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 哲 郑 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与媒体

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这一结论建立在成熟的生态学基础上，并得到了大量理论及实验观测证明[1]。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未能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使得国际气候政策受到较大挫折。在此背景下，公共卫生界开始更加重视气候变化议题研究[2]。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健康和卫生系统产生了不利影响，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那么在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健康问题将愈发严重。如发病率和死亡率会大幅增加，与高温有关的疾病、空气污染所导致的疾病、食物质量下降所引发的卫生问题，以及部分地区致命的蚊媒疾病传播等会对人类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工人的生产力预计会下降，特别是在低纬度地区。2015年，柳叶刀成立健康与气候变化委员会（The Lancet Commissio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旨在通过医学研究确定气候变化影响，并提出相关必要的应对措施与政策，从而保障全人类的健康。其核心结论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全球健康难题[3]。

因气候与公共卫生学科的专业性，以及传受双方客观存在的知识鸿沟，增强科学传播的针对性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基本知识的欠缺是人们采取行动的最大障碍之一[4]。因此，媒体对这一议题的处理框架对受众的紧迫感和行动意愿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传播方式在诱导行为的改变上有着不同的效用。Neil（2015）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等主流媒体气候传播框架的全面考察，表明相比较于机会、道德、伦理、经济或健康框架，灾难、科学不确定性、政治或意识形态斗争等话语框架在不同的媒体类型中更为常见。值得一提的是，Maibach（2015）等人关于媒体气候报道影响研究表明，将气候变化界定为公共卫生健康问题而非环境问题，是有助于增加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因素之一,并明确强调需要更好的传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健康威胁[5]。Anneliese（2017）等人认为，将科学从研究转为现实世界变化是公共卫生的一个中心目标，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传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该团队通过社交媒体内容提取工具Radarly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话题#COP21#（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表明，在会议相关信息传播过程中，引入柳叶刀气候与健康委员会报告后，话题热度呈现指数增长。James Painter（2013）在其专著《媒体中的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in the Media）提出包括人身健康与安全在内的风险框架，其认为，与通常围绕气候变化的灾难/隐性风险（disaster/implicitrisk）、不确定性（uncertain）及机会（opportunity）等框架相比，风险框架提供了一种更复杂、更贴切的语言叙述，也提供了分析气候挑战的更有用的棱镜[7]。

（二）气候与健康传播

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与媒体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被建构为健康传播与气候传播两个分支。郑保卫教授（2018）认为，建设“美丽中国”同建设“健康中国”必须紧密联系，“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需要融通整合，并在2018年首届气候与健康传播学术研讨会中提出气候与健康传播概念及行动框架。气候与健康传播（climate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是将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健康的信息及相关科学知识向社会与公众传播并使其理解和掌握，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社会传播活动。在气候与健康传播中，政府是主导者，要发挥思想引领和政策指导作用；媒体是引导者，要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NGO是推动者，要发挥社会推助和民间聚合作用；企业及医疗机构是担责者，要承担起减缓与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与保障公众健康福祉的责任；公众是参与者，要积极投身减缓、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营造良好生活环境，促进人类健康长寿的社会活动[8]。覃哲（2019）梳理了国内外气候与健康研究、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明确了气候与健康传播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其认为，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处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口，它涉及气象学、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它通过传播活动改变公众的态度与行为，最终实现人类安全、健康、免于贫困等公共福祉[9]。作为一个全新领域，国内现有关于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一片蓝海中。

如前所述，以往国内关于媒体气候变化报道的研究，多聚焦单一的气候传播或健康传播范畴，如李娟硕士毕业论文《健康传播视角下网络新闻媒体空气污染报道研究——以新浪网和凤凰网的雾霾天气报道为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杜涛发表的《健康视角下媒体雾霾报道分析——基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比较研究》等，而关于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健康的信息及相关科学知识在媒体上是怎样呈现的、纵向层面是如何变迁尚无相关考察。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以下两个问题：

研究问题一：关于气候报道及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健康的信息及相关科学知识在媒体报道上具有怎样的分布特征和话语特征？

研究问题二：当前气候与健康报道话语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在气候报道中突出健康话语有何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确定

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在2015-2019年期间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在样本范围上，一方面，我国媒体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起才逐渐重视气候议题，经过数年发展，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后逐成稳定态势，本文拟对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人民日报》气候报道进行一次系统性考察，以期对相关实践工作提供进一步借鉴。另一方面，过去五年我国政治经济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进入发展新常态，以五年为期考察媒介呈现的变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在样本对象上，《人民日报》作为最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的官方媒体，其话语更具代表性，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联系也更为紧密。五年间《人民日报》所刊登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消息、通讯、摄影报道、评论等均纳入样本数据库中。在样本获取上，主要通过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检索“气候”完成数据采集，并对重复信息与无效信息进行清除，最终确定有效样本512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数据库样本进行整合分类，利用Excel对报道时间、版面、标题、体裁、内容等进行分类，在文本分析上，本文使用Python3.6作为分析工具，用到的主要第三方工具库包括pandas umpymatplotlibjieba etworkx，代码运行在Ubuntu 18.04 lts下。对数据文本进行内容汇总后，字符串总长度为761513（包含空格和符号），共计文章512篇。使用jieba中文分词库进行分词，并进行词频统计。分词的同时去掉了1896种停用词，去除了回车符、空格，最终得到各类词共计23140个，其中词频出现超过5000的只有一个词为“中国”，词频在4000-5000之间的词为“全球”，“发展”位于3000-4000范围内。从分布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超过20000）词的词频数非常低，“健康”仅有167次。在高频词汇基础上，基于研究要求提取核心词汇进行词频向量转换，构建共现矩阵，并对矩阵进行网络图绘制和运算各节点中心性度量。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报道数量、版面与体裁分布

Mazur和lee（1993）指出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往往受媒体关注程度的影响，而不是受实质性报道内容的影响[10]，对此，本文把报道数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量。通过对五年报道数量统计可以发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当前《人民日报》对气候变化保持着相当的报道量，近五年整体呈现较为平稳趋势，平均每年发文102.4篇，其中2015年因巴黎气候大会召开报道数量达到108篇，2019年因马德里气候大会召开达到峰值110篇，相较而言2017年相关报道出现较少，仅为85篇。五年间提及关键词“健康”的报道总体上占比较少，仅为20%，且与报道总量变化无任何明显相关关系。气候与健康传播更是屈指可数，年均发文4篇不到，仅占总量3.5%。

但与此同时，随着重要气候事件，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呈现阶段性集中特征；如在2015年围绕巴黎气候大会议程及相关消息的报道共32篇，占全年报道29%；2016年夏季连发11篇南方洪涝灾害，占据全季报道39%、全年报道11%；2017年春夏季围绕雾霾话题发文8篇，占据当季报道总数47%、全年报道9%。

版面安排上，气候报道广泛分布在要闻、综合、评论、经济、社会、生态、国际等版面上，并主要集中在要闻、国际、生态三个版面上。要闻版面最多，共206篇，占据总数39%，且2019年有明显上升趋势，这体现了《人民日报》对气候报道重视程度明显提升。生态版面共126篇，占据24.6%；国际版面也占据较大比例，共122篇，这与气候报道的国际性相关。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版面占据较少，共8篇，仅占1.5%。

报道体裁上，相较于2009年以前编译国外新闻稿为主，当前《人民日报》的气候传播报告已形成覆盖消息、通讯、述评、访谈的多体裁类型。其中消息稿件最多，共214篇，占据41%；评论稿件120篇占据23%，虽占比较少，但已表现出稳步上升趋势。除此之外，重大评论、重大专题等使报道深度性相较于以往大有提升，摄影报道、数据图表的使用提升了版面的美观度与阅读趣味性，气候变化正变成一个核心议程，实现了从被动跟踪到自发性议程设置转变。

（二）主题/主导框架（themeorframe）分析

本研究试图探索在报道总体数量分布较为平稳情况下，不同报道主题与报道数量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对于主题（themes）或框架（frame）标准判断，本文在参照James painter等人的划分基础上，加入政治因素考量，即细分为政府/国际行动（government action）（即与政府主导的治理行动和国家战略定位及宏观政策颁布、实施、解读等相关报道）、治理成就（achievement）（即表现某一国家及区域，或某一群体及个人在气候治理方面的成就）、治理方式（governance means）（对气候治理方式、途径等进行论述或探讨）、气候协商/谈判（negotiations）、科普/科学背景（scientific background）、不确定性（Uncertainty）、灾难灾害（disaster or catastrophe）、经济（economics or business）、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民间组织行动（NGO action）、健康影响(health impacts)、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人口迁徙（migration or displacement）等14类进行考察。

总体来看，不同主题在五年里报道数量、表现力度与动态变化呈现较大差别状态。气候议题主要由国家政治行动及气候事件推动，以政府职责、政策制定以及政绩成就等话语为主。五年里，国家行动（91篇）、治理成就（94篇）两者占据比例最大，合计占比高达36%，显示了《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党报承担着的喉舌功能。直接以健康为主题的报道共18篇，仅占所有主题的3.5%，处于极端缺失状态，与主导话语之间相比有着近十倍差距。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内容占据17%，其内容除每年固定的气象日科普报道外，与气象有关的科学成就报道占据很大部分，关于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科普尚未纳入媒体议程。与健康风险较为相近的灾害风险话语则占比较多，总数上占比高达15%，这与近些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涝、干旱、高温热浪等灾难灾害频发有关。与公共卫生息息相关的饮用水源、粮食安全更是直接被排除在主导框架之外，五年里只出现5篇。

在不同主题纵向变化上，治理方式、能源、人口迁徙、粮食安全、经济、NGO行动、科普/科学背景等与气候事件相关性较小的主题变化较为稳定，灾难灾害、气候协商等与气候事件相关性较大的主题波动明显，这表明媒体对气候报道的建构与气候事件呈现一定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点在气候协商主题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在重大会议召开之际表现十分突出，会议结束后相关议题的报道量直线下降，相较于2016年巴黎气候大会时占全年比28%，目前已下降至6%。与之相反，健康话语在波动曲线上呈现十分稳定的趋势，在数量上除2018年外，其余年份均为4篇。在占比上，健康主题在3%到5%这一低频比例上波动，议题重要程度呈现较低。

（三）语篇内容文本分析

为考察数据库所有语篇文本不同主题与主题之间及内容与内容之间存在的相关性，本文提取“中国”、“全球”、“发展”、“气候变化”、“减排”、“气候”、“生态环境”等高频词汇，以及“经济”、“能源”、“霾”、“科技”、“台风”、“高温”、“健康”等目标词汇，将495篇文章处理为495个词向量，构建数据共现矩阵，利用矩阵绘制网络图，从网络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气候报道所涉及的多个层面，以及各个层面之间的联结关系。

节点线条将共同出现词进行连接，共现次数越多线条越为密集，由此可以测量不同节点之间关系紧密程度。通过计算每个节点的度中心性排序，“中国”、“气候”、“全球”等所连接线条最多、网络的度差距较小，处于网络核心位置。“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巴黎协定”紧密围绕三个中心节点分布,其中“发展”、“巴黎协定”等气候协商层次与核心词汇“全球”直线相连，体现我国在国际气候协商/谈判中所强调的全球性、大国责任担当与发展中国家立场。最上方是包含“高温”、“防汛”等灾害风险语义集束，“生态环境”、“减排”、“绿色”等环境治理话语位于左边，并与“绿色发展”构成局部核心语义群。“健康”、“疟疾”等公共卫生类的话语与中心节点分布较远，位于边缘区域。

深入阅读分析网络节点相关性，我们发现气候报道内部不同话语之间相关性上以“单线串联、局部割据”特征，话语之间呈现分化隔绝状态。其中，“高温”、“霾”、“疟疾”构成健康话语集束，“防汛”、“台风”等构成灾害风险话语集束，“气候变化”、“全球”、“发展”等构成气候协商话语集束，“生态环境”、“减排”、“绿色”等构成环境治理集束，集束内部各个话语之间连接较为紧密，不同集束之间话语共现较少，呈现“信息孤岛”状态。如在呈现巴黎协定、气候大会等气候协商话语时，《人民日报》更倾向于将其与大国责任、政府行动、治理功绩等联系（＞110次），而生态环境（42次）、能源（31次）、健康（25次）等话语较为低频。在健康话语呈现上，“健康”话语表述几乎只见于雾霾报道、高温热浪报道等健康话语集束内部中，其他相关话语集束鲜有提及。与“谈判”、“巴黎协定”等气候协商话语仅为14和25次，与“美丽中国”、“绿水青山”等治理成就话语也仅为18次与19次。换言之，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会议协商、治理成就、政府行动上，几乎没有“健康”话语出现。

气候变化会通过自然生态系统为中介因素间接影响健康，如洪水泛滥和水质恶化造成胃肠道疾病增多等[11]。《人民日报》在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报道中，“健康”与网络中心词“中国”、“气候”大量共现（＞60次），与自然灾害话语却几乎没有联系，与“台风”仅共现4次，与“防汛”共现0次。此外，气候变化可通过极端天气事件直接影响健康，易引发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中暑及热相关疾病，在相关报道中，“高温”与“健康”也仅共现16次，低于中心词汇（50次）3倍之多。在雾霾相关报道中，与“气候”、“中国”等网络中心词（＞30次）相比，“健康”与“减排”、“能源”出现频次表现则较为突出（15-30次），占据着过半比重。气候变化还可以通过人类社会系统为中介因素间接影响健康,如极端天气频发导致人们流离失所等精神及财产损失。在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迁徙相关报道，现仅有1篇，且并未提及健康影响。

综上所述，气候报道中，除雾霾报道中健康话语较为高频外，其他诸如自然灾害报道、气候协商、粮食安全、人口迁徙等几乎没有显现，“气候传播”与“健康传播”之间存在明显隔绝。通过进一步考察雾霾报道内容发现，其健康话语呈现也仅以简要告知性叙述为主，这一框架使人们知道当前雾霾的严重程度会影响身体健康, 但却并未提及会以何种方式受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反复应对。换言之，雾霾对身体健康的作用机制、影响方式、公共卫生应对等均未涉及，此类阐释性话语的缺失，进一步加剧公众对健康风险认知模糊性。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梳理分析了2015-2019年来《人民日报》的所有气候报道，从数量分布、版面变化、主题/主导框架演变与语义关系等多个角度分析气候报道的主要特征，并对气候与健康传播呈现状态进行了重点阐述。整体上看，当前主流媒体对气候议题的报道主要由国家政治行动及气候事件推动，以政府职责、政策制定以及政绩成就等话语为主，健康信息及其相关科学话语处于极端缺位状态，这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方面，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多领域的长期性、全球性话题，涉及国与国之间的解决机制与利益之争，其必定与政府行动息息相关，气候报道本身不可避免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主流媒体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在进行气候变化问题报道的时候，坚持政治原则，表达本国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维护作为负责任大国形象更是应有之意，从这一点上看，《人民日报》在气候传播需要与官方话语保持高度一致。

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公众健康是一个复杂过程，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影响健康风险的认知也处在不断深化中，社会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关注相比则更为滞后。1995年IPCC第2次评估中专门指出气候与健康的问题，2007年第4次评估之后科学界才比较广泛的重视，在我国，相关的研究与之相比则更晚一步。公共卫生问题也只是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一个部分，在全世界范围里，公众对气候变化与健康问题的关系的认知度尚处于较低水准，媒体记者关注得少也属正常。除此之外，气候对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也使相关科学知识的传播受较大制约。在气候变化会影响人类健康已经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当前主流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讨论大多与未来有关，因此对气候影响的具体时间、速度、程度以及治理对策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推测性与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被公众误解为并不存在，或与当下的自己无关。

而对于已经确定的健康风险影响，如《人民日报》在雾霾议题中提及的毒素等，对媒体和受众而言也面临着高门槛认知问题，报道气候变化引起的健康问题，涉及到的内容比单纯的气候传播或健康传播更为复杂。媒体在面对此类不确定性又高度专业性议题时，往往捉襟见肘。开展气候传播的记者科学素养和相关知识储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较多不足，尤其在气候与健康传播报道上，其涉及环境工程、公共卫生、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即使是在新闻价值比较高的健康议题上，编辑部记者碍于学科知识储备及专业素养缺失，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选题，很难持续提出新观点。

如前所述，当前健康风险话语极端缺失折射出气候传播中的政治性、学科性、以及记者专业性等问题，重视专业知识及专业权威的风险沟通的“科学范式”，和以弥合知识鸿沟，助推公众表达参与的“公共范式”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而问题的解决指向“气候传播公共领域”的重建，而这一诉求的实现恰恰需要提升健康风险话语比重。作为通过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寻求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维护人类健康福祉的社会传播活动，气候与健康传播的核心要义不仅仅是传播健康风险相关信息，更在于其坚持了气候传播中科学与公共诉求，以此开放更多话语路径，推动不同话语之间的平衡与融合。因此，在公共领域被普遍“再封建化”的今天，处于网络中心的媒体最大的作用在于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共同去为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公众健康作出贡献，媒体需要重视气候变化中的健康风险，提升自身专业素养，而使气候传播避免“被操纵的公共性”，重建气候传播公共空间。

本研究的缺陷在于只抽取了《人民日报》一家媒体，并仅分析近五年的气候报道，存在统计数据代表性不足的缺陷，推而广之主流媒体气候报道特征可能有失偏颇。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气候与健康传播具体提升对策着手，以此推动这一新兴领域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