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萃 甘乘旭

摘要：我国著作权立法保护近代以来为保护统治阶级确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著作权立法保护才开始为人民服务。中国著作权发展时间较短，还面临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利用文献资料分析法以及内容分析法，以时间顺序对著作权立法进程及现状进行解读。

关键词：著作权;刑法;立法

一、著作权立法，从《大清著作权律》到《伯尔尼公约》

著作权法因其法律主体复杂性、法律内容丰富性使其成为了变化最为频繁的法律制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颁布，先后于2001年、2010年与2012年作出了三次修订。[1]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成文法《大清著作权律》诞生于清末民初。

（一）日美体系下的发展：中国著作权法的基石《大清著作权律》

1909年9月，清政府在参考西方以及日本法律条文之后，聘用日本人起草制定《大清著作权律》法律草案。成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2]虽是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延续统治，但对著作权立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1915年，北洋政府修订颁布《著作权法》《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实施细则》;1928年与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著作权法》《修正著作权法》，均参照《大清著作权律》结合时代背景为维护统治阶级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这部社会主义性质法律也是以《大清著作权律》为参考。

（二）《伯尔尼公约》体系下的修订：从被动修订到主动求变

1.被动的发展，著作权法的两次修訂

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成为世界版权组织成员。2001年为加入WTO，中国知识产权需达到世界体系要求，直接推动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一次修订。[3]

此次修订完成标志着中国著作权法从以日美版权法为蓝本，转向世界体系下以伯尔尼公约为样板的法律。但还是迫于国际环境要求被动发展。

2007年爆发中美知识产权之争，2009年WTO专家组裁决中国著作权法第四条违反《伯尔尼公约》《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违反中国入世承诺。此次中美知识产权之争败诉，迫使中国2010年著作权法第二次修改。

2.主动求变，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订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我国版权产业占我国GDP近7%。[4] 著作权法更新是中国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需求。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启动会议举行。标志着中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正式启动。也是中国在著作权法方面第一次主动求变。

此次修订立足本国国情主动改变，与世界靠拢不断完善规范，结合时代大环境，有可操作性。

二、《著作权法》法外保护——刑事保护发展三阶段

刑事保护是著作权法能够实施的重要手段。针对于我国著作权刑事立保护的进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空白期（1949年—1979年）

这一阶段文化交流尚不密切，创作作品较少。著作权刑事保护属于空白期。[5]系统的《刑法典》还没有形成，只有一些刑法性质的文件。只能依靠规章做出简单应对。

第二阶段：探索形成期（1979年—1994年）

这一阶段对著作权法需求上升。1979年3月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工作开展。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侵犯著作权行为有了刑事层面的保护。但是著作权专项法律尚未形成，罪名没有归属，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无法做到严格意义上的“有法可依”。

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我国根据公约条款内容，于1994年审议通过《关于政治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针对著作权的单行刑法立法，标志着我国对于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取得重大进展，新增“侵犯著作权罪”罪名。法律系统保障框架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改进完善时期（1997年—至今）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面修订。将著作权法单行刑法纳入到刑法典体系之中，“侵犯著作权罪”上升到刑事犯罪。标志着我国第著作权刑事保护规范化与正式化。[6]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对著作权权利与责任进行细化与明确，增加了著作权刑事犯罪相关条款，刑事保护进一步完善。

2004年至2007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两次颁布著作权法的的解释，使侵权刑事门槛降低，刑事保护不断加强。[7] 2011年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著作权法中争议问题进行了界定，使执法人员对犯罪行为查控更加精准，操作更加明确。

这一阶段最大特点是政治经文化发展，中国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著作权犯罪行为增加，刑事保护需求上升。相关法律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条文需要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完善。

三、现状

我国《著作权法》立法运行仅30年，并入刑法典刑事保护体系才20多年。我国法律建设进程已经相对完备。但互联网时代，信息交互发达状态下，法律更迭难以跟上信息技术发展。

第一，网络环境复杂，信息更新速度快。信息交互突破时空限制，著作权跨国犯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难度。面对海量信息，监督到每一次著作权犯罪难以实现。且侵权行为发生与追责存在时间差，犯罪行为有时无法界定。甚至于犯罪方已经准备好证据抢夺著作权。

第二，概念模糊不清，侵权界线难以界定。很多犯罪行为钻法律漏洞。“借鉴”“致敬”与“抄袭”的区别难以判断。甚至衍生出“融梗”“洗稿”等变向侵犯著作权行为。

第三，著作权立法还需完备。我国著作权立法时间较短，民众产权意识模糊。互联网时代，大公司资本打压、并购、搭建垄断性传播平台。抢注无产权作品，要求旗下作者转让著作权。利用法律漏洞对创作者进行打压，单一著作权法律难以对其进行制裁。

综上，我国著作权立法保护从无到有，从被动修订到主动求变。三十年间经历了快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是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发现解决问题本身就存在滞后性，每一套法律产生制定背后都伴随着社会“阵痛”为代价。与时俱进追赶乃至抢先时代步伐，积极向法律体系更完备国家地区学习，这是当今著作权立法保护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汉东，刘鑫.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评析[J].东岳论丛，2020（1）：164-171.

[2]金眉， 张中秋. 中国著作权立法史述论[J]. 法学评论， 1994（02）：81-85.

[3]卢海君.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著作权法制[J].中国出版，2018（23）：18-21.

[4]吴汉东.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背景、体例和重点[J]. 法商研究， 2012（04）：5-9.

[5]邵彦铭. 我国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研究[J]. 知识产权， 2015（09）：59-63.

[6]王瑞， 吴邲光， 王素娟. 论著作权的刑法保护[J]. 中国检察官， 2005， 000（001）：54-56.

[7]魏子翔. 论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J]. 东方企业文化， 2015， 000（019）：227-227.

作者简介：李萃（1997年10月—）女，汉族，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2020级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在读

甘乘旭（1993年2月—）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2019级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