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雁丽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放大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反思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地球这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不仅彼此联系,人与其他生命体也不分伯仲、平等地存在于自然之中,休戚与共，敬畏自然就是在为人类自己“谋生”。人类要应对环境危机，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生存状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全员构建起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意识，“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1]。而环境意识和生态伦理的形成，离不开环境教育的普及。

学校环境教育包括专业化环境教育和非专业化环境教育[2]。专业化环境教育重在环境学科建设并以培养环境类专门人才为己任，而非专业化环境教育更多地超越了环境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纳入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艺术等多重维度来探讨环境问题，因而属于通识教育，具有更大的普适性。环境通识教育除了可以设置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必修或选修专门课程，也可以融入已有的其他学科课程，使学习者在既有课程框架下便利地习得环境知识、技能和情感，实现环境教育的有机渗透。

英语教育在我国作为几乎和母语并行的外语教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受众，因而也为环境教育的渗透和普及提供了广阔的平台。长期以来，外语仅被当作一种工具，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语言技能，以服务于学生专业和职业发展在外语方面的需求。而今外语观已发生很大改变，外语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人文性。我国外语教育学者韩宝成教授在论及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时认为，通识英语课应该“以英语语言为载体，以人类文明、文化发展为主题，有内容、有深度，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能力”[3]91。外语课程因而在具有“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具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社会价值”[4]53，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工业文明之后，生态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文化发展的主题，公民素质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强烈的自觉自愿的环境意识，环境人文这一维度应该体现在覆盖面很广且影响深远的国民英语教育体系中。在目前“全球教育”和“行星健康”等环境语境下，将环境教育纳入英语教育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外语教育人文性的应有之义。

我国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环境教育在外语教育中的重要性，如王革、李静等指出，环境教育作为全球教育的重要内容应该成为我国外语教学的应有主题[5-6]。但是，目前我国环境教育与英语教育的融合大多局限于在英语教学中纳入环保知识技能一般性科普语篇或环境问题专题探讨学术语篇，却忽略了外语教育素材中极富环境教育内涵的英语环境文学。英语环境文学应环境保护而生，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对环境问题“从心而论”，使之更多地契合了“三维”教学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为环境教育与语言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恰到好处的连接点。这正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美国环境文学中环境教育内容简析

“环境文学是一种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张扬生态思想、环境道德、环境审美情趣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文学样式或思潮，它具有融合文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等多学科视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总体特征”[7]。美国是世界环境文学的发源地，其环境文学从萌芽、兴起到繁荣，表现了人对自然感性认识和理性反思的不断深化，培育人对自然的审美情趣和伦理观念，实现从“人的文学”范式到“生命的文学”范式的转变[8]179。

在美国，环境文学源于具有悠久传统的自然书写。自然书写起源于17世纪欧洲移民在北美新大陆的体验：面对新的土地，他们描绘对外部自然环境的观察，也书写内心对自然的感受。自然书写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最初以吸引更多欧洲移民开垦新大陆为目的来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9]。19世纪美国作家在工业化背景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美国自然人文学家亨利·戴维·梭罗在其著作《瓦尔登湖》中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和“生命共同体”概念[10]，主张以审美的姿态来看待自然，认识自然的固有价值以及万物有灵的平等生命属性，鼓励人们放下纷扰之事，走进自然，让心灵在自然中浸润荡涤，并从中获得“平静、智慧与愉悦”。这一时期的自然文学以审美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透着浓浓的环境审美意识和由此而生的大生命伦理境界浪漫主义气息[8]180[11]。

20世纪美国环境文学渐成体系和派别，与之前的自然书写相比，主题更为现实，更加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改变。根据美国生态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对“自然取向的文学”的分类，环境文学主要指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对自然环境受到人类破坏十分关注的作品。环境文学中的散文或叙述，或抒情，或说理；诗歌注重表现人类以外一切存在的内在价值；而环境文学中的小说，“更注重观念而不是行为；由主题而非情节驱动”[12]。这些不同体裁的环境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是作家对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

20世纪前半叶，美国环境文学以荒野与大地伦理为主题，代表性作家作品有约翰·缪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玛丽·奥斯丁的《少雨的土地》和阿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描绘了他们在山岭、沙漠、荒地的观察和思考，强调荒野具有科学的、历史的和道德的价值，应当得到完整保存。例如利奥波德在其代表作《沙乡年鉴》中阐述了关于大地伦理的思想。他所描绘的大地共同体中，土地不仅仅是土壤，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人类作为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要将道德伦理延伸至大地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他倡导开放的“土地道德”，即“当一个事物会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呼吁人们以谦恭的姿态对待土地，并将生态道德伦理作为判断和评价自身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尺[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和现代化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日益严重，美国环境文学作家因此扩大了关怀的范围，将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都纳入写作议题，例如雷彻尔·卡逊、泰莉·坦贝斯特·威廉斯、比尔·麦克基本和桑德拉·斯泰格拉伯等作家。雷彻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将优美的文学语言与科学的例证相结合，详细阐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进入食物链并聚集在动物和人类的脂肪组织中，从而引发癌症和基因损害。她认为一些杀虫剂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全世界的食物供给，对动物和人类都具有不可逆转的伤害。在《寂静的春天》开篇“明天的寓言”中，作者采用寓言的形式和对比的手法警示人们化学农药的危害，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滥用农药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寂静的春天》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对生命生存与繁衍的威胁，渗透着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和责任文化意识[14]21。

面对环境问题，当代美国环境文学作家不止于文化批评，也在作品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积极的文化建构。他们关注地方、可持续性以及如何重新回归土地以建立起人与自然的联系，并将写作和生活融为一体，探求环境保护的理智方式，如温德尔·贝瑞、加里·斯奈德、贝里·洛佩兹和斯科特·R·桑德斯等作家。美国著名生态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温德尔·贝瑞以“农耕、农场和农民”作为创作的重要主题[15]221，批评农业产业文化，弘扬传统农耕文化，提倡关爱的乡村社会文化。他深信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是“文化危机”，“弘扬农耕文化、培养关爱共存的农耕思维有益于遏制工商文化的掠夺思维，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奠定文化基础”[14]22。其农耕系列小说，如《记起》《老杰克的回忆》和《大地之上的家园》，一方面再现了受扰田园生活现实，批评了农业产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另一方面更多地指向了重振“关爱生命、爱惜土地家园的农耕文化”[14]25、倡导人与自然并存的环境伦理和构建安康乡村社会的更具现实性的积极理想。他在肯塔基河西岸购买了一个农庄，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耕作、写作和生活，实践着“回归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15]22。

环保作家加里·斯奈德也是如此，他是著名的诗人，也是散文家，还是积极的环保行动者。其环保诗歌代表作《龟岛》将深层生态学与佛教缘起论相融合，提倡“融入自然、崇尚自然并尊重其他生灵”[16]99，以作为解决当下西方文化错误自然观导致的环境问题的出路。他在散文集《天地一隅》中提出“重新安居”的观点，主张人们应从现代化工业社会中脱身，重新与包括土壤和水的土地建立亲密的联系，从而对土地承担起责任[17]。他身体力行，与妻子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实践着“返回自然”的主张，躬行“诗意的栖居”。他关注社区，与邻居合作，参与社区管理，参加环保集会，“为人类在当下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16]101。

美国当代著名环保作家和环保主义理论家比尔·麦克基本认为，环境文学是美国对世界文学最杰出的贡献。在他主编的《美国大地：梭罗以来的环境书写》序言中，麦克认为，环境文学的主题是表现“人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冲突，并对这冲突进行追问：必须要冲突吗？会有什么影响？有更好的办法吗？”[18]正是这种追问唤起读者的环境敏感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美国环境文学始终在环境审美中提升生态伦理思考，以“环境正义”和“生态之善”为其思想主线，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改变经济主义价值观，尊重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人类自身代内和代际的环境权益，“代表着美国环境文学家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深刻理解，并体现了他们追求人与自然同生共荣的价值理想”[19]。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人类共建生态文明的现代中国，这种再现环境现实、呼唤环境意识、探索环境出路、追求环境正义、达至生态之善的美国环境文学正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人文思想宝库和绿色教育资源。

二、美国环境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必要性

现实中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要求我们必须绿化课程。农业生产中规模使用农药不仅危害食物安全，而且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工业化高速发展，大量使用化学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和各种硫化物造成空气污染；高耗能的城市迅速膨胀，人们长期形成的挥霍性消费方式给环境资源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湖泊干涸、森林毁坏、极端天气、灾疫频发，等等。人类破坏了环境，不仅威胁到其他物种的生存，也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健康，威胁到子孙后代的利益，威胁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存续。环境问题会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始终，环境教育也因而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的永恒主题。

1977年在第比利斯召开的国际环境教育大会确立了环境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我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1年公布的《国情教育总体纲要》中也提到了环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环境教育既包括对与环境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又包括对与环境有关的意识和观点的培养[20]，前者往往设置在相关的专业课当中，而后者应该和所有课程关联并有意识地渗透其中。目前我国对学生的环境教育主要设置在中学地理课或大学专业课中，以知识和技能为课程内容，并多以较为传统的知识传授和说教形式进行，而要真正培养学生的环境道德伦理意识，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这是远远不够的。就英语教育而言，环境教育的渗透首先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除了人类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我们还需要选择那些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态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融入生动的、能调动学生情感的环境教育，培养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性，“使受教育者在充满人性、灵性和情趣的氛围中产生潜移默化的生存观与自然观的转变”[8]184。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守，既需要外在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21]。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完善的生态制度，也需要自觉的生态意识，需要通过文化对生态之“心”的陶冶。“环境保护的根本力量，来源于人的心灵力量；人的心灵力量，来源于绿色的人文潜化；而绿色的人文潜化，又来源于环境人文意识的深刻塑造。那么，环境人文意识的深刻塑造上，最具力量的，就在于环境文学的创造。”[22]90环境文学能够以其感性的形式打动人的心灵，以生动的叙事引发读者的情感走向和深层思考，从而塑造着“绿色人性内核”[22]90。正如帕特丽夏·耐兹利所言：“环境文学就人们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看待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在这些方面，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部分得归功于环境文学家的努力及其作品的影响。”[23]

美国环境文学家非常注重在作品中体现环境文学的教育作用，他们采用“劝导式叙述模式”并融合文学、科学和哲学等多种话语系统[24]，以文学的审美、科学的求真和道德的至善作为基础，开智、动心、促为，突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正义思想，激发人文情愫，为世界读者提供生存和发展智慧，并像《寂静的春天》那样的里程碑著作一样，推动世界环保运动的进步，其绿色启蒙教育功能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美国学者在本土内外积极绿化校园课程，实现语言文学课程向环境教育的转向。199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英语系面向英语专业研究生创设了“文学与环境”课程，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他学、书房与社会及自然相结合，传播生态信念、促进环境实践、以实践反哺学术，做着“造就未来惟一有出路的文化”和“以人文的生态精神看护好地球这个全人类乃至全体生命的共同家园”的努力[25]。这个课程项目的负责人斯科特·斯洛维克曾于1993年秋季在日本访学时为京东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美国环境文学课，讲授诸如爱德华·艾比、安妮·狄勒德、温德尔·贝瑞、贝里·洛佩兹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据他回忆，一位东京学生起初对斯洛维克所说的“自然”意识很不以为然，认为“自然”对于当今日本是“过时的、无关紧要的、毫不相干的”，自然中的一切，包括虫鸟草木等，皆为人所操控，但也正是这位学生在课程结束时写出了有关自然作家贝里·洛佩兹的非常优秀的研究论文，实现了“自然”意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彻底转变，被斯洛维克称为是其与同行期盼已久的“够了，所谓的自然无关”观念地震[26]。

美国学者简·哈拉德和斯科特·希克斯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潘布洛克分校开设了环境文学课程“生态素养与环境正义文献”，希望能为学生提供培养自身生态素养的知识和工具，使学生有能力理解生态，理解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概念，并具有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虽然无法确定课程对学生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思想及行为的长远影响，但从学生对课程的反馈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对“这个环境”以及个人与地方关系的认识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认识到当地居民应该从农业企业回归传统，关爱所有社区成员，寻找并实践对待自然的环境正义之路，而这门课程正是这条路上小而有意义的一步[27]。正如伊恩·马歇尔所说，“如果我们认为环境问题至关重要，那么教授讨论这些问题的文学，或者从环境视角教授任何文学，就可以改变世界，是的，甚至或许可以拯救世界”[28]。 可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育价值。

人文性是语言教育的本质和终极追求，因而外语教育应该“取法乎上”，选择那些反映人类文明的“观念、信念、态度、责任”等有价值的东西，选择“体现人文价值的高质量语言材料”作为其教学内容[29]588。美国环境文学不仅具有所有优秀英语文学读本的优势，可以激发学习兴趣、提供丰富的语言体验、培养批判性思维等，而且作为围绕“环境正义”的主题性文学，更能提供独特的科学与伦理感知，具有影响学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文教育价值。我国目前已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到中华民族生存的高度来看待，建设生态文明的急迫性要求教育全方位跟进，而英语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美国环境文学这一优质环境人文教育资源，将语言学习、文学审美和现实关怀与英语教学结合起来，发挥英语教育在环境教育中的独特功用。

三、美国环境文学融入英语教学的对策

(一)在课程中设置美国环境文学内容

英美文学课一直被认为是面向高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设置的专业课，因而有学者提出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设置英语环境文学课，以教授优秀的英语环境文学作品[30]。但文学本身是面向大众的，其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内容使其可以成为所有人的语言读本。再者，英语专业学生的覆盖面极其有限，而大学英语必修课程能全面覆盖不同专业的学生，将英语环境文学纳入更大范围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可以在普及英语语言的同时，向更多的社会成员普及环境意识，并通过他们辐射到社会上，最大程度地实现英语课程的环境教育价值。因此，设置英语环境文学课程，实现环境教育与英语教学的融合，首先要转变英语环境文学是英语专业专属课程的观念，转变注重文学知识和文艺理论专业学习的角度和方式，扩大环境文学教学受众，培养学生生态思想。

由于现有的大学英语课程(包括非英语专业的本科英语课程和研究生英语课程)呈现多层次、多元化趋势，包括普通大学英语、通用学术英语和通识类选修和必修课三个层次，美国环境文学课程也可以从这三个层次全面融入到英语教学中。

有学者认为，大学阶段已没有必要继续开设以打基础为目的的普通英语课程[31]，或认为这样的课程具有“空心”的特点[3]91，但是鉴于目前仍有英语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群体，过渡性的普通大学英语课程有其存在的必要。普通大学英语课程可以适当选入美国环境文学作品，使学生有机会了解作家所关注的环境议题和环境思想，对诸如荒野保护、工业污染、野生动物等和环境相关的话题有所思考，激发学生的环境意识，实现“空心”课程向“实心”课程的转变。

通用学术英语课程是目前大学英语的主干。通用学术英语是一种不局限于某个具体专业的比较宽泛的学术英语，涉及“跨学科的一般知识，如科学与技术、环境与发展、食品与卫生、语言与社会等主题”[32]，因而可以和通识教育相结合，提供广博的内容，尤其是以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主，那些“不论大学生主修什么专业，都必须了解、思考和需要触类旁通、学科交叉的通识内容”[33]。因此，通用学术英语课程可以专门设计环境专题，选入一定数量的美国环境文学作品，让学生在集中阅读的基础上，多维度思考和分析作家的环境思想，并从文本中呈现的问题和观念出发，通过讨论与写作等活动形成自己的理解、阐释和见解，提高对环境问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要深度学习美国环境文学以充分吸收其营养，最可取的课程设置是面向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开设以学期甚至以学年为周期的美国环境文学通识课。这种通识课程可以是“美国环境文学导论”之类的课程，属于环境主题下的多文本输入，文学体裁可多样性，如小说、诗歌和散文等；也可以是“美国环境文学经典导读”之类的课程，属于小说或散文类著作的单文本输入，即选取某个单一的长度和语言难度适中的经典文本为主要教学内容进行深度学习。专门的美国环境文学课程可以采取“单篇/单本作品精读+卫星式扩展阅读”的教学内容组合，即以某个文本为中心，拓展相关环境主题阅读，将精读和泛读、深度和广度在某一主题下结合起来，保证文本学习的整体性和所学习内容的熟悉度。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可以系统了解生动感性的美国环境文学作品，充分探讨环境问题和观念，较之其他课程碎片化、零散化的少量语篇学习，这种环境文学文本的整体化长期学习在环境教育效果上会更为突出。

(二)在教学中采用融合性教学模式

将环境文学融入英语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促成环境教育的自然发生、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互动，并知行合一，帮助学生建构自我环境教育能力。

斯科特·斯洛维克曾指出，扎伊翁茨的“单纯接触假说”暗示了一种提高学生环保意识的有效途径，即“我们不必在课堂上做自然的宣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学生接触环境占据中心地位、自然世界得到尊重的文本，以便‘以建设性的、非强制性的方式’使之发生改变”[34]。因此，和专门的环境教育课堂有所不同，在英语环境文学课堂上，教师不是在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和环境伦理，而是作为客观的作品引介人和评价者，将学生置于环境文学的自主学习氛围中，让他们通过阅读去感悟，通过交流去认同，在文学审美与浸润下生发环境情感，内化环境理念，形成自己的环境伦理观。

高度参与性自主合作学习方式是语言教学和环境教育的共同教学策略[35]，具体到外语环境文学课堂，这种自主合作学习模式可以具体化为“文学圈”模式。“文学圈”是一种“教师指导，生生互动”的开放性阅读教学模式，由美国学者Harvey Daniels在其著作《文学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室里的呼声与选择》中提出。“文学圈”在教学实践中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都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组成小组，分配角色，参加讨论，展示成果，再进行跨组分享。“文学圈”最大的特色之一是“角色扮演”，包括主持人、提炼人、文本分析人、文化探索人、语料整理人和联络人等[36]。在英语环境文学教学中，小组成员可以在每个成员的基础阅读之上，按照所承担的角色分享阅读研究成果，加深对作品语言和思想的理解，进而在联络环节将作品内容与社会外界联系起来，将对环境文学作品的探讨与所在地方的环境现实链接使之地方化，以形成环境问题的本土意识和家园意识，使环境文学在环境教育方面有了归宿。

最后，环境教育离不开个人实践和社会实践，是从“学之”到“习之”的过程。如前所述，美国环境文学作家不仅在作品中对环境问题做“诗性”探讨，而且在生活中也是积极的环保行动者，用环境伦理指引自己的行为，躬行自己的主张。将环境教育融入英语教学，在英语环境文学课堂上设计与文本有关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有机会走进自然感受自然、了解地方环境状况并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无疑对语言的运用和环境意识的强化都是有益的。此外，还可以鼓励学生成立英语环境文学社等，形成长期研读和探讨英语环境文学作品的氛围，并定期组织有关环境话题的英语语言实践和环境实践活动，这样，英语环境文学课程始于课堂但不止于课堂，学生会在长期的外语学习和环境教育双实践活动中构建起自我语言发展和环境教育的双重能力。

将环境教育融入外语教学，需要在教学大纲、课程目标和教材教法等方面做更为具体的设计和规划，以及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尽可能多地承载环境教育的内容，这将都是本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究的领域。

四、结语

21世纪的“整体教育”思潮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是个复杂的生命系统，系统中一切生灵都处于关联状态，彼此支撑，教育必须扎根地球的生命生态，与之共生，并哺育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地球的责任感”[29]586。在我国目前公民环境意识相对淡薄的情况下，这种生态教育观应该多层次、多方面渗透到相关学科中，并伴随整个教学过程始终，因而将美国环境文学全面融入我国的英语教学中是非常有价值的考量。

凯茨曾说过：“如果我们的学生，无论语言多么流利，却对全球问题一无所知；如果他们无视全球问题或破坏环境；如果他们缺乏对人类幸福的普遍关注，那么，我们的外语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37]外语教育在“全球教育”的宏观视野下，需要进一步思考外语教育的根本目的，主动担负起利用外语资源构建我国生态文明的责任，深耕外语环境文学沃土，从环境教育角度实现语言教育的人文性，帮助学生“通过外语学习、理解并践行人类共同的、最基本的、最优美的价值观念”[4]53，并成为符合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生态人”[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