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倩兰 张水旺 梅瑜 鲍蔷

【摘 要】供应链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同语言，目前正是跨国供应链变革的关键时期，贸易摩擦给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带来一定的挑战和机遇。本文在分析了跨国供应链重构动因后，着重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跨国供应链重构带来的影响，并采用SWOT分析法对中国跨国供应链的发展现状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应对贸易摩擦提供解决方案及建议。

【关键词】贸易摩擦；跨国供应链重构；SWOT分析

21世纪以来，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更多替代了企业与企业间的竞争，成为一个企业乃至国家制定未来规划的重要战略，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全面部署本国的供应链体系、掌握全球供应链的主导权，将供应链战略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或全球战略。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运用指导意见》指出，推进供应链全球化布局是引领全球化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强调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正是跨国供应链从解体到重构变革的关键时期，中国有望通过积极完善本国的供应链战略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竞争力，而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对中国更深层次地融入跨国供应链建设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深入研究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供应链变革的影响，为我国提升自身供应链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国供应链重构动因

跨国供应链又称全球供应链，是跨国公司将产业在全球内布局，将产品的研发、生产、组装、配送运输等若干独立环节分别配置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实现资金与信息的流动，最终形成一条跨越国界的供给链。贸易摩擦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贸易争端的加剧使得世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全球贸易依赖度下降，种种因素加速了产业的转移与跨国供应链的重构。

贸易摩擦背景下，产业转移之势尤甚。近年来，低端制造业“外流”，高端制造业“回流”是目前产业转移主要特点，中国作为产业转移的输出国，其产业转移呈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中国中西部及东南亚地区转移，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向美国和欧洲回流的态势。全球性产业转移导致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与之“脱钩”，其实质是跨国供应链的解体与重构。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以下原因直接导致了跨国供应链重构：一是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科技水平的提升、环保力度的加大迫使低效率企业或企业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资源丰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下的市场转移，使得企业原有的供应链体系（合作方、运输配送网络、成本构成）发生变革。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扰乱跨国供应链。研究表明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美国经济将承受940亿美元的机会成本；签订《美-墨-加协议》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加征高关税，墨西哥将失去低成本优势，美国企业不得不重新配置资源，使得美国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建立起的北美制造业供应链重新布局，这将扰乱跨国供应链体系；与中国的贸易战使两国都改变了贸易政策，高盛表示两国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对过去25年以来全球已经形成的供应链体系产生巨大冲击；三是供应链风险增加使得全球供应链重返区域性、封闭性。虽然信息平台可以支持快速交易，供应链风险监控系统也可以快速反馈问题，但本地化的供应链可以履行对当时交易的订单上产品的承诺，在遇到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情况可更快地解决问题，目前企业越来越从主要市场附近采购，例如从墨西哥为美国提供服务，从东欧为欧盟提供服务。四是发达国家正筹备第四次工业革命，实施“再工业化”引领制造业供应链“回流”，如美国部署制造业回归的战略措施，德国出台《国家工业战略2030》等。

二、贸易摩擦对跨国供应链重构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出口结构相似的第三国贸易创造投资转移效应，继而刺激其进口总量及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但这种贸易转移态势具有不确定性，一是贸易转移只是企业应对贸易格局突变的应急措施，二是多数企业对中美贸易谈判持观望态度，一旦谈判未达成，关税政策变为长期政策，企业将有从中国转移产业的动机。另一方面，在价值链贸易时代，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将对价值链上下游生产商造成连锁反应，或将导致供应链中断，但随着产业转移的完成，产业间的供应链将逐渐“理顺”，未来将呈现国际供应链新局面。目前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而给跨国供应链结构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中美贸易强度下降，企业资源重新配置导致跨国供应链转移

从中国产业信息网了解到，截至2019年11月底，中国对美国出口额356亿美元，相比2018年降低23%，中国从美国进口额为110亿美元，较2018年降低3%；据海关总署发布的2019全年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2019年东盟替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对东盟进出口4.43万亿元增长14.1%，对美国进出口3.73万亿元下降10.7%，可见中美贸易政策的改变使得中美间贸易强度下降，为避免受高额关税的影响，企业将资源重新配置，纷纷将进口转向越南、墨西哥等国家或地区。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迅速，“一带一路”跨国供应链条正逐步形成

截至2019年7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商签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西欧，“一带一路”经济圈正在不断扩大。就在2013年到2019年“一带一路”实施的这六年里，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到6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约900亿美元，而贸易摩擦的爆发并没有对“一带一路”经济圈造成深刻的影响，反而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在中美贸易摩擦时期，由于美对华出口的限制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中国与沿线国家间贸易逆势增长，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我国货物贸易比2018年增长3.4%，其中我国对“一帶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0.8%，高出整体增速7.4个百分点。此外，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在铁路、港口、航空、能源设施上不断推进，以及中欧班列开航数量的不断增加，“一带一路”跨国供应链条正被打通并不断繁衍，而中美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跨国供应链建设的步伐。

美国政府对外贸易的核心问题就是缩小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就业岗位，罗志恒（2018）表示美国通过边缘化中国来遏制中国发展，单方面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不能改变其对外巨额逆差的本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仍会持续。从日经中文网了解到，2019年1～6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188亿美元，对越南、墨西哥的逆差额合计增加200亿美元，美国声称的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实际上只是将巨额贸易逆差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墨西哥等地，如图2、3所示。

此外，数据显示2019年12月美国对外商品贸易逆差猛增8.5%，最终突破683亿美元，高于11月份的630億美元，从具体数据来看，12月美国商品进口大增2.9%至2，053亿美元，而11月的商品进口为下降1.3%，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限制美国进口减少贸易逆差，而此次贸易逆差的猛增让美国政府的计划“落空”。同时研究表明，全球关税的下降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低关税给国内企业增加进口竞争压力，迫使低效率产业转出本国，使得美国制造业重新配置资源，将资源优先配置给高效率的国内企业，最终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低下。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片面追求高就业率与低贸易逆差，将扰乱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不利于美国提高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竞争力，这对美国来说得不偿失。

（二）日本应对美日贸易摩擦的做法及启示

巨额贸易逆差的持续和制造业供应链的约制，使得美国在中美的这场贸易战中自食其果。对于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来说，不应将重点放在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态势的担心上，而应以静制动，把重点放在提高自身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实践上。从日美贸易摩擦来看，表面上日美贸易摩擦导致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但事实上日美贸易摩擦不仅推动了日本产业升级以及规制改革还推动了日本跨国供应链的构建与完善。日美贸易战从最开始的纺织品贸易战到汽车贸易战再到半导体贸易战，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使得日本电子产业赶超美国，日本有了与美方谈判的资本，日美贸易摩擦才得到缓解并在后期消散；在此期间，为规避大国对外形成的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他国的资源要素，日本企业开始将部分低端制造业向东亚等生产要素丰富的国家转移，并加大海外投资，逐渐形成了“生产在外，研发在内”的运作模式，日本的跨国供应链体系也逐渐建成并完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跨国供应链中的国际贸易，中国未来将在核心技术领域开发与深度融入跨国供应链建设中积极作为，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遏制以及消除多国对中国供应链的防护。

（三）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供应链策略

1.科技实力作为支撑，完善供应链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仍处于跨国供应链体系的弱势地位，在国际供应链主导权的激烈争夺下，大国已具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并在竞争中不断升级，并逐渐形成了针对中国的供应链壁垒。发展核心技术已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降低风险不确定性的根本所在。我国需加强交通枢纽、信息平台、物流能力等供应链基础设施跨国、跨区域建设，重点推进海、陆、空交通工具、设施设备的建设，建立多元化的跨国供应链运输网络。同时加强供应链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加快数字化供应链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加大对我国供应链的自主创新与研发工作的扶持力度。另外在国内外重要产业领域打造“8”字型跨国供应链，不断完善跨国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贸易争端引起的供应链转移或中断提供备选方案，增强跨国供应链的自我修复弹性。此外积极深化与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引进他国高新技术以促进我国科技吸收再创新效率。建立一个基础设施完善、技术标准、安全有保障的供应链体系。

2.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龙头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一带一路”经济圈庞大市场为减轻中国经贸对美国市场依赖创造了机遇，有效对冲了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未来中国应继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结合沿线国家工业所处阶段和产业发展现状，加快服装类劳动密集型，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的资本密集型，电子等优势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沿线国家转移，继续推进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同时帮助沿线国家发展并巩固其优势产业，完善基于当地市场的跨国供应链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逐渐由低附加值产品贸易转向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形成“一带一路”优势互补的跨国供应链经济体系。同时鼓励在核心技术上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龙头企业通过参股合作、跨国并购等方式在全球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流程一体化体系，切实引领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大中国参与跨国供应链的深度与广度。另外充分挖掘与发挥这些供应链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推动中国技术、产品、服务“走出去”，提升中国在跨国供应链的影响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供应链体系。

五、结语

随着中美贸易谈判起伏，全球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对跨国供应链而言，弹性和避险已经成为当前布局的首要考量，但是中国制造提供的人力、效率和基础配套设施等，抵消了产业专业的部分消极因素。本文从贸易摩擦对跨国供应链体系重构的影响入手，探究中国制造企业跨国供应链的重新布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应切实为企业营造创新环境，将中低端产业由简单的加工向着生产和研发等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高端环节升级，重新布局跨国供应链体系，发挥自己的产业优势，使自己成为跨国供应链体系中的主导。

（安徽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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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六卓越、一拔尖”卓越人才培养创新项目（2018zygc087）；安徽工业大学质量工程项目（20184900004）；安徽工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18jy19）。

作者简介：

丁倩兰（1999—），安徽岳西人，安徽工业大学物流工程大三在读；

张水旺（1981—），安徽宿松人，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