹之世也。其二曰：《神农本草》著酒之性味，《黄帝内经》亦言酒之致病，则非始于仪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

第一种说法其实交代了两个起源，一是大禹时代的仪狄。这则起源说从一开始就带有对酒的价值判断。“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离娄下》）这两处文献说的是一件事情，即不仅认为酒有可能导致亡国，而且好酒不如善言。《孟子》中有处流连荒亡的典故，“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这也是对好酒导致身亡的一种描述。二是说尧能够饮酒千钟，可见尧的时代即有了酒。仪狄和尧都是三代时期的人物，这就说明酒在三代时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用品了。

第二种说法记载于《神农本草》，但此书已经失传。《黄帝内经》对酒则论及较多。一是提到酒的酿制，并将酒归于日常生活必需品。“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这段话介绍了酒的酿制来源和过程。“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而，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素问·汤液醪醴论篇》））酒属于五谷汤液，是人们生活之必需。酒之所以能够作为生活必需品，主要是因为酒对身体健康有益。二是酒有营卫护体，治病疗疾之功效。“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灵枢·经脉第十》）人若饮酒，则体内卫气盛行，充盈于肌肤。卫气充满，则营气也会兴盛，由此使得全身经络通行。此对身体有大益。此外，胆怯之人，饮酒之后，会因气机上扬，从而激发勇气生发。这些表述都肯定了酒具有化性。酒之化性带动了能量的转换，使之对人发生积极作用。其结果就是促进人的气性不断生成，进而丰盈人的生命状态。

第三种是说天有酒星，故而酒与天地同在。《酒谱》认为这种说法是以人事推验星辰，并不足道。今日观之，此论虽附会牵强，但也表明酒之产生有其自然之因。人类之创造物，无论其内容或形式皆有其自然发生的根源。①酒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关于我国酒的起源有很多神话传说，主要有仪狄造酒说、杜康酿酒说、酒星造酒说、黄帝酿酒说等。从已发现的酿酒遗址和大量的古代酒器中证明酿酒技术发展约有五千年时间。（李贵海等：《〈黄帝内经〉酒性简述》，《时珍国医国药》2016年第27卷第1期）

《酒谱》认为以上各种酒之起源的说法，都不足称道。那么酒究竟是何人所作呢？“然则，酒果谁始乎予？谓智者作之，天下后世循之而莫能废。”《酒谱》提及的智者虽不详所指，但却对酒的起源做出了较好的说明。从人类进化发展的角度看，酒未必是某人所作。自然界中之果实和五谷，若生腐败，必会发酵反应，产生酒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和实验，一定会发现这些发酵物的用途。日积月累，酒类饮品即被创造出来。酒被人们发现并加以再创造，增添了人们获取能量的一种新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酒之化性为人之气性提供了有益的补充。由此可见酒食同体，酒与其他食物都供给人以能量。

人的气性不仅表现在吸收酒所幻化出的能量，酒还能够扶正祛邪，导引人的气性在健康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常说的酒药同源。《天工开物·曲糵第十七》宋子曰：“狱讼日繁，酒流生祸，其源则何辜！祀天追远，沉吟《商颂》《周雅》之间，若作酒醴之资曲糵也，殆圣作而明述矣。惟是五谷菁华变幻，得水而凝，感风而化，供用岐黄者神其名，而坚固食羞者丹其色。”［2］381人们官司诉讼增多，将之归于人们的酗酒。这实际上让酒背负了不该有的罪名。酒不过是五谷的精华幻化的结果。医者发现了酒对人体有帮助，将之称为神曲，并以之用来入药。人们还用之保存食物的美味，这就形成了丹曲。这一记载不仅表明酒是五谷精华的幻化，而且也指出了酒药有着同源性。《塔木德》就说过葡萄酒是最佳良药，古代欧洲人“也用葡萄酒和啤酒作为冲调其他植物瘾品的溶剂，按《埃伯斯医药籍》（Ebers Papyrus）记载，公元前1500 年就有用酒冲药的做法。中古时代与近代欧洲几乎到处都有用酒调药的做法”。［3］91这种说法也是对酒药同源的肯定。酒就其来源说，是自然物幻化的结果。如果我们承认酒药同源，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酒也是一种对身体有补益的食物。经过人的加工，特别是现代工业标准体系的建立，洁净透明的酒，其内在蕴含的能量满足了人的身体新陈代谢的需要。我们肉眼看不见酒中含蕴的能。这种能和万物运动所借助的能一样，都是支配其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

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说，人的存在离不开气。气性属于人的本性的表达。这种气性在西方哲学那里可以认作某种意志的力量。借用尼采哲学的说法，这种意志表现为一种强力。这种强力属于酒之化性通过人之气性的一种绽放。“强力乃是作为超出自身的意愿的意志，但它恰恰因此达到自身，在其本质的完整质朴性中找到自己并且维护自己。”［2］68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所说的强力包括能力、实现和隐德莱希。酒之化性中蕴含的是最为基本的生物能。这种能是酒从自身发出的，进而又能够支配自身的一种隐德莱希。这种隐德莱希对于人体来说就是人的生命之气。

“最晚在9000年前（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比这要早得多），酒的人类史加入到了腐烂的水果和浆果自然发酵的自然史当中。”［1］8酒几乎伴生着人类的文明发展史。酒食同体，酒药同源，为酒之化性与人之气性的沟通，提供了最好的说明。酒的化性决定了酒与人体健康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人的气性是否保持平衡，就是健康与否的标志。酒因其化性，不仅能幻化五谷食物的精华，而且能够将之转化留存，输入到人体中，帮助人的身体保持健康和旺盛的生命力。人之气性表示人的自然本性。酒作为自然物的幻化，在补充能量、平衡健康方面，对人的生命存在是不可或缺的。酒乃幻化之物。物有迁转，性有升降。饮食之物为人身气机存续之基础。饮食之物于迁变中幻化出酒，其有兴起摇动之意思，亦能促人趋于感性之丰富，气性之张扬，助生命情态之多样，生境之无穷。可以说，酒不是偶然产生的，如同人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一样。从自然物幻化出的酒，与从生物演化中诞生的人，二者发生了交集，引发了酒性与人性的多重呼应。

二、酒之温性与人之理性

在一定的时空中，在各种物质元素和能量的交互作用下，很多食物幻化为酒。一杯看上去极其纯净的酒，却蕴含着多倍于其幻化之物的能量。这种能量进入人体，流进血液，激活了身体各个部分的活力。这种激活的过程，一开始受到某种控制。在酒力上升的过程中，人对酒力的控制其实就是对理性能力的锻炼。由此，酒之温性与人之理性相遇了。自从哲学家揭明了人的理性能力为人性能力的重要构成，理性就成为催动人之本质澄明的途径。

很多人认识到酒的温性，并利用这种温性，巧妙地将其与人的理性结合在一起，以此来达到其行为的目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酒之温性就被用来充当交往的媒介，以此来实现无需明喻的行为目的。①“‘温’并非视觉是所及，不是一个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的抽象概念。在生理与精神层面，它向触觉、味觉展露，而呈现出一个触之可及、直接可感的生命姿态。”（贡华南：《味觉思想》，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66页）《礼记》专门有《乡饮酒义》一篇。孔颖达说，乡饮酒篇前后凡四事，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6］1626饮酒成为各种场合仪节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些饮酒的礼节代表了儒家安排社会秩序的环节，进而体现出人的理性能力是否得到展示和认同。如“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6］1632饮酒所规定的仪节程式，为理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参照。儒者所以做出这样的考虑，正是看到了酒之于筵，能够发挥其温性的作用。

据记载，华盛顿从1751 年就开始喝朗姆酒，一生钟爱这种酒。大陆会议期间，在威廉斯堡选举前一夜的集会上，华盛顿邀请他潜在的选民畅饮啤酒、红酒、宾治、苹果酒和26 加仑巴巴多斯朗姆酒。第二天他被选举进入弗吉尼亚州议会，同时成为民兵总司令。［2］122华盛顿深知酒能够激发人的热情。他巧妙地使用了酒，以之作为社交媒介，为自己在历史舞台的展演做了很好的铺垫。酒筵展示的文化魅力源自酒之温性与人之理性的完美结合。无独有偶，丘吉尔也是终生爱酒的人。他说：“我的生活献给了一种仪式，其中包括抽雪茄和喝酒，不管是吃早饭、午饭还是晚饭的时候，还是在吃饭的间歇。”［7］162抽雪茄和喝酒作为一种习惯，成为丘吉尔的一种生活标志。当人们看到丘吉尔快乐地饮酒时，大家就会相信他的号召是理性的，是值得信任的。

人们在总结酒的温性时，曾对其做过很好的阐述。《酒谱》专门有《温克》一篇。②《诗·小雅·小宛》：“人之齐圣，饮酒温克。”毛传：“齐，正。克，胜也。”郑笺云：“中正通知之人，饮酒虽醉，犹能温藉自持以胜。”此处言酒有温暖提升之功，饮者若能理性自持，就不会堕于狂迷之境。我们择取其中的几则来分析酒之温性与人之理性的呼应。

《礼》云：君子之饮酒也，一爵而色温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温克》）

此条出《礼记·玉藻》，原文曰：“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言君子饮酒，一爵而脸色温和，二爵则开怀畅言，三爵则翩然退席。宴饮之中，酒是不可缺少的。酒之助人，在于唤醒身心，激活言语。饮酒不过量，可自如抽身。温者有暖意，克者有胜意。温克其实指饮者有自我节制之明。人们如果能够在酒之温性的控制下，则理性就可得以显达。

《郑玄别传》：马季长以英儒著名，玄往从，参考异同。时与卢子幹相善，在门下七年，以母老归养。玄饯之，会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度玄所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温克》）

李白每大醉，为文未尝差误。与醒者语，无不屈服，人目为“醉圣”。乐天在河南，自称为“醉尹”。皮日休自称“醉士”。③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温克》）

此两则描述古人饮酒温克自如。《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郑玄别传》曰：“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④李白在《将进酒》中写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这首诗不仅对饮酒之乐做了诠释，也隐含着酒之醉性与人之狂性的关联。对此，下文有专门的讨论。郑玄为东汉经学大家。此处记其饮酒三百多杯，温克之容不乱，有君子之风。李白好酒，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白居易任江州司马，自称“醉司马”，后任河南尹，改称“醉尹”。白居易作《府酒五绝》，其中《自劝》写到：“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皮日休亦称“醉吟先生”。此三位文学家，既有传世之文章，亦有传世之酒品。作文者若无理性的发挥，自然难以下笔成文。文章高手若懂得借助酒之温性，也能够催生其文学的想象，创作出千古名篇。观之今日，诗酒双能者鲜矣，此恐与酒之制作变化有关。

酒于宋代以后，烧制方法即有变化，烈酒逐渐出现。故而饮者能豪放无限者，难矣。今世之人，俗务缠身，少有脱俗者，能有醉圣之一体者，亦是稀罕。

梁谢譓不妄交，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当明月。①《南史》卷二十：“（谢朏）次子譓，不妄交接，门无杂宾。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位右光禄大夫。”（《温克》）

五代之乱，干戈日寻，而郑云叟隐于华山，与罗隐终日怡然对饮，有《酒诗》二十章，好事者绘为图，以相贶遗。（《温克》）

谢譓不妄交，足见其人谨慎，处事有度。然其于饮酒时，却显出高节名气。与清风饮，胸怀足见洒脱。与明月饮，心志足见高远。饮者欲醉，其实不在当前物事纷扰，其计更在远处。酒之温性在饮酒者的心志表白中，保持了理性的限度，成为君子之饮的象征。

《旧五代史》卷九三：“郑云叟，与罗隐之朝夕游处，隐之以药术取利，云叟以山田自给，俱好酒能诗，善长啸。有大瓠，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经时味不坏，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间，一酌一咏。尝因酒酣联句，郑曰：一壶天上有名物，两个世间无事人。罗曰：醉却隐之云叟外，不知何处是天真。”罗隐《自谴》诗云：“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生于唐末，多次参加科举不第。虽如此，罗隐却能直面生活的惨淡，无趋炎之态，自由地生活。罗隐在《黄河》一诗中写道：“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郑云叟之长啸而饮，罗隐以酒消愁，均能够把握酒的温性，来彰显人的理性。用今日存在论哲学言，二人已然识破了生存的本质。

酒能助人成温克之性，实源自酒性之有升腾。酒本属于自然物幻化之形态。然酒入人世间，升腾过度，则至乱德。故《酒谱》有《乱德》篇，以此告诫饮者不可随意超出理性的限度。饮者能葆有温克之态，则足可以证饮者有醒世之质，理性可期。酒性之温，源自酒中之能量。饮者有热感，有放处，有升腾，皆为酒性之作。正品之酒，必不使人燥狂，不使人淫乱，不使人无极。君子之饮，本乎温克，此亦为显发人之理性提供了通道。②正品之酒，以不乱人之本性为本。次品、邪品之酒，必至于乱人本性，理性也会随之错乱，而难以发挥作用。

三、酒之醉性与人之狂性

酒之化性显示了物质之能在转换过程中的精细化，这也为人之气性的运转提供了额外的活力。酒之温性则体现了酒内蕴的能量，不断地为人开显理性的能力提供了多重的动力。然而，一切皆有度。越过酒的温性，就来到了酒的醉性。酒既然幻化于一切生命物的酵化，一旦这种酵化的能量超出了人体承受的范围，那么酒的醉性就显露无疑。酒的醉性直接引发了人的狂性。这里所说的狂性，既有人的身体的狂乱状态，也有人的精神的迷狂表现。③此处使用狂性来指称与醉性相关联的人性表现。理解者也可以将狂性看出是疯性或者癫性等。从汉语表达的特点来看，狂性应当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和认同。从本质上说，酒之醉性引发的人之狂性，其过程就是揭蔽人性内蕴的本质。

早在西周，人们就认识到酒有醉性。为了避免酒醉的影响，周公就发出了《酒诰》，对醉酒的行为提出了警戒。“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酒诰》）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描述了醉酒对人的影响。他说，当有渗入能力的酒进入到人体后，就通过脉管发散它的热，人的四肢感到沉重，他的腿摇晃蹒跚，说话不清楚，精神迷糊，眼睛湿润；他大声喊，打嗝，争吵；紧接着，按照一定的顺序发生其他的症状。［8］48酒的渗入能力是酒的能量的充分表达。我们虽然无法描述人们在饮酒过程中，酒如何进入人体，扰动人的身心，使之发生狂迷。酒的这种潜在的能力，激发起人体中潜在的活力，二者相伴相应，催动人发动人性中的狂性。人酒相遇之后的相互渗透，使得酒之醉性与人之狂性互相叠加，辉映成趣。

人在酒之醉性的引发下，从理性之境跃升到狂性之境，其中理性并没有被彻底排除在外。“很多理性的人必须要喝醉，生活中最美好的就是一醉方休。”［7］32一醉方休不是让身体止在某个特定的时空阶段，而是通过酒醉，让身心彻底松弛下来。在醉性的挥洒中，人的狂性登场，上演出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几百年来，喝与不喝、净化内心与酩酊大醉之间的争斗无休无止，却难分胜负。……我们尽兴畅饮，把自己灌醉，让时间和忧虑变得毫无意义。当我们处于亢奋状态时，就无条件地定格在了此时此地。过去和将来的事情变得寡淡无味，思维也开始畅游心中。”［7］1-2身心的极度亢奋，致使人之狂性获得了表演的窗口。在酒之醉性的作用下，人的狂性也呈现出酒后疯癫的状态。①古希腊诗人欧布鲁斯在诗中描写了饮酒从适度到过度的过程。他说：我为智者只调制三缸，第一缸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第二缸是为了喜爱和愉悦，第三缸是为了睡眠，喝了这一缸之后，智者就会漫步回家，第四缸不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狂妄。第五缸导致大声叫喊。第六缸造成醉酒狂欢。第七缸导致鼻青脸肿。第八缸招来法庭传唤。第九缸引来憎恨。第十缸导致疯癫。（［加］罗德菲利普斯：《酒：一部文化史》，马百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31页）

酒后吐真言。对于未曾饮酒的人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说的话就不是真言。我们说酒后吐真言，是对酒后言语状态的心理学的肯定，以及对身体所呈现的疯癫样态的写真。“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疯癫借以明确表达自身性质的所有演变都基于语言。疯癫的实质最终可以用某种话语的简单结构来确定，这一点并没有把疯癫简化为某种纯粹的心理状态，而是使它涵盖了灵与肉的整体。”［9］91酒精刺激导致的疯癫可能是暂时的。但是这种疯癫足以让人感受到灵与肉之间的紧张得到了舒缓。在酒精作用之下，人们会用各种语言的谵妄来表述自己内心深处的苦楚与欢乐。有些苦楚是无处宣泄的。在酒醉神迷的状态下，吐出心中的苦楚成为最佳的时机。此时，人会使用各种谵妄的语言来言说自己内心的压抑的苦楚。长期生活不顺中积累的各种苦楚，一下子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语言已经不成问题。滔滔不绝的话语，填补了一切能够填满的空间。酒桌成为临时的演说场。同样，欢乐的分享也变得极其通畅。我与君把酒言欢，彻夜畅谈，让我内心的愉悦得到了痛快淋漓的表达。此情此景，何其欢乐！倾诉苦楚和分享快乐都成为疯癫的行为所极力表达的内容。语言成为疯癫的结构和标志。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酒酣状态下，只有少数人保持沉默。这种酒酣之后的沉默，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释放。因为，对于酒酣之人，他会倒向身边的人，他会提供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而这种肢体语言的表达，可能更加具有分身性，减缓性，让自己的身心松弛下来。这种酒态其实就是酒神精神的表达。

处于酒醉状态的人，世界在他面前就是一个整体。对整体的体验是其灵魂内在能力的显现。尼采曾经有过一个关于意志和浪潮的隐喻。海洋里的浪潮无目的、无意图的飘荡，类似于意志在人的灵魂内部的骚动。意志享受意愿的乐趣，和海洋享受浪潮的乐趣是一样的。醉酒之人内心的大海，逐波翻浪，外在的世界和内心的世界，在精神的狂放中，得到统一。“世界的现象已经成为内在体验的唯一象征，因此最初用来弥合思维的我、意愿的我以及现象世界之间的断裂的隐喻崩溃了。崩溃的发生不是因为在人生面前的‘目的’的超重，而是因为对人的灵魂器官的一种偏向，灵魂的体验被理解为具有绝对的优先性。”［10］185人之狂性深埋于人性的底层。有些人可能终生不会让内心的狂性显示出来。但是一旦遇到酒，酒之醉性就有可能唤醒人之狂性。酒的醉性是人之狂性澄明的催化剂。

四、酒之神性与人之灵性

酒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受宗教传统的影响，西方人认为酒是上帝的赐予，是神的礼物。从前，天上的众神觉得生活有些无趣，地上的人们努力地工作，敬畏着他们，相信命运的安排，而且会定期在祭坛上献上牲畜和人祭。众神并不满意，他们开始争吵，如何回报虔诚的人类发出的保护的请求。众神的吵闹让天空阴暗，大地颤抖，雷神在咆哮，闪电在跳跃。突然一道闪电劈开了一颗龙舌兰草的草芯，将它烤熟了，给人类创造了酒。从此，人类欣喜若狂，忘记了手头的工作，欢呼雀跃。“人们坠入爱河，放声歌唱，疯狂舞蹈，然后陷入争执，最终又归于平静，而众神也同样为自己巧妙地给人类带来的一切欣喜不已。”［7］192

由于酒幻化于万物，其中蕴含着人们难以控制的醉性的能量，所以从一开始，人们就将酒作为祭祀神灵的主要祭物。《尚书·酒诰》曰：“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酒的奇幻的能量使人们相信，献上酒，就有可能让神袛欢喜，进而得到神袛保佑。古人在祭祀献酒的时候，规定了相当繁琐的礼节。①《酒经》曰：“酒味甘辛，大热，有毒。虽可忘忧，然能作疾。”故《酒经》劝人饮酒当自制其限。酒本自然有机物之幻化，人或饮之，有神醉之感，遂以此为可用之物。古先王有制，“庶邦庶士无彝酒”。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酒之用在典礼，故酒器之重，亦可显制度尊严与等级。在祭祀之外，酒与宗教之间的联系是历史中永恒的主题。《圣经》多处提到葡萄酒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物。《创世纪》：“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传道书》：“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宗教对酒的使用，使得酒的神性在庄重的场合得到显现。从酒之通神的信仰开始，酒之神性就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献酒给神，离不开复杂的礼仪。这种献酒之礼，沟通的就是酒的神性与人的灵性。

酒神与日神代表了两种力量。阿波罗神是造型之神、预言之神、光明之神，象征着个体化的冲动、设立界限的冲动，是区分、揭示和开显的力量。狄奥尼索斯神是酒神，表征着融合和合一的冲动，是和解、消隐和归闭的力量。前者是梦之本能，后者是醉之本能。“在狄奥尼索斯的魔力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得以重新缔结联盟：连那疏远的、敌意的或者被征服的自然，也重新庆祝它与自己失散之子——人类——的和解节日。”［10］25酒神的魔力预示着酒的神性得到了彰显。在酒的盛筵中，人与人不再陌生，连那疏远的、敌意的自然也与人和解了。在庄严的祭祀中，人们在鼓乐声中，将美酒洒向大地，企盼着天地康宁，风调雨顺。众神因为得到了酒醴，享用了美味的佳酿，一切暴虐的行为都止息了。人性中最内蕴的灵性能力开始升起。“在狄奥尼索斯的醉态和神秘的忘我境界中，他孑然一人，离开了狂热的歌队，一头倒在地上了；尔后，通过阿波罗式的梦境感应，他自己的状态，亦即他与宇宙最内在根源的统一，以一种比喻性的梦之图景向他彰显出来了。”［11］27酒神有着巨大的化解的能量。在酒宴中一切仇恨可以化解，灵魂的忧郁可以得到缓解，生命中的苦境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稀释。酒神让心灵中许多在平日看来不可解开的乱麻，一下子找到了首尾的线头。生命得到了释放，身体的放松致使精神也不再紧张。在酒神的召唤下，灵性被唤醒。艺术、文学、哲学、信仰都逐渐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展示各自的魅力。

酒之神性所牵引出的人之灵性，最容易在艺术的活动中得到表达。陶渊明在《饮酒》诗的小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第五首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经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从陶渊明创作的《饮酒》诗来看，诗人是通过饮酒来抒发内心的真情。饮酒这一活动促成了诗人灵性的闪耀，真性的显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作是一种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的解读将《饮酒》诗中蕴含的人生理想以艺术哲学的形式加以升华，为后人理解《饮酒》诗的高妙的意境提供了方便法门。可以说，《饮酒》诗所达到的人生意境创造了“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12］106，这是对人的灵性的充分表达，揭示了人之存在的唯美的向度。

正是这种灵性的诗意表达，才是陶渊明《饮酒》的真意所在。“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更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13］219苏东坡在《书渊明饮酒诗后》中说，“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辛弃疾的《水龙吟》曰：“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饮酒而能记事，停觞却又欲歌，灵性已然启动。苏东坡和辛弃疾可谓陶渊明的知己。他们以诗人的千古同心，感知到陶渊明饮酒之意，乃在于释放心中的灵性。酒的神性开启了诗人心灵的窗，为世人感兴抒怀提供了出场的酵母。

海子认为陶渊明的诗代表了东方诗歌的人文气质。这种气质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14］246海子因为不赞同中国文人诗歌的趣味，所以他想借太阳神的力量进入到生命当中。他说自己要爆炸太阳，通过太阳王子来进入生命，以此来达到天才的境界。在海子那里，酒神是情欲的象征。生命不能靠情欲和死亡来支配，而要靠太阳的力来灌注生命的土地。①海子的很多作品中都闪现着太阳的名字。如《祖国》：“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海子：《海子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太阳》：“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也有人类的气味——/在幽暗的日子中闪现/也染上了这只猿的气味/和嘴脸。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不像但丁：这时候没有闪耀的/星星，更谈不上光明/前面没有人身后也没有人/我孤独一人/没有先行者没有后来人/在这空无一人的太阳上/我忍受着烈火/也忍受着灰烬。”（同上，第122-123页）海子过于崇拜阿波罗神，以至于忘记了酒神对于人的生命的调节作用。这可能是他过早地抛掷掉自己生命的一种原因。因为情欲老人酒气熏天，所以是醉的，是饿的。比起太阳，酒神似乎在海子眼中是不屑的。在《太阳》的长诗中，海子热烈地歌颂太阳。从海子对太阳神的崇拜，对酒神的不屑，可以看出他的生命的立场。这也是他批评陶渊明的诗歌只具有趣味，而不具备生命精神的原因。实际上，陶渊明的《饮酒》，已经超越了酒神和日神之间的纠缠，而具有某种灵性的力量。这种灵性在酒的神性的引领下，超越了酒神与日神的纠缠，成为人性本质能力闪光的标志。在笔者看来，人类发现和创造了酒，其实就是对人类生命本性的一次再发现。这种发现就包括上文论及的气性、理性、神性，以及本节所论及的灵性。

总结而论，酒性与人性相生相应。酒之化性助人之气性，酒之温性显人之理性，酒之醉性激人之狂性，酒之神性发人之灵性。酒幻源于万物，于酵化转换中，蕴神奇之能。人饮酒时，酒纯净万化之能入人体，布之血脉，摇动身体之气。此为人气性活跃之机也。酒有温热之性，散为上升、激越之力。君子之饮，有度可循。酒之温性，激醒理性，增创造之活力。酒有高能，可使人醉。人之有醉态，方显人之狂达。精神狂达，不纵放，不离荡，乃原生力发动也。众神相呼，雷电所应，酒神出场。酒神以其无限的张力，激活点燃人之灵性。此灵性运用于艺术、哲学和宗教，皆为通神之路。陶渊明有诗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有酒神共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