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佳

摘要：风貌通讯又称概貌通讯，可以把情和景、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是反映现实生活中新面貌、新气象和新变化的报道类型，既可以写自然风貌、人文景观、风情民俗，也可以写社会动态和变迁，还能把自然风貌和社会风貌结合在一起写。《从〈中国〉到中国》反映了中国社会40年来的巨大变迁，以内聚焦叙事推动故事发展，以多结构运用传递意义，以跨文化视角关照当下，可对跨文化语境下我国风貌类视听作品跨文化传播带来相关启示。

关键词：跨文化 叙事视角 叙事结构

纪录片具有跨文化、跨时空的传播属性，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具有纪录社会、传播国家形象、国际文化交流和历史文化解释权等功能。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一些纪录片导演陆续来到中国，以不同的视角和观点拍摄了许多反映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纪录片，展示了当时中国的面貌。40年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四位纪录片导演，以40年前的四部纪录片（《愚公移山》《中国》《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上海新风》）为线索，沿着他们父辈的足迹，重访了片中的故地和故人，拍摄了《从〈中国〉到中國》这部纪录片，试图重新发现和记录“中国”。该片独特的内聚焦叙事视角与多样的叙事结构对风貌类视听新闻作品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内聚焦叙事推动发展

叙事视角是叙述话语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感知的特定角度，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主张用聚焦来表示叙述者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他将叙事视角区分为外部聚焦与内部聚焦。外部聚焦近似于叙述，其聚焦者通常是叙述者，内部聚焦指聚焦者存在于故事内部，聚焦者通常是故事中的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物，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叙述过程中采用了第一人称。《从〈中国〉到中国》每一集的导演都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一个问题的提出者、答案的寻找者、意义的阐释者的身份向观众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因此该片故事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内，即故事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

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即根据叙事的需要，视角在多个不同人物之间切换，观察者为故事内的不同人物，实际上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是用不同人物的感知取代了全知叙述者的感知，而不同人物观察的是不同的事件，或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例如，第一集《寻找中国》中，导演老高的视角从北京的工人、河南的农民到南京的幼儿园园长、苏州的面店主任，通过时空交叉展示了中国不同城市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情况。本片中第二、三集《又见愚公》分为上下两部，分别讲述了中国老艺术家和普通劳动者的不同故事，叙述者斯坦尼斯拉斯的视角从手工工艺人、京剧艺术家、杂技演员到渔民、牧民和工人，通过这种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全景式地展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即采用几个不同当事人的眼光来描述同一事件，与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不同的是，每一个当事人叙述的都是完整的同一事件。例如，在第四集《中国有知音》中，叙述者的父亲艾萨克·斯特恩认为音乐家不需要竞争，他本人也认可这一观点，为了使这一观点更有说服力，他还采访了此次小提琴比赛的其他评委。美国小提琴家丹尼尔·海菲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在表达什么。”另一位美国小提琴家菲利普·塞策则对年轻的音乐家们说：“即使在比赛中的表现不够出色，也能走出另一条音乐道路，不要太沮丧。”叙述者大卫·斯特恩也表示：“我们聆听表达自己内心的天才音乐家，这就是我们希望的。”

多结构运用传递意义

风貌类视听作品题材广泛、形式自由、内容丰富，不像事件类视听新闻作品那样有固定的时间线和故事发展过程， 也不像人物类作品可沿着人物的言语和行动来安排、组织素材，但这并不代表风貌类视听作品的结构杂乱无章，相反，优秀的风貌类视听作品能够将相互间毫无关联的素材整合到一个空间里并传递出一个共同的完整意义。《从〈中国〉到中国》这部纪录片就综合运用了多种叙事结构。

串联式叙事结构。串联式的叙事结构，即梳理多条贯穿纪录片的线索，并整合不同的资料信息内容，从而在不同的角度突出视听作品的主题。第五集《似是故人来》巧妙地将上海这个城市的生活、环境、社会、教育、娱乐等方方面面与上海不同市民的一天串联起来。例如通过罗义刚儿子的上学情况反映多语种教育的趋势与小学生繁重的课外压力，通过相亲角反映中国社会年轻人的婚恋情况，通过舞厅的热闹景象反映老年人丰富的晚年生活，通过社区居民选举反映市民的政治参与情况等。这些串联起来的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还使上海现代都会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复线式叙事结构。复线式结构又叫“双线结构”，顾名思义，是指作品围绕两条线进行的结构方式，这两条线可以形成一种相互关系，比如平行式、交叉式、对比式。例如，第四集《中国有知音》采用了平行式的结构，叙述者大卫·斯特恩从两条线展开叙述，一条是其父亲艾萨克·斯特恩和他访华的时间顺序，另一条是大卫·斯特恩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小提琴比赛的结果公布仪式顺序，贯穿之中的人物故事都是与这两条线息息相关的人物。再如，第一集《寻找中国》中采用了对比式的结构，导演老高将40年前后任村镇儿童对外国人的反应画面拼接起来，他们的态度由胆怯好奇转变为热情主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国民形象的新面貌。这种基于时间轴对不同个体进行记录及有机结合的方式，让受众一目了然，更容易理解纪录片的内容。

嵌套式叙事结构。嵌套式叙事结构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一个故事中涵盖了另一个故事情景，不同的故事情景相互穿插，通过一条记录线索引出其他相关线索。创作者在叙事人物记录完结之后，通对其周边的社会关系进行采访就会引导出来下一个叙事人物。例如，在第一集《寻找中国》中，意大利导演老高通过时任河南省安阳市林县大菜园的村支书马雍喜找到了时任副支书的马东升，他们从当年简陋的土房搬到了现代化的楼房，这些共同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第四集《中国有知音》中，叙事者大卫·斯特恩以小提琴四分之一决赛结果公布仪式为线索，引出了徐惟聆与其父亲第一次访华的渊源，即小提琴比赛评委会的联合主席徐惟聆曾经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批学生在他父亲艾萨克·斯特恩面前表演过。这种叙事结构与方式，丰富了纪录片的内容，应用效果较为显著。

跨文化视角关照当下

理念：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体现人文价值。西方人将“真”归类到科学的领域，而将“善”和“美”作为 “真”的补充，“善”“美”不能取代“真”。真实性和纪实性是纪录片的主要特征，纪录片的录制必须客观真实地记录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以及场景的信息内容，只有在真实性的基础上有效运用叙事结构，才能凸显电视纪录片的内在价值与效能。《从〈中国〉到中国》这部纪录片以中国普通老百姓为拍摄对象，在探访中国一个个普通的社区、农村、工厂、集市和幼儿园等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时空交叉画面真实地呈现出一组组未经修饰的镜头。在这些镜头的背后也反映出一种人本主义的创作理念，即关注人的生存、发展状态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这部纪录片关注普通人物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饮食、娱乐、教育、婚恋等。这种情况下，无须刻意地呈现善和美，只要客观真实的记录，善和美便能够自然而然地流露。

主题：主题鲜明的基础上聚焦时代变化。主题是纪录片的灵魂，具有统领全片的作用。风貌类视听作品的主题一般凸出今昔之感，注重展现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详实的素材反映时代问题，把握时代脉搏。《从〈中国〉到中国》是一部关于纪录片的纪录片，它以20世纪70年代《愚公移山》《中国》《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上海新风》这四部纪录片为线索，试图在重访故地故人的基础上探寻中国40年来发生的新变化。全片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将前后跨越40年的影像并置在一起，同一处地点，低矮的土房变为高耸的大厦;同一个人物，稚嫩的学生成为优秀的大提琴家，大量的时空交叉从纵横两方面清晰、直观地呈现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从〈中国〉到中国》借助曾经的影像脉络，聚焦当下中国的“变与不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价值：广泛了解的基础上审视他我文化。西方的纪录片导演不断通过纪实影像来观察和理解中国，打磨出一面“他者之镜”，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的不对称性、不同性、优越感以及主观文化假设都会影响跨文化认知，因此，在审视他我文化时必须建构合理的跨文化理解框架。一方面，必须尽可能地掌握他我文化知识，因为在没有相应的文化知识情况下，人们容易从本我文化视角去审视他我文化，从而难以理解他我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必须超越本我文化视角，用第三只眼睛审视他我文化。《从〈中国〉到中国》作为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镜像，让人们能够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本我文化，无论是对本土的风貌类视听作品还是国外的风貌类视听作品都有很大借鉴意义。（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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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祥敏.电视新闻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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