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睿

摘要：近几年，进行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可谓是我国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个主流方向，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我国的电视剧产业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人民的名义》《破冰行动》《我们与恶的距离》等都是我国近几年来十分优秀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其中《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电视剧自2019年年初开播以来就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在我国以真实案件为叙事背景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数不胜数，但《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现实题材电视剧却在众多现实题材电视剧中一骑绝尘，这主要在于其独特的人物角色设置、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脉络中的情感表达。

关键词：我们与恶的距离 人物角色设置 叙事结构 情感表达

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叙事主线是以李晓明枪击案展开的，罪犯李晓明自制了一把手枪，而后在一个电影院内枪击了9人，这其中有正值青春的少男少女，也有童稚的祖国花朵，李晓明在击杀了9人之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犯罪现场，而是在原地等候警察的逮捕。随着李晓明枪击案的发生，这个故事又涉及了四个家庭：杀人犯李晓明的家庭、罹难者刘天彦的家庭、思觉失调者应思聪的家庭以及维护犯罪者基本人权的律师王赦的家庭。这四个看似独立的家庭在冥冥之中因为李晓明这根引线而被串联在一起，而四个家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是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这四个家庭的成员各有特点，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来说，故事一开始就是在一对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展开的。李晓明的妹妹李大芝与刘天彦的母亲宋乔安虽同为记者，但在本质上呈对立的状态：李大芝作为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对宋乔安来说就是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因此宋乔安在得知这个事实之后，也难免对李大芝采取避而不见的态度，并通过媒体爆出李大芝及其家人的生活场所;李大芝一开始虽因李晓明的关系对宋乔安一家怀有歉意，但是随着作为记者的宋乔安为获得更多的收视率，将其一家的生活情景暴露在大众面前，这股歉意彻底崩塌。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李大芝与宋乔安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随着故事的发展，作为律师的王赦为了探求杀人犯李晓明的犯罪动因，对于李晓明一家持支持态度，是支持者的身份。王赦作为李晓明义务的辩护律师，为其争取最基本的人权，在李晓明将被处决前，不顾妻子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去帮助李晓明父母与李晓明交谈，劝导李晓明见其父母最后一面，所以王赦与李大芝一家是补充关系。王赦虽是电视台聘请的律师顾问，却是杀害宋乔安儿子的凶手的辩护律师，王赦与宋乔安之间又是矛盾关系。应思聪是一名思觉失调者，在被媒体误报之后由于其精神病问题而被大众误会甚至是辱骂、嫌弃，同作为受害人家属的应思聪与李大芝之间又是一种补充的关系。应思聪与王赦之间是一对矛盾关系，王赦的妻子无法面对差点伤害自己女儿的应思聪，而应思聪也正是王赦律师形象转变的导火索，因此，王赦与应思聪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由此可见，这四个阵营组成了一个矛盾的循环，他们的矛盾冲突更是推进着剧情的发展。

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是导演讲述故事的思路，对于电视剧的叙事结构进行梳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故事。《我们与恶的距离》是根据真实的社会案件改编而成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导演为了保留“真实感”，选择了最经典的线性结构。因果式线性结构是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的发展顺序为主导，并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叙事动力，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完整圆满的故事结局。《我们与恶的距离》整部剧一共分为十集，事件的发展是：主事件爆发（李晓明枪击案）——副事件爆发（应思聪幼儿园事件）——面对与解决问题—圆满的结局（李大芝一家获得谅解，宋乔安对新媒体的全新阐述）。每一集都有一个标题，这些标题也是这部电视剧大致的叙事脉络。

这部电视剧中除了主线“李晓明枪击案”之外还有支线，比如说“高中生耀辉模仿罪犯李晓明”事件、“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在幼儿园拍电影绑架案”事件。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通点，即导演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讲述得都十分详细，但是对于这些小故事的结局却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这样的叙述方式看似是导演的叙述线凌乱，但实际上这也正是对真实社会的一个映射。以“耀辉模仿李晓明杀人案”为例，媒体对于李晓明事件的妖魔化报道使得耀辉在大街上拿刀乱砍人之后大喊：李晓明万岁！更过分的是媒体将耀辉这个所谓的“反社会人格”的凶手归结于精神病以及父母的教育问题，这就是这起事件的开端。这个事件转折点是记者到耀辉的学校去采访受害者，而不去理会耀辉母亲的被采访要求，在媒体再一次爆出耀辉的行为是因为其在学校受到校园暴力而导致精神崩溃后，耀辉母亲与耀辉受不了来自外界的压力而一起跳河了，这件事情最终以无良媒体在耀辉和其母亲的葬礼上采访耀辉的父亲而结束。整个事件从始至终也没有媒体进行道歉，对于受众要求道歉的诉求也在故事中不了了之了。

在韩剧中，我们一般看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对于事件发生的处理方式会是让故事整体贯穿一个主线，而这个主线只是在剧中的开头出现，然后以主线为铺垫，中间每集处理一个故事，在结尾的时候再以高潮渲染这个主线。然而《我们与恶的距离》并非如此，不管是在上文中所说的耀辉事件，还是故事主线“李晓明杀人案”，导演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但最终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王赦苦苦探求的李晓明杀人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宋乔安是如何走出丧子阴霾的，这些导演都是选择轻轻带过。但这并不是导演没有进行完整叙事，而是更真实地反映现在的社会现状。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中，每天都有令人震愤的社会新闻，但是究竟有多少新闻我们能够一追到底，得到一个结果呢？这正如剧中女主宋乔安对于深入报道的一句評述：深入报道，怎么做？收视率都比不上每日新闻的快资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所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快讯，而并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在乎事件的最终结果，这些结果都随着事件不了了之。因此，导演的这种看似不完整的叙事结构实际上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生活的表达。

叙事脉络中的情感表达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以李晓明事件将四个家庭联系起来，而这四个家庭内部虽充满着矛盾，但同时也不失温情。这部剧中一共有四条亲情线：宋乔安与刘天晴、刘昭国之间的亲情，应思聪与其父亲的新家庭之间的亲情，李大芝与其父母之间的亲情，王赦与其妻子之间的亲情。

这部电视剧中所蕴含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情感表达是何为“恶”，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又是多少。这部电视剧中的第一个“恶”体现在媒体的“恶”，媒体的恶在于夸大现实，妖魔化地报道事件，媒体的断章取义在无形中“杀”了很多人。比如，无良媒体逼死耀辉和他的妈妈，在其葬礼上还为了新闻热点去对其家人造成二次伤害;李大芝一家因为媒体的报道，其父母亲在大众社会中淡出两年，每天过着口罩遮面、日夜颠倒的日子;李晓文也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两年。对于一场影响巨大的杀人案，媒体没有想着该如何探寻真相以报道给大众，而是想着该如何博眼球以获得更高的收视率。无良媒体断章取义、挑拨离间，像法官似地随意给人贴标签，甚至借用舆论的压力逼死了更多的人。对于社会来说，媒体应该是抑制“恶”的传播者，而不是为了博得眼球去增加“恶”。因此，媒体最大的“恶”在于其断章取义，杀人与无形中而不自知。

第二个“恶”是犯罪者的恶。犯罪者的恶在于利用死刑来获得自我救赎，让制度和无辜的人给他陪葬。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无论是杀人凶手李晓明还是陈昌，他们在犯罪后的第一时间并不是逃跑，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律的制裁，甚至是以求死刑。在陈昌得知王赦替自己辩护不用处以死刑后，陈昌的反应是当场发疯并求法官能够判决死刑，这很明显并不是对于受害者的愧疚，而是将死刑作为一种自我解脱和自我救赎的方式，但是无辜的受害者是这场自我救赎中的牺牲品。犯罪者最大的恶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只是想利用死刑来获得自我救赎和解脱，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犯罪行为是这个社会带给他们的压力致使的。犯罪者的这种恶如果不解决，只会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病态，处死了一个李晓明，这个社会或许还会有更多“李晓明”出现，这也是律师王赦想要替罪犯辩护的原因。

总的来说，《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其人物角色设置、叙事结构和叙事脉络中的情感表达中都有其独特之处。这部电视剧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犯罪者”家属的视角来反映社会现状，讽刺社会中的那些“恶”。而这部电视剧在现实中又不失温暖，它主要是赤裸裸地告诉观众：人生复杂、前路漫漫，悲傷是无法填满的，人生在世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看到社会上的那些“恶”就盲目效仿，更不要为了对抗社会中的那些“恶”，让自己最终也变成了一个“恶人”。（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栏目责编：杨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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