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金玉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流浪”书写源于16世纪的西班牙文学，发端于流浪汉“小赖子”这一典型的文学形象。受其影响，中国作家蒋光慈、艾芜、路翎等也塑造了众多流浪汉形象。“纵观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同时期的流浪汉形象，我们认为‘流浪汉’是指中国现代小说中为了生存（物质生存或精神生存）而被迫离开故土，到处转移，衣食无靠，居无定所，为了生存而艰苦追寻的人。”[1]王蓬小说《水葬》描写了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离开故土，经过长期漂泊，最终流浪至将军驿定居的故事。“翠翠母女、麻二、蓝明堂、任义成到将军驿定居时间虽然先后不一，却属于‘流落’到这里的新户，何一鸣固然出生在将军驿，但至何一鸣这一代，也不过才第三代”[2]，对将军驿并不熟悉，他们都是一群流浪者。本文将《水葬》的研究视角集中在流浪书写上，不仅能够反映出流浪者的生活时代和生活状况，也能够表现出王蓬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价值创造。

一、《水葬》中的流浪者形象

“流浪是因为对现实状况的不满，而产生‘逃亡冲动’，企图去寻觅美好的世界”[3]，是离开故土，悬置他乡的一种游离的生存状态。《水葬》中的人物大多是被生活压迫不得不开始流浪，他们身世凄惨，无依无靠，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为了生存，必须到处流浪，寻找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小说中的流浪者有三种。

首先是具有坚强意志和野性活力的流浪者。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压垮他们的激情和活力，也没有使他们丧失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反而激发出强烈的生存欲望和生活热情，他们用坚韧顽强的精神支撑生活，不屈的意志挑战生活的极限，具有羌族血统的翠翠母女三代就是典型代表。翠翠母亲是羌汉混血的后代，十五岁便嫁给了一个喝烂酒、嫖暗娼、混赌场的破落子弟，“身上流淌着四分之一羌人血液的母亲还有着‘和则留，不和则去’的羌人基因。一怒之下，带着刚刚几岁的翠翠离开了酒鬼兼赌棍的父亲，开始了流浪生涯”。一个孤独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孩子在举目无亲的人世流浪，凄惶艰辛可想而知，“在烈日灼人的河滩砸石子，背着翠翠沿街拾破烂，给马车店割青草，到砖瓦窑上打土坯，打零工，睡破庙，钻崖洞……”[4]67“母亲艰难一世至死都极为倔犟……”[4]75在流浪生涯中长大的翠翠同样具有不屈的生活意志。当她的丈夫麻二被关押在县大狱时，对她有非分之想的蓝明堂处处施恩，企图得到她，但是面对蓝明堂的纠缠，翠翠显得决绝果断，甚至要拿刀拼命，她丢掉了蓝明堂的“照顾”，毅然决然地独立承担生活的重任，即使没有男人照顾，她也以“不信我两只手养活不了母女”[4]250的决心去面对生活。

其次是乐观豁达与自由自在的流浪者。这些流浪者不仅没有被生活的困难击倒，强烈的求生本能还使他们在困苦的生活中寻找到了流浪的乐趣，产生了积极、乐观的生活心态。流浪的生活虽然无所依靠，整日漂泊，但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没有家庭的牵绊和疲累，也没有族人的嘲笑。他们习惯了流浪的生活模式，甚至享受流浪带来的自由和快活，重视“活着”本身，体现出自由奔放的人生态度。麻二和任义成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麻二早先生长在秦岭脚下，由于与保长家的仇怨，“他钻进大山，成了流浪汉”，时间长了在山沟里混出了名堂，于是就“一条山沟一条山沟地流浪”，头脑够用，为人机警，又有浑身的手艺，与人为善从不树敌，走家串户“吃得杯盘狼藉，喝得一塌糊涂”[4]115，“真正活神仙过的日月”[4]116。他走东串西，生活逍遥自在，“他压根儿也不想回到平川大坝去。他适应了大山里严峻艰辛，又荒唐浪漫的生活”[4]118。麻二热爱这种无牵无挂、没有拖累的生活，因此在深山流浪十多年，即使在将军驿遭受各种折磨，也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任义成为报家仇开始流浪。十四岁就在宝鸡、西安一带流浪，后来全国解放，他又进了部队，但是“多年流浪，散漫成习，过不惯严格的部队生活”，他又开始流浪，形成了“露一手，镇一方，吃香喝辣管他娘”的豪爽豁达的脾性。他流浪到将军驿，也是因为这山里“生涯自由快活，无甚管束，挺合他的脾胃”，“有酒大家吃，有酒大家喝”[4]55是他崇尚的生活。即使“文化革命”中挂牌游街，被人唾骂遭受批斗，“他却又全不像别人那般垂头丧气一蹶不振”反而更加满不在乎的与人谈笑，“任义成倒豁达，给人种‘活不老’的劲儿”[4]229。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流浪者，在广阔的野地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接受生活给予的艰辛也习惯流浪带来的洒脱。

最后是闯荡世界寻找理想的流浪者。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离开家乡，即使面对生活的苦难也一直保持积极的心态，在生活的热浪里寻找理想，即使一次次被破坏、被欺骗、被凌辱却也始终坚定信念，甚至不惜违背自我良心和道德也要保持自己对理想的忠贞，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蓝明堂和何一鸣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离开家乡，外出闯荡。蓝明堂未满十岁就离开家，被送到县城的杂货铺当伙计，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十几年，却依然是最末等的杂货铺伙计，被人瞧不起，为了发家致富，成为体面的上等人，有一个绚丽的前景才开始闯荡世界，另谋生路，于是流落到将军驿。为了能够拥有一家店铺，“神神气气地当当老板”[4]35，他违心地娶了他眼中“母狗都比她强”[4]38的蓝金娥，入赘蓝记杂货铺做女婿，这对“黄明堂来讲却无异于抽筋扒皮下地狱”，即使万念俱灰，但是他权衡利弊，“经过炼狱般的痛苦和折磨之后”[4]39，依然选择为了理想放弃自我；为了能够得到翠翠，他不顾乡里乡情一次又一次的设计任义成、麻二和何一鸣，把将军驿搅得不得安宁。而另一个逐梦者何一鸣心存宏愿，立志“科学救国”，后来在好友陈放的带领下接触中国共产党，“痛恨自己早先自私庸俗”，于是转而全心全意投入到地下党的斗争中去，“为自己编织的绚丽的远景陶醉”[4]141。后来为了实现真正自由民主科学的先进社会，何一鸣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他多次写信动员父亲，交出家产，甚至提出否则断绝父子关系”[4]143。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革命事业，交给了党，他的父亲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他心中难受，“但末了，他随即认真批判自己，浑身惊出冷汗：怎么与反革命分子坐一条凳子！他怀着沉重复杂的心情向党写了‘交心书’，表示坚决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请求党对他进行考验”[4]147；甚至后来为了表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解决自己危险的处境，他率先违心的揭发十几年的好友陈放。他们都是为了坚守自己内心的理想信念，即使多次遭到不公对待，即使违背人情常理，他们也要肯定自我坚守的正确性，为了理想信念不顾一切。

二、《水葬》人物流浪的原因

流浪就是意味着人类“对故土及一种熟悉生活方式被迫或主动的放弃以及对未来世界的探索”[5]。随着社会的发展，“流浪汉”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活着”意义的追寻值得深思，“无论如何，在这麻木不仁的中国，流浪汉的精神是一股极好的兴奋剂，最需要的强心针”[6]。流浪汉们不停流动，远离故土，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延续生命。《水葬》中的流浪者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选择离开故土，都是为了活着。他们选择流浪，一是因为邪恶势力的迫害；二是为了寻求自我价值认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人们对土地含有深厚的情感，“落叶归根”的情结使得人们不肯轻易离开故土，如果不是生存遭到威胁，他们不会选择背井离乡，因此，他们希望在流浪的过程中摆脱现实困窘的境遇，获得一线生机。在《水葬》中，翠翠母女、麻二以及任义成都是因邪恶势力的压迫，不得不以生活流浪的方式重新寻找新的生活可能。翠翠的祖母嫁给乡绅，安居乐业，但由于战争以及匪患猖獗，导致祖母家道中落，生活艰难，翠翠母亲只能匆忙出嫁，这就为翠翠母亲的流浪埋下了种子，同时丈夫喝烂酒、嫖暗娼、混赌场等行为让她彻底绝望，于是开始流浪生涯；任义成从小生活虽艰辛，日子却也和乐美满，日本人入侵卢沟桥，使他家破人亡，为了复仇他踏上了流亡之旅；豪爽粗俗的麻二原本计划走“祖辈相传的道儿”[4]112，但是由于父亲气盛大意，与保长有了矛盾，麻二原本圆满的家庭就衰败了，“双亲俱丧，哥哥身陷囹圄，死活不知，单剩下他两个肩膀扛着张嘴”[4]115。他们都是因为邪恶势力的倾轧，活着的渴望，求生的本能迫使他们不得不逃离土生土长的故乡。因此，选择将军驿作为落脚点时，他们都极为看重将军驿“五方杂居”，因为将军驿是“杂居去处”，无“宗族派系束缚”，“绝少引起户族宗派纠纷，大家地位平等，利益均沾”[4]29，没有邪恶势力的剥削压迫，生活少了担惊受怕，活着也就更加自在满足。

《水葬》中蓝明堂和何一鸣离开故土，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更理想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这种流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浪，不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是遵循内心的价值诉求，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为了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寻找一种理想的生存形式和精神形式，是为了‘建立新的自我’”[7]，满足自我价值的认同。这种流浪形态从本质上呈现了流浪者的生命活力，也决定了流浪者对生命更高意义的追寻，这是一种精神的流浪。蓝明堂的杂货铺成长经历让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和差别，也让他看到了自己未来人生的结局：“一辈子杂货铺伙计”，遭冷眼、嘲笑，被人看不起。他“夜夜想着苦恼，脑瓜往墙上碰过，抽过自己耳光，有次竟把自己头发揪下一撮。”[4]35为了改变这样的人生轨迹，他选择外出闯荡，四处流浪，即使遭受困厄，甚至是面临乞讨的命运。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变平凡的人生，实现自己的愿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改变自己内心因身份低下而带来的精神折磨，达到精神满足。与他同样具有追梦精神的何一鸣也是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成为被人民认可的“党员”，为了得到这种认可，他付出了半生的努力。何一鸣所面临的并不是普通流浪者因为生活困顿带来的精神不安，而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却得不到肯定所造成的精神焦虑。他要证明自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成为被党组织所认可的党员，只有获得这一身份才能够真正被党组织接受，也才能够达到他人生的理想追求，满足他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认同。对他们来说，活着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延续生命本身，更重要的是获得精神的安宁和灵魂的皈依，因此，活着的目的并不纯粹，而是有了更高的要求，是从外在的物质需求转为内心的精神追求，他们想要突破固有的生活秩序，建立新的人生格局，而这种对自我人生的要求就决定他们必须实现对自我的认同，这样才能够获得灵魂的皈依。

三、《水葬》流浪书写的人生和社会意义

《水葬》独特的选材视野，使得作品具有流浪书写的特质。作品最早取名为《驿道古镇——三条硬汉子与一个弱女子的命运》[8]291，“命运”二字就暗示出作品人物的颠沛流离与困顿不安，始终处于身体与精神的流浪漂泊之中。小说中，作者也详细介绍了四个男人和翠翠母女“流浪”至将军驿的过程，通过回顾以前的流浪生涯与现时生活的交叉书写，使得“流浪”成了作品一个隐性主题，这种对于流浪的呈现方式赋予了作品丰富的意蕴，也形成了作品核心的价值取向，包含了作者对于野性生命的赞美、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以及对痛苦历史的沉思。

首先，是对天然、张扬、率性、自由的野性生命的赞美。王蓬在《水葬》中毫不掩饰自己对那种随性自然、放荡不羁的野性生命力的赞许。在那些流浪者的身上，顽强又粗野的生命活力使苦难的生活变得丰富又和谐，张扬的生命形式把平淡苦涩的日子过成了心灵的诗。小说对翠翠母女三代、麻二以及任义成等人的性情、生活态度的书写，表现出作者对于这种生命活力的欣赏，尤其是“小说人物对翠翠母女三代人的称赞，都在彰显一种自然、率性、强健的生命形式”[9]。翠翠母亲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死后送葬男女能走动的人都出动了，“天公地神皆若含悲，一派哀伤庄重”[4]76。翠翠“简直像只野山羊，顽皮英勇、充满野性”[4]67，对于母亲与何镇长的关系她坦率地指责；对于自己喜欢的男人她勇敢地追求；对于图谋不轨的人她敢于拼命；对于仁义良善的人她又十分敬重。翠翠在将军驿生活得到的是“舍命救夫，贞节烈女”[4]208的赞美，得到的是左邻右舍暗中帮助和实实在在的关心。作者对于这样一个女子是欣赏的，不管是作者本人还是作品中的人物在描绘翠翠母女时皆是赞美之词，“野性”始终围绕着翠翠，这是一种自然奔放、纯粹张扬、富有活力的生命形式，正是这样一种生命活力，才造就了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形成了作品的基本价值取向，成为困难时期评判人性的标准。

其次，是对自由自在、和谐朴素的理想生活的向往。《水葬》中所展示的将军驿，“两岸皆是连绵逶迤，波涛一般铺展开去的大山。高远的山巅立着黑鸦鸦的老林；近处就悬挂些抹布一般的地块，供养着小镇人的生计。一江河水从秦岭深处流出，日夜喧哗着奔淌”[4]28。这里不仅青山伫立河水喧哗，清新宜人，环境优美，而且还南来北往，交通方便；这里还是千金难买一笑的褒姒之故里，美女云集；这里还是一个神秘莫测兼容并包的去处。马帮、滑竿、远古的栈道、麻石小径；苍鹰、浮云、辛辣的野艾蒿、粗犷的号歌，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也是一个随性洒脱、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世界。“陌路人也会受到感染，羡慕起山地人活得自在，活得痛快。发觉这恍若隔世去处也不乏复杂与纷扰、荒唐和生机，原本也是个五彩斑斓的世界。”[4]2这样一个“千里栈道，通于蜀汉”的地方，它接纳着一切人和事，不管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要来到这里就会被接纳，“小小将军驿，细查竟有十八省人后裔。祖上做官为宦，朝廷命臣，巨商客贾，学士翰林，青楼名妓，匪类逃犯……都能抖落出来”[4]29。作者在作品中所展示的将军驿就是一个风景宜人，交通便利，美女云集，人民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以此来表现对于自然、和谐、平等、自由的美丽世界的向往。

再次，《水葬》不仅描写了活泼灵动又张扬的野性生命，还展示了丰富多彩又神秘莫测的秦岭山地，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又明显流露出让人蓦然憬悟人生的哲理”[8]294，表现出对远大志向、崇高理想与现实苦难碰撞之后的生命意义的追寻。王蓬在《水葬》中展示了何一鸣对生命的态度：最初积极寻找生命的价值认同，到遭遇打击后对生命的沉沦绝望，再到经历死神洗礼后的重生，感受到生活的可爱和生命的珍贵。“接近死亡可以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10]何一鸣对于死亡的真切体验，使他的灵魂“宛如蛇蜕皮般”地经历了“一场蜕变，一场严峻的自我讨伐，把一层羞于见人的外壳剥去，一种更新的皮肉滋生出来”，他的灵魂获得了新生，自我生命获得巨大飞跃，他再回顾经历的种种不幸与悲哀，愤恨已为蔑视所取代，把事情看得豁达起来，有了种超然的味儿[4]262。他不再纠结于人生的苦难，而是对世间的苦难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生命有了超然的态度。“他深知个人的灾难如同中外历史上一切国家与民族灾难一般，无法避免却促人猛醒。”[4]270个人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所遭受的许多灾难不是靠个人意志就可以改变，苦难不过是人类历史前进所必须经历的代价，人最本质的就是“活着”本身，以豁达的心胸和超然物外的态度看人事，这才是生命的真谛，因此“他对待诸般事物豪放豁达且实在仔细”[4]270，所思考的是切实的生存之道。作者通过对何一鸣人生起伏态度的描写，努力探寻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最后，是对苦难历史严肃而深刻的沉思。将军驿本是一个“五方杂居”的理想生活圣地，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自然随性，但是一场历史浩劫的侵袭，使得这个“世外桃源”变得支离破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消失了，邻里之间的热情以及质朴真诚的乡情都被冷漠、自私所替代，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也在历史的映照下暴露无遗。生活在将军驿的麻二对待乡亲邻里热心真诚，有情有义，他热心公事，主动承担责任，就连平时看不上他的翠翠也对其心生敬佩，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人，却被揭发批斗，坐了十年冤狱；从小离家的何一鸣却因为父亲何盘山遭受牵连，而何盘山并没有欺压百姓，反而“组织山民修固河堤，维修道路，整顿街荣，防匪防盗，很励精图治了一番”[4]2；曾经被麻二一家热心接待过、帮助过的任义成、蓝明堂却忘恩负义，捏造事实，让麻二遭受折磨与践踏。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变得疯狂，失去理智，人性中的善和良知也在历史运动中泯灭。《水葬》中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深刻展示出历史运动带给人的苦难伤痛。王蓬通过一个小小的将军驿真实地展现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揭示出历史运动中人的异化，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严肃而深沉的思考，“因而使其内涵变得恢弘浩大”[8]294。

流浪汉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现象，作家通过这样的视角可以深入观察社会文化。王蓬在《水葬》中所选取的流浪汉经过精心设计，他们分别代表了“士农工商”四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和文化，流浪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物质与精神的满足。作者选取将军驿作为历史的折射点，流浪的生活至少是明朗的，而浩浩荡荡的历史运动却使人陷入比流浪更加绝望的生存境地。王蓬通过流浪生活与历史运动下的生活状态进行对照，不仅展示历史的风云变幻，同时也揭出底层人物在历史洪流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表现出历史带给人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还有更为残酷的精神压迫。他不回避历史真相，力图挖掘更深层的历史忧思，但是作者对历史的处理略显单薄，这一点在其他研究文章中已有论述，本文不做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