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坤

在2014 年6 月15 日召开的第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 个世界遗产项目。 该项目由三条运河构成，即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 鉴于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将其列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水道。 不同于其他固化的、人工的文化遗产， 大运河以自然资源为依托，沿线覆盖8 个省、直辖市， 是典型的线性活态遗产。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各城市之间相互串联，化零为整， 奠定了纵贯中国南北的统一经济文化带。 （图1）

运河， 是农业民族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代表性工程之一， 从早期的运河的前身——人工沟渠到隋唐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历时数千年，展现了人类在营建水利工程方面的发展演进全过程， 书写了一部人类与水资源相互关系的发展史。 陆地上天然形成的河流，大都发源于崇山峻岭、峡谷深壑间，纵横蜿蜒，犹如大地血脉般盘踞于地表，滋养万物。 从幼发拉底河到印度河，从底格里斯河到黄河、长江，人类对于大川大河的依赖始终围绕着供给与输送这两大主题展开。

图1 大运河空间分布图

一、新石器时代的沟渠——运河的前身

“逐水草而居”， 是游牧民族的重要特征，但对于需要定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而言，这种生活方式显然不适用。 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居民在靠近水源的河流（或湖泊）的岸边台地上定居，靠近河流方便生活生产用水，定居台地能避免洪涝灾害。 但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水资源的分布差异很大。 传统的稻田区，对水的需求往往是巨大的， 自然降雨无法满足需求。 因此，人工挖沟开渠，引导自然水域的流水灌溉农田，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在苏美尔文明中[1]，这种灌溉方式演化出一套包括大坝、池塘在内的水利系统，周边诸多村落共同参与维护，为村落向城市过渡奠定了基础。 中国南方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存中，也偶有一些沟渠发现。如：吴县草鞋山的稻作农田遗存中[2]，发现了浅坑样的小田，配备有包括水沟、蓄水井在内的灌溉设施；澧县城头山水田遗迹中[3]，发现有多条小水沟。虽然早期的沟渠并未发展成系统的灌溉工程，但人工修筑河渠连接自然河道的做法则为日后运河的修筑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除农田灌溉需要水资源之外， 应对某一时间区域水资源过度集中、 洪水肆虐的自然情况， 人工沟渠还有另一项重要的使命——泄洪。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虞舜时代，天下大雨连绵不绝，洪水漫延，民不聊生，大禹疏浚河道，凿通滞碍阻塞处，因势利导，将河流引入大海，最终成功平治水患。 前几年，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西周中期铜器——豳公（又名遂公、燹公），其铭文就记录了大禹治水的事情[4]。铭文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的记载，可与古代文献相校勘。 如《尚书·禹贡》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汉代画像砖中，也有大禹举耒治水的形象。 为疏导洪水，进而开凿短程渠道， 以连接水道或河流， 从而使水顺势而下。 显然，这种大规模的渠道开凿，不同于农田水渠一家一户即可完成， 它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而且更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与管理。 大禹治水， 不仅平息了中原大地水患， 他也通过这项活动实现了对各个不同政治势力的整合， 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实际开拓者。

二、夏商周的水渠——运河的雏形

运河的营建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息息相关。 在刀耕火种的新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仅用石斧、石锛、石刀、石镰等较为粗笨的生产工具耕作， 没有条件开凿远距离的渠道， 因此仅挖有需要劳动强度及复杂程度较低的农田沟渠。 进入青铜时代，锐利且性能优越的青铜工具（农具）产生。此时，仅仅依靠农田沟渠、修整自然河道已无法满足人们生活生产过程中对灌溉与泄洪的需求， 而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技术水平，营建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工河道已成为当时兴修水利的重要举措，如秦国的郑国渠、都江堰，楚国方城之外叶县的西陂，以及楚国的期思陂等。 通过人工开凿这种渠道、堰湖工程，或为灌溉农田，或者导水泄洪。

（一）灌溉型

此类型人工渠道， 功能较为单纯， 只输送、存储水资源，是先秦时期最主要的“运河”形态。 从规模来讲，其尺寸较小，但距离较长。通过“少则输水、旱则储水”的方式，确保农业丰产。

1.淮河下游：楚国修建的期思陂、芍陂、大业陂、沮水、云梦泽

期思陂，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 周边地势绵延起伏，河湖密布，计有淮河、白露河、期思河等。 春秋中期，楚国水利专家孙叔敖组织民众治塘堰，导川谷，修期思陂，建期思湖，大旱之时决湖引水以灌溉雩娄农田。 孙叔敖后任楚庄王令尹， 监督修建芍陂、 大业陂、沮水、云梦泽等水利工程，楚国农业因之获利甚大，国力强盛。

2.方城外：楚国修建的西陂与东陂

春秋晚期， 叶公沈诸梁在叶县境内兴建一处水利工程，名叫西陂与东陂，所蓄之水可灌溉其北侧与东侧大片土地。 这一工程，明清时期还存在，被称为水城。 依据《水经注·汝水》记载，结合实地考察，可以得知：叶县南方城山有涌泉向北流出， 分散为大小五道河或沟渠（其汇聚之处称为五龙口），其中以烧车河为大。 叶公沈诸梁任楚国方城外县公时，凿渠导引河流，于其北端修建拦水堤坝，蓄水为塘（水库），是为西陂，水流向东北后注入澧河。 澧河又向东流，又修堤建坝蓄河水，以为东陂。

3.河北地区：魏国修建的漳水十二渠

战国初期，魏国邺城（今河北磁县、临漳一带）长期干旱少雨，当地官宦与巫师勾结，借为“河神娶妇”祈雨之名聚敛钱财，使本已贫困的百姓雪上加霜。 魏文侯时，西门豹做邺城县令，用智慧破除迷信，并在魏国修建十二道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解决邺城少雨缺水问题，造福一方百姓。 这些输水渠被后人称为“西门渠”，《史记》赞其“名闻天下，泽流后世”。

4.关中地区：秦国修建的郑国渠

郑国渠， 是战国晚期秦国修建的一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位于陕西泾阳县西北25 公里的泾河北岸。 它从泾阳县西北部的谷口开渠，引泾河水进入关中平原，直至洛河，总长300 余里，灌溉面积达18 万公顷。郑国渠的修建， 使干旱的关中平原旱涝保收， 造福于秦国， 促使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秦王朝的建立。 该渠一直沿用至今，世代关中人民因之受益。 它是在韩国水利专家郑国设计指导下开凿的，故称为“郑国渠”。

（二）灌溉与泄洪型

先秦时期，具备此类功能的渠较少，秦国在成都地区修建的都江堰是一典型范例。

战国末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为秦国修建都江堰，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 古代蜀地非涝即旱，素有“泽国”“赤盆”之称。太守李冰，考察水情、地势等情况，把都江堰的引水口位置稍作调整，移至成都平原冲积扇的顶部灌县玉垒山处，形成了畅通的渠首网，连同鱼嘴、飞沙堰一同构成了完整的都江堰。 1998 年，都江堰灌溉面积达到66.87 万公顷， 灌溉区域已达40 余县（市）。 如今，它仍然滋养着一方水土。 因此，都江堰享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美誉，百姓还特意为李冰父子修建了一座父子庙，称为“二王庙”。

（三）运兵型

此类河渠已经具备典型运河的特征，以交通各地为主。 其出现较晚，先秦时期可明确的只有吴国在扬州地区修建的邗沟。

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下令从邗城开凿了通往淮河的邗沟 （即隋唐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 全长约150 公里，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有确切开凿时间的第一条人工运河。 在邗沟开凿后，夫差带领军队沿河北上，大举伐齐，势如破竹，节节胜利。 通过邗沟水运， 军队作战人员连同所需军备物资等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前方， 这种高效的补给无疑给吴国军队带来了隐性的作战优势。

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但凡具有争霸性质的大国均有营建大型水利工程的举措，或灌溉农田，或泄洪排洪，或进行简单的军用运输。 这一时期是运河诞生的初级阶段，运输功能主要集中于自然河道，人工开凿河道专门运输者还未占主流。

三、汉至元的漕运——运河的形成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人工河道的最初功能往往较为单纯，但在人民长时间的实践中，其功能总是或多或少超越设计者的初衷。 以邗沟为例，最初是作为沟通南北水系、运送兵员的军事交通线，但继东汉之后，其漕运功能日益显现，到北宋初年，政府每年经其转运的粮食达600 万至800 万石。 元末明初，漕运进入鼎盛时期。 据文献记载，当时“江南全省，漕米什项居天下强半”。 若加上南北方客商之间的货物流转， 此段运河的运输量就更大了。至隋代， 隋炀帝杨广对邗沟进行大规模翻修整治，疏浚淤塞，使之成为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 尔后历经唐、宋等朝，邗沟皆发挥了其水利漕运功能，元代时走向衰落。

运河的修建耗资巨大， 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人力和资金。 大一统的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 具备了集万众之力营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客观条件。 此时，人工运河又称“大运河”，反映了我国农业文明时期大型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 这一时期，是运河重要性表现得最为显著的时期， 是运河历史变迁与发展的鼎盛阶段， 以运输各类物资为其主要目的，亦兼有行洪、泄洪作用，历史上称为漕运期。

北宋时期设立专门运输物资 （包括军用物资）的官吏，即催纲运官与都大催纲①在古代物资运输中，大宗货物每批以若干车或船为一组，分若干组，一组称一纲，谓之“纲运”。，后者以京朝官充任。 东南诸路水运以及广济河段皆设有催辖纲运。 又设转运使之佐官， 称为“转运判官”，简称“运判”。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宣徽院北院使张方平在《乐全集·论汴河利害》中对此评价说:“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 ”

1.北宋时期修建白河向北通漕运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向朝廷建议，将原本向南流入汉江的白河，自南阳下向口修建堤堰，让河水改道向北回流，进入石塘、沙河，然后汇合蔡河，它向南连接湘潭漕运，向北可达京师。 于是皇帝下诏，征丁数万人，修建了这项水利工程。 工程耗时一月有余，到达方城山，因其地势较高，河水不能通过。船行至此，只好利用人力车马，陆路短途周转搬运，然后进入通航河道，到达京师。 总之，这条漕运线路实际上并未全线贯通， 而是采用水路为主，陆路为辅的混合型交通模式，成批运输大宗货物。 此后，因遇到洪水暴涨，白河上的拦河堤坝被冲毁，这项工程就报废了。

2.余杭—洛阳—涿郡：隋唐时期修建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 是隋炀帝杨广在位时集百余万民众之力修建的。 它借助各朝前人所修的小段运河，连通自然河道，顺势修建了这段全长约2700 公里的人工运河。 隋唐大运河的建成，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连接南北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目的。 因其南北纵贯，跨越地球10 多个纬度，北达涿郡，南达余杭，又连通东西，深入中原，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 个省、直辖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也是世界史上最长的运河。 华北平原、 东南沿海，以及沿线各地，莫不受益于此。 通过这条运河， 远距离的物资交流成为可能且十分方便，往来于此的商人、货物不计其数。 大运河的开通也加强了中央对南方地区的管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3.北京至杭州：元代修建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修治改道而成。 隋唐及其以后，我国南方经济迅猛发展， 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使得扬州赶超西安、洛阳而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城市。 隋炀帝时，就已经开始从南方运粮，补给首都。 在某种程度上，大运河反映了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客观事实。 13 世纪末，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为方便运粮，元世祖忽必烈调整了原先的路线，不再绕道洛阳，进而缩短了西边一段运河的路程，转而以大都为中心，向南直达杭州，使得补给首都变得更加方便高效。 这一修整历时十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又把天津至江苏清江的自然河道和湖泊相连，并将邗沟和江南运河相接。 相比隋唐大运河，新的京杭大运河缩短了900 多公里。

四、当代的文化遗产——运河功能的延续

运河从最初单一的灌溉排洪到后来以漕运为主要功能的人工设施， 其发生与发展伴随着很强的延续性以及扩展性。 即便是在近代社会中，许多运河段已经湮没于地下，但其所代表的运河思维方式与文化却并未消失。

1.输水功能

当代社会中， 其最初的输水功能依旧保留了下来，如“人工天河”红旗渠和大型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的兴建。 红旗渠位于河南省林州市，是20 世纪60 年代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称为“人工天河”。 就其规模而言，与一般运河相差较远，但其修建的主要目的是输水， 解决林县地区严重干旱的恶劣自然环境问题。 南水北调工程，是为了平衡我国南北方水资源而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这一宏大工程，1954 年由毛泽东主席提出构想，历时数十年，如今已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东线工程（一期）。 西线工程仍在规划中。 这一大型水利工程，实现了把长江流域水资源分线抽调至华北平原、 淮海平原和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地区，解决了我国北方水少、用水难的问题。

2.文化遗产功能

文化遗产功能， 是新时期运河最突出和最明显的特点。 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开发其相关价值，深入挖掘文化潜力，是运河在新时期内发展、演变的高级阶段，是其功能与用途进一步趋向高层次、多方位的一种升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大运河的开通寓意沟通、开放，与同为线性世界文化遗产的丝绸之路多有相似，具有鲜明的特点。 它代表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趋势。 其本身是一个庞大的遗产系统， 是线性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典型代表， 它所蕴含的文化潜力是无穷的。

线性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自申遗成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条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并积极探索其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新模式。 尤其是运河沿线城市，积极开展当地的保护方案编制，注重对周边环境的整治与美化。 同时，还开展了监测预警工作，在传统保护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思路。 例如，借助运河考古成果，建立遗址博物馆，开通旅游线路“运河文化长廊”；依托商业古街，发展创意产业，打造集休闲、餐饮、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集聚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兴办相应的民俗文化节；出版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类的科普图书和学术、文艺著作；全力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等等。“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以创新之思挖掘文化遗产内涵，文化遗产也必将回馈当代人民。 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句号，而恰恰是一个新的运河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