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飞 赵海涛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其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1]。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 以其高度辉煌的王朝气象、高度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2]。

自1959 年徐旭生赴豫西调查“夏墟”[3]以来，二里头遗址的科学发掘已走过60 年的光辉历程。60 年间，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累计超过4 万平方米，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4]。为梳理、总结二里头遗址60 年来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成果， 展望新时代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学术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会、 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府于2019 年10 月18 日至20 日在河南省洛阳市联合主办了“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14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 研讨以“早期中国与世界古代文明”为主论题，围绕古城保护与城市生活、 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研究、 二里头遗址及相关文化研究设三个分论题。 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关强，国际博协副主席艾尔贝托·格兰蒂尼，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哥伦比亚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处处长、原桑托斯总统顾问保拉·马赛拉·阿里亚斯·普尔加林女士， 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宛康，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发表了主旨演讲。

大会发言和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主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育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北京大学朱凤瀚、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香港中文大学邓聪、山东大学栾丰实、中国国家博物馆董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依次作了大会发言。 山东大学方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作分组发言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作大会总结发言。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魏险峰致闭幕辞。

会议围绕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的考古学史、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多学科合作的二里头考古研究、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二里头时代的中原与周边、二里头文化与早期文明等论题展开了广泛、 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探讨。 现将会议研讨的学术议题综述如下。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的考古学史

考古学家既是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从业者，也是考古学史的创造者。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缘于对“夏墟”的探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夏文化的探索打开了新局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育彬回顾了夏文化的探索历程， 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夏代晚期文化的研究”“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的考古发掘和早期夏文化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是探索研究夏文化考古里程碑上最耀眼的三个刻度，将永远载入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史册。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运章强调， 二里头遗址考古60 年的最大收获就是确定了夏代都城的历史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鹏指出， 二里头遗址“第二季”（1979—1999 年）近60 次（项）考古发掘，发掘地点分布在遗址的10 个工作区域，对遗址内涵与分期、范围与布局、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新认识，并重点介绍了铸铜遗存和祭祀遗存的考古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洪彬回忆了1993—1995 年在二里头遗址发掘期间对于“早期夯土”认识的转变，并介绍了二里头村南的居室葬以及洛河河道内墓葬、南北向车辙等考古发现。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海涛从田野考古、研究、保护、展示利用、价值传播五个方面，对二里头遗址发现60 年来的工作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 总结了对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内涵、价值的揭示，以及研究、保护、展示、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收获和进展，反思了需要改进和提高的问题， 并对未来二里头遗址在上述五个方面需要开展的工作提出一些设想和展望。

宫室建筑和墓葬，是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明从建筑的形制、结构、柱网分布、空间布局、建筑技术、建筑与相关遗迹的关系等方面，通过与三代时期建筑的对比，认为二里头遗址的建筑尚未形成中轴对称布局。 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认同二里头遗址“巨型坑”是为了解决建筑基址的取土问题开挖的，指出二里头遗址Ⅵ区和Ⅸ区存在二里头遗址第一期建筑，并具备了王都的规模与内涵。 北京大学朱凤瀚通过对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墓葬的对比，得出两者的差异并不是体现在墓葬形制、 墓主葬式等方面，而是在随葬陶器组合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多位学者从不同视角论述了对二里头文化的新认识。 郑州大学张莉通过考察陶器传统突变和聚落数量减少等现象， 提出龙山晚期人口锐减的重大危机导致了社会重组和二里头文化的崛起。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黄铭崇指出， 二里头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以来使用陶鼎的“鼎系统文化群”，可称为“二里头文化群”，商文化属于“鬲系统文化群”，两者属于不同的系统。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李修平将二里头遗址和垣曲古城南关遗址的文化多元性区分为“中心式”和“中介式”，在此基础上有助于探讨特定遗址的性质及其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 美国欧道明大学江伊莉认为，二里头的美学建立在对形式与目的（或意义）之间平衡的追求之上， 基于美学视角可对本地来源和非本地来源进行区分， 还可以用于区分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风格及风格之所属。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丹羽崇史梳理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至秦汉时期的复合生产现象，提出这些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工具、技术可能存在互相的影响。

对于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的专项研究，也是二里头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日本金泽大学久保田慎二注意到二里头文化深腹罐的腹部涂抹泥浆并有加热痕迹， 表明深腹罐是在地面的灶上蒸粮食用的， 推测当时分为灶上“蒸”的主食料理和在地上灶上的副食料理。 复旦大学秦小丽以二里头、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墓葬资料为主， 结合遗址中礼仪性陶器出土状况及遗迹性质、 陶器制作作坊的专业化等因素，对礼仪性陶器的原材料种类、来源及制作技术程序的精细化、装饰化，强调用非实用性要素的表现等制作理念来分析礼仪性陶器在上层社会的祭祀与宗教， 并对它在政治与集团间交流中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了探讨。 西北大学豆海锋确定二里头文化酒器组合的演变特征，从等级、技术、使用程序等方面解析二里头遗址中酒器组合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过程，指出以固定组合、严格等级为特征的酒礼器， 不仅是二里头时代埋葬仪式的重要内容，也应是早期国家政治控制、社会秩序维护的一种体现。

武汉大学张昌平将礼器制度置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至西周中晚期的长时段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 指出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墓葬随葬礼器越来越制式化， 不同材质的随葬品在礼器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向青铜器倾斜，青铜器在二里冈文化晚期确立为礼器的主要载体。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苏荣誉指出， 洛宁出土的铜爵为中原最早的焊接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藏铜爵管状流之上的L 形饰属于扉棱的滥觞， 据此可重估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生产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结合良渚文化的相关材料， 强调了二里头文化墓葬中漆觚与铜爵的固定组合，揭示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的圆陶片是用于漆觚之上，圆陶片意味着漆觚的存在。 山西大学陈小三认为， 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纹饰， 与龙山-石家河文化神面纹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与二里头及商代兽面纹具有比较确切的形式联系， 晋系青铜器之上的大型兽面纹饰是在参考晚商至西周时期兽面纹基础上重新设计出来的。 日本九州大学宫本一夫指出，从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冈文化的过渡，铜爵、斝、鼎的双外范被改进为三外范， 铸铜作坊由二里头遗址Ⅳ区迁移至Ⅴ区，二里头1987ⅤM1 出土铜鼎属于Ⅴ区作坊中的产品。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内田纯子通过二里头文化铜爵范的结构， 指出爵柱原本应是浇口， 从上方浇入铜液，口沿加厚的部分可能为铜液流道。

二里头文化牙璋的发现与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对山东、陕北、川西、河南地区史前晚期至商代的牙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 指出牙璋最早出现于山东地区， 陕北地区受到山东地区影响，并随“半月形传播带”影响至川西及越南，河南地区的牙璋受到了山东、陕北等地的多元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梳理了牙璋的形制演化以及流传分布现象， 推测其反映了夏王朝的兴衰以及被灭亡之后夏遗民流闯四方的痕迹。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广明从造型的角度对牙璋的缘起展开了论述，认为牙璋有可能是鲧的形象。

绿松石器也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指出，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形成了 “蓝绿色的绿松石体系”，几何形、标准化及微型拼合工艺衍生了中国第一王朝绿松石工艺高峰。 山东大学王青对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的镶嵌工艺、形象寓意的关键文化因素作了考察， 指出它应该来自东方地区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其铸造工艺有可能来自西北地区。 上海交通大学胡建升认为，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三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熊族形象， 并将其与夏史神熊事迹建立了联系。

台湾南华大学江美英重申， 二里头遗址出土雕纹柄形器75YLⅥKM4:1 是后石家河文化的遗物， 并认为所饰花瓣纹是由蝉纹简化而来。 西北师范大学冯玉雷认为，中国以玉文化为核心的礼制大约在夏朝， 而大禹形象则是这种礼制文化的人格化、艺术化、神话化的伟大象征。 李德方认为，二里头文化石钺的渊源为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钺，是伊洛地区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

多学科合作的二里头考古研究

多学科合作已成为当前考古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都邑遗址， 已成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回顾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领域的科技考古全方位介入二里头考古研究的概况，对碳-14 测年、环境考古、人骨的基因研究等领域作了展望， 并提出应该做到一般遗址与典型遗址相结合、 肉眼观察研究与测试分析相结合、科技考古与多学科相结合、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真正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讲好中国历史。

多位学者从稳定同位素分析、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等领域， 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展开了综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雪莲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4 例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指出二里头遗址人群以C4 类植物（粟黍）为主，是一般旱作农业区人群的食物特征， 二里头遗址人群的食物水平大致依墓葬等级次序排列， 灰坑和地层中出土人骨的大多数人食物水平相对较低，但Ⅴ区几处灰坑人骨却出现了有违常规的现象，不排除此系高等级人群之间的矛盾、争斗所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根据浮选结果指出，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出土数量所占比重超过了黍接近于粟，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有关，小麦遗存集中发现在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冈晚期浮选样品中， 替代粟和黍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主体农作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指出， 二里头文化的动物祭祀现象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 宫殿区有特定的埋藏动物牺牲的祭祀区， 二里头祭祀用牲主要是家养动物，以猪占主导地位，可称为“猪优位的动物祭祀制度”。

冶金考古是科技考古的传统领域之一，多位学者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原料来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煜对二里头时期的冶金考古工作做了系统的回顾， 重点探讨了关于二里头遗址青铜器、冶铸遗物的考古发现，以及冶金考古的相关研究内容， 包括青铜器的制作技术、 冶铸遗物的分析及铸铜作坊的相关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宏刚通过对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1980—1998年出土炉渣、坩埚片的分析检测，指出炉渣样品基本上都是配制合金时产生的熔铜渣，坩埚存在多次熔炼修补的迹象， 推测二里头二期可能存在单独炼制砷铜的技术， 同时也开始向使用锡青铜的技术阶段过渡， 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应该是当地铸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正耀结合豫西铜、锡、铅矿资源的新发现， 认为需要重新评估豫西金属资源对于早期中国青铜文明发展的作用， 豫西青铜金属资源是洛阳盆地成为夏王朝都邑的关键要素之一。

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

自1977 年登封会议以来，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展开了持续的学术探讨。 中国国家博物馆董琦强调，夏文化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夏代信史说” 始终未超出夏文化探索的范畴， 不能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的关键性作用。 河南大学张立东认为，二里头遗址在当时的名称应该叫“夏”，“斟”只是当地原有的地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回顾了河南新密黄寨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的再发现过程， 并提出二里头文化文字中可能存在与“夏”字有关联的线索。

早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 “早期夏文化”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燕明对河南禹州瓦店遗址聚落考古、 区域调查和多学科研究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回顾了夏文化探索历程与重要收获，重申新砦遗址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是夏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河南大学魏继印将“新砦文化”界定为以新砦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为代表的一支地方性考古学文化，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 是豫东地区王油坊文化西进与郑州地区王湾三期文化融合的结果。

二里头时代的中心与周边

中国早期国家的“中心”与“周边”关系问题， 是二里头文化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介绍，豫西三门峡地区二里头文化聚落均属中小型聚落，尚未发现大型中心性聚落遗址，聚落内规划性、功能分区不显著，居址区、墓葬区未明显分离，陶器群与伊洛地区典型二里头文化则具有强烈的共性，但也有一定的地域特点，二里头文化第二、第三期为其文化的繁荣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延常通过探讨岳石文化的时空变化、 文化因素的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东夷文化对夏文化的影响变化，认为后羿代夏造成了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转变，岳石文化随之向南发展，并在夏代末年与先商文化相结合，以夷商联盟击溃了夏王朝。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梳理了江南各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编年，探讨了各个区域内部文化的互动与变迁， 江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交流方式及途径，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夏商时期江南诸方国及其关系， 并从中国文明化进程和南方华夏化进程的角度做宏观考察。

南京大学赵东升对宁镇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遗存的时空分布及其变迁进行论述， 指出其与周边地区的影响密不可分，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因素在宁镇皖南乃至环太湖地区的出现，与文献中夏王朝的南下经略可以对照，也与国家文明初期的势力扩张模式符合。

上海大学曹峻指出， 以良渚为代表的太湖地区早期文明与以夏商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具有不同文明形态与发展道路， 太湖地区早期文明更接近于“城市国家”的文明模式。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伟介绍了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 年的考古收获，二里冈期冶铜炉残迹的发现， 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空白， 完备的冶铜生产链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里头文化与早期文明

山东大学栾丰实指出， 新石器时代的中原、海岱、江汉、环太湖和燕辽五大区系多元发展， 至龙山文化中期进入中原和海岱地区的“夷夏东西”，至二里冈上层时期才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阶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指出， 中国早期文明之一的仰韶文化以王权为主，大汶口、屈家岭文化以军权为主，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以神权为主，自然条件可能是各种文化发生的原因。 南京师范大学裴安平指出， 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区域性的中心，完全是实力和暴力的结果，中原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第一批实力强劲的实体民族以及由实体民族组建的国家， 成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争霸中原、逐鹿中原就成为春秋战国各地诸侯的主要政治目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认为，玉琮是良渚文化人群的宇宙模型，将地下神灵、地面人群与上天的关系解释为 “绝地天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将石峁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相对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 并对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的石雕进行了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易华认为， 石峁遗址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与中亚青铜游牧文化的结晶，石峁遗址是龙山时期至夏代城址，“夏”不仅是王朝概念，而且还是民族与文化概念，兴于大西北，入主中原。

台湾大学黄川田修指出，陶寺国家是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应称为“最后的前中国”， 陶寺国家对于阐明从单地域国家向复合文明的发展过程，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揭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千多年间，如何从单一品种蛇纹石玉资源引出多品种透闪石玉以及早期金属礼器，形成白玉崇拜和金玉辉映格局，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催生华夏文明。

南京大学张良仁指出， 海贝发现于中亚和北亚的很多遗址，但是否存在以海贝为本的全球性货币系统，还有待于研究，发现于中国、中亚、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海贝有可能来自印度洋。 韩国国立忠南大学朴淳发指出，韩半岛地区城市出现时期与国家成立同时，公元3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各国的都城已具政治上及经济上的吸引力， 尤其是宫殿和大型储备设施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献华重新考察了苏美尔语中与“恩”有关的证据，从出现“恩”“祭司王”的主要艺术史资料的图像学重构问题、 结合考古学语境对图像学资料的再解读问题、“恩” 在乌鲁克文献资料中的语义和语境问题等方面， 对目前主要基于图像学的看法进行反思和批判。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充分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会上会下频频交流，增进了学术互动，对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与研究等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作了新的进一步的探讨， 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里头考古60 年，硕果累累，收获颇丰。未来，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在新时代必将有更新的发现、 更新的收获，全面揭示这座古都邑的秘密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