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琪

己亥岁末，庚子年初，突降大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迅速席卷全国，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面对疫情，惊惶、悲恸、不安、感动等复杂的情绪充盈在人们的心中，极度渴盼着一个发泄口。灾难面前，诗歌从未缺席。作为文学的轻骑兵，作为抒情的最佳载体，诗歌以其精练的语言、浓烈的情感契合了人们的心灵需求，在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场诗歌运动。不仅专业诗人在写诗，很多在医护、社区、公安等岗位上的文学爱好者也在写诗，身处疫中的武汉诗人乃至湖北诗人更是纷纷提笔写诗。诗坛呈现出喧嚣的状态。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诗坛面前：大疫当前，国殇之际，诗人何为？诗歌又何为？

一、“写”与“不写”：表意的焦虑

首先便是“写”与“不写“的问题。在这种时候，到底该不该写诗？需不需要诗？反对者称，当病魔夺去一个个同胞的生命时，文学是无用的，写诗是苍白的，甚至于写诗是有罪的。有一首《答一位征集抗疫诗的朋友》写道：“哦，写，还是不写/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当你动用这些词，/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些词就会转过身来/抽你的耳光，/并吐出一声：呸。”[1]字里行间浸染着诗人深深的无奈与悲恸。面对这一场震惊全国乃至全球的大疫，惨烈的事实早已窒息了诗人的情感，写作俨然成为某种具有负罪感的事情。“当我沉默着，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鲁迅先生的这句话被反复援引，面对灾难，任何发言似乎都无法与其相匹配，言说永远是不到位的。

诚然，当我们面对重大灾难时产生的漫天飞舞的诗篇，我们确实会怀疑诗歌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灾难面前，“写”本身就是人在面对灾难时的抒情本能。惊惶、悲恸、不安、感动等情绪压抑在心中，会迸发出某种巨大的写作热情。就像谢有顺先生所说：“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灾难时，国人往往都会恢复成一个简单的情感人，他的心被触动后，不再冷漠，不再麻木，而是渴望说话和发声。”[3]疫情面前，困守在家中的中国人，特别是困守在家中的武汉人，极度渴望发声，渴望通过一种方式发泄心中汹涌的情绪。此时，文学，特别是诗歌，以其自身的特质正好成为国人情感喷发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也就是说，在灾难面前，诗歌存在有其必然性和特殊性，社会在这种时候最需要诗歌，人们在这种时候最爱读诗。在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个晚上，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辗转反侧，泪流满面，诗人、文学爱好者们是在情不自禁地为其写诗，人们更是情不自禁地流着泪读诗。“悠悠的，还有众人之口/还有李文亮医生的哨声/它多像旷野呼告，峻厉/却比花冠病毒还真实/”[4]。悼念李医生的诗歌有很多，诗人们一遍遍地记录着李文亮医生的经历，一遍遍地刻画着李文亮医生的肖像，“吹哨人”“哨声”等意象更是在诗歌中反复出现。这是一场自发的集体抒情，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时，“集体井喷”的诗歌恰恰成为了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一个重要出口。

“写”与“不写”，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也是诗人宿命般时常面对着的考验。一方面，诗歌在疫情面前的作用被质疑着；另一方面，由疫情所激发的各种情绪又需要以诗歌的方式进行表达。面对这样突发的公共事件，恐怕应给诗人如何进入提供充分自由的空间。对于保持沉默的诗人，予以尊重。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5]诗歌是需要时间去沉淀和检验的艺术，诗人应听从内心的召唤与写作的审美律令，而不应在社会及诗坛构筑的某种氛围胁迫下写作。而对于众多介入现实的写作，相信大部分都是发自内心的抒情。就像疫情期间笔耕不辍的诗人小引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无耻的言论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而反抗这种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持续、坚定的写作。”[6]面对这样一个重大公共事件，“写”是社会肌体的本能反应，“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二、“社会救赎”与“审美限制”的平衡

当写作成为人们面对灾难时的抒情本能后，诗歌的“社会救赎”与“审美限制”之间的矛盾便凸显出来。毫无疑问，抗疫诗歌源自一种时效性极强的文学激情，诗人身处时代现场言说正在发生的一切。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肺炎疫情愈演愈烈，在重大灾难面前，诗人提笔写诗，首先承担的是“社会救赎”的功能，通过诗歌安慰民众、悼念逝者、记录时代。“封城”、“口罩”、“隔离”、“密切接触者”、“火神”、“雷神”、“方舱”等以往诗歌中极少出现或从未出现的词语频繁出现，正是为这个特殊的时期记录下了特别的证词。“文件夹自制的护目镜/勒伤了姑娘的前额/N95口罩紧贴面部的时间过长/划上了姑娘的脸庞/专心坐诊忘记了晨昏/眼神间透着恍惚/鼻梁上勒出的血色山峰/是生病的武汉/措手误伤”[7]。“使命就是旗帜/旗帜下的战士不相信哭泣/面对肆虐的病毒/在封城中坚守阵地/奋战在死亡线上/用微笑报道胜利的消息/”[8]。面对灾难，诗人首当其冲的就是用笔真诚地在诗歌现场叙述，记录时代现状，寄托与释放情感，为疫情中的人和事发声，这是诗歌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所承担的责任和道义，正可谓心中一腔热血，不吐不快。虽然其中不乏艺术上存在诸多瑕疵之作，但在灾难面前，或许没有从容的审美，而是充盈着瞬间爆发的情感和苦难的共鸣。这是诗歌在面对重大灾难时的创作规律所在。

灾难时期的诗歌，具有明显的情感化特征，是真挚情感的流露。面对这样一个紧迫的公共话语语境，当务之急是发出国人的心声，表达炽热的情感。我们发现，很多不甚专业的普通市民、医务工作者、火神山与雷神山建筑工地的工人们都开始写诗，虽不是专业的诗人，但他们的诗歌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武汉方舱医院一个护士的诗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请不要打扰/请容我脱下防护服和面罩/把我的肉身从铠甲抽离/让我靠一靠身体/让我平静呼吸/……/我只是在执行岗位职责/做一个医者良心的拯救/常常，不得已赤膊上阵/生和死来不及选择/真的没有什么高大上的想法/……”[9]

这首诗的作者龙巧玲是一位主动请缨支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士，诗中没有繁复的艺术技巧，只有最简单、朴实而真挚的语言，却深深地刺痛了很多人的心。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位正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的真实心声，看到了一名在方舱医院支援的医务工作者的切身体验，最直白朴素的话语却拥有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情不自禁的为其而流泪。就像诗人米沃什所说：“当灾难降临整个社群，‘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的分裂’便消失了，诗歌变成跟面包一样必不可少。”[10]医务人员们写诗、火神山的建筑工人们写诗、路上奔驰着的外卖小哥写诗，很多普通人都加入到写诗的行列中，用近乎大白话般的语言倾诉着他们对武汉质朴而又诚挚的爱。此时所有的崇高都被解构了，在最平凡而朴实的叙述之中彰显了一股原始生命的力量与激情。这是一场“全民写诗”的行动。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歌本身的技艺已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诗歌内部所表现出来的心灵的力量。那些来自抗疫前线现场的直接体验，那种与真切体验相契合的语言表达方式，都是从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心声，既没有矫饰，也没有造作，在纯粹中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广度与深度。

这场诗歌浪潮，毫无疑问是伦理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社会救赎功能大于审美价值的。如何发出真诚的声音、表达真挚的情感才是诗歌的当务之急、首要之义。虽然其中的不少作品在语言上表现得较为粗糙，我们也不必对其过分苛责，因为面对疫情之下如此紧迫的公共语境，伦理问题是诗歌首先要承担与回应的使命。而与之相对的，我们也会更加期待诗歌艺术品质的表现，期待诗坛在此时出现同时具有诚挚的心声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就像陈丙杰先生所说：“如何把切身体验和艺术裁剪相融合，是灾难诗歌面临的一个艺术难题。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身处灾难现场的诗歌爱好者如何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用较为成熟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身处艺术之塔的专业诗人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做到诗行合一，让自己的诗歌和真情有所依附。”[11]诗歌需要在社会救赎与审美限制的矛盾中作出谨慎的平衡，在承担社会伦理责任的同时，也不可顾此失彼，或有效于伦理而失于审美。好的诗歌一定是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是具有独立的艺术品质和个人经验思考的带着震撼力和生命力的作品。这需要诗歌爱好者和专业诗人的共同努力。

三、反人本主义的滥觞

疫情之下的诗歌承载着诗人们的责任与担当。毫无疑问，诗歌的灵魂应是有感而发，是心灵之语。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次诗潮中同样出现了一系列的假诗、伪诗、口号诗等反人本的作品。在疫情当下的中国，苦难和眼泪还那么普遍，却出现了如此这般唱高调、喊口号的颂诗，落入了诗歌灾难书写空洞化的陷阱，陷入了假大空的抒情窠臼中。一首名为《“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网络诗作写道：

“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勇往直前！/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视死如归！/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白衣天使没有变！……”[12]

全诗充满激情地发出了“我要感谢你，冠状君”的呐喊。这种豪言壮语的背后是虚伪与谄媚，缺少了悲悯和良知，是对文学“人本主义”的悖离。此诗一出，便遭来一致的口诛笔伐。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在空洞的意象和歌功颂德中结构全篇的诗歌，陷入了廉价的抒情陷阱之中，令人不寒而栗。五四时期，文化先驱们呼唤“人”的觉醒，提倡“人”的自觉，“人的文学”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在《人的文学》这篇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周作人提到：“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13]灾难文学作为直面重大灾难的写作，更是要坚守“人的文学”的尺度，对死亡、生命等重大问题作出严肃的思考，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拥有同理心，以人为本，呼唤真情。这些视生命如草芥、蔑视生命尊严的诗，正是对文学“人本主义”精神的反悖，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反人本主义”的滥觞。

与之相对的，是此次诗歌写作中“个人叙事”的崛起。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诗潮中，“个人叙事”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惊喜地发现，愈来愈多的诗人开始关注不起眼的小人物在疫情期间的遭遇，用诗歌记录一个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在疫情之下的所思所感所经历；愈来愈多的文学爱好者主动从个人的角度、疫情亲历者的角度去评述当下发生的这场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对大时代影响下小人物的命运予以关注和思考。对灾难中众生相的描写、对灾难中各色人性的挖掘，正是对“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回应与观照。刘益善写下的《朱雄，你爸妈等你回家过年》一诗中，记录了一个九零后的湖南孩子朱雄因疫情原因滞留武汉，夜以继日地在火神山医院的建筑工地上驾驶着挖掘机的场景，“朱雄每天晚上七点上班早上八点下班/在那些繁忙的夜晚，朱雄透过灯光/看到他爸妈在家中做了一桌子菜/朱雄，你爸妈等你回家过年”[14]，这注定是一个很多人无法与家人团聚的特殊春节，那些与朱雄一样在施工现场为着建设医院而忙碌的工人们，是不是也在透过灯光想念着家里的饭菜呢？谢克强的《祝福》一诗则将视角着眼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感染者，作为成功战胜病毒的感染者，出院时刻的心情又该是如何？“一场生死争夺的刻意征服/让他满怀喜悦康复/他朝送行的医生护士三鞠躬/然后转过身来/大步走向/新的开始”[15]，诗人刻画出了这位勇敢战胜病魔的康复者出院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模样。魏荣冰的《团聚》另辟蹊径，写一家人在疫情期间的团圆，“‘这场病毒把咱一家人聚拢到一起哩！’/杨大妈的声音又细又湿。/几双举起的筷子停顿在空中，/仿佛一次迟到了许多年的鞠躬”[16]，从一个很小很特别的角度切入疫情期间的众生相。时代灾难下个人的体验难免是不同的，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叙事”的崛起，代表着诗人们更加专注于个体在疫情期间的经历与感受，更加重视疫情给个人带来的变化。从个体出发进行叙述，着眼于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正是对雷同及权威化抒情的超越，也是对虚假的崇高、不及物的空洞等宏大叙事的解构。

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学，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社会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对“人”的认识和尊重，遵循人道主义精神。灾难诗歌的创作因其即时性、爆发性、混杂性，更是要警惕陷入反人本主义的滥觞。拒绝虚假的情感捏造，减少无病呻吟、无关痛痒的概念与符号化写作，反对用诗歌喊口号、唱高调的献媚倾向，更不要写一些违背人性、亵渎人性的作品。诗歌创作应从生活的亲身体验出发，从真实诚挚的情感出发，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提倡与现实、灵魂交合的及物写作。“个人叙事”的崛起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四、“诗意”当在喧嚣中坚守

疫情之下，诗歌勃发，面对喧嚣的诗坛，我们难免疑惑：“诗意”将会在喧嚣中坚守，还是会在激荡中流失？灾难时期，诗歌的最大意义在于关切现实、宣泄情感、安抚心灵、记录时代。“诗意”所在，在于悲悯，在于真诚，在于良知。在这次“全民写作”诗潮中，我们欣慰地看到众多诗人和文学爱好者提笔介入现实，用诗铭记苦难，写下一首首彰显生命之可贵与人性之永恒的诗篇。这些关照现实、介入时代的写作正是对当下诗坛私人化、内向性书写倾向的有力回拨。其中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现象的强烈关注、对生命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对灾难中各色人性的发掘，都深深地凸显出诗歌内部的伦理使命和社会责任感，使诗歌这一特殊文类再次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布罗茨基曾说过：“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唯有诗歌可以应付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17]这次疫情带来的诗歌爆发可以说是一次重新探寻诗歌与时代、社会关系的考验，诗歌从未退出日常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有力方式。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疫情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假诗、伪诗、口号诗等堪称“谋杀”诗意的作品，只顾一味地唱高调、喊口号，与人本主义背道而驰。对于这些虚伪、献媚、敷衍的诗作，我们也要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揭露、鞭笞和唾弃。因为，面对疫情，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保持凝重和真诚，不应有丝毫的虚浮和假意。这是诗人作为一个社会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道义。悖离了基本人性良知的作品，必会招来一致的口诛笔伐。

“诗意”当在喧嚣中坚守。灾难是人性的试炼场，是心灵的大熔炉，当意外与不幸冲击着人们的内心，一种强烈的抒情冲动也随之生发，会迸发出巨大的写作热情。此时此刻，诗坛的喧嚣是必然的。但身处喧嚣的诗坛，诗人更应该沉静下来思考，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滥竽充数，更不能违背内心的情感。因为诗歌是与心灵相关的人类情感最强烈、最纯粹的抒发方式。面对疫情，诗人毫无疑问要发自内心地去发声，在诗歌写作中，努力分拣出人性的高尚和卑微，真正把握大灾难带给民族精神的洗礼和生命的思考，真正写出彰显人性光芒及生命高度的诗篇，这是当下灾难诗歌的核心使命。就像恩格斯所断言的那样：“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中，真诚地发声、担当关切现实的责任，坚守“真”与“情”，是每一位写作者正面临着的考验。疫情之下，到底有哪些诗歌能经得住时代的检验，成为浩瀚诗坛中熠熠闪光的那颗明珠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