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莹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先例。《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沿袭了为少数民族政权立传的传统。通过《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班固与司马迁等对匈奴看法的差异，既被传统史家广泛讨论，也是新史学中的热点问题。

在研究班固对匈奴的认识方面，张大可在《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试探》一文中表示：司马迁将各民族传夹杂在各名臣将相列传之中，体现了司马迁夷夏一统观念。而班固则将各民族传列于列传最末，认为班固在“少数民族立传问题上反而倒退了一大步”[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张新民的《司马迁、班固民族观及史学实证精神异同论》、顾竺的《史记十大名篇解读》。仅仅通过民族列传的编排方式的变化，就得出班固在民族问题上倒退一大步的结论，似乎有些牵强。为此，赵永春发表《论班固的民族思想》一文对上述观点进行反驳，认为班固实质上继承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观念，并批评班固过分强调夷夏差异[2]。刘春华进一步认可了赵永春的观点，指出班固的“用夷变夏”的思想并非强烈的“夷夏之辨”[3]。

关于班固所持的对匈奴关系立场方面，朱枝富在《论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一文中，得出了班固反对和亲的观点[4]。阿其图《<汉书·匈奴传>与<史记·匈奴列传>的对校刍议》认为，班固的民族政策为“羁縻制”[5]。但在论述过程中，未详细剖析班固该看法形成的具体原因。

首先，学者们在对比研究时，经常出现扬马抑班的现象，忽视了不少既有史实。其次，在研究班固对匈奴态度时，往往以偏概全，忽视了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史料，导致其得出的结论具有片面性，缺乏对问题的整体关照。

本文拟通过《汉书·匈奴传》，兼采取其他相关史料，力图真实展现班固对匈奴的看法。

一、 班固对匈奴的认识

班固对匈奴的看法既有积极方面的认识，如夷夏同祖、良好文化交流以及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汉匈关系，也有消极方面的认识，如对中原危害大且与汉种别域殊。

(一)班固对匈奴的积极认识

1.汉匈同祖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山海经》云：“黄帝生苗，苗生龙，龙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壮，是为犬戎”[6](P382)。同时又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又言“黄帝生叔均，叉均生北狄”[6](P357)。北狄、犬戎均为匈奴的别名，按《山海经》相关记载，匈奴的始祖亦为黄帝。虽然对《山海经》的可信度以及史料价值众说纷纭，但仍为夷夏同祖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云“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7]，《汉书·匈奴传》继承并发展了汉匈同祖这一理念。司马迁与班固均将匈奴始祖的时代向前推进，认为桀之子——“淳维”是其祖。不仅如此，后世学者也大都沿袭了这一说法，并进一步具体化。宋代罗沁所撰《路史·后记》云：“桀放于南巢三年死于亭山，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北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猃狁”[8]。罗沁之述继承了司马迁与班固的夷夏同祖观念，并将“淳维”之后匈奴可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归于其“父死，妻其妻”的婚姻习俗。

综上可知，关于班固汉匈同祖的观念，显而易见是受到了《史记》《山海经》等相关记载的影响。同时也可看出，班固本人对这种看法持认同态度。首先，班固在《汉书·匈奴传》开篇即言：“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9](P5607)，与汉同祖。其次，班固《汉书》在编写体例上，继承了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的传统，并将《匈奴传》放置《外戚传》与《王莽传》的前列，从这一点亦可看出班固将匈奴与汉视为一体，认为匈奴应是大汉王朝统治的一部分。

2.汉匈之间的良性互动

“披发左衽远在荒服之外者”[10]“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名曰荒服”[9](P5609)。从上述记载可知，披发左衽者，即匈奴，其常居于荒服，甚至是更远的地方。西周时期的疆域主要为河南、山西、山东大地区，以及河北南部、陕西南部等部分地区。而泾水、洛水在宗周的北部、成周的西部。将戎夷驱赶至泾、洛之北，就使得匈奴居住于长城南部附近，距离统治中心较远。而关于荒服，则有“五百里荒服”[11]“五服甸侯绥要荒，荒在最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师为二千”[12]等记载，从中亦可知，荒服距离宗周、成周较远。由于在其附近，周的诸侯国较少，该区域是“远于教化，非梗化也”[13](P120)的地区。在此地的匈奴拥有很强的独立性与很大的自主权。在《汉书·匈奴传》中，班固借严尤之口将周对匈奴的政策评为“中策”，而汉为“下策”，与汉相比，班固更加赞赏周在处理与匈奴关系时所采取的政策。由于严尤的言论是为了劝谏王莽欲征讨匈奴的行为，因此可以说，采取战争的手段来处理与匈奴之间关系的这一做法，班固在一定程度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自战国以来，中原与匈奴之间虽时有战争发生，但也出现了“赵武灵王亦变胡服，习骑射”[9](P5613)的现象。赵国开始学习匈奴的服饰、作战方式，二者之间出现了文化交流的迹象，开始相互影响且程度不断加深。到西汉时，汉匈之间除了和亲之外，汉高祖“岁奉絮缯酒食物各有数”[9](P5607)，孝文帝给匈奴“服、袷衣、长襦、锦袍各一”[9](P5708)，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时，被赐予“絮六千斤”“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9](P5631)。汉对匈奴赏赐了大量的絮缯，絮缯是中原地区在制作服饰时常采用的原材料，匈奴则“与中国殊章服”“衣其皮革，披旃裘”[9](P5607)。据匈奴的生活习俗可知，由絮缯所制作的衣服并不适合匈奴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从汉得到的絮缯，奔驰于草棘之中，必将“衣袴皆裂弊”。但是，由于“单于好汉絮缯食物”，因此自汉高祖和亲伊始，缯絮就成为必赐之物，受到了匈奴的喜爱。在思想文化方面，匈奴也深受汉文化影响。自从呼韩邪单于称臣于汉之后，汉匈之间关系亲睦，呼都而尸道若鞮单于“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9](P5708)。若鞮在匈奴的文化中是“孝”的意思。显然，匈奴受到了中原孝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汉匈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和亲，抑或是战争，都为汉匈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提供了平台。但二者之间的相互借鉴与学习，绝不是一种迫于无奈的被动选择，而是一种出于偏好或实用主义的主动靠拢。

3.相对稳定的汉匈关系

孝文帝遣使给匈奴的文书中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9](P5631)。孝文帝在此观念的指导下，“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9](P5635)。汉匈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汉武帝时期自马邑之谋后，汉匈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匈奴在逐渐势弱以及汉军的军事攻击下，也并未中断与汉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9](P5635)的局面。汉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更是“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9](P5674)，直至王莽讨伐匈奴，其间汉匈无战争。因此，匈奴单于也认可“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9](P5697)的说法。

汉匈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上过程，最终形成了以长城为界，分而治之的局面。汉匈之间这种平和的两不相扰的局面，正契合了班固对匈奴“外而不内，疏而不戚”[9](P5714)的态度。

综上，通过分析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关于汉匈同祖这一观点，班固是持认同的态度，且在史料中也大量存在汉匈之间互相交流、相互借鉴学习的记载。

(二)班固对匈奴的消极认识

在当时汉朝的大历史背景下，汉匈之间的关系也是异常复杂，这就导致了班固对匈奴的认识更加立体化，不可能只存在积极方面的单一认识。我们通过分析《史记·匈奴列传》与《汉书·匈奴传》中对于同一件史事记载的差异性，来探究班固对匈奴认识的消极方面。

1.强调匈奴的危害

在《匈奴传》中，班固通过史料的删减和更改，对夷夏之防这一理念有其具体表现。

关于申候联合犬戎征讨周幽王的记载。《史记·匈奴列传》云：“穆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候有却。申候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王之焦穫，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7](P2881)。司马迁将戎狄“暴虐中国”的原因归咎于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进而与申候之间产生的矛盾，且阐明戎狄侵暴中国实质上是申候与之勾结的结果。而此事件在《汉书·匈奴传》中则记载为：“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9](P5609)。从上述史料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班固将周幽王宠爱褒姒，申侯勾结犬戎等记载均删除，对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问题，仅以“王室衰弱”四字进行概括。此处更改含有戎狄侵犯中国之心由来已久之意，突出戎狄对中国的危害始终存在，只要中原出现衰弱之势，戎狄必将“以骑驰蹂稼穑”[9](P5629)。

《史记·匈奴列传》云：“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7](P2882)。《汉书·匈奴传》在其基础上，增加了“靡室靡家，猃狁之故”[9](P5609)的记述，且在叙述过程中将顺序加以改变。在《史记》中，上述史料位于该段落的最后部分，对戎狄侵犯中国的具体事件有一个详细的过程性描述。从“申候怒而与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到“秦襄公伐戎”“山戎越燕伐齐”“齐桓公伐山戎”,再到“周襄王黜敌后”从而“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侵盗暴虐中国”[7](P2885-2886)。由上可知，“中国”与戎狄各有攻防，其战况并非由一方主导，是互动始终的一个过程。与之对比，在《汉书·匈奴传》中，班固将周王室的衰弱归咎于“猃狁之故”，且将“中国”与戎狄互为攻防的战争进程后置，在未交代前因的语境下，直接指出匈奴对中国的侵犯，以此来突显匈奴的危害，以及其战争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进而对匈奴的形象进行负面化处理。

2.汉匈之间的根本差别

冒顿单于杀父自立的过程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并未记述。而在《汉书·匈奴传》中，班固对此过程记录得较为详尽，凸显以冒顿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苟利所在，不知礼义”[9](P5607)。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是古人所尊崇的一种优良品质，对此也有诸多精彩论述，如《论语·述而》中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4]。《孟子·告子上》中说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5]。

除此之外，《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7](P2895)。但在《汉书·匈奴传》中，班固将“妄言”展开，“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9](P5622-5623)等相关表述。从表面上看，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冒顿单于“未尝闻中国礼义”，以此贬低匈奴，但究其根本，是为了表达汉匈之间的文化之别，从而导致了行为上的差异。在高祖时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以和亲”[9](P5622)，并且匈奴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9](P5607)的婚姻习俗。因此，从冒顿单于的角度出发，有此请求，似乎并无不合理之处。但从“高后大怒”欲“发兵而击之”的记述中亦不难看出，此种行为是中原礼仪所不能接受的，再次呈现了汉匈之间文化上的差别。

《史记·匈奴列传》中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7](P2890)。该表述在《汉书·匈奴传》则记为：“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世信官号可得而记云”[9](P5617)。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到，班固将“中国”改为“诸夏”，将“世传国号”改为“世信官号”。

首先，分析第一处改变。“中国”为政治概念，而“诸夏”与“夷狄”相对应，为文化概念。从强调行政区域上的不同，发展为文化观念上的差别，进一步深化了汉匈之别。其次，再看将“世传国号”改为“世信官号”的这一变化。汉朝为一个国家，若匈奴被称为“国”，那么匈奴与汉朝则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对于自幼受正统观念影响、接受儒学教育的班固来说，这是他不能接受的一种表述。因此，将其改为“世信官号”，意为匈奴向汉朝称臣，否认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存在，以此来抬高汉的地位，降低匈奴的地位。

《汉书·匈奴传》这一部分多是对《史记·匈奴列传》的沿袭，但其中也有不少更改的地方，以上列举的史料亦非全部。通过对比分析可知，细微变化之处，正是班固对匈奴态度的彰显之处，以此来贬低匈奴地位，抬高“诸夏”的地位。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直至呼韩邪单于时，匈奴才“赞谒称臣而不名”[9](P5674)。但是，由于班固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将匈奴称臣的时间提前至冒顿单于时期，“世信官号”的出现便是暗示匈奴向汉称臣的依据。

综上所述，从班固的视角来看，汉匈之间的差别从性质上来说，是文化差别；从等级上来看，是君臣之别。

二、班固在处理与汉匈关系时所持态度分析

在处理与匈奴关系方面，班固同样未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和亲”或“战争”持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

(一)关于和亲

1.支持和亲

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北匈奴单于遣使欲向汉请求和亲时，由于匈奴常背弃和约，因此诸多大臣反对和亲。但班固言：“……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16](P108)。这里的“故事”即指自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实施的和亲政策。可见，虽然匈奴常“背约离兄弟之亲”，但班固仍认为，此时采取和亲的方法来保持与匈奴之间的交往是首选。

2.反对和亲

董仲舒支持和亲，他认为通过“厚利”“盟于天”“质其爱子”等方法，来“没其意”“累其心”，最终达到巩固汉匈关系的目的。而在后面的记叙中，班固则认为董仲舒的观点“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9](P5711)，最终只会助长匈奴的变诈之心。因此，班固云：“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9](P5710)。

由此可知，班固对和亲是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如果一味地依赖于和亲，则“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终将会造成“信甘言，守空约”[9](P5711)的后果。

(二)关于战争

1.支持战争

关于孝文帝攻打匈奴，《汉书·匈奴传》相较于《史记·匈奴列传》有不同的记载。《史记·匈奴列传》中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7](P2895)而《汉书·匈奴传》在记载此事时，增加了对匈奴危害的记述，如：“捕杀吏卒，驱侵上郡保塞蛮夷”“陵乐边吏，入盗，其傲无道”[9](P5624)。上述更改为汉“其发边吏车骑八万诣高奴”提供了合理依据，同时也突出了孝文帝此次征伐的正义性质。除此之外，班固随窦宪征讨南匈奴获胜后，在今蒙古杭爱山上作《封燕然山铭》云：“兹所谓一劳而永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名，昭铭盛德”[17]，为窦宪歌功颂德。班固认为战争有“一劳永逸”和“暂费永宁”之功。由此可见，班固支持战争，若非如此，也不会将孝文帝征讨匈奴的战争进行美化，自然也不会宣扬窦宪征讨匈奴的战功。

2.反对战争

在《汉书·匈奴传》中，班固非常详尽地记载了严尤劝谏王莽止战的论述。在严尤看来，汉长期以来对匈奴的征讨为“下策”，而将周的服事制度视为“中策”，并且详细地向王莽分析了不宜征伐匈奴的原因。班固在最后指出，王莽此次征伐造成了“天下骚动”的后果。

从该段记述中可以看出，班固借严尤之口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认为其打破了汉匈之间长期维持的平衡状态，最终导致“天下骚动”。这也正好契合了本列传中杨雄所言：“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班固无论是在对匈奴的认识方面，还是在处理与匈奴关系时所采取的态度方面，都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精神。班固反对僵化的观点，认为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待时而动、考虑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