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此时的绘画，已不再仅仅是政治或功利的附庸，而是逐渐走向审美的自觉，中国早期绘画中所普遍的功能性特征也开始逐渐向描绘性的形式语言演变。在这一时期造就了一大批绘画艺术家，不仅进行人物、山水、花鸟等实践创作，而且还总结了绘画理论。

关键词：东晋;西晋;顾恺之;曹不兴;绘画特色

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这一时期的绘画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的影响，使得艺术家个人精神意识觉醒，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并奠基艺术美学。中国绘画美学由于受到玄学影响而表现出主体精神的强调，又因是在魏晋南北朝才发展并开始发挥重要影响的佛教的刺激而加强。佛教和玄学在对主观精神-“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充分肯定上却是合辙同流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那种从整体的风貌上对人的主观精神情感的充分肯定，作为一种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构成了后世中国文艺精神的基础，划破了以丧失个体独立人格意识为主要特征之一的封建儒家正统观念的沉沉黑夜，为中国后世缘情艺术的真正崛起开了先声。

魏晋六朝时期受玄学思想的浸透，人们普遍崇尚平淡自然的美学风格，且向内追求自己的本真性情，其自然觀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抽象化的物质转变为自然事物本体，比德思想逐渐淡化，被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在通向自然的时代风尚里，观赏自然、表现自然的美学风气蔚然成风。晋人摆脱了两汉以来儒家体系下的艺术功能性，直接体悟着人与自然之生命本性。西晋的卫协这位专职的自由画家以宣教画作为突破点，不仅提高了绘画的技巧，而且还注重对绘画的深入认识和理论把握，注重绘画的艺术性表现，创作符合时代审美趋势的艺术品，谢赫认为“古画皆略，至协始精”，他为魏晋六朝绘画巅峰时代的到来拉开了序幕。晋人爱美，推崇潇洒的品行，俊逸的文彩和美丽的外貌。有时看来比较荒诞不羁，但这是对人的讴歌，对人类自身的内在价值的肯定。在风流轶事的背后，体现的是有别于传统道德价值的人格的可贵。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一，人物画的绘画理论特色

人物画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在继承汉代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绘画题材范围有所扩大，除了为政治服务以及宣传佛教的内容外，还有流行与文艺佳篇相结合、描绘现实生活的绘画。绘画表现能力有较大的提高，造型准确，注意传神。以线条为造型的基础方法在艺术绘画中贯穿始终且被进一步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风格也趋于多样化，各家有各家的特色。肖像画在这一时期已经非常的发达，当时享有盛名的画家都是擅长于肖像画。如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就特别重视对象的精神意志和特定性格。顾恺之有着“才绝”、“画绝”、“痴绝”的称谓，他是东晋绘画的杰出代表。他的绘画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通过对客体的外在形体的描写而进一步把握内在实质，尤其重视对于眼神的刻画，认为绘画中传神的关键是描绘眼神。顾恺之的人物画能够正确有效的把握人物的动势，善于抓住人物特征，并擅长借助微小的细节来衬托刻画对象的内心精神和外在气质。他提出了“迁想妙得”的理论，“即通过艺术家的情感活动和审美观照，使客观之神和主观之神融合为‘传神的完美的艺术形象。”这个理论影响着之后的绘画风格的发展，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有着更大的发挥，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个重要基石。

《洛神赋图》是顾恺之在这一时期的人物画代表作之一，这幅画是以魏国的杰出诗人曹植的名篇《洛神赋》为蓝本创作而成的巨幅长卷，是顾恺之开拓文学题材绘画的力作。在画中将《洛神赋》原文中对洛神动人的描写生动的体现了出来。这幅画用色凝重古朴，有着工笔重彩画的特点。在画中，以线勾勒的山水树石作为背景，以精巧的勾勒和淡雅的设色掩盖了手法稚拙的不足之处。根据背景来烘托人物的性格，使得人物和背景能够水乳交融，浑为一体，为后世提供了有景人物画的参考。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恺之认为，人物的形体丑美和绘画的精妙没有什么关系，绘画是为了传神，人物画的传神就在于眼睛，明确了绘画的“形”和“神”的关系，他的“传神写照”强调绘画重在“传神”，神似是绘画的创作目的，这点对后来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有着一定的影响。

二，山水画的绘画理论特色

“山水画发创于魏晋六朝，玄言清谈。坐乱世而怀渺远，在笔墨挥洒中得遂卧游天下，鹏程万里之志。”魏晋六朝，很多贵族士大夫为了躲避政治斗争过上了隐居生活。人们在游山玩水中钟情于大自然的山水美。他们开始热爱山水他们以山水画作为与大自然对话契合的一种方式，在表达山水自然形态的同时表达主体的灵性与情感。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单独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山水画，用山水画的形式表达着一种自然的平淡之美，用来抒发他们心灵渴望宁静的一种情感。而在这之前山川树画仅仅作为背景出现在画面中。顾恺之的《庐山图》、戴逵的《吴中溪山邑居图》就是这时期的作品，体现着当时那个时期的山水画风。顾恺之的《庐山图》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幅山水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都有记载说顾恺之有六幅山水画作，其中《雪霁望五老峰图》也是以庐山为对象，表现庐山雪中的雄姿和意味。虽真迹泯灭，无法鉴定，但《庐山图》和《雪霁望五老峰图》都是独立的画作，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与繁荣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在顾恺之后不久，宗炳的《画山水序》作为中国第一篇系统阐释山水创作的理论文章应势产生了。

《历代名画记》记载宗炳：“好山水，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在画论中，宗炳提出了“澄怀味象”“以形媚道”的畅神思想，在画技方面提出了“竖画三寸，当千刃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的透视法则。宗炳是完全把自己融入到山水审美之中了，但宗炳的好多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畅神”是宗炳山水画的最高追求，他认为“万物”与神志融合之后，才会物我一体，使自己精神舒畅，并显现出“道”来。魏晋玄学向士人生活的渗透，是自觉地融入山水，以一种无功利的心态欣赏自然风光，文人名士游山玩水蔚然成风，使山水等自然景物成了美的对象，为中国山水画的诞生创造了一个创作的心理动因和素材基础。随着山水画创作的深入，产生了宗炳、王微、谢赫等人的一些山水画论，在画论中，讲了山水画的创作技巧和对山水画如何传神写照等问题，画家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

三，佛教绘画的绘画理论特色

西晋时期，战乱频发，当局者却不顾百姓安危，因此不论是知识分子还说平民，对于佛教的信仰逐渐增加，当时建造了很多有名的寺庙，如白马寺、万塔寺、菩萨寺等，“真可谓，寺庙佛像崇于京邑。”佛教活动的兴起大大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东晋时期佛教绘画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尤其出现了曹不兴、顾恺之、卫协，他们三个被并称为中国三大佛画家。在融合了外来精品佛教的艺术之后，创造出了属于中国的佛教艺术，他们的高超技艺使得世人为之惊叹。据《图画见闻志》记载，曹不兴是最早的佛像画家，被称为“吴国八绝”之一，善于吸收外来艺术之法。曹不兴一生的绘画成就，最终是以我国最早知名的佛教画家来定位的，并以此巩固了“佛画之祖”的画史地位。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記》卷二《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所列，曹不兴以下的师承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荀勖师于卫协，史道硕、王微师于荀勖，陆探微师于顾恺之。”从这条师承关系中可知稍微晚于曹不兴的这批画家，大多都善画佛像，他们的佛像源头是曹不兴。在作画之初，曹不兴按照印度佛教造像摹画的，后来在外来佛画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审美与喜好，进而创造出属于中国化佛像的可能性。

如果说曹不兴是魏晋时期乃至整个绘画史中的开创性人物的话，卫协则是在绘画史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画家。《古画品录》中曰“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迫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所作佛像，完全超越了印度佛像的模式，他完全是把印度佛教绘画原有的特征摒弃、创造出了中国化的佛像作品。卫协所做佛像服饰考究，完全摒弃印度式的服饰特征，代之以中国传统的简洁飘逸的汉服，对于佛像汉化有非常大的影响。顾恺之的佛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巨大，作画主张意在笔先，力求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内在本质。在佛教人物画中，顾恺之的《维摩诘图》最为震撼，画中维摩诘身披重表，衣纹线条流畅有力，技法纯熟。他的佛画作品已不再按照佛教原型去描绘了，而与当时的魏晋之风相适应，具有时代气息。顾恺之所绘维摩诘清瘦、神态自若、超凡脱俗的文人士大夫形象，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一个“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出了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姚最等一批绘画理论家，提出了颇具艺术审美的理论或观点，如顾恺之的“传神论”，宗炳、王微的山水画论等。晋人摆脱了两汉以来儒家体系下的艺术功能性，直接体悟着人与自然的生命本性。画家创作画的时候，技巧的熟练运用不是唯一的关键，更重要的是体会美，在生活的过程中投入自己的情趣，实现自身的价值。作品中注重形与神的结合，对 人的品质要重视，追求的是自然的美，将活力体现出来，展现画家的内在。艺术的评价及审美的标准就是“神”，魏晋南北朝阶段的绘画揭示了创作的规律，展现了审美观念，自我审视绘画艺术，指明了后世的创作方向、绘画标准，对现今的绘画产生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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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玲钰（1996）女，汉，甘肃。在读研究生，美术，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