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峰 游欢

摘要：《四个春天》是一部以真实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私纪录片，亦是一部未映先热的口碑作品。导演以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主要拍摄对象，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他们在家乡小镇的生命状态。影片中，导演用影像救赎内心及家庭创伤，以相濡以沫的父母爱情、乐观开朗的处事哲学、和谐孝顺的代际关系传达了中国人共同的乡愁。虽然影片在处理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及素材取舍方面面临一定的伦理困境，但导演以现实主义为根基，在日常普通的生活中挖掘出了审美价值。

关键词：私纪录片 《四个春天》 公共传播价值 伦理困境

私纪录片最早源自日本。2005年，日本学者那田尚史援引日本文学传统中流行的“私小说”概念，首次使用了“私纪录片”这一术语。2007年，“私纪录片”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学者黄钟军认为，“私纪录片”即以自己或者家人、朋友为题材， 且家人、朋友还应是相对亲近的关系， 会涉及到相对秘密、隐私或不公开的空间， 内容上常偏自我反思和内省， 也有自己与家人或朋友之间私密的对话、互动。

2019年1月4日，私纪录片《四个春天》登陆全国电影院线，累计收获1086万元的票房收入。尽管票房成绩一般，但其票房业绩可称之为一个奇迹。私纪录片更多的是介入到普通人的“私”领域，将个人的“私密”用镜头呈现出来，《四个春天》最终登陆电影院线的公共领域，具备了一定的公共价值，但这种公共价值和私纪录片本身的私人价值相矛盾。

《四个春天》的公共传播价值：从个人认同到社会认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奔波忙碌的人们更加向往远离城市的喧嚣，羡慕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四个春天》以导演陆庆屹的父母为主角，通过四个春天勾勒出父母真实、平淡却又不失趣味的美丽日常，受到观众诸多认可。

导演自身：用影像救赎内心及家庭创伤。打开尘封许久的幽闭空间，或许是因为私纪录片同时具备了自我治疗、影像救赎及重构拍摄者与亲友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功能。在私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对于创作者而言，除了自我宣泄以外，更重要的是其“救赎”意义。导演陆庆屹自小叛逆，15岁便离家出走，一直北漂到现在，至今仍然没有成家。人到中年，经历了生活的磨练，陆庆屹才更洞察到父母日常生活的美，更加理解父母对自己的牵挂。因此，从2013年开始，陆庆屹花费了四年时间，用摄像机记录父母的日常。此外，自小在外打拼、与家人聚少离多的姐姐的离世，也给陆庆屹内心造成巨大冲击，甚至一度想要放弃拍摄。《四个春天》更像是导演陆庆屹对父母及家人的回忆，也是對童年的找寻和对自己多年来的叛逆的救赎。而这种“救赎”的价值，还跳脱出导演个人的范畴，成为国人普遍具有的情感。

共同的乡愁：从私人经验到社会认同。个体自我转化为某个阶级与阶层成员的自我、某种性别或性别取向的自我、某个亚文化群体的自我，如此，纪录片便从纯粹的“私影像”跨越到更具社会历史意义的民族志影像。因此，作为私影像的《四个春天》，在传播过程中展现的四个春节期间父母的生活及家人之间的日常相处，是千万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缩影，从而将私人经验变成了集体经验，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获得了归属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了共同的乡愁。

一、相濡以沫的父母爱情。《四个春天》中呈现的是四个春节期间父母日常生活的点滴：种菜、做饭、缝纫、修补、生火做熏肉、上山摘野菜、采药……他们共同劳动，彼此分担家庭责任。在这样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父母之间甜美的爱情在不经意的笔触中流露出来。拍照时，母亲突然说让父亲记得给她洗袖套;父亲尝到美味的热汤时喂母亲一口;在山野田间，母亲前面载歌载舞， 父亲在后面笨拙地学着;父亲拉琴，母亲跳舞;金婚50周年，父母喝交杯酒，母亲“指责”父亲“看都不看我一下，只看到酒杯眼”;父亲吃完饭去看下蜜蜂，母亲打趣说：“你一天拿这个蜜蜂差不多像初恋情人啦”……镜头聚焦父母日常的举手头足，将父母之间如涓涓流水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尽管只呈现了四个春天，但人们仿佛看到的却是父母50多年相互扶持、细水长流的幸福生活。

二、乐观开朗的处世哲学。面对生活，两位老人永远秉持从容和乐观的态度。日常生活中，母亲张口就能唱歌;熏肉时，父亲边取熏肉边感叹“安逸，好玩的很”;爬山摘野菜时，父亲的鞋子脱了底，他摘了干草秆，一边捆绑住鞋底和鞋面，一边笑着说“好玩”……无论年纪多大，父母总是保持着学习的状态，学习使用微信、网购、尝试养蜂……尤其是当姐姐去世后，经历一段时间的灰暗后，父母懂得和自己和解，明白生活还要继续，经常去姐姐坟边摘辣子、种蓬花、唱歌。虽然父母也是众多中国空巢老人之一，但父母却并不孤独，同时父母也教会子女独立乐观。正如母亲所嘱咐的，“如果我们不在了，你们要记得家里的传统。记住，再怎么有钱也好，也要考虑居安思危，不要失去了自己生活的能力”。

三、和谐孝顺的代际关系。尽管家庭并不富裕，但父母却给了孩子们精神上的富足。父母对待孩子，永远是尊重和爱护的。尽管父母也渴望含饴弄孙，母亲给未来孙子的鞋子做好了，但父母却给予了儿子最大的自由，并不催婚。面对身体不好的女儿，在第二个春天时，父母为女儿上山采药材，手被白茅割了，却不以为意。儿女们对待父母也是极尽耐心，哥哥陆庆松教父母如何使用手机看歌词，如何使用微信，刚学会使用以后的父母开心大笑。

不论同辈之间还是代际之间，也都是兄友弟恭、和谐孝顺。无论远在罗甸的二伯生病后全家人从四面八方赶去看望，还是姐姐病重，兄妹之情、父母之情都溢满屏幕。因此，即使离开家乡已经64年的父亲，却依旧没有身份认同危机，遭遇病痛的女儿也并未感到恐惧，更多的是对父母的愧疚。

《四个春天》的伦理困境

私纪录片最大的问题可能反映在伦理道德方面，需要考量公开与不公开的内容界限。但在私纪录片中，导演与被摄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特殊的关系，如何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中的伦理问题尤为重要。

拍摄时处理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导演陆庆屹一家很早就有拍摄影像、记录生活的习惯。当陆庆屹提出拍摄的想法，家人给予很大支持，并且早已习惯面对镜头的家人在镜头面前表现自然。同时，拍摄的内容也仅限于日常生活，对于个人非常隐私的画面呈现基本没有。此外，导演本人也会在拍摄《四个春天》时，常常从摄影机后跳到画面中参与父母的对话，这种拍摄方式对传统纪录片拍摄者而言是禁忌，但对陆庆屹来说， 他不愿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希望做参与者。但随着后期导演本人对电影更加深入的学习后逐渐退出参与镜头，更多的是作为影片的记录者和拍摄者，而不是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经过四年的时间，拍摄对象逐渐忘记拍摄镜头的存在，最后呈现的画面宛如一副天然的生活画卷。

剪辑时素材的取舍。导演陆庆屹完全凭着一个人的力量，进入亲密空间拍摄了240个小时的剪辑素材，为避免进入危险的境地，挑选出合适的素材非常必要。谈到拍片最大的困难时，陆庆屹说：“困难是剪辑的时候中间停了一个月，剪辑我姐住院的那一段，从心理上是不敢看，想狠下心肠剪辑，可是做不到，过了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里就看书，看摄影方面的书，在门口看看天，积蓄一些能量能够让自己去更好地面对，这个是唯一的困难”。姐姐患病、医治、殡葬的影像，陆庆屹放进了影片中，原因在于在其地方文化中，生离死别不是忌讳，也不是隐私。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自古以来就崇尚“敬鬼神”，姐姐病逝相关的影像让第二个春天增添了更多悲伤。但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影像却也呈现了地方的丧葬文化和死亡文化，也给予了观众更加强烈的冲击。

结语

纪录电影《四个春天》以极低成本收获了较大的市场价值及观众的广泛认可，其所具有的公共传播价值在于导演个人身上所表现的救赎与忏悔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同时，影片中父母相濡以沫的爱情、乐观开朗的处事哲学、和谐孝顺的代际关系也传达了中国人共同的乡愁。作为一部记录个人家庭私密空间和私密关系的私纪录片，《四个春天》虽在处理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及素材选取中面临一定的伦理困境，但这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成功。（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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