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曹丕与曹植的兄弟恩怨、才性高下，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是政治史和文学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总体上看，扬植抑丕者多，褒丕贬植者少。刘勰《文心雕龙》对曹氏兄弟多有评论，特别是《才略》篇尤为详细。刘勰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1］700《才略》篇以1423 字简要品评98 位文人的文才识略，竟花费90 个字来辨析曹氏兄弟，而且采用的是辩驳口气，可谓是具深心，有用意的。

刘勰论文学，“同之与异，不屑古今”［1］727，富有独立不倚的精神，因此不满于“雷同一响”；他所持的是大文学观，把《典论》之类子书也纳入范围，不同于他人仅仅就诗赋衡量曹丕、曹植的高下。但这还不足以彻底解释为什么刘勰如此严正地批驳“旧谈”“俗情”而对曹氏兄弟作出新的评判。刘勰的深心用意，还需要作一番剖白。

一、曹氏兄弟恩怨的“旧谈”建构

刘勰所谓的“俗情抑扬，雷同一响”，是指此前长期存在的扬植抑丕论，而这种抑扬是建立在关于曹丕、曹植为世子立嗣问题产生恩怨的“旧谈”上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曹丕和曹植为立嗣世子而发生的争斗？这且不论，从文献记述上看，在刘勰之前，曹氏兄弟的恩怨是“箭垛式”的被建构出来的。

早在三国鼎立时期，魏、吴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舆论战，相互诬蔑，“污名化”对方的国君。像《三国志·吴书·孙晧传》载孙晧烧锯断陈声头等事，应该是敌方过甚其辞的诬蔑，很难说是历史真实。《曹瞒传》出自吴人之手，此书虽佚，但是书名就是对曹操的诬蔑，残存的片段多是给曹操的身世和人品编排一些猥琐的故事，奠定了曹操在后世“奸诈”形象的基础。

较早记载曹操立嗣问题的史书，是魏末晋初鱼豢的《魏略》。此书今虽不存，但裴松之注《三国志》多有摘引。试看《魏略》这几则：

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问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2］57

（曹）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三国志·魏书·任城威王彰传》注引）［2］557

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国。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同上）［2］557

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锧，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2］564

从这几则传记可以看出，曹操的确在立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决；曹丕也一度为此紧张和不安；曹彰性格急躁，义愤于颜；曹植没有争夺立嗣的意图，为此前的任性而悔过不安，文帝待之严苛。但鱼豢《魏略》没有涉及曹丕与曹植为立嗣直接争斗的情形。

鱼豢撰《魏略》，动笔于魏末，成书于晋初［5］16-23。他是站在司马氏的立场上来写曹魏历史的，如他详细地记述太祖如何纳何晏之母，收养何晏，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2］292等等，明人陈绛就说：“此《魏略》用司马家诬说耳，岂信史乎！”①陈绛《金罍子》，明万历34年刻本，中编卷五，第10a页。意谓这是鱼豢站在司马集团的立场上对曹魏君主的诬陷。就是这样一部对曹魏没有好感的史书，也没有渲染曹丕与曹植的王位之争。

比鱼豢撰《魏略》稍晚，陈寿在西晋灭吴的280 年后鸠合魏、吴、蜀三书成《三国志》，其中也屡屡提及曹操为立太子事的踌躇，如：

（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2］557

时未立太子，临淄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三国志·魏书·崔琰传》）［2］368

时太子未定，而临淄侯植有宠。（《三国志·魏书·毛玠传》）［2］375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三国志·魏书·贾诩传》）［2］331

陈寿的这些记述，强调曹植有才，受到曹操的宠爱，差点儿被立为太子，曹植和曹丕两边都各有党与。曹植任性妄动，而曹丕矫情自饰，善于谋划，结果立定了曹丕为太子。陈寿还记述了曹植的怨望之情，特别是在《文帝纪》末评曰：“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2］89既称赞曹丕近乎古之贤主，又遗憾他气度褊狭，待诸弟无诚爱之德。

陈寿和鱼豢的记述，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乱世里，在立嗣的问题上立长还是立才？往往是诸侯们格外费神的事。传统的礼制是立长，但乱世更需要有才干的君主起来创立基业。当时袁绍、刘表、孙权都在立嗣的问题上反复犹豫过，曹操在曹丕、曹植之间举棋不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另一方面，鱼豢《魏略》定稿于晋初，陈寿撰成《三国志》在晋初太康年间。西晋初年的司马皇室遇到了与曹魏当年一样的问题。早在司马昭掌握曹魏实权的魏末，就为司马炎和司马攸谁立为世子的事费尽脑汁。司马炎代魏建晋即位后，对弟弟齐王司马攸处处防范，即使知道太子“不慧”，也不忍心废掉。结果齐王司马攸被排挤出朝，在外发病而死。晋初司马氏在立嗣问题上的犹疑，是陈寿和鱼豢记述三国历史时关注立嗣之争的现实语境，甚至可以说他们记述三国时曹操、孙权等在立嗣上的教训，暗含警示晋文帝或晋武帝以及朝臣殷鉴不远的用意。鱼豢曾说：“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于畴昔，此贤之心，何缘有窥望乎？”［2］577这话与其说是在责怪曹操，不如说是讲给晋文帝司马昭听的。《三国志》的一些记载，裴松之就曾说是“存录以为鉴戒”［2］1235。甚至我们可以大胆地类比，晋武帝司马炎、齐王司马攸、晋惠帝司马衷三人之间的关系，不就是曹丕、曹植和魏明帝之间关系的翻版吗？如果说司马氏代魏是曹魏代汉的重演的话，未尝不可说司马皇室的立嗣问题是曹氏宗室立嗣问题的重演。

但陈寿只点出了曹植的任性和文帝的机谋，兄弟之间存在“携隙”，并没有记述曹植和曹丕之间发生冲突。随着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晋皇室的矛盾从争夺立嗣转为宗室向皇权发难。参加“八王之乱”的，除了晋惠帝的叔伯外，还有亲弟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乂和从弟齐王司马冏，兄弟之争成为皇室内的严重问题。相应地，对曹魏历史的叙事，重心也就从曹操立嗣的犹豫转向了曹丕、曹植兄弟之间的斗争。陈寿只说曹丕“御之有术”，从西晋郭颁开始，就敷衍出了各种机诈谋略。郭颁《世语》载：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2］609

这就正面描写了曹丕与曹植之间的勾心斗角。裴松之批评郭颁《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或许就是指这一类的记载。东晋孙盛《魏氏春秋》载：

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2］561

王指魏王曹操。这里就把曹操对曹植的疏远归咎于曹丕的故意陷害。到了宋初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进一步衍生为曹丕有意要置弟曹植于死地。《尤悔》第一则：

叙述曹丕用药枣毒杀了任城王曹彰，又想毒杀曹植事。最著名的“七步诗”故事，就首先见载于《世说新语·文学》，故事一方面是表彰曹植才思敏捷，另一方面揭露了曹丕对兄弟的狠毒。《世说新语》对曹操、曹丕竭尽揶揄讽刺之能事。《贤媛》第4则载：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3］669

这是《世说新语》最为辛辣的一则，以其母亲的口吻把曹丕的人品贬至猪狗不如。《惑溺》第一则载曹丕破袁绍邺城得甄后事：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这个故事，《魏略》和《世语》都有记载，但只是描写曹丕如何欣赏甄氏的美貌而纳之；《世说新语·惑溺》的记载竟然转化为曹操、曹丕父子之间争抢甄氏。可能因为这种改编过于不伦，后来再衍化为“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6］895云云，变成曹植、曹丕与甄后之间的三角恋爱，并以《洛神赋》相比附。

《世说新语》关于曹魏皇室的记载，多是“小说家言”，有的是根据前代史书的记载而大加发挥；更多的则完全缺乏历史根据。那么刘义庆组织文士编撰《世说新语》为什么要如此诬蔑、作践曹操、曹丕父子呢？这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南朝宋武帝刘裕自称是西汉楚元王刘交之后，自然对窃取刘汉江山的曹魏没有好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刘裕建立宋政权后，苛刻地对待刘宋宗室，严加防范；特别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猜忌，使诸王和大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7］55-64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借叙写曹丕对兄弟的猜忌和恶毒来隐射他对宋文帝的不满。

从《魏略》到《世说新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曹丕、曹植兄弟的恩怨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曹操在立嗣问题上犹豫不决，曹丕为捍卫世子位置而花费心思，应该是史实；至于毒枣事件、七步诗、乃至曹植与甄妃的不伦之恋等等“旧谈”，不过是小说家言，是后世文士从当下现实处境出发对历史事件的某一方面的强化和夸张。时代越久，细节越生动，离历史真相就越远。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所言，“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1］287在同一篇里，刘勰就批评鱼豢《魏略》、孙盛《魏氏春秋》等杂史“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鱼豢、孙盛、刘义庆等对曹丕、曹植等的记载，大约可当此批评。

在曹丕、曹植冲突的建构中，人们的褒贬愈益分明，往往是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为有才不获驰骋的文士鸣不平，曹丕的文才遭到贬抑，曹植任性和才气得到夸张和提升，所谓“八斗才”“七步之才”“才若东阿”在南北朝时成为文才颖异的代名词。这都应了刘勰所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的俗情。

二、萧齐宗室争斗是刘勰重评丕植的现实考量

曹丕曹植优劣论，体现出人们同情弱者这一普遍的“俗情”，这是由来已久的“旧谈”。刘勰为什么要花费笔墨来对此加以辩驳呢？除了刘勰“同之与异，不屑古今”的独立的文学批评精神外，还有他的现实考量。这需要联系宋齐，特别是齐代的宗室争斗情况来加以推测。

刘宋、萧齐都是素族豪强凭借其武功而取得政权，刘宋宗室成员多不读书，粗野鄙陋，如《宋书·刘道怜传》谓其“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8］1462，出身低微，生性鄙拙，而贪婪无度，动生衅端，觊觎皇位，多不臣之心。因此，宋齐帝王对宗室藩邸管教尤为严格，齐武帝时，“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只能看孝子图而已”［9］1088，不得习学弓箭骑马，并设有典签给予严密监视。宋齐之典签，近乎曹魏时期曹植、曹彰等人身边的监国使者。即便如此，也不能消泯宗室的猜忌之心。兄弟之争，叔侄相斗，宗王叛乱，骨肉相残的闹剧，刘宋和萧齐的皇室一再上演，特别是刘宋孝武帝时期的大肆杀戮和萧齐明帝对武帝子孙的屠灭，最终导致了两个朝代的衰落，可以说刘宋和萧齐不是败给对手，而是宗王内斗，自取灭亡。清人汪中《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统计，刘宋六十年中，皇族129人，被杀者121 人，其中骨肉自相屠害者80 人。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更详细地统计，皇族158人，子杀父者1 人，臣杀君者4 人，骨肉相残杀者103人，被杀于他人者4 人，夭折者36 人，无子国除及出奔者34 人，其令终者3 人，其令终与否不可知者2人。［10］刘盼遂统计，萧齐七世24年，其本支人物之可考见者，约得100 人，而被诛夷者57人。［10］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刘宋和萧齐是皇室骨肉相残最为残酷的朝代，其国祚之不长，原因也正在此。刘勰约生于刘宋前废帝永光元年（465），《文心雕龙》约作于萧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这30 余年时光，他耳濡目染了宋明帝刘彧疯狂屠戮宗室、萧齐代宋、齐武帝与萧嶷的斗争、齐明帝对武帝子侄的屠杀。现实中的皇室政治斗争不能不影响到他对历史上的宗王问题的关注和认识。

萧道成趁刘宋皇室无人而夺取其江山建立南齐朝，因此在临终时告诫武帝：“宋氏若骨肉不相图，它族岂得乘其弊？汝深戒之。”［9］1080但是他自己埋下了宗室相斗的隐患。建元年间“世祖（武帝萧赜）以事失旨，太祖（高帝萧道成）颇有代嫡之意”；［4］409“豫章王（萧）嶷素有宠，政以武帝长嫡，又南郡王兄弟并列，故武帝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9］1170高帝萧道成既立了萧赜为太子，又宠爱次子豫章王萧嶷，有改易之意，这不完全是在重复魏王曹操当年的错误吗？结果导致了武帝萧赜与豫章王萧嶷兄弟之间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12］武帝对几个弟弟时刻防范，不加亲宠。萧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4］414萧晃少有武力，太祖萧道成常曰：“此我家任城也。”［4］624就把他比作曹操之子曹彰，但得不到武帝的亲宠。萧晔有非常之相，“执心疏婞，偏不知悔”［9］1082，武帝对他颇有忌讳，故无宠爱，未予重任，萧晔曾抱怨说：“陛下爱其羽毛，而疏其骨肉。”［9］1081武帝不悦。武帝对萧晃、萧晔诸弟都未加重用，“当时论者，以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9］1080。指齐武帝萧赜对待诸弟既不像曹丕对待曹植、曹彰那样刻薄，也不如汉明帝那样爱护多次造反的弟弟刘荆。萧子显在《南齐书·齐高帝诸子传》后“论曰”中特别引了曹植《表》所谓“权之所存，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的感慨，并肯定说：“曹植之言，远有致矣！”［4］1093可见当时人在议论皇室时就已拿汉魏作比较，那么刘勰评论曹魏宗室时含有对现实政治的考量，也是合乎情理的推断。

齐武帝对兄弟寡恩，已导致宗王离心离德。特别是他临死前，走了一步败棋，直接引起萧齐皇室大乱。当时文惠太子早薨，武帝临崩前，众论物议，以为当立次子萧子良。宁朔将军王融就想到要矫诏拥立萧子良即位。从当时的政治格局上说，要想镇住诸宗王和名士大姓，的确需要一位年长成熟的继位者。正如当时袁彖所说：“齐氏微弱，已数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尽，命之所馀，政风流名士耳。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安社稷，恨其不能断事，以至于此。”［9］1105结果没想到武帝遗诏将皇位传给了刚弱冠的皇太孙郁林王萧昭业，让萧子良辅政。而萧子良素来仁厚，不乐时务，又将辅政实权让给了武帝的从弟萧鸾，于是大权旁落。萧鸾贪狠残暴，连续废掉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自己称帝，即齐明帝。他一登基，就于建武初（494、495）大肆杀戮高帝、武帝的子孙。“自建武以来，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9］1105，皇室成员人人惶惶不可终日。而“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4］749，导致宗王叛乱此起彼伏。至明帝临崩的永泰元年（498），他又担心“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再次大开杀戒，将高帝、武帝和文惠太子的子孙杀戮殆尽，萧齐的根本也就动摇了。明帝驾崩时，年长的儿子萧宝卷、萧宝融才十余岁。于是，宗室之争再次兴起。东昏侯萧宝卷在位时，三弟萧宝玄“恨望有异计”，参与崔慧景的叛乱，兵败被杀，萧齐皇室已虚弱且混乱至极。结果梁武帝乘虚而入，取代了萧齐。宗王之争像解除不开的符咒一样，萧齐犯了与刘宋一样的错误，落得与刘宋一样的下场。

萧齐政权的短暂收场，就归因于宗室的内乱。朝廷是权力斗争场，人人觊觎权杖，都想称帝，必然导致兄弟叔侄之间骨肉疏离，甚至自相残杀。从个人立场看，世道艰难，政治险恶，逞才使气容易招致祸端。如齐武帝五弟萧晔，擅长诗文，执心疏婞，偏不知悔。武帝临崩，大行在殡时，竟然于众中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立太孙。”［9］1083结果于隆昌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28 岁。齐武帝第八子萧子隆，性和美，有文才，娶尚书令王俭女为妃。武帝以子隆能属文，谓俭曰：“我家东阿也。”就把萧子隆比作东阿王曹植。“明帝辅政，谋害诸王，武帝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见惮，故与鄱阳王锵同夜先见杀”。［9］1113史书载齐高帝凡十九子，唯有萧轩“以才弱年幼”得全，但明帝临死之前还是把他毒死了，以防后患。萧齐宗室与刘宋宗室相比，更饱学擅文，有才华，但以才貌招致祸端的惨案比比皆是。武帝之弟萧锵“性谦慎，好文章”，曾与萧子隆计划废掉萧鸾，结果被明帝萧鸾杀害。另一弟萧锋善书法，能文章，时鼎业潜移，萧锋独慨然有匡复之意，也遭明帝毒手。这些血的教训，不能不影响到刘勰，而提出对宗室成员逞才任气的警戒。曹植与上列诸人一样，既是文士，更是宗王。像曹植那样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便是引颈承戈，自取灭亡。

整个萧齐的皇室中，唯有萧嶷一支保存完好。萧嶷是高帝萧道成次子，辅佐父兄代宋建齐，建立功勋。兄长萧赜继位后，萧嶷“常虑盛满”［4］413，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萧嶷常警戒诸子曰：“凡富贵少不骄奢，以约失之者鲜矣。汉世以来，侯王子弟，以骄恣之故，大者灭身丧族，小者削夺邑地，可不戒哉！”［4］1065临终时，召子萧子廉、萧子恪曰：“吾无后，当共相勉励，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富贫，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勤学行，守基业，修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9］1066萧嶷在齐皇室中的处境非常近似于曹丕登基后的曹植。而且当时人也是这么看待的。梁武帝取代萧齐后，对萧嶷的儿子萧子恪说：“曹志亲是魏武帝孙，陈思之子，事晋武能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13］509曹志是曹植次子，萧子恪是萧嶷次子，梁武帝不正是把萧嶷比作曹植了吗？萧嶷饱读诗书，静默退素，以文史传家，十六个儿子都全身入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子恪亦涉学，颇属文”［13］509。其中萧子显还撰著了《南齐书》。尚文而谦退，是萧嶷一支的门风，为宗王在乱世中的行为举止树立了典范。刘勰在论曹丕曹植时，有意地矫正过去扬植抑丕的“旧谈”，对曹植任性使气、凭文才盛满而有竞心加以贬抑，实际上就是为当时的宗室子弟标尚一种谦退收敛的处世态度，毕竟曹植身份是宗王，而非一般的文人。刘义庆撰著《世说新语》采取扬植抑丕的态度，是因为他的身份也是宗王，与曹植的立场和处境近似，借扬曹植以吐气。刘勰撰《文心雕龙》，则着眼于对政局的关注和担忧，借重新评价曹植兄弟，以在萧齐的政治格局中抑制宗王的任性狂悖。这不论对宗王的全身远害，还是朝政的和谐稳定，都是不无意义的。正是有这一层现实的考量，刘勰才一反传统的“扬植抑丕”论，对曹植显有微辞。

三、结 语

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各篇中，刘勰“扬丕抑植”的立场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明诗》篇曰：“暨建安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1］66把曹丕列在曹植之前。其实，就五言诗来说，曹丕的成绩不足以与曹植并列。《诔碑》篇论诔体曰：“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旨言自陈，其乖甚矣。”［1］213《封禅》篇曰：“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勣寡，飙焰缺焉。”［1］394《杂文》篇曰：“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1］255《论说》篇曰：“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1］328曹植不善持论，《辨道论》比不上曹丕“辨要”的《典论》。但曹植之上表，独冠群才，诗体四言与五言兼善，这二体的成绩是曹丕不可比拟的。兄弟二人在文体上“迭用短长”，各有偏擅。这与稍后钟嵘《诗品》专论五言诗把曹植置于上品，曹丕置于中品，显有不同。

如前所论，刘勰“扬丕抑植”，不只是对历史上的曹丕、曹植作出高下之分，还体现出他对当时萧齐宗王内乱政局的关注和担忧，暗含的用意是，有文才的宗王在乱世中应收敛个性，明哲保身，维护朝政的稳定。这里表现出刘勰论文的淑世情怀。“淑世情怀”在《文心雕龙》里随处可见。如刘勰对近世文风的批评，《程器》篇强调文士“达于政事”的实际才干；《史传》篇感叹“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的不合理，无不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史传》篇曰：“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1］285而刘勰撰著《文心雕龙》 时正是“宣德太后临朝，入居内殿”。［4］《和帝本纪》114如果联系这一政治格局来看，他用70 余字议论“妇无与国”的事，就不是无的放矢的。这些居今论古、借古指今的地方，刘勰说得不太直白，后世研究还不够充分，有待发覆，须要联系当时的历史作出合理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