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记者 祁彪

>>2020年8月18日，第十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市达美中心举行。 作者供图

电子棋牌行业发展了二十余年后，迎来了新的十字路口。

当“棋牌+电竞”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开始出现在电子棋牌行业，各界专家对此持何态度？

2020年8月18日，第十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市达美中心举行。论坛在“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宏大背景下，以“产业创新发展与治理体系建设”为主题，以文化产业中电子棋牌的商业模式创新即“棋牌+电竞”模式为切入点，探讨了如何构建现代化产业治理体系。

在这次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朱武祥，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著名数字出版专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张立，《传媒》杂志社社长杨驰原，著名经济学家贺铿都分享了其对于“棋牌+电竞”这种模式和电子棋牌行业发展的观点和态度。

电竞形式给电子棋牌游戏注入正能量

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据相关资料统计，产业发展中的创新，技术创新占比不到20%，其余80%是商业模式创新。

那么，到底什么是商业模式呢？对此，朱武祥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商业模式仅与利益相关，因此商业模式创新有优劣之分。良性的商业模式创新能推动行业发展，不良的商业模式创新虽也是创新，但却能给行业造成灭顶之灾，阻碍行业的发展。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中国电子棋牌游戏用户数量由2014年的2.4亿人增至2018年的4.3亿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电子棋牌游戏市场规模达140亿元。由于很多棋牌企业的营收无法纳入统计，业内专家估计，中国电子棋牌游戏实际市场规模已超400亿元。

“我们清华大学商业模式中心常年从事商业模式的研究工作，通过对电子棋牌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比较不同阶段电子棋牌的不同模式，将电子棋牌的发展总结成几种模式：电子棋牌的1.0模式阶段，电子棋牌的主要功能是娱乐性，用户通过玩游戏获取游戏积分或虚拟币，然后可以兑换成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实物奖品，娱乐性占主要地位，物质奖励处于从属地位；第二阶段可以定义为2.0模式，该阶段娱乐功能渐弱，赌博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以赌博为主，这种模式也属于商业模式创新。涉赌模式从个别企业行为变成整个棋牌行业广泛存在的一种模式，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从而引发国家监管部门部署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进行集中整治，维护了社会风气。但是，同时整个电子棋牌产业受到重创，一些主营业务为棋牌的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下滑，股价跳水，如博雅互动、联众等，电子棋牌游戏行业陷入低谷。”朱武祥说。

“通过研究分析，我们认为‘棋牌+电竞’这种模式给电子棋牌游戏产业注入了正能量，有望引导电子棋牌游戏产业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这种模式我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创新：创造公平环境，纠正不良游戏行为；制定电竞规则，规避游戏涉赌风险；注入竞技正能量，引导棋牌游戏正向发展。”朱武祥说。

朱武祥认为，通过国家这几年对电子棋牌的监管可以看出，国家还是希望行业能够通过自律和创新，重回发展正轨。“棋牌+电竞”为代表的商业模式创新，就是一个很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创新案例，是可持续的、健康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创新，有效压缩了棋牌赌博的生存空间，推动了整个棋牌行业竞技化、阳光化、产业化。电子棋牌行业从业者应该积极关注、引入、创新商业模式，推出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游戏产品。随着社会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游戏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各产业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良性的商业模式创新。

棋牌游戏本身无害应支持其创新发展

朱武祥从专门研究的商业模式领域对“棋牌+电竞”的模式进行了点评，而作为知名历史学家的葛剑雄，则从游戏的本源、社会功能及其治理体系的角度，表达了其对于棋牌游戏和电子棋牌行业的看法。

葛剑雄认为，游戏和棋牌是人类的正常需求，对社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类的历史离不开游戏，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以前历史上面，我们把游戏作为一种负面的形象，原因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绝大部分的人不得不整天从事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游戏成了统治阶级、有闲阶级的专利，游戏中的棋牌竞技，被说成是一种要么就是专门为统治者服务消遣的，要么就是玩物丧志的方式，都是负面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物质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时间也越来越短。中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休息双休日，后来又增加了法定假日，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休息时间占到了一年的接近三分之一。因此，有大量的时间是给大家休息、娱乐和享受的。宪法保证了公民的工作权，还有包括游戏、娱乐的休闲权利。

“将休息时间用来丰富精神生活，例如游戏和娱乐活动，会让人的精神得到充实，也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整个社会的和谐。游戏尤其是棋牌游戏，就是很好的休闲放松的方式之一，棋牌游戏能锻炼人的记忆力和队友之间团队协作的能力，棋牌游戏还具有打发时间和释放压力的功效，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大量的事实证明，适当地、积极地、正确地进行棋牌游戏，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还对消除独孤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葛剑雄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张立 作者供图

>>《传媒》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编审杨驰原 作者供图

同时，葛剑雄表示，棋牌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是游戏本身，而是需要被打击的赌博行为。

葛剑雄认为，棋牌本身是无害的，只是被不法分子用来当作赌博的工具，但是棋牌游戏本身可以通过一些创新来远离赌博。监管部门要做的是消除利用棋牌游戏来进行赌博的行为，比如从货币的运作方面入手严厉打击币商。从整个社会治理来讲，让棋牌远离赌博取决于社会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小教育青少年远离赌博行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企业创新角度来讲，创新玩法和形式，让棋牌有趣好玩是关键。“棋牌+电竞”商业模式的创新，将棋牌与电竞结合，融入了竞技化的元素，在棋牌游戏本身的技术上，通过积分排名和竞技的方式让棋牌更有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此外，葛剑雄还表示，棋牌游戏是我们中国重要的文化产品，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有效载体。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休闲游戏APP行业市场专项调查及投资趋势预测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电子游戏用户规模达到6.5亿人，较2018年仅增加0.2亿人，同比增长3.2%，2020年预计用户规模将达到6.6亿人，中国电子游戏玩家增速明显放缓，已趋于饱和。移动游戏出海是国内游戏厂商的主要增长动力，同时国产游戏的强势进入，也带活了多个海外市场。

“游戏尤其是棋牌游戏是我们中国重要的文化产品，在出海过程中，我们都很重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和输出，这个愿望是正确的，也是美好的，但是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美国拍了那么多的电影和电视，表面看是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是哪一部片子最后的结果，都会受到美国价值观的潜在影响。棋牌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也是一个载体，棋牌游戏本身不适合打造过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是海外的玩家学会棋牌游戏之后，可能会想了解棋牌背后的起源历史，或者在跟中国人玩游戏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学习了很多中国文化，让更多的海外玩家更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使用其他相关的文化产品，这就是棋牌承载的文化和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载体作用。”葛剑雄说。

良性监管促进网游产业健康发展

与葛剑雄观点相似，张立也认为，游戏古已有之，只要人类存在，就有游戏。网络游戏作为数字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推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但是游戏尤其是电子棋牌游戏也存在沉迷、大量充值、赌博等问题。因此，如何通过良性监管引导企业自主创新、产业正向发展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诞生了电子游戏，并成为现在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其影响力愈发深远。但是电子游戏是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娱乐休闲的同时会衍生出各种问题。以电子棋牌游戏为例，电子棋牌游戏本身能够锻炼思维，启迪智慧，还能增进友谊陶冶情操，是一种老少皆宜的游戏类型。但是电子棋牌游戏在发展中也存在沉迷现象，甚至被企业利用为赌博工具，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从而也引发了国家监管部门的联合整治。”张立说。

>>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 作者供图

同时，张立表示，鉴于棋牌是长期历史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是人民群众在休闲、节假日放松和娱乐的重要文化形式，国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取消电子棋牌游戏的版号，而是有针对性地对出现违法行为的企业和从业人员采取了强制措施。我们从中看到了监管部门对这个行业通过自律和创新，重回健康发展轨道的期许，这种积极监管是社会治理模式进步的表现，是积极的产业监管模式的表现，完全契合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要求。

“积极监管，最终的目的就是将文化产品中不良现象予以取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棋牌为代表的文化产品继续能为人民群众提供积极、健康的娱乐产品，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积极监管之下电子棋牌产业的主要厂商也都在积极尝试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比如‘棋牌+电竞’商业模式创新是个不错的尝试。其将棋牌游戏的娱乐性和电竞的竞技性相结合，是一种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创新的游戏模式。该模式通过电竞将德州扑克游戏与竞技有机结合，挖掘棋牌运动的竞技属性和文化价值，依托竞技所具有的技艺比拼、正向激励、法律规范等功能，给电子棋牌游戏行业注入正能量，有效压缩了赌博的生存空间，推动了整个电子棋牌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张立说。

此外，张立还对游戏产业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们希望游戏要重效率，通过效率提升，可以有效防止玩家沉迷游戏。而通过引入竞技，可以提升游戏比拼的效率，有效防止过度耗时。有了竞技，玩家不是在那里耗时，而是一种智商和行为的速度和敏捷的对抗。整个社会如果一旦有了PK，精英就会脱颖而出，所以竞技就引用了PK。”张立说。

第二，张立认为，游戏产业要有线上和线下的有效结合。现阶段过多注重线上，就很难线上线下结合，那就会让孩子玩游戏过度地在虚拟世界里，荒废了学业。如果在虚拟世界里滞留的时间过长，人的反应时间就慢，所以应该线上和线下结合。通过社交或者竞技，可以实现与线下的结合，把线下线上打通，让游戏回归到现实。

“第三，要平衡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企业追求商业利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2019年8月，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在公开场合中，要求游戏企业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创新创造。游戏产业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实现游戏产业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另外，游戏产业还要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要坚持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传播好中华文化。”张立说。

面对创新发展舆论要把握好“度”

张立从自己专业领域对于电子棋牌行业的发展给出了建议，知名媒体人杨驰原也从自己专业角度表达了观点：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媒体在产业发展中起到了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媒体如何履行好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职能？面对电子棋牌行业的创新发展，媒体该如何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度”？

“产业的创新发展需要新闻报道，尤其是对曾经出现过问题的产业而言，媒体要以发展的眼光，需要对好的创新势头予以关注，做好正面宣传。而‘谈德州扑克变色’、不报道的舆论监督方式，不利于发挥媒体正确舆论导向的职能，也不利于营造支持创新的舆论环境。”杨驰原说。

杨驰原表示，产业的创新成果，需要媒体报道和宣传，需要媒体通过系统的、深入的、细致的报道，让优秀的产业、重要的建设事件和建设者，让优秀的建设精神，在社会上流传，发扬光大；同时，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主流媒体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舆论监督的主力军，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发挥着领头羊、引领者的作用。舆论监督也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产业创新发展起到引导作用。

针对媒体人应该坚守的舆论监督原则，杨驰原认为，舆论监督要有大局观：社会稳定是大局，引导群众、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大局；舆论监督是利器，要慎用：舆论监督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要求，有不同规范。舆论监督要客观公正的报道，过度监督会损害产业发展；舆论监督严防“以督谋私”：“以督谋私”分两种：为己谋私与为媒体谋私。在媒体监督的实践中，要警惕“以督谋私”现象。

在此基础上，杨驰原认为，面对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媒体的舆论监督要把握好三个“度”：首先，要把握好尺度。媒体要直面社会丑恶和阴暗面，但社会舆论如果只关注充斥着情绪性、从众性的负面信息是不够的，这样的舆论监督并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积极向上的主流风貌，有时甚至会加剧矛盾，激化问题，因此，要掌握好尺度，不要激化矛盾。其次，要把握好力度。舆论监督的目的是揭批问题，保证行业在正确道路上发展，因此要把握好力度，要客观、公正的报道，不要发现问题用力过猛，影响甚至终结一个产业的发展。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力度要把握好，不能把涉事企业、把涉赌产品和整个产业“一棒子打死”，而是要揭批主要问题的同时，还要保护产业健康发展。最后，要把握好效度。舆论监督不能只抓问题不顾整改成果，这样会极大降低舆论监督的效度。

“对于电子棋牌游戏而言，特别是德州扑克在经历过阵痛后，行业企业自我救赎，天神娱乐探索出‘棋牌+电竞’的创新商业模式，引领棋牌游戏回归到绿色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很多媒体却选择避而不谈，生怕为自己惹上麻烦，就因为德州扑克游戏曾经出现过问题，受到过整治就对棋牌游戏的报道噤若寒蝉，甚至对游戏企业出现好的商业模式创新等正面新闻也不敢报道，这种现象不利于媒体发挥正确舆论宣传鼓励创新导向的作用。如果媒体只关注电子棋牌产业的问题而看不到产业的创新发展，就形成了错误的固守的‘一刀切’式监督，也无法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不利于营造支持创新的舆论环境。”杨驰原说。

棋牌游戏是文化产业重要一环应大力扶持

杨驰原从媒体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著名经济学家贺铿则从经济学角度表达了对于电气棋牌行业的看法。

“虽然如德州扑克等部分棋牌类游戏产品曾一度被利用为赌博的工具，但棋牌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不能因为出现不健康的事件就都一棒子打死，所有以安全为由的一刀切，都是因噎废食。电子棋牌游戏不是消极的东西，管理的好是很好东西，像吃饭一样，这么必要的东西，电子棋牌就应该发展，因为这是人们生活的需要。”贺铿说。

贺铿进一步表示，电子棋牌产业是游戏产业的一部分，而游戏产业则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电子棋牌产业存在的问题是因为部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落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在产业不断创新和发展，其治理治体系也要与时俱进。一个良性的产业治理体系，一定是走在时代潮流前面、具有前瞻性的治理体系，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产业发展。

对于先进游戏产业治理体系的解读，贺铿以韩国电子竞技产业的崛起为例进行了深入分析：1997年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亚洲国家陷入了经济萧条。1998年，为了重振经济，韩国政府确立了“文化立国”的方针。1999年，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国家预算大力投向游戏在内的文化和互联网高新产业，为游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的扶持，如免费提供游戏引擎、帮助游戏公司出口海外等，同时大力开展游戏开发相关的教育，游戏企业可享受无息贷款、税收优惠等优良待遇，企业中的人才也可以免除兵役。资料显示，在韩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2004年韩国电竞的年产值约为4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当时韩国传统经济支柱的汽车行业。韩国政府对待游戏的态度是，赋予社会正当性，支持但不进行行政干预，将游戏和国家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不遗余力为游戏公司创造条件。借助强有力的政策东风，在线游戏大国已峥嵘初露。可以说，韩国游戏公司在本土和海外能够创下如此成绩，政府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功不可没。

对于文化产业而言，现代化的产业治理体系应该从文化维度和市场维度的双重维度出发，既考量经济效益，也兼顾社会效益。双重维度的治理思考模式，有助于形成既有效率又可积极有效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之新治理方式，特别是我国游戏产业的治理，需要设立合适的法律规定和行业规矩，依规管理。

贺铿表示，首先要从产业政策的层面，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优惠政策措施。形成自上而下鼓励创新的氛围和体制机制。国外现成的治理经验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加以借鉴。

其次，对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创新，包括产品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等等，政府应采取包容的态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不违背法律，对社会没有公害，就应该予以包容，不能管得太死，否则不利于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当然，对于那些破坏公序良俗、违背公共价值理念的“创新”，比如棋牌游戏中的涉赌模式对社会构成危害，就要坚决予以打击整顿。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与行业组织建立健全畅通的沟通机制和信息反馈渠道，时刻把握行业的脉搏，对行业的创新、企业的需求，应及时跟进。同时，政府要鼓励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此外，媒体舆论监督层面，也要大力营造支持创新的舆论环境和氛围。”贺铿说。

电子棋牌产业路向何方，“棋牌+电竞”的商业模式最终能否成功，还需要时间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