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博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引 言

《三字经》与《千字文》《百家姓》并称中国国学三大启蒙读物。其作者南宋王应麟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教育童蒙读书。《三字经》的最大特点是其文体：对仗工整，三字成句，朗朗上口。它取材广泛，涵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道德、历史地理、名人典故和忠孝节义等，可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其特殊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使它成为经世流传、家喻户晓的中华蒙学典籍之一。自16世纪末以来，《三字经》被译为多种文字，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大背景下，

研究《三字经》译介情况，可为当代国学典籍翻译提供一定启示与借鉴。

1 《三字经》英译

《三字经》英译虽然成果丰硕，但相对其他语种开始较晚，其英译历程从译者主体身份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此阶段译本较多，大部分译者为传教士或西方学者。此间，《三字经》的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便是英国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812年发表在《中国文集》（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上的。其后，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等人的版本。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到80年代。此阶段《三字经》的英译版本数目明显减少。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蒋克秋的版本。第三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英译作品数量逐渐增加，译者主力军是国内翻译家和学者。如梁卓尧、王宝童、Victor Petersen和赵彦春等人的版本。

综上，不难发现，《三字经》的英译已有两百余年历史，其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译者身份的转变。译者由最初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发展到如今由国内译者主动对外译介。二是译介质量和数量的提升。晚清时期，由于中文语言功底有限和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影响，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在译介过程中，出现了诸多误读和有失公允的评论。但到了当代，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译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逐步增强，对外译介中华经典不再一味地追求目的语表达习惯，而是在“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进程中，明确译介方式和策略。下面，我们以19世纪裨治文的译本和2008年王宝童版的译本、2014年赵彦春的译本进行对比，来考察《三字经》的译介历程和中美国蒙学文化的传播，探讨文化自信在当代译本中的凸显。

2 文化自信下的《三字经》英译

如上所述，明末清初，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大多依赖西方来华传教士。作为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创办了当时第一份英文刊物《中国丛报》，并于1835年在这份期刊上发表了《三字经》的译介文章。而当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王宝童、李黎于2008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译三字经·千字文》版本和2014年赵彦春的《英韵三字经》。西方译者在翻译或评论中国蒙学典籍时往往与原文差距较大，源于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但当代中国译者从本民族的文化担当和使命出发，文化自觉性逐步提高，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文化自信，因而主动向外译介中国蒙学时，翻译策略也与之前的西方译者有所不同，翻译效果自然不同。我们以《三字经》的前几节为例，来看中西译者的不同处理：

例1中文：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裨治文版：To bring up and not educate,is a father’s error;

To educate without rigor,shows a teacher’s indolence.

王宝童、李黎版：A child untaught

Is father’s fault.

Where teaching’s slack,

The teacher’s done naught.

赵彦春版：What’s a father?

A good teacher.

What’s a teacher?

A strict preacher.

对比三个译本，裨氏版只在乎“达意”，形式上与原文大相径庭。王宝童、李黎版在意义上更趋近为直译，但比裨氏版更简洁明了；而赵彦春版则更多是意译，巧用设问句的方式传达了原文之意，形式上也更贴近原文三字一句、偶句押韵的形式。在童蒙教育上，很显然，后两者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更贴近启蒙教育的初衷。

例2中文：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裨治文版：Let the sons of men,while yet in early life,

With teachers and friends learn proper and decorous conduct.

王宝童、李黎版：The son from young

Must learn to endear

His teachers and friends

And to rites adhere

赵彦春版：Son of men

Mature you can

Models you requite

Learn the rite.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中蕴涵这中华文明的文化精华，如此例中的“亲师友，习礼仪”便是教导童蒙要尊敬师长、注重礼仪培养。在此部分的翻译上，值得深究的是“亲”和“礼仪”两处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在三个版本中，裨氏的“亲”基本未译，王、李版译为“endear”,贴近原文，而赵版以“requite”替换，意义有升华，不仅表达出对师友之“亲”，更有“感恩、回报”之意。而对于中国蒙学乃至儒家文化中重要的“礼仪”，后两者皆译为“rites”，裨氏版较为冗余，译为“proper and decorous conduct”，可谓中规中矩。值得一提的是，王、李版用“adhere to”作为搭配“礼仪”的动词，并巧妙地将adhere置后，与第二句“endear”押韵。

诸如此例，不胜枚举。在通读三版译文全文后，我们不难发现，裨治文的《三字经》译本虽勉强达意，但整体形式杂乱，译法粗糙；王宝童、李黎版和赵彦春版不仅较好地表达了原文含义，还在形式上更贴近三字一句的形式，更有利中国蒙学的传播。造成这种现象的芸原因主要在于：晚清时期，以裨治文等为代表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在译介中国经典时会受限于他们的汉语水平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译介质量难免大打折扣。而在当代，随着“文化强国”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中国学者和译者在进行主动对外译介中国经典时，有了更多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信，译介的《三字经》等中国蒙学典籍具有更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和特色。

3 结语

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依赖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译介虽有诸多瑕疵，但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功不可没。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优秀中华文化是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译者在是选取译本、对外译介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以史为鉴，取长补短，才能更好解读中国经典，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