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两千年来主流学术界普遍认为《楚辞》收录的《天问》是屈原所作，清代学者刘献庭称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楚辞文献丛刊·离骚经讲录》）[1]，近代郭沫若认为是“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2]。本文通過对作品主体含义和屈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表达风格，探讨潜在证据说明《天问》作者除了屈原，更大可能是著名科学家、也是对某些传统社会意识提出系统质疑的思想家刘歆。

关键词：《天问》作者;屈原;独尊儒术;史学观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著名政治家。《楚辞》相传由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成集，收录了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并包含刘向的《九叹》及他人的少量作品，后世传本是在东汉王逸续编的《楚辞章句》基础上的重新修订。刘向是著名经学家、古籍勘校家，他编撰的《别录》被儿子刘歆修订成《七略》，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刘向、刘歆共同修订《山海经》，其中记载了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神话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天问一词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3]：“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悲其志。”此后学术界沿用王逸观点认为《天问》是屈原所作（《天问纂义》）[4]。

一、《天问》内容的概括分析

（一）主体内容分析

《天问》共374句，1500多字（《楚辞补注》）[5]，其中第一部分是对宇宙起源、天地结构、地理、气候等自然现象的思考。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天问纂义》）[4]

以上语句的大意：宇宙开始时是谁传述下来的（或谁传授的道理）？上下没有形成，如何能考证？天地旋转，在哪维系（在哪安放）？天地的柱子怎么支撑？东南大地为什么亏损（地势低，从而河水流向东南）？日、月、星辰在什么地方？（太阳）从明到暗行程多少？以上是对当时流传的天圆地方的天地结构询问深层次原因，并表达对某些传统理解的疑惑。

《天问》进而思考生命起源等生物现象（《天问纂义》）[4]，“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以及商朝人祖先的来历，“玄鸟致贻，女何喜？”，以上部分语句的大意是，传说中女娲捏土造人，那女娲是谁造的？传说中商朝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注析》）[6]，商朝人的始祖母（简狄）看到飞鸟或吃了鸟蛋，没有交合，怎么就能有喜（怀孕）而生下契呢？

《天问》有关自然现象的讨论大约占总内容15%，生物现象约占5%，其余大部分是在描述远古历史事件的同时，对传统主流史书的记载及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某些质疑和反驳。

（二）关于传统观点对鲧（gǔn）和大禹治水评价的分析

《尚书》《史记》等主流史学观（简称传统观点）认为：舜很英明，把治水不利的鲧流放或杀害于羽山，并且不因父辈过错去牵连后代，而是让他的儿子大禹继续担任治水官;大禹采用疏导法而不是鲧的垒坝围堵法，最后把水治好了。“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而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史记》）[3]

按照史书记载，几位贤人向尧推荐鲧带领大家治水，但尧认为鲧不能胜任，是在贤人反复劝说下才让他试试。传统观点称颂舜奖惩分明，认为鲧受惩罚是罪有应得。对以上观点很多人会产生如下困惑：谁天生就会治水？远古时代不经过探索怎么能找到正确途径？舜那么英明，为什么不带领大家治水，或者告诉鲧不应该围堵而应该疏导？传统观点为什么不体恤鲧治水九年所付出的辛劳？以上是笔者从中学阶段起多年来陆续产生的疑问，估计《天问》的作者小时候在读儒家经典以及史书时脑海中也产生过类似困惑。以上传统观点是片面的，鲧和大禹都是治水英雄。从水利工程角度考虑，围堵和疏导是治水的两种不同方式，没有普遍意义的优劣之分而取决于具体情况。本文相关讨论主要不是考据史书记载事件的真伪，而是分析传统记录、编制、评价某些历史事件或故事（简称修史）背后的主观倾向及潜在缺陷。《天问》对以上传统观点提出了类似质疑：

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意同皆）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顺欲成功，帝何刑焉？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天问纂义》）[4]

以上语句的大意：既然知道鲧不胜任治水，贤人为什么在尧面前推荐他？既然让他试试，为什么不经常考察、督促他如何行动，而要等到九年后（此处解释同王夫之，《天问纂义》[4]）再惩罚他？如果按照鲧的意愿（或治水方式）成功了，难道也会惩罚他？鲧做了什么（错事），大禹的成就是什么？其中“营”字指营造，也有钻营（营私）的意思。

（三）关于舜的孝慈行为背后的法制、规则、道德意识分析

《史记》[3]讲舜在继承帝位之前，父亲、异母弟弟想夺他财产并暗害他，舜都不追究，说明他很孝顺仁慈;尧经过多年考察后把帝位禅让给舜。后世儒家思想把舜塑造成孝的典型，并把孝行尊为仁政的基础。《天问》对以上观点提出质疑：

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登立为帝，孰道尚之？......舜服厥弟，终然为害。（《天问纂义》）[4]

“终然为害”是说舜包庇谋财害命的家人将导致祸患，“孰道尚之？”是质疑舜继位背后的依据（根据孝慈吗？）。相关质疑贴近现代社会的理念：对家人孝慈不是选择部落首领的首要条件，而取决于对部落的贡献;推崇舜出于仁慈而不追究弟弟谋财害命，可能导致其弟继续伤害他人，背后存在法律漏洞。

《尚书》描述舜的孝顺只有泛泛几字“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尚书校释译论》）[7]随后《史记》出现其弟图谋害舜的具体事件。相关史料从古到今随时间的变化具有如下趋势：家人的恶行和舜的孝顺之间反差逐渐变大并更翔实，形成史学观和史料之间的相互强化累积，后人由于推崇孝行从而倾向于搜集或编制相关史料来证明这种观点;在儒家意识形成垄断之后，有人提出隐晦质疑。

另外，关于传统推崇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观点，大禹治水十三年，足迹遍及九州大地，当路过家门顺便看看妻儿有什么不妥吗？传统观点为什么推崇舜包庇做坏事的弟弟是孝慈，却不推崇做好事的大禹为妻儿尽仁慈？！（此处采用问号加叹号，表明是反诘疑问）以上传统观点的缺陷在现代语境下称为双重标准。《天问》中的大量问号传统上大都认为是疑问句，部分语句实际是反诘疑问，是质疑、反驳。《天问》对以上观点的质疑，“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启代益作后”（《天问纂义》）[4]大意是说大禹四处治水，忙得连路过家门都不回去看看妻儿，怎么有空娶妻生子呢？而且，儿子启取代舜的儿子益做了君主。

不论史书的记载是否属实，尧舜礼让帝位以及大禹治水属于中华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传统思想对孝顺家人、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简单故事的推崇，超过对社会规则及治水知识的思考，背后隐含了注重情理而淡化法制规则，以及注重道义而淡化知识的缺陷。

（四）关于君权天授以及武王伐纣的道义性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商纣王（帝辛）昏庸暴虐，周武王为民请命、替天行道而推翻纣王。以下是《天问》对武王伐纣道义性的理解：

会鼂（或朝）争盟，何践吾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天问纂义》）[4]

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天问纂义》）[4]

以上第一段的部分语句大意：既然上天授天下于殷商，为什么给他帝位却最终让他灭亡？当商王、周王都认为是承受天命，那上天该保佑、惩罚哪一方？武王杀殷商为何不安（或忧愁、忿恨）？载着（文王）牌位或神像去争战，这次为什么那么急？

此段之后是全文最后一段，其中“吾告堵敖，以不长”是通过楚国君主篡位事件而引出全文最后结论：为什么弑君自立却获得显赫忠名。这句话表面是指本段落的楚国君主，实际是影射上一段武王伐纣，也是全文的核心论点。作者不便于明确反驳传统观点推崇的武王伐纣的道义性，只好利用不是很有影响的楚国君主篡位做比拟，得出同样结论：弑君自立。这是《天问》表达方式的特点之一，把某些重要质疑或反驳穿插在不同段落和内容之间，从而淡化反驳的尖锐性。

王逸认为“吾告堵敖，以不长”是屈原流放时对楚国贤人堵敖讲，楚国命运不长久了。但柳宗元、洪兴祖、朱熹等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王逸理解错了（《天问纂义》）[4]，屈原的时代远在堵敖之后，堵敖是楚文王之子，被其弟成王篡位并杀害，这句话是说堵敖的命运不长久。

如同《天问》“妹嬉何肆，汤何殛焉？”（《天问纂义》）[4]270 是质疑妹嬉做了什么肆意妄为的事而招致商汤杀害，夏商周等历代王朝更迭背后除了道义之争，也是不同族群的利益竞争。《天问》试图跳脱传统儒家仁义道德、明君贤臣、昏庸暴虐的狭隘思考维度，而是探讨朝代更迭背后的多元因素。从长期历史发展角度考虑，周朝推翻商朝并经过科技、文化融合，极大促进了社会进步，其意义超越了后世贤君推翻暴君的朝代更替。商朝在文字、青铜器、典籍（“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等方面比同时代的周部落先进，但文化与社会意识中的某些缺陷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酗酒、过度征伐、杀俘，等）。

以上第一段中“载着神像征战”与“何所急”之间缺少很强的逻辑关联，供奉祖先牌位是为鼓舞士气。这是《天问》表达方式的另一个特点，部分含义掩盖在表面上平庸、琐碎甚至前后两句逻辑关联不强的语句之中，我们称为零散并带有寓意的念珠式语句。这句话实际是在暗喻武王以前的孟津盟誓，回应本段前面一句“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而此句话同样具有念珠式语句的特点，其字面含义是：和诸侯订立了盟约，为什么（或如何、怎么）就按期赴约呢？其中践字通常理解成履行（如践约）;针对上下文语境也可理解为引申寓意即践踏（隐含爽约），为什么聚集了诸侯去征讨却临时罢兵？

商朝末年面臨日益强大的东夷和周部落的东、西两面夹击，殷墟甲骨文记载商纣王曾多次带兵征讨周边的小部落。在武王伐纣的牧野大战之前，武王曾带领军队从陕西行军到河南，在商都附近的孟津和聚集的各地诸侯举行誓师，史称孟津之誓（《尚书·泰誓》）[8]。诸侯力劝武王攻打商都，各种天象也显示出吉兆，但武王认为时机不成熟而临阵罢兵。大家熟知“狼来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武王聚集诸侯且大军士气高涨，为什么甘冒失信的风险而罢兵？“会朝争盟，何践吾期？”隐含同样疑惑，并同下文“载尸集战，何所急？”呼应：为什么前一次大军集结后罢兵了，这一次却急着作战呢？

传统上对孟津罢兵的解释是说武王感觉到纣王以及商朝还没有昏庸、腐朽到最坏程度，时机尚不成熟。但这么浅显的事实难道需要等到大军集结后才发觉吗？很多人读史书时都会产生这种疑问，《天问》提出了同样质疑，并隐含了对武王伐纣时机选择的深层次思考。

如果武王第一次出征是史实，在孟津誓师后罢兵除了试探诸侯做正式交战的预演，背后还隐含其他原因，例如，纣王故意透露风声谎称商军主力出外征讨，诱惑武王出兵;武王在准备进攻前才发觉情报失误，担心遭到埋伏而撤军。纣王一方面希望伏击周武王，另外也为后续出征东夷施放烟幕，让对方无法判断虚实。根据史料推测，孟津会师及牧野大战都发生在十二月或一月左右，这是分析相关历史事件的一个关键线索。作为一种推断，在孟津誓师一、两年后，纣王秘密派大军远征东夷，为了迷惑周武王，他自己留守都城，并把时间故意安排在不利于长途行军的冬季。但因为情报泄露（如《竹书纪年》提到商朝贵族微子与周部落结盟），被周武王探知实情，武王带领大军经历一个月艰苦行军抵达商都。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武王出征作战不会选在粮草匮乏、运输不便的寒冷冬季（12月），经过长途跋涉去攻打以逸待劳的商朝都城，这是兵家大忌;能够抵消这种劣势是存在更有利因素，如商军主力不在都城。

以上第一段的另外几句大意：周武王放弃了岐山的封地（宗社），难道命里就该拥有殷商？商纣王被授予天命，为什么被讨伐？既然受命于天并治理天下，为什么会有人取代他？《天问》对主流史书记载的商汤灭夏桀、武王伐商纣的道义性提出质疑，背后不是出于商朝后裔对祖先的缅怀，而是思考社会发展规律。以上思想和某个诸侯国的命运没有直接关系，其寓意超越了屈原在其它代表作（如《离骚》）中为楚国兴衰、君子耿介、小人谄媚而抒发个人抱负、感慨和怨愤的层次。

（五）关于周朝以后传统文化与科技传承的分析

通过暴力推翻商朝之后，周朝对部分商朝遗族采取怀柔策略，施行偃武修文、提倡礼制并禁酒，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发展。推崇周礼的孔子相传整理了大量古籍包括《周易》《诗经》等，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但推崇周礼的儒家学说被极端化之后，也压抑了周朝之前（包括商朝）的历史和文化。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青铜器、玉器是商朝辉煌灿烂科技、文化的产物，但周朝之后（到殷墟被发现之前）两千多年的史书上却只字未提;而妲己、酒池肉林以及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却妇孺皆知。以上这些“街头巷尾小说家”（钱穆语）演绎的“小儿科”故事也属于传统文化，但和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的科学启蒙，商朝的文字、工艺，墨子的科技知识，以及《天问》的思想相比，后者的科技、文化、智慧层次更高，史学领域有对社会发展价值更大的信息和知识值得去思考和传承。中华文化复兴的一种体现是从低层次的传统通俗故事，升华到科技、人文、智慧的更高层次，启发后人不断思考、探索和创造。

（六）屈原代表作的含义对比分析

《离骚》被公认是屈原的代表作，其中有关尧、舜、禹、汤的评价“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楚辞补注》）[5]是赞扬尧舜正直，遵守道理和正确道路，夏桀、商纣过于猖狂，走捷径而陷入窘境并遭殃;商汤、大禹很恭敬，遵循道理而不偏颇。以上体现了屈原对相关历史事件的主体观点并和传统主流理解相同，但其观点和《天问》截然不同。

（七）关于传统史学观的部分缺陷分析

《天问》的作者意识到了儒家思想（推崇周礼的传统主流社会意识）垄断史学观所隐含的缺陷，并提出质疑。未来史学将突破《尚书》《史记》等主流史书的局限，把具有潜在价值的不同观点和记载传授给后代，如《竹书纪年》记载舜是通过囚禁尧而夺得帝位，从而启发大家自己思考、判断背后的真实性和道义性。建议今后大幅削减历史教科书中帝王争斗和朝代兴衰的描述，更多注重民生、科技、文化、艺术方面的内容及发明创造，在传授更有价值知识的同时提高智慧层次。类似于后人熟知的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纠结于这种低层次信息的社会价值很小甚至具有副作用。

传统史学观包括几大主要流派，（1）信古派：流传两千多年的主流史学观，认为（儒家正统）史书及观点都是可靠的信史，后人只需要背诵并以史证史，不符合正统观点的史书都是野史;（2）疑古派：上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倡质疑史书记载的远古历史;（3）证古派：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提倡把考古和史学相结合，并利用殷墟甲骨文整理出商朝帝王谱系，和《史记》大部分吻合。

在多重角度证古基础上，中华史学的方法论和史学观需要一次突破或重构，主要包括（1）强化科学性、逻辑性：不同于简单疑古或证伪，通过筛选不同信息和观点来分析各种记载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简称思古），从而丰富对历史的理解;（2）提倡自主思考和判断：在系统分析不同记载及观点的同时，让大家自主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大量背诵前人带有偏向性或逻辑漏洞的故事和片面观点;（3）强化史学思辨和表述的严谨性，并避免繁琐化;提倡全局化思考，避免单线条片面思维或以偏概全。

分析远古事件通常不能用“一个反例即否定整个命题”的单元化推理，而需要基于多元论据的统计概率。例如，不能因为大范围疏通黄河（导水起于积石、止于龙门）（《尚书校释译论》）[7]超越了大禹时代部落的能力极限，就彻底否定大禹治水。另外，根据史料翔实度、久远性随时间越近而递增的层累现象，某些观点认为大禹治水是后人杜撰。疑古觀点如果极端化并全盘否定夏朝及以前的历史将是片面的，彻底否定历史很难启发后人不断探索、考证相关事件的史实依据。

当代通常把大禹治水称作神话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更贴切的称谓是后人记述的远古时代通过口口相传而留下的口述事件（简称口述史），并具有部分史实依据。远古时代某些部落在贤哲（如鲧和大禹父子）带领下曾治理过洪水;当上游发生爆发性超级洪灾冲击下游疏导了河道，河道在短期里稳定，水患消退。远古先人融合相关事件形成大禹治水的事迹。2016年《Science》[9]报道了考古证据，显示黄河上游的青海积石峡一带大约在公元前1920年发生过大地震，引发山崩和滑坡形成土石坝堵塞主河道;当水位上升导致溃坝，造成黄河流域的超级洪灾①。

①汶川大地震时形成的堰塞湖溃坝，启发大家联想到类似场景。积石峡和远古典籍《尚书》中记载的“导水起于积石”的地名契合，鲧和大禹治水大约在此次超级洪灾前后，大禹继位应在此次事件之后不久。

国际上几大古文明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但似乎只有中华文化有治水的记录。除了人定胜天的精神价值，大禹治水对后世具有深远的科技、文化、智慧的启迪作用，并形成中华文化人与自然之间对抗及和谐的社会意识，其一种体现是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筑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很多神话（如开天辟地、捏土造人）也包含了科学思想的萌芽，不能笼统地归为迷信。

强化史学基础概念严谨性的一个案例是把传统的封建社会改称农耕社会。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商颂》“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诗经注析》）[6]及《左传》，代表商周时期（如武丁中兴以后）的分封制。从战国时代到溥仪退位的大约两千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农业为基础，政治体制以皇权下的郡县制（秦统一之后）为主体，广大乡村以家族宗法体系为基础（族长制），汉武帝之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社会意识，以人力畜力耕种为主要生产方式，由地主、雇农、自耕农组成主要利益融合体，所形成的农耕社会（或称为铁器时代）。

农耕社会大致从三家分晋的公元前403年或周元王元年的前475年（一说前476年）开始，相比于以前青铜时代的城邦社会（如商朝），铁器取代铜器工具并被广泛使用;战国初期李悝、商鞅变法开始逐步废除贵族世袭，提倡法治，鼓励开荒和军功，推行土地私有，从而产生大量自耕农和地主，促进了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农耕时代的初中期极大促进了社会进步，使中华文明跻身于世界前列。

近代的封建一词主体上代表愚昧、落后、迷信、皇权，明显带有贬义，不适合用来命名中国社会的相应阶段，而且农耕社会的大部分阶段（秦朝以后）是郡县制不是分封制。涉及到中华社会及文化的基础概念应该严谨化并尽量褒义化，避免过度片面或丑化。类似地，建议用青铜社会或城邦社会代替奴隶社会一词，以反映那个时代（战国以前的周代及商代，等）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技术和社会结构，奴隶（很多是俘虏）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主体特征。

二、《天问》表达风格的分析

（一）措词风格的分析

《天问》和屈原的《离骚》《九歌》在语句、措词风格上迥然不同。屈原其它代表作全都带兮字，平均每10个字一个兮;《天问》1500字没有一个兮。《天问》约80%以上是四字一句，《怀沙》之外屈原其它代表作中四字一句的比例少于5%，绝大部分语句多于四个字。《怀沙》有80多句，约一半带兮字，约四分之一是四字一句;部分学者认为是屈原投江前的绝命诗，风格趋于简练。《天问》作者会意识到作品将具有的深远影响，并采用最擅长的表达形式。在汉朝以前的古籍中，四字一句是《诗经》的典型风格，占比约90%以上。汉朝时的论述文章大量采用四字一句，汉赋也有四言形式。作为对比，屈原作品主体上具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离骚体风格。

《离骚》约有50%的比喻修饰语句，包含大量日月、云鸟、花草等（香草美人式的）比喻用词。《天问》在文体上不属于诗歌，因为缺少赋、比、兴的基本特征，更不具有楚辞的典型风格，其中比喻语句几可忽略（小于2%），如“苍鸟群飞，孰使萃之？”“薄暮雷电，归何忧？”

（二）语句风格的分析

《天问》似乎故意把一些简单语句表达得比较模糊，这在评论鲧禹治水、尧舜禅让时尤其明显。例如“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天问纂义》）[4]传统上（如王逸、洪兴祖）对此句的理解是：舜的父母顽劣、不给舜娶亲，如果尧向舜的父母提亲，他们不会同意，两个女儿就无法嫁给舜。笔者认为以上理解并不贴切，哪有平民家的父母不希望儿子娶帝王的女儿呢，况且是那么贪财的父母？

朱熹对以上语句的理解是：没有告知父母，二女怎么就相亲呢？朱熹对字面含义（语义）给出了一种较贴切解读，但对语句隐含的意图（文理）却没有给出明确解释。这是《天问》的一个千古谜团：某些语句到底想表达什么？

如同把散落的念珠串起来，作为全局法史学分析的案例，我们探讨《天问》的主体含义、创作背景以及可能的作者。传统史书讲舜很孝顺、贤明，所以尧把女儿嫁给他（并考察他）。大家普遍会认为以上表述并没有可质疑之处。那么《天问》这部立意宏大的作品，针对尧舜禅让的重大事件作者为什么特意提及舜娶尧的两个女儿有没有提亲这种貌似琐碎、平庸或逻辑关联不强的疑问呢？类似于“载尸集战，何所急？”“鲧何所营？禹何所成？”“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等念珠式语句，考虑到古时候婚嫁需要经过说亲、下聘礼等繁琐程序，以上貌似琐碎的问句是在提醒背后隐含了深刻寓意：或许暗示两个女儿不是明媒正娶而是被逼下嫁。《天问》作者可能在“非正统”史书中读到，舜不是通过禅让而是利用阴谋或暴力获得帝位。采用反问语句以及隐晦表达是淡化对传统观点的反驳，避免引起执着于传统观点群体的过度抵制。屈原所处的时代没有独尊儒术的垄断，不需要过度掩饰某些质疑，也不符合屈原代表作中体现的“出淤泥而不染、与日月可同光”的爱憎分明的性格和表达方式。

（三）整体结构的分析

除了大量采用反问语句来表达质疑和反驳，《天问》在表达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某些问题的讨论相互混杂在一起，传统认为是语序（竹简）发生错乱，例如鲧禹治水是夹杂在地理现象的描述中“洪泉极深，何以填之？......鲧何所营？禹何所成？”除了淡化对传统推崇的舜惩罚鲧的质疑，以上几句之间实际上具有逻辑关联，隐含规模宏大的河道治理超出部落的能力极限：鲧和大禹做了什么，又能做什么？

《天问》可分为自然、生物、历史（及社会意识）三个（或四个）层次，不同段落层次的内容相互融合、前后呼应、由浅入深，并通过暗喻和影射手法反复阐述，逐次强化，得出对主流史书及观点的不同理解。文章的整体语句并没有错乱，而是一气呵成，次序明晰。

三、《天问》作者的考据

《天问》的作者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科学家，对诸多领域的自然现象有过广泛涉猎和深刻思考，作者同时是知识渊博的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对经文典籍具有深刻理解。以上超越了《离骚》《怀沙》等屈原代表作中體现出来的知识范围和思维层次。《天问》涉及的知识散见于各种前人的文献，作者可能有机会涉猎皇室的大量藏书。作者并具有超常的魄力和胆识，冒着政治及人身的巨大风险，指出儒家意识形成垄断后的某些缺陷。

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历史上确实有一位——刘歆（xīn）。

刘歆（前50—23年）是西汉末年名儒刘向之子，汉朝皇族宗室。他是伟大的科学家，首次提出用3.15（约值）取代3作为圆周率，也是著名经学家、文献勘校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兼通天文、史学、历法。他著有《三统历谱》，在国际上首次采用天文现象校准上古事件，考证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122年（近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为前1046年）;首次提出天文领域的岁星超辰计算方法和交食（日、月食）周期。以下分析刘歆是《天问》作者的主要论据。

（一）语句形式与内容：《诗经》《山海经》《竹书纪年》的影响

据《汉书》[10]记载，刘歆天资聪慧，少年时就博闻强记，皇帝特地召见并授黄门郎。大约在24岁时，刘歆与父亲一道受诏领校“秘书”（负责整理、校对皇家藏书），从而有机会博览群书。

刘歆小时候熟读《诗经》《尚书》，四字一句是他习惯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而且西汉时期的辞赋、文章有很多语句是四字一句。刘向《九叹》的每首最后一段是“叹曰：”和《天问》“曰：遂古之初”相似;其中四字一句超过90%，部分语句是疑问句，文体风格和《天问》类似。

《天问》包含许多《山海经》中创世神话、奇兽及天文地理知识，部分内容在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中有记述。东汉王逸曾记述了屈原放逐时在楚地的先王宗庙见到天地山川神灵的图画，题壁而作《天问》，后来在传承中某些语序（竹简）发生错乱。如同对屈原和堵敖关系的误解，王逸以上记述未必可信。以上相关知识的图画或文字在西汉之前如战国时代可能已经出现，但不意味着那个时代就有人能够创作出《天问》。屈原所处战国时代很少有一部著作同时出现相关信息，最先讲述相关知识通常会用普通语言（如《列子·汤问》），而不是擅长表达情感的诗歌或四字一句的骈体文。搜集、整理这些零散知识是一项浩大工程，说明作者可能是在编撰《淮南子》《山海经》的同时代或其后。

另外，王国维提出《天问》中“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该是指王亥，恒指王恒（《观堂集林》）[11]，是甲骨文中提到的两位商朝先祖。其中该在《竹书纪年》《山海经》中写作亥，并有他牧牛、宾于有易时被杀的记载;《史记》中写作振但没有事迹记载。除了说明《竹书纪年》《山海经》对史学的重要价值，以上隐含《天问》《山海经》受到《竹书纪年》影响。《尚书》、孔子及儒家弟子推崇尧舜禅让、周朝正统;而《竹书纪年》（截止到约前300年的魏国）以及荀子（赵国人）、韩非子（韩国皇族宗室）否定尧舜禅让，并倾向三家分晋（魏、赵、韩），贬低周朝皇权。屈原作为楚国人未必读过《竹书纪年》，书中记载也和他推崇的尧舜禅让等观点相反，不太可能引用其内容 ①。

①《天问》中“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等描述，暗示王亥、王恒兄弟在有易部落贩牛时可能产生隔阂，并和有易女子发生不轨行为，导致王亥被杀。这些流水账式的“闲言碎语”是在转述被主流史书忽视或屏蔽的历史事件（部分和《竹书纪年》相符），完全不同于屈原代表作中所体现的忧国忧民的君子风格，屈原不会对楚国命运无关的这类“非正统”历史故事感兴趣。以上语句也显示《天问》作者对传统主流以外的史书有广泛涉猎。

（二）自然现象的科学思考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天问纂义》）[4]是说大地在东西方向长、南北方向窄（椭圆），多余多少？远古的一种观点认为海内或地极的南北、东西距离相等，也有文献如《淮南子》记载是东西长、南北短。对“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天问纂义》）[4]的一种理解：通常居住的地方是冬天冷、夏天暖，什么地方是反过来，冬天暖、夏天冷？当了解地球南北半球的季节对调，就能体会作者思考问题的深刻。此句也可理解成什么地方冬天长暖，夏天长寒？

《天问》对一系列自然、生物现象的深刻思考，是天地结构、生命起源等相关领域科学思想的重要基础，对相关现象的系统提问和总结需要作者具有极高的科学素养，而相关知识出现在屈原其它作品中的比例少于1%。

（三）反对独尊儒术及君权天授、倡导诸子百家

刘歆在经学方面具有重要建树，是倡导古文经学的第一人。他提倡把诸子百家有价值的思想纳入到经学体系，提出《周易》是儒学的基础;他质疑当时的治学方式，认为精英耗费大量精力背诵五经著作的风气不可取，而应该掌握其他更有用的知识。刘歆晚年拥立王莽推翻西汉刘氏政权，在初期并得到王莽赏识。刘歆具有反对汉武帝以来君权天授的正统意识的动机，并亲历亲为，和《天问》的思想理念相吻合。后因权力斗争刘歆试图推翻王莽政权，在政变失败后自杀。刘歆意识到了独尊儒术隐含的缺陷和漏洞，以反问形式体现在《天问》里，可能假托作者是屈原，或者被后人误解为屈原。

刘向也认为“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汉书》）[10]，对君权天授提出质疑，并由于弹劾外戚乱政而被贬官。刘歆因为反对某些传统意识、倡导古文经典也被贬官外放。借鉴屈原的《九歌》刘向著有《九叹》，其含义及语句形式和《离骚》如出一辙。另外，刘安编撰的《淮南子》有关尧舜、夏桀、商汤、武王、纣王的描述与传统观点相似。二者与《天问》的观点相反，基本排除刘向、刘安是《天问》作者的可能。

传统上普遍把《天问》最后一段“厥严不奉，帝何求？......悟过改更，我又何言？”等语句，理解为屈原抱怨楚国国君不听自己进言。但其中“吾告堵敖，以不长”不是指屈原对堵敖讲，结合上一段对武王伐纣的分析及全文含义，这几句表面上似乎是讲屈原，实际在楚国命运之外隐含了双关语：不管天命如何安排，只要（君主）不遵奉，上天（天帝）能怎么样？只要知错能改，我（大家）又会说什么？结合关于鲧治水的“课而行之”，以上在隐喻君权天授缺陷的同时，指出社会应该遵循的法则是严而奉之、课而行之，注重监督和约束，使君主能夠知错就改，而不只是依靠仁义道德或君权天授。其中的“课”是试或考察的意思。

《天问》历来被认为是其义不昭、微指不皙的千古奇文，确切含义难以揣摩。除了部分文字晦涩以及史实不明，背后也隐含了传统上对作者或创作意图或许存在误解。

（四）刘歆其它论著的分析

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中反对“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的治学风气（《汉书》）[10]，抨击当时儒学家“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上和《天问》质疑儒家思想相同。当时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想体系是基于今文经学的经典著作，部分内容被儒家弟子附会或曲解，并排斥不同观点。文章主张重视被当时今文经学家所排挤的古文经典包括《左氏春秋》，对突破片面的传统意识、促进经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篇论文在整体立意及表达风格上和《天问》具有相通之处，其中四字一句约占四分之一。

刘歆《遂初赋》第一句“昔遂初之显禄兮”（《全汉赋》）[12]与《天问》第一句“曰：遂古之初”相似，遂古、遂初在此之前鲜见于文献。此赋是刘歆在贬官外放途中有感于沿途景观及历史典故，借鉴战国诸侯争霸、周室衰微来隐喻西汉末年国运衰退，和《天问》以楚国帝王篡位隐喻武王伐纣相似，而屈原作品中缺少这种形式。从“运四时而览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长恬淡以欢娱兮，固贤圣之所喜”可体会到《天问》类似的内容和心境，刘歆在贬官途中体现的宽阔情怀，和屈原作品中的愤懑情绪形成反差。其中“处幽潜德，含圣神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与《天问》“伏匿穴处，爰何云？”含义相近。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读过屈原的天问，这未必构成否定刘歆是《天问》作者的确切证据①。百余年来很多学者对屈原、《离骚》及《天问》做了大量研究考证（《天中学刊》）[13]，曾有学者认为屈原是刘向、刘歆虚构的人物，《离骚》是淮南王刘安的作品②;此观点受到部分学者如汤炳正的反驳（《求索》）[14]。

①如何解释刘歆之前的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传记中提到读过天问：《史记》的屈原传记中有两大部分描述《离骚》《怀沙》，都是赞颂屈原的人格品行，内容相似;其中引用《怀沙》有四段约400字，而对《天问》的内容却只字未提。对以上问题的可能解释包括：“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这一段或天问一词是后人补充;或者此处所说的天问不是后来传世的《楚辞·天问》;或者司马迁读《天问》时没有体会其思想价值;但最后一种情况可能性极小，司马迁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从其自述中对儒、墨、道、法、名、阴阳家等思想流派准确简洁的评述即可看出。司马迁如果读过《楚辞·天问》这部千古巨著，将很可能引述并作评价。作为辅助说明，在“太史公曰”前段的最后一句“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提到的汉昭帝谥号是在司马迁之后，说明此句是后人补记。

②另外也有学者对《天问》的价值持否定态度，如胡适认为其“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屈原研究》）[2]

本文主要分析《天问》在内容含义以及表达形式上和屈原其它代表作（如《离骚》）存在巨大差异，而与刘歆的思想、写作风格极其相似，但无法确切证明其作者一定不是屈原。也可能是屈原在不同心态或不同时期写下了思想及知识领域不同的文章，对传统主流史学观及社会意识进行分析，并提出委婉质疑。相比于对作者的考证，更重要的是对文章含义的理解，本文相关探讨将为解读《天问》这篇千古奇文提供新的维度和视线。

四、总结

本文根据《天问》的整体含义及部分关键语句，和屈原的《离骚》等代表作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反差巨大，而和刘歆的思想、时代背景、情感倾向及表达风格极为相近。《天问》是科学家、史学家、社会思想家写的言简意赅的学术论著，具有涉猎广泛、知识渊博、寓意深刻、语句简练、逻辑严谨等特点，和辞藻華丽、充满形容词和比喻语句的离骚体诗歌有天壤之别。传统解读《天问》过分注重其文学价值，而淡化了其逻辑思辨及科学、社会学价值。

《天问》的思辨及语句表述形式独具特色，精细表达了某些敏感的微妙感受，达到了刘歆追求的“微言大义”（《汉书》）[10]的至高境界。

刘歆是集科学、人文学说于一身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百科全书式哲人，是中华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刘向、刘歆父子穷经皓首、遍校群书，集古典思想之大成，终成一代宗师，在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子》之后，对诸子百家著作和思想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天问》对自然、生物现象的思考，结合他人的物理、数学（如墨子《墨经》、刘徽《九章算术注》）等科学知识，是科学思想体系的萌芽，相关思考也为现代启蒙教育提供了参考。在社会意识领域，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背景下，刘歆第一次对君权天授提出系统质疑和反驳，对突破儒家片面意识的束缚具有深远意义。一眼千年，中华社会曾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智者，即使历经千年尘封而余辉仍存。

参考文献：

[1]刘献庭 楚辞文献丛刊[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2]郭沫若 屈原研究[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3]司马迁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游国恩 天问纂义[M]主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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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顾颉刚 刘起釪 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王世舜，王翠叶 尚书[M]注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2.

[9]Qinglong Wu，Zhijun Zhao，Li Liu，et al.，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J]Science 353，pp.579-582，2016.

[10]班固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王国维 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 全汉赋[M]辑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3]周志颖 近百年<天问>研究综述与展望[J]《天中学刊》，第34卷，第24期，p.110-121，2019.

[14]汤炳正 <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J]《求索》，第3期，p.73-82，1984.

作者简介：黄风义（1964—）男，汉，辽宁省大连市人，博士学历，职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电子信息、古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