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斌

（1.大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8；2.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一、良知在人心

王阳明认为良知在人心上，也在事物上；在人心上求得的良知与在事物上做工夫求得的良知是同一个良知。天下万物、古今万世只一个良知。

（一）天下一个良知

王阳明认为天下只有一个良知。他说：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弊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为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1]168-169

这段话表达了王阳明的一个基本观念：天下万世只有一个良知。首先他认为尧舜之道是道在尧舜身上发端而成尧舜之道。尧舜之道也是孝悌之道；孝悌之道是就人之良知，是在最真切笃厚、不容弊昧处言说道，是尧舜之道。因此尧舜之道、孝悌之道是一个道或良知，只是就尧舜身上或就孝悌上言说道，因而是良知，且是同一个良知。王阳明进一步认为这一个良知无处不在。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举止动静等一切事物（也包括身、心、意、闻见等）上求的那个良知与事亲、从兄上求得的那个良知是同一个良知，只是针对不同的事物言说同一个良知而已。所以在千变万化，以至于不可穷尽的事物上求得的良知都与那事亲、从兄的良知是同一个良知，没有例外和遗漏。所以事亲、从兄的良知就是那尧舜之道，此外再没有其他良知。所以天下万物、古今万世只是那一个良知，这一个良知在人事的最切近处言之，就是事亲、从兄的那个良知，这出的良知最为真切笃实、人人都有、最不容弊昧。这个良知放之四海皆同，施之古今皆一。所以同一个良知在不同的事物上有不同的名称，其实皆是同一个良知。王阳明如是回答他学生关于一个良知的问题。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1]36-37

因此那一个良知在不同的事为上、在不同的境遇中有不同的名字。仁、义、礼、智只是同一个良知在不同事物上的不同的名字。同时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良知，良知又会有不同的称谓，如天、帝、命、性、心等，其实只是一性。这一性，在不同的事为上又有不同的名字。性、命、天、良知、帝等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不同称谓。

良知以心言谓之性，那么在人心上做工夫，会不会遗忘物理？对此，他在致顾璘的信中如是答复：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也？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达之处。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1]95-96

在心上做工夫而遗弃物理，则失却本心，也不知本心为何物，所以“心即理”。外吾心而求物理，理将没有着落，不知理在何方，也不知所求者是什么，所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所在物上做工夫所求得的理即是在人心上做工夫所求得的理，所以“吾心即物理”。物理即是良知。良知以孝亲之心言谓之性；以孝亲之事言谓之理；性即理，皆是良知。心是身之主宰，这是人的最为切近、不应昧之处；就此处说良知，即是性；就事事物物上说良知，即是理。所以人心之理即是天下万物之理，人心实统乎万物之理，无心外之理。求本心而遗物理，不知在心上求个什么！性与理为一；心与理为一。王阳明反对将心与理分开。所以有孝亲之心，就有孝亲之意，就会有孝亲事，当然会有孝亲之理；反之，无孝亲之心，就无孝亲之意，就没有孝亲之事，当然也没有孝亲之理。王阳明认同：“身之主为心”“心是身之主宰”。身之理，即是心之理；心之理也即万事万物之理。理虽然散在万事万物上，实际与心之理为一。所以天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之理即性，以全体恻怛言，即是仁；以其事之宜言之，即是义；以其条理秩序言之就是理。心之理或良知是同一的。

（二）良知在人心

王阳明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在人心，不但圣人，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1]140-141王阳明主张良知在人心，其意图并非说良知在人心里面、良知是主观的且依赖人心而存在，或良知为人心所属；而是强调人心是人最切近、最笃实、最不能弊昧处，是身之主宰，人应该首先在人心上做工夫求良知，在一念发动处做工夫求良知。当人心无物欲牵蔽、不牵绊于私己之身，即是良知的发用流行。他进一步说：“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1]258意有善恶，人应该在意上做诚意格物的功夫，所以知善知恶是良知。“指心之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1]180从中可知，意为心之动，意是有善有恶的，知意之善恶即是意之灵明处或良知。这表明良知也在人心，人应该在人心上做工夫来求得良知。所以王阳明说“心即理也”。

1.良知在意、知、闻见、知觉等上面

意、知、闻见、知觉等是人心之动，良知在它们上面。王阳明说：“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1]269人心有知觉思虑，良知或“知”是心或知觉思虑的本体，合乎理智的视听闻见知觉活动都是良知的发用，良知也在它们上面。“人心之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著实用功。”[1]273良知离不开闻见知觉。

人心自然会知，自然知得是非，良知也在认知活动中存在。“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1]15-16良知落在见父上即是孝，人自然知得父当孝；落在见兄上即是弟，人自然知得兄当弟；落在思虑上即是知或思无邪，人心思虑自然要正，等等。

2.良知在人情上

陆澄曾就陆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这一观点问于王阳明，王阳明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1]36喜、怒、哀、乐等情感形式也是心感于物而动的表现，良知也在这些人情上面。《中庸》中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14这表明未发之中和已发之和皆落在人心上。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3]69恻隐、羞恶等是人情，仁义礼等就在它们上面发端显现或发用流行。

有人情就有良知在其上。王阳明在答学生书信中问题时否定了人情可以外于良知而存在。他说：

“来书云：‘尝试于心，喜、怒、忧、惧之感发也，虽动气之极，而吾心良知一觉，即罔然消阻，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后，然则良知常若居优间无事之地而为主，于喜、怒、忧、惧若不與焉者，何与？’

知此，则知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而有发而中节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谓‘良知常若居于忧间无事之地’，语尚有病。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1]134

这段问答中他的学生肯定了良知离不开喜、怒、忧、惧，但却怀疑在无事时，或无喜、怒、忧、惧时，良知与喜、怒、忧、惧没有关系了。这疑惑可理解为良知可以离开喜、怒、忧、惧。王阳明对此的回答是良知不滞于喜、怒、忧、惧，喜、怒、忧、惧也未曾离开良知，或外于良知。

二、良知未曾离却事物

良知在人心，良知工夫也在人心上。道心没有离开事事物物，“心外无物”。人不能外人心而求物理，也不能外物理而知人心。

（一）意之所在便是物

王阳明说“心外无物”。“物”自然成了心的活动内容，这一心的活动被王阳明称为“意”。心的活动的显现或外化即人的行为活动是心之所在，即可称为“物”“事”或“行”。心之所在即是物，无心外之物。正如王阳明所说：有孝亲之心，就有孝亲之意；有孝亲之意，就有孝亲之事；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意；无孝亲之意，即无孝亲之事。意必有物。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13-14

“意”的活动同时也是“行”的活动时，“意”之所在即是“行”的活动，行的活动便是“物”或“事”。如“意”落在君上，事君即是一物；意落在爱物、仁民等上面，爱物、仁民即是一事或一物。笼统言之，心的活动同时意味着的那个“行”的活动可以称为“物”。

（二）万物一体之仁

王阳明主张“万物一体之仁”。其宗旨是在工夫上说本体，即良知工夫离不开万物。人的最本己处、最真切笃实处，也是事物，人应当在这些最真实切己的事物上做工夫。仁即是人的最本己切近的事物之理，即孝亲之仁。万物非本体，但万物不离本体，本体不离万物，万物本体一也，万物一体。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之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执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1]230-231

仁是良知在事亲上而言的，事亲是良知的真切笃实处，是良知最本己之处。上面谈到天下一个良知，万物之理也只是一个仁。所谓万物一体之仁。它意在强调良知工夫离不开万事万物，人首先应当于最本己处做工夫，即在事亲上做工夫，在此处致得良知和在万事万物上致得良知是同一的。为了进一步强调万物一体，他补充说道：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执事非为体。”[1]232

耳目口鼻心非没有本体，王阳明认为人不应该只在一事一物上做工夫，应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让人在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不要离开万物而求本体，不要离开工夫而求本体。所以他曾说，万物无体，以心为体，心外无物。

面对“万物一体”的观念，有学生对它表示怀疑且问道：

“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

先生曰：“你只是在感应之机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1]277

王阳明批判了学生的看法，认为学生只是着心在具体的事物形态上看问题，所以万物个个不同，更不可能同体了。从求良知的角度看，人若不局限于在身上求良知，也可以在万事万物上求良知，那么将人心与物同体。他让学生在良知发用上、天理流行上看万事万物，万物自然与人同体。如果在良知发用上、在天理流行上看问题，岂但禽、兽、草、木与人同体，鬼神也与人同体了，万物一体之仁，无有例外。

三、人心任物

人心常常不好于道，而趋于物。《论语》中说：“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4]“意之所在即是物”也表明人心任物，“意”为任物之心，并且执迷于物。同样“心外无物”可以理解为心驰于物、人心在物。“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常人往往肆情纵欲，驰游于物，昧良知而行，不能合理中节，不求取良知，放其心而不知求，所谓心任物而行。孟子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3]289-290人之所行所由本是有道的，但人放其心，驰游于物、恣情从欲，而不自归于良知。《中庸》说：“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2]17“罟擭陷阱”可以理解为人痴迷于情欲、陷溺其心于事事物物中，而不求取本心或良知。即使一时求得良知也不能持守住永固，结果还是放心于情欲、物欲之中，而不能知觉。总之人常陷溺其心于私欲、闻见、任心于物、从而失却本心。所以有学生问王阳明。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

先生曰：“人君要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皆不得其职。”[1]51

王阳明认为心要像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持守良知天理，不使心著在物上或让心去逐物，这样才能心统五官，天下乃得治于人君。

任物之心不合于道。《中庸》说：“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2]16道之不行在于人心有过与不及，即不合道理、任心于物、放心于情。“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2]6心逐于闻见知觉、声色货利，失道而不正。这必然会于视中不见道，于听中不见理，心流于物、逐于闻见。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有放失，留滞于情欲，任由情欲支配摆布，不归于正。

（一）人心任情肆欲

情感和欲望是人心的表现，但情欲往往会过度。王阳明说：“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1]41七情所过，即是人心任情肆欲。

人心昏蔽不明也是人心任物的一个结果或表现。王阳明说：“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1]130-131人心常常昏蔽于物欲，不能知觉良知之明，故须学以去人心之昏蔽，以复良知之明。

二程子分析人心逐物的原因，即流于私欲或囿于私心。“……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硛，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1]122-123人情所蔽，即人情所过，是人心流于私欲的表现；用智则人执物象，心著于影象，自然放心于物象，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总之不之于理而流于物，这是人心昏蔽的原因所在。

正如王阳明所说，天理之心本来是廓然大公、纯洁无私的，但人往往痴心于情，任情于己，自私用智，足己所欲，心驰于物，从而使天理之心遭受蒙蔽。《乐记》中的“人化物”也表达了人心任物的观念。

《乐记》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5]

从中可以看出，天理之心感于物是性之欲，人的欲望得到合理节制。但在好恶没有得到节制，任由人心驰游物上，从而暗蔽天理之心，所谓“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也就化为物了。

人心任由情感或外物驱使，将会昏蔽人心、掩盖天理，人将沦为禽兽，从而物至而人化为物。

（二）人心易逐名利

人心要逐物，好名、好色、好利等都是功利心，是人心逐外任物的表现。王阳明认为这些都是为学求良知的“大病”。这样的“大病”入人心之深，传播之广，且危害极大。“为学大病在好名。”[1]69“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1]18“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1]19所以一朋友问王阳明：

“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的人，过了十年，亦还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1]233

可见好名好色好货等功利心之深重，非一番彻骨工夫不能除“大病”。王阳明指出它们的根子在人心上，这些都是人心任物之表现。

王阳明说：“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1]163人心流于功名利禄，日甚一日，三代之道欲挽而难复，圣贤之学日益而道日亡，可见人放其心之甚。他说：“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书者有以启之。”[1]18-19人执于己见，囿于己闻，自私用智，执著于物，修词饰文，流心于物。

四、致良知：从任物之心到即体之心

王阳明在回答学生关于“生之谓性”的问题时说：“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1]209这表明，凡人任意行、任意言，仍是性中之事、道中之事，只是没有抓住头脑，因而依旧执著在物上。若能掌握头脑，任意行，任意言，任物之心仍旧是即体之心。所以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因此良知的工夫仍旧在任意的言行上面，若晓得头脑依良知出来，言行自然合理停当。没有言行举止等事物作为工夫，性就会空乏无实而不真切；没有头脑拟或良知，言行举止等就会任意行止，产生过差。良知未曾离却事物，应该于任物之心上做求良知的工夫，从而求取即体之心或良知。

孟子尝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254言下之意是人心常常放失于物。情欲、私意、人欲、闻见、执著于事物等等即是放心或任物之心的表现。要求良知存天理就要在放心上、在任物之心上做工夫，即求放心、从任于物之心走向即体之心。所以王阳明说：“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1]50人心是人最为本己、切近之处，即任物之心；于此处做求良知工夫，自然尽得天理。

良知工夫离不开人心和万物，在任物之心上做致良知的工夫即可求得即体之心。

（一）人要在事物上做工夫

王阳明说：

“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1]16

这表明要求良知或天理，人应该在事事物物上做求良知的工夫，事事物物即是良知发见处，人就在那上面学存天理。

“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1]152“心之物”“意之物”“知之物”，它们表明心、或意或知不在天理上、不在心之本体或良知上面，而流于良知发见上或流在“物”上。因此心首先是任物之心或“放心”，意首先是任物之意，知首先是任物之知，从而导致心不正，意不诚，知不知，故而在“心之物”“意之物”“知之物”做求良知的工夫，即在任物之心上做求良知工夫。

所以阳明反对佛家和老子学说抛却事物、人伦和日用常行在而虚无空寂上做工夫。这样的结果会使心沉空守寂。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3]167仁之实、义之实、智之实、礼之实、是仁义礼智的发用或见端处，当然也是人求仁义礼智的工夫所在，即致良知之所在。良知工夫在事事物物上。《中庸》也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2]19-20这表明，求子之道，在于事父；求臣之道在于事君；求弟之道，在于从兄；求朋友之道，在于先施，人需要在事物上致良知。

（二）人要在心上做工夫

人首先应该在心上做工夫。但人心上的工夫不只是个守静和心中无事的工夫。还应该在意、知、闻见、思虑等观念活动及情感上做工夫，甚至也要在闲思虑上做工夫。《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14从这段文字中可以认识到，不睹、不闻、隐、微、未发、中、独等都是在心上言，人应该在心上做工夫求良知，所以君子要慎其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道不可须臾离于心。如果心离开道，即为物，成为任物之心而非道心。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问：“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弊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8

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人应该在心上做工夫求天理，不是要到心外求天理。因为无心外之理，也无心外之事。

1.在意上做工夫

“意之所在即是物”表明，“意”是任物之心，故而须要在“意”上做工夫求良知。王阳明说：“意未有悬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弊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工夫。”[1]180“意”必著事物，是指“意之所在即是物”。言下之意就是“意”也是任物之心，“意”会流于“物”，于是“‘诚意’者，诚其物之意”[1]152，这要求人应该在“物之意”上做工夫王阳明认为意是有善恶的，所谓“有善有恶意之动”。因为意可能会流向私欲，所以意有善恶。人应该在意之所著处，即在物上做诚意工夫。诚意就应该是无自欺的，心不著于己、不流于私，而廓然大公合于事理物宜。“意”有善恶的问题实质是“意”从己身出发还是从天理物宜出发。“意”如果从自己出发自然流于私意，诚意自然变成去除私意，之所以诚意为去除私意，是因为“意之所在即是物”，人心任物，故须格物诚意。

2.在情欲上做工夫

既言情，它往往是已经发了；既已发，情往往过而无不及，情也是任物之心的表现。情最好不要发；已发之情已经是有所偏颇了，但发要中节。所以古人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2]14因此情既已发，须要在其上做工夫，这工夫可以是未发的工夫，也可以是已发的工夫。总之，须要在情上做工夫。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著，七情有著，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弊，然才有著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弊去，复其本体矣。”[1]240

王阳明认为情为人心本有，但应该从情上认得良知明白，在情上做良知工夫。他用日譬喻良知，用云翳譬喻情欲；当云翳四塞时，蔽日无隙，不可谓良知是无，只是人心纵于情欲。当七情顺良知之自然时流行，它们即是良知的妙用。因此人不可以执著于情；人心执著于情，人心任情便会流于私情，便是欲，这样会暗蔽良知天理。当情欲遮蔽良知此时，人应该于情欲处复其良知本体，勿使情欲过当或不“中和”。所以王阳明说“‘正心’者，正其物之心”[1]152，即要求人在情欲上做工夫使人心归于中和、中正，以复其本体。

3.在知觉闻见上做工夫

王阳明说：“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著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落实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著力，不待检防，而真性自不息。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1]273人应该在闻见知觉上做致良知的工夫，无法在不睹不闻做良知工夫，于有睹有闻上求其不睹不闻，这样做才能求得良知本体，不为闻见所累；否则工夫无法落实，人心仍旧任物、驱驰于闻见知觉而累其心。

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

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弊，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1]272

这段话表明致良知应该在闻见知觉上做工夫，这样人才不为闻见知觉所累。人于闻见知觉上致得良知，闻见知觉亦是良知之流行发用。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任物之心和即体之心本是一心，只要人在日常行事作为中，念念不忘良知，以求意、知、欲、事等合于天理，无私意私欲间杂其间，任物之心即是即体之心，就如顿悟成佛一般，刹那间私欲殆尽即是良知。

五、结语

总之，王阳明说天下一个良知时是从本体说工夫，即要在万事万物身上做致良知工夫。良知在人心上，人离不开事和物，意之所在即是物，人心往往追逐物欲和情欲，因此做致良知工夫即是在意上做、在心上做，也即在物上做。心外无物，人须有格物诚意工夫才能求得良知。因此致良知即是在意、闻、知、见上做格物诚意功夫，即是从任物之心走向即体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