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群，安昭丽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2013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深化，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合作重点”中提到“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可见，农业从种植业到相关高端产业的投资成为“一带一路”农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因此，如何推动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成为目前“一带一路”倡议要解决的重要命题。本文以东盟为例，利用中国知网（CNKI）、中国农业科技文献与服务平台等数据资料库，在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轴和研究进展作为划分依据，将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梳理和总结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研究，一方面可提供更多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为政府和企业东盟农业投资决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历程

“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与“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几乎同步。从CNKI数据看，2003年中国与东盟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中国对东盟的农业投资得到进一步发展。2004年陆续出现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研究的文献，按照中国和东盟发展的时间轴和研究进展可将研究历程分为：第一个阶段（2004～2008年），研究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2009～2012年），研究探索阶段；第三个阶段（2013年至今），研究快速发展阶段。

（一）萌芽阶段（2004～2008年）

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早期中国与东盟之间农业合作主要是贸易和政府援助，农业对外投资研究夹杂在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研究之中。该阶段主要研究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必要性、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对于双方农业发展的影响、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注意事项等，为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1.研究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必要性

覃芸（2004）从中国农业资源特点出发，发现中国农业资源的有限性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中国毗邻的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但该地区大部分农业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较落后。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农业投资，一方面可解决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资金和技术的推广应用解决东盟农业发展滞后问题。

2.研究构建CAFTA对于双方农业发展的影响

孙林（2005）从产品市场角度出发，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验证中国和东盟地区在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竞争性及在农产品结构上具有互补性特点，分析中国与东盟农业发展的国际形势，论证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对促进双方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唐文琳等（2005）分析构建CAFTA对广西农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广西在这个大趋势下要调整热带水果、蔗糖、畜牧、林业等产业结构，培育大型龙头企业，通过政府与东盟合作机制的建立及政策的扶持，抓住机遇，加快广西企业对东盟的农业投资。

3.研究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注意事项

周先竹等（2006）分析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首次提出在促进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同时要注意中国农业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唐盛尧（2008）和陈前恒（2008）对中国与大湄公河（GMS）区域（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农业合作加以研究，前者总结了中国与GMS农业合作过程中在农业信息网络、人才交流、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联区联动防御等方面的不断推进；后者通过对广西、湖北、重庆、江西四省与东盟农业合作调研，提出中国企业农业投资在东盟主要集中在GMS区域，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政府管理缺失、对外投资秩序混乱、缺乏农业风险评估机制和农业保险制度等。

（二）探索阶段（2009～2012年）

2009～2012 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的农业投资进入探索阶段，研究内容逐步增多，研究不断深化。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逐步从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中脱离出来，研究更加具体。2010年CAFTA全面建成，成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也上升到全新阶段，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也更倾向于发现风险和防御风险。此外，另一个比较成熟的思路是案例研究（以某一个或几个重点省份为研究对象，总结该时期的投资经验和困难），通过个性分析共性，为中国企业对东盟农业投资提供借鉴。

1.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风险研究：集中在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方面

魏德才等（2010）研究我国农业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海外农业投资政治风险具有特殊性，突出矛盾表现为征收险与农业土地属性、战乱险与农产品供求弹性以及政治风险与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之间的矛盾，由此提出，中国建立农业对外投资保险法律可增强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自主力、提高海外农业投资信息的流通及减少不必要损失。王曦（2012）通过对“中国在东盟农业园区投资”发展现状的研究，提出中国在东盟投资农业园区过程中存在融资方式单一、行业监管法律阙如、缺少法律保护支撑，提出要改善区域性和国内相关的投资法律环境、加大政府对农业直接对外投资的扶持力度等政策建议。

2.重点省份在东盟农业投资情况的研究：总结中方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特点、问题及东盟农业生产环境的特点和障碍等

陈前恒（2009）调研总结了广西、湖北、重庆和江西的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情况，提出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企业规模较小、政府管理不到位、缺乏海外投资风险评估、出口秩序混乱以及出国投资农业的优惠政策较少等，提出发展农业合作项目和企业捆绑的方式提高企业投资底气、开发多渠道解决融资难题、建立完善的保险体系以及加强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等政策建议。秦磊（2012）和吴云等（2012）分别从云南省和南宁市在东盟农业投资的情况出发，前者研究云南省与东盟的农业合作，提出制约农业合作和农业投资的主要因素是东盟国家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引进外资的法律和政策发展不够完善、政府对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小，提出云南在东盟投资的农业特色产业，如花卉、蔬菜、茶叶、天然橡胶、林业等要不断延伸农业投资的产业链，不断规范生产、分级、包装、运输等环节，使云南对东盟的农业投资企业国际化；后者梳理南宁市与周边东盟国家农业合作的发展，认为CAFTA的建立对南宁市传统优势农产品（大米、玉米、热带水果、蔗糖、木薯等产业）的发展提出挑战，促进了南宁市农业科技的发展、农业种植结构的改善及农产品的升级换代，加速了南宁市相关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的速度。

（三）快速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

随着中国和东盟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CAFTA 建立后东盟各国与中国纷纷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规模快速扩大，此阶段相比于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明显增多，方法上注重多学科交叉和实证分析、内容上更加多元化。此阶段对问题和政策建议的研究分化成“农业对外投资企业存在的问题”和“政府在农业对外投资宏观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研究主体更加精准。

三、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主要研究方法

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主要涉及农业经济管理学、金融学、法学、投资学和保险学等领域，主要研究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包括个案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主要是灰色关联法、层次分析法、熵权法、价格法等。具体特点如下。

定性研究方法，如高源婕（2014）、王劲松（2014）、董向诗杰（2016）等运用个案研究法，主要以东盟具体的某一国家（引资方）或中国的某一省份（投资方）或者某一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投资的现状、成就、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优点是对某一方的投资环境或者投资方式研究更详细、深入、更有说服力。缺点是搜集资料和数据比较困难，主观性较强。胡新萍（2013）运用比较分析法，对东盟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东盟农业投资方式的差异加以对比研究。优点是通过比较分析使现状及成因更加清晰，缺点是涵盖范围较小，只能对个别区域或个别国家加以对比。

定量研究方法，如谭砚文（2017）运用“层次分析+灰色关联”研究方法，使用层次分析法以专家打分为各风险指标的权重赋值，然后利用灰色关联法测算东盟主要国家农业投资风险并排序，为企业提供借鉴。优点是操作较简单，层次分析法的理论比较清晰，是一种常见的赋权方法；缺点是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法的主观性较强。胡殿毅（2018）构建东盟农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和多目标决策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东盟农业投资环境客观测评，为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农业提供借鉴。优点在于熵权法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可有效排除研究者的主观性；缺点是只能在确定权重过程中使用，具有局限性。胡超（2013）采用价格法分析中泰两国农业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研究表明中国和泰国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加深。优点是操作比较简单，结果单一，具有说服力；缺点是数据收集比较困难，结论比较简单。

四、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重点研究内容

随着CAFTA全面启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写进党章，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逐步加深，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呈现“井喷式”发展，投资主体从国营企业逐渐发展到民营企业，投资规模有大有小，投资产业在农业的上、中、下游产业各有分布，出现的问题也逐渐增多，引发各界学者讨论和研究。

（一）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发展潜力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生产资源的对比研究，挖掘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发展潜力。胡新萍（2013）分析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农业生产指数，指出东盟国家农产品种类丰富，在橡胶、棕榈、咖啡、木材、热带水果等方面有丰富的光热资源和土地资源，农业生产在东盟（除去新加坡和文莱）具有发展优势，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农业有发展潜力。杜凤蕊（2013）通过研究广西与东盟农业的发展特点，提出广西与东盟的农业互补性体现在农业资源、农业结构及劳动力和技术上，这些互补性增加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农业投资的可能性。

通过研究东盟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层次，分析中国在东盟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层次国家中的农业投资潜力。尚永辉等（2017）提出东盟农业发展层次明显，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根据东盟十国农业发展情况将这十个国家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提出这四个国家农业发展态势较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随着贸易便利化，与该层级国家的农业贸易和农业投资将越来越多；第二个层次为老挝、缅甸、越南和柬埔寨，这些国家经济基础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对其农业投资应以技术输出和农业机械化为主；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基础较好但农业条件不足的新加坡和文莱，中国在该层级国家的农业投资应专注于绿色农业和农业高科技等领域。

（二）中国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的动机和经营方式研究

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农业投资逐步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国际形势的发展，2010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筹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之间签订农业合作备忘录，关系不断加深；二是东盟农业资源、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开展农业投资。随着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主体的增多，投资动机和投资经营方式变得多种多样。对于投资动机的研究，何勇（2013）提出两种投资动机，一种是建立生产基地，一种是占领东盟农业市场。刘钧霆（2014）主要从资源方面分析，总结我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资源开发型、稀缺战略型与农产品寻求型，通过新建农业生产和加工基地、并购东盟国家农业企业及建立农业技术示范项目等形式实现产业转移。尹豪（2015）在对中国民营企业对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中发现，民营企业的投资动机主要是资源利用开发、市场开拓、技术输出合作、配套能力建设、政策制度驱动等动因，而民营企业的投资模式主要是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对于投资经营方式的研究，董向诗杰（2016）针对云南省对老挝的农业投资展开研究，提出目前主要的几种投资经营方式有替代种植模式、订单农业模式、土地租赁模式、股份合作模式和农业示范园模式，从企业角度和老挝国家角度对每种经营模式评估，提出云南企业采取的“1+4”模式，既保护中国企业利益，也让老挝人民放心生产，得到普遍认可。

（三）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风险及投资环境研究

投资风险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单从政治风险看，曾文革（2013）对东盟国家的政治风险归结为战争与内乱、财产征收、货币汇兑和东道国违约等风险，提出中国与东盟国家虽通过全球或多边贸易协议、区域性协定、国家法律等方式规避上述风险，但对于政治风险仍存在规定不明晰、法律适用性不强、立法不完善、保险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提出要不断细化政治风险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共建统一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的立法等。黄晖（2013）针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中国在与东盟农业合作过程中要通过立法保护农业相关知识产权，对农业合作双方利益保护、深化农业合作具有推动和保护作用。也有学者从农业保险角度切入研究农业对外投资风险，李念阳（2016）从国家风险、经济风险和信用风险三个角度分析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中国目前农业对外投资在产品建设和人才建设方面均存在短板，阻碍中国农业投资保险发展。提出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针对中国国情优化出口信用保险模式，加强人才培养。胡殿毅（2018）运用熵权法对评价东盟农业投资环境的4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展开客观赋权评估，提出东盟农业投资环境受经济对外开放环境、农业生产环境、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环境和政治与法律环境影响，重要程度依次递减。

（四）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特点研究

刘钧霆（2014）、撖晓宇（2018）、姜晔（2019）等从企业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问题和特点后指出，从农业投资比例看，东盟在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中占较大比重，但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占东盟吸引外资的比重较小，随着东盟国家对外资的不断开放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东盟作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主要区域的重要性在不断强化；从农业投资领域看，中国在东盟的农业投资领域逐渐多元化，但投资方式单一，层次不高；从投资东道国选择看，投资集中在东盟的传统农业国，根据各国特点出现投资分层现象；从“走出去”的投资主体看，投资主体类型逐渐丰富，民营企业发展潜力巨大。

五、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问题和政策建议研究

（一）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问题研究

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企业数量和投资额不断增多的同时也存在问题。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

1.企业角度

刘钧霆（2014）、撖晓宇（2018）、姜晔（2019）等指出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科技含量较低，处在产业链底端，产业布局相对单一，尚未形成抱团发展的投资方式，抗风险能力弱；二是缺乏专业人才，信息不对称等。李斐（2016）在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合作提升战略中指出中国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的两点不足：第一，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农业投资资金来源分散，单项投资力度不足形成规模化生产；第二，双方缺乏合作，中方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时，往往采取国内的管理方式，与东盟相关企业合作有待加强，不能及时规避潜在风险等。

2.政府角度

李斐（2016）指出东盟农业的发展处于初加工阶段，不足以满足我国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限于东盟各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部分国家不适合发展高端农业，投资东盟农业在规避风险的基础上应适当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食品检验检疫、物流等行业的发展。杨东群（2019）对比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和日本农业对外投资指出，中国政府农业信息的搜集能力较弱，不能及时为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合理的投资建议以规避风险。

（二）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过程中，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出发，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及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在企业对外投资的方式方法、政府职责完善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

1.企业角度

刘钧霆（2014）针对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农业投资的管理方式指出，第一，应采用多元化经营方式，让当地企业参与生产经营，盈利和风险共担；第二，在宣传方式上，采用能让当地人接受的方式宣传。撖晓宇（2018）指出要积极培训当地农民参与生产，与当地农民、企业和相关人才展开合作。

2.政府角度

撖晓宇（2018）针对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农业投资的特点指出在政府层面要支持中国企业在东盟的农业投资：第一，要在金融、财政支持和保险政策上及时出台相应的投资、借贷、扶持及保障条款；第二，针对性扶持投资企业，利用华人、华侨等当地资源，培养农业对外投资的专用人才。谭砚文（2017）在中国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的风险研究中提出，中国政府应建立农业风险预警体系。部分学者研究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杨东群（2019）在日本农业对外投资研究中指出，政府应借鉴日本统筹全局的做法，建立海外信息统筹的政府机构为农业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准确度高、时效性强的投资信息，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六、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外文文献研究

外文文献对中国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较少，主要因为中国在东盟吸引外资中所占份额较少。外文文献主要分析了东盟国家农业发展情况、东盟农业发展前景与中国和东盟双方市场特点等。

对东盟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研究，以Golan等（2013）研究为例，认为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农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是，公共部门对农业权利的高度集中、耕地为工业和城市发展让步、土地所有权改革不到位、农田基础设施设计不合理及维修不到位等，影响农业规模化和科技化发展。除此之外，东盟国家饮食结构的调整（由主食大米逐渐调整为减少大米摄入，增加肉、鱼、蛋、奶比例）会引导东盟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增加农业产值，这与中国农业目前面临的问题如出一辙。

对东盟农业发展前景的研究，Luh（2017）指出教育发展可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Golan 等（2013）从未来农业转型的驱动力出发提出：第一，人口福利和城市化进程使越来越多劳动力进入城市，农业走向集约化生产；第二，饮食结构的改变引起农业生产结构的重新布局，提高农业产值；第三，日益激烈的资源竞争，使农业生产投入更多物资，提高生产力；第四，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将大大解放农业生产力。

对中国和东盟双方市场特点的研究，Zhang等（1996）对比中国和东盟的市场发现两者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从发达国家进口先进技术、机械和设备，向外输出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限制双方对于彼此产品的吸收能力。但是Daite,Richard B（2015）和Zhang等（2016）分析中国和东盟的投资发展前景时指出，虽然东盟部分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相对不稳定，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东盟经济共同体在整体上支持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发展资金进入农业体系，努力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的物流体系、建立高质量的农业合作社等，促进区域农业投资、粮食和营养安全。东盟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将会吸引中国企业投资，而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稳定的政治格局将为东盟国家的投资提供利好条件。双方的互补性将随着双方的发展和开放程度加大不断增强。

七、研究评述与展望

目前国内针对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相对集中于投资区位优化、投资策略及风险防范、投资国别选择等方面，外文文献对东盟国家农业发展特点和发展前景及中国和东盟经济市场的对比研究，对企业投资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为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东盟国家奠定基础。但对东盟国家农业投资和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很多学科和领域还未完全介入，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首先，针对企业的研究较少。投资主体是企业，而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对宏观形势的把握，不利于推动企业快速发展。从企业面临的风险切入，建立完整的投资评估体系，使企业在了解风险基础上合理投资；从企业的管理方式切入，一方面多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企业抱团“走出去”，另一方面，尊重当地的人文习俗，深入研究其地方文化，为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环境做好人文环境铺垫。其次，对投资效率的研究较少。针对性研究某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或者投资效率，第一，有助于中国企业对各国投资环境的准确把握；第二，有助于政府在支持企业“走出去”项目中，对项目上马的风险预估给予合理评判和专业指导。最后，缺乏发达国家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研究。发达国家在东盟的农业投资时间更长，及时总结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一方面有助于中国更详细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另一方面学习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减少不必要冲突，尽量减少中国在对东盟农业投资中的潜在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冲击，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和投资也带来一定影响。在新形势下，应适当考虑提高农业对外投资的效率和安全度，借鉴发达国家对于农业对外投资的保障和激励方式，维护和保护我国企业在东盟农业投资的相关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