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锐，胡传志

(1.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安徽 滁州 239000；2.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到庆历七年(1047)间，欧阳修在滁州建造醉翁亭、丰乐亭和醒心亭①，自作《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嘱曾巩写《醒心亭记》，长期以来，学界对“三亭三记”整体关注和研究不够，有必要从一体观照的视角，揭橥其文学文化意义。

一、醉翁的“乐其乐也”与太守的“与民共乐”

清末浦起龙对《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的评论颇有见地：

丰乐者，同民也，故处处融合滁人；醉翁者，写心也，故处处摄归太守。一地一官，两亭两记，各呈气象，分辟畦塍。[1]卷五十七

“写心也”是说欧阳修无辜遭贬，心怀激愤，藉《醉翁亭记》以纾解怀抱；“同民也”是指他不忘知州之责，作《丰乐亭记》以明“与民同乐”之志。明清以来，有文评家认为《醉翁亭记》主旨也是“与民同乐”，清代储欣说得最为直接：“(《醉翁亭记》)与民同乐，是其命意处，看他叙次，何等潇洒。”[2]卷十一这显有偏颇。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3]1020但在《赠沈遵》诗的序言中说：“予昔于滁州作醉翁亭于琅琊山，有记刻石，往往传人间。”[3]161这里是将“作亭”和“作记”分开来说，没有歧义。在《醉翁吟》序言中又说：“余作醉翁亭于滁州。”[3]486两文均未提及智仙。从位置上看，醉翁亭距离琅琊寺较远，也不属于佛教建筑，当时琅琊寺的主持是惠觉，不论从权力和财力看，智仙独立建造醉翁亭的可能性都不大。他可能只是承担了具体施工建造的职责，醉翁亭的主建之人当是欧阳修。

考察《醉翁亭记》的主旨，理应从欧阳修自己的相关诗文中寻绎线索，与《醉翁亭记》同年，欧阳修还作有《题滁州醉翁亭》诗：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但爱泉下水，来从乱峰间。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响不乱人语，其清非管弦。岂不美丝竹，丝竹不胜繁。所以屡携酒，远步就潺湲。野鸟窥我醉，溪云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3]1350。

诗意对《醉翁亭记》未及之处多有补充，开头即坦言年才四十，不能算老，自号“醉翁”，亦属偶题，以略带自嘲的口吻为自己辩解：“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喝醉的时候世间万物都能遗忘，哪还记得自己的年龄。诗中用了一个“吾”字和四个“我”字，说明诗中的山水之乐、饮酒之欢都是作者自得其乐之举，并无“与民同乐”之旨。

其挚友梅尧臣曾作《寄题滁州醉翁亭》诗一首：

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使君爱清泉，每来泉上醉。醉缨濯潺湲，醉吟异憔悴。日暮使君归，野老纷纷至。但留山鸟啼，与伴松间吹。借问结庐何？使君游息地。借问醉者何？使君闲适意。借问镌者何？使君自为记。使君能若此，我诗不言刺[4]。

诗中的“结庐”即指欧阳修建造醉翁亭一事，这也可作为醉翁亭实为欧阳修主建的又一证据。为什么要建造醉翁亭呢？就是为了使君的“游息”。使君为什么喝醉呢？是因为他有闲适的心意。全诗用了六个“使君”，未及旁人，可见醉翁亭实是欧阳修特意营造的游憩之地。由诗的最后两句可见，梅尧臣可能原本对欧阳修受屈被贬愤愤不平，准备作诗讥刺当政，但是看到欧阳修能闲适自处，这让他宽心不少，所以就“不言刺”了。由此可见，欧阳修建亭作文、自号“醉翁”都是对自我精神的抚慰，是以放达的“醉翁”形象、故作新奇的游戏笔墨来掩饰和熨敷自己的悲愤之情。他后来也曾明确地夫子自道：“我昔被谪居滁山，名为醉翁实少年。”[3]181“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3]162

苏轼也曾这样评价《醉翁亭记》：

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又不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又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又不能为《醉翁记》。”此又大妄也[4]2055-2056。(《记欧阳论退之文》)

苏轼认为《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尔”，意谓欧阳公此文的创作态度随性轻率，很可能只是欧阳修的玩弄文辞的游戏笔墨罢了，并对不实传言予以驳斥，意谓欧阳修并没有把此文当做奇特之作，更没有视作平生最得意之文。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所言当为可信，并且与欧阳修“醉翁偶题篇”及“自号醉翁聊戏客”的自评相合。

与苏轼相比，爱新觉罗·弘历对《醉翁亭记》的评价更加全面：

《醉翁亭记》，前人每叹此记为欧阳绝作，间尝玩熟其辞，要亦无关理道，而通篇以“也”字断句，更何足奇！乃前人推重如此者，盖天机畅而律吕自调，文中亦具有琴焉，故非他作之可并也，况修之在滁，乃蒙被垢污而遭谪贬，常人所不能堪，而君子亦不能无动于心者，乃其于文萧然自远如此，是其深造自得之功发于心声，而不可强者也。[6]卷二十六

作为封建帝王，乾隆首先认为《醉翁亭记》“无关理道”，即是说此文并无“与民同乐”的政教作用，文中的“也”字句式也不足为奇。他领会到欧阳修“蒙被垢污而遭谪贬”与一般贬谪的不同，理解这种“常人所不能堪”的羞辱让欧阳修不可能“无动于心”。这里的动心，也是动情。欧阳修情郁于中、发之以文，但并不是直露宣泄、悲戚哀怨，而是萧然自远、行文疏畅，摇曳生姿。其中刻画的太守形象也是陶然洒然之态，而非一般的迁客之容。深藏内心的醉翁之“意”表现在潇洒旷达的醉翁之“乐”中。《醉翁亭记》的这种艺术风貌是欧阳修“深造自得之功发于心声”，不是勉强造作、为文造情可以达到的。

明清文评家误认为《醉翁亭记》主旨为“与民同乐”，主要依据此文最后一段②，明清古文选本多持此种看法，“与民同乐” 主旨说便得到广泛的传播、认同和强化[7]。

《醉翁亭记》最后一段中“乐”字出现了7次，禽鸟不知人之乐，人不知太守之乐，太守可以在一般宴饮游观的层面与人共乐，但内心却自有一番乐处不与众人分享，三种“乐”的内涵并不一致。仁宗皇佑元年(1049)，欧阳修在《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州》中对“太守之乐其乐也”的含义有比较明确的解释：

吾尝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报，进退奚为可？自非因谗逐，决去焉能果？前时永阳谪，谁与脱缰锁？……宾欢正喧哗，翁醉已岌峩。我乐世所悲，众驰予坎坷[3]1355。(《思二亭送光禄谢寺丞归滁州》节录)

诗谓贬居滁州正好让他有了一次释放山林之性的机会，宛若困兽脱去缰绳，众人高驰我坎坷，众人以我为悲，而我反以此为乐，诗中三个问句连用，显露欧阳修难以掩饰的愤激之情，庆历改革之前的欧阳修是踔厉奋发、积极入世的。这里的“乐”当是反语，内涵是指借助山林饮宴排遣心中的悲愤，跟“与民同乐”的还是有区别的。

“醉翁”之号伴随着欧阳修的后半生，经常在仕途不顺、心绪低沉的时候在诗文中以“醉翁”自遣，在仁宗熙宁四年(1071)，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写下《答资政邵谏议见寄二首》：

豪横当年气吐虹，萧条晚节鬓如蓬。欲知颍水新居士，即是滁山旧醉翁。所乐藩篱追尺鷃，敢言寥廓逐冥鸿。期公归辅岩廊上，顾我无忘畎亩中[3]469。(录其一)

在得偿所愿致仕归田之后，欧阳修自称为“滁山旧醉翁”，是阅尽人事沧桑的自我写照。

与《醉翁亭记》同年所作的《丰乐亭记》的主旨才是“与民同乐”，“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可谓此文的主旨句。“与民共乐”与“与民同乐”为同义语，其思想来源于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中，孟子指出，在齐王自己享受钟鼓管籥、车马田猎之乐的时候，百姓过着“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自然对齐王的享乐就会疾首蹙额，以示厌憎，而当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候，对待齐王的享乐则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其中关键就是齐王是否做到了“与民同乐”，“孟子所说的今王与民同乐，则王矣”[8]26-27能够引导君主走向王道的“与民同乐”，并不是老百姓一定和君王享受一样的音乐和狩猎游观，而是说如果君主能让百姓父子相保，兄弟妻子团聚，获得来自君王的现实恩典，就会对统治者的享乐行为予以理解和接受。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与民同乐”既是一种政教手段，也是验证执政效果的标准。民乐与否，关键在统治者能否让百姓有“乐”的物质基础和心理感受。百姓平安富足，感恩君上的恩德，才能臣民一体共享安乐。明清学者妄自揣摩，牵强附会地“拔高”《醉翁亭记》主旨：“‘平生为此最得意’这样在北宋曾被苏轼斥为妄庸者假托的永叔语，至明清已被文评家视为欧公当然的自评语。”[9]289-298显然违背了欧阳公以《醉翁亭记》寄情山水、纾解怀抱的初衷。

《丰乐亭记》也是因亭作文，欧阳修在给韩琦的一封信中这样说：

山州穷绝，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爱其山势回抱，构小亭于泉侧，又理其旁为教场，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山民虽陋，亦喜遨游。自此得与郡人共乐[10]2333。(《与韩琦书》)

丰乐亭在幽谷泉畔，靠近州衙，也可作为州兵习武的检阅台，也是与僚属的集中地，欧阳修还能与滁人共乐于其间，可算一个非正式办公场所，这与醉翁亭纯粹的游憩目的有明显不同，醉翁的形象也向知州的角色转变。

《丰乐亭记》首段交代建亭之由，然后宕开笔锋，转叙五代时宋太祖在滁州城西清流关大败南唐军队、生擒其将领皇甫晖和姚凤的事迹，滁州由此得以结束乱世局面，百年之间，山高水清，滁人乐生送死而不问外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遗老的逝去，太祖的清流关大捷也逐渐被滁人淡忘。从地方行政主官的立场出发，欧阳修认为应该让滁州人牢记：之所以能够安享丰乐岁月近百年，实赖圣宋天子的文德武功。文章最后归结到“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的主旨。北宋前中期，内外矛盾尚不激烈，社会总体平稳，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号称百年无事，这是欧阳修创作《丰乐亭记》的社会现实基础。孟子提出的“与民同乐”是自下而上对梁惠王的警示，是其民本思想的反映。欧阳修主张宣上恩德、与民同乐是自上而下的仁民爱物，方向路径不同，但本质相同。

《丰乐亭记》立论正大，其思想价值受到后人的一致认同，朱熹甚至视其为“六一文之最佳者”[11]卷一三九。储欣评曰：“《丰乐亭记》以五代之滁与今日之滁相形凭吊，最有深情，而其旨归于宣上恩德，又何正也。公诸记此为第一。”[2]卷十一谢有煇评曰：“《丰乐亭记》饮滁水而甘，因为建亭，本是韵事，却作得题目如此正大。”[12]卷九《丰乐亭记》可视作欧阳修以知州身份对滁州人的劝谕，但其并非厉声说教，而是满怀深情，娓娓道来，叙述清流关大捷始末，勾连滁州古今治乱之由，最后归于宣上恩德和与民同乐，总结治乱之由。他的好友苏舜钦对此心领神会，其《寄题丰乐亭》诗中写道：“名之丰乐者，其意实在农。使君何所乐，所乐唯年丰。年丰讼诉息，可使风化醲。游此乃可乐，岂徒悦宾从。野老共歌呼，山禽相迎逢。把酒谢白云，援琴对孤松。境清岂俗到，世路徒冲冲。”[13]诗言亭取“丰乐”之名，意在滁州百姓，年丰讼息，风化醇醲，这时使君的游玩才是真正快乐的。不仅与宾客欢聚，更重要的是与野老百姓共同歌呼，这是“与民同乐”的诗化表达。

《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一重陶写性情，戏笔抒怀，心中郁愤得以化解；一重教化滁人，正论言志，行政主官的责任得以实现。

二、《醒心亭记》：自醒自警与自信自励

醒心亭建成后，曾巩来滁，欧阳修嘱其写成《醒心亭记》，短期内如此频繁地建亭、作文，亭名设计也颇具用心，在文学史上实不多见。《醒心亭记》一向鲜受关注，为便于论述，兹录全文如下：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

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14]276。

《醒心亭记》是一篇命题作文，欧阳修知滁期间，来滁探访者不乏其人，如追随他多年的徐无党、徐无逸，为什么把《醒心亭记》的写作托付曾巩？首先，曾巩在欧阳修心目中，当是其弟子中最擅文者。苏辙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梅圣俞预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公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15]这则本来赞扬苏轼文章的记载，也恰恰说明了曾巩文章在欧阳修心中的地位。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诗中还自述其曾指导曾巩作文，使之由渺漫达于精粹境界，“自我得曾子，于兹二十年……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澜。”[3]184其次，曾巩在欧阳门生中，为文尊经重道，堪称欧阳修以文传道的真知音，这应当也是欧阳修嘱其为文的主要原因。仁宗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后首次致书欧阳修就这样说：“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相唱和，无半言片辞踳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14]232(《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在《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中又说：“其文章、智谋、材力之雄伟挺特，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14]233欧阳修为童子时得到韩文残本，“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 (《记旧本韩文后》)[3]1928，中举后到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等共同倡导古文，补缀校订韩集，对韩文后来的大行于世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欧阳修以韩愈为榜样，推崇儒学，以文传道，在这一点上，师徒二人是声气相通的。曾巩在文中点出醒心亭取名自韩愈《北湖》诗中的“应留醒心处，也拟醉时来”[16]，也为了后文赞扬欧阳修为韩愈殁后数百年的当世贤人做了铺垫。

《醒心亭记》中，曾巩对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的“乐”的内涵给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剖析。如文中所述，醒心亭与丰乐亭相距仅百步之遥，各司其职，相映成趣，欧阳修在丰乐亭与宾客游饮，“醉且劳”之后，即“必即醒心而望”，则耳目一新，“其心洒然而醒”也。曾巩首先指出这是欧阳修善于从山水中获取乐趣的表现，但是他知道山亭水泉并不是老师“乐”的真正源头，“公之乐，吾能言之”，只有当君王优游无为、百姓给足无憾、学者贤良、夷狄顺服之时，欧阳修内心才会真正地快乐，所谓“公乐也”。这种政治愿景实现带来的满足感超越了寄情山水的感观愉悦，这是对《丰乐亭记》的主旨的延续和深化。欧阳修曾经说过政事及物、文学润身的话，“润身”的意思与“修身”相近，《丰乐亭记》《醒心亭记》既是欧阳修恪尽太守职事的文学表达，同时也是他自我磨砺的修身之作。

最后一段赞颂老师之“贤”，可与唐代大儒韩愈相提并论，亦当得到欧阳修的心许首肯，然由曾巩之口说出，更加自然。曾巩赞誉欧阳修的文章堪称六经羽翼，道义师祖，可见他倾心欧阳公的“道”似更胜于“文”，这在最后一段有充分的表露。在儒家道统看来，自孔子而后，数百年才能出一位承续儒道之人，曾巩认为韩愈之后，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儒学后继者，这是欧阳修和曾巩师徒共同的自信和自励。

苏轼也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孟轲、韩愈之徒[5]1386。(《上梅直讲书》)

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5]316。(《六一居士集叙》)

这些评价实际上是把欧阳修纳入了儒家道统传承的谱序之中，曾巩据此预言欧阳修百千年后必然会被后人仰慕，思欲见之而不得。欧阳修蒙冤当世，无以自辩，只能以徜徉山水、萧然自放的“风月太守”形象示人，曾巩的文章有点醒世人、为老师正名之意，表明欧阳修在遭受政治挫折之后尚能时刻自醒自警的“醒心”意识。

《醒心亭记》的创作，明显沿着《丰乐亭记》的主题展开和深化，不过醉与醒固有的词意关联性总让人不得不产生联想，让人感觉曾巩在创作《醒心亭记》的时候心中是有《醉翁亭记》的影响在，只是出于某种考虑没有把这种关联显现出来，可能的原因是欧阳修建造醉翁亭和创作《醉翁亭记》主要是为了陶写性情，纾解郁愤，较“与民同乐”的主旨不在同一层次，醉翁之意寄情山水，而丰乐之意超越山水，曾巩本人对《醉翁亭记》的思想价值本身可能也像苏轼一样不是特别认可，这与欧阳修自己数次声明《醉翁亭记》为偶题游戏之笔的态度也是一致的。

三、醉翁、太守、儒学宗师“三位一体”的形象建构

滁州之贬是欧阳修人生和仕途的最低谷，通过“三亭三记”，可解读欧阳修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建构其醉翁、太守、儒学宗师“三位一体”的人格形象，彰显欧阳修作为“宋代之韩愈”的儒家道统承续者的人格精神和政治理想，“三亭三记”是他践行儒家“与民同乐”政治教化的文化文学表达。

与十年前的夷陵之贬相比，贬谪滁州对欧阳修的打击要大得多。仁宗景佑三年(1036)欧阳修因范仲淹被谪降而作《与高司谏书》，被贬为夷陵县令，彼时的欧阳修可谓年轻气盛，斥责左司谏高若讷，义正辞严，对可能因此被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在蔡襄因此事所作《四贤一不肖》诗中列“四贤”之一，声名大振，回朝任职后逐渐得到重用，进入庆历革新集团的核心，对改革的前途怀有极大的憧憬。然而，庆历革新昙花一现，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集体失势，欧阳修被政敌泼了一盆脏水逐出朝廷，初到贬所的欧阳修心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平复，他例行上奏的《滁州谢上表》没有以谢恩为主，而是努力向仁宗剖白自己并言辞激愤地揭露政敌借“张甥案”构陷他的无耻行径③。茅坤认为《滁州谢上表》是“忧谗之言”，是对欧阳修的误解[17]。

现实无法改变，欧阳修则借助建造醉翁亭和创作《醉翁亭记》刻意塑造“醉翁”形象，既非真醉，也不是“翁”，只是用表面的疏狂来掩饰内心的不平以纾解怀抱。其《啼鸟》诗也表达与此相似的情绪：“我遭馋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鸟嫣然顾我笑，鸟劝我饮非无情，身闲酒美惜光景，唯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啼鸟》节录)[2]210因为政敌曾以鸟语般的巧舌谗毁他，他对滁山百鸟鸣叫本应憎恶不已，但是欧阳修反能在把盏之时以花鸟陪伴，交为朋友，在身闲酒美之中排遣郁愤，不愿像屈原那样因独醒于世而愁苦憔悴。

但是，欧阳修士大夫的责任感不可能让他长期沉溺于“醉翁”的超脱心态，儒家的治平追求让他注定要回归知州角色，《丰乐亭记》中欧阳修以知州的声吻，向滁州士民解说百年无事和安居丰乐之由，履行了他作为滁州知州的应尽职责，也是在践行儒家以礼乐刑政教化百姓的治理之道。《醒心亭记》则是借高足曾巩之口，婉转表达欧阳修以“宋之韩愈”自许，主动承续儒家道统的使命意识，这种心境的发展变化应该是欧阳修沉思内省之后的结晶。在知滁期间，欧阳修可能在“醉翁”和“太守”的心态之间有过并存和转换的可能，《醒心亭记》则是这种思考沉淀后的最后一环。

曾巩预言“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这是刻意凸显欧阳修儒学宗师的形象。欧阳修在北宋儒学复兴过程中的成就，朱熹也予以认可：

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至永叔原父孙明复，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18]。

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诉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诗》于《周礼》于《春秋》皆反复穿究，以订先儒之缪。而《本论》之篇推明性善之说，以为熄邪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信惑妖妄者，又远甚[19]。

朱熹从理学的立场认为欧阳修之学于“道体”有阙，但不得不承认欧阳修是宋学疑经惑注的开风气者，其儒学实绩远远超出当时的“宗工巨儒”。欧阳修越注破疏，反对谶纬之学的妄诞不经，对理学推崇的天道性命也存而不论。他直契六经，发掘义理，注重礼乐刑政，百姓日用之事，“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名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10]1128。《丰乐亭记》和同年作的《菱溪石记》《偃虹堤记》一样，是他知古名道见于文章、经世致用的表现，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醒心亭记》的最后一段不是过誉之词，而是至当之论。

“三亭三记”作为欧阳修政治理想和人格精神的文学文化表达，也是庆历时期文风士风的典型代表。

唐柳宗元“永州八记”描摹山水和抒写怀抱相结合，还是以写景状物为主，感情抒发不露声色，宋代记体文内容由“永州八记”的自然风物向亭台楼阁等人文景观转变，亭记游观文学创作增添更多文化元素，议论成分大大增加，王禹偁的《黄冈新建小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莫不如此。《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的问世，显示欧文已臻成熟，“六一风神”的艺术特色已然形成，如吕思勉在《宋代文学》中说的那样，欧阳修从庆历年间开始已登上文坛领袖的位置。

宋代诗文，皆至庆历之际而大变，主持一时之风会者，实为欧阳公。……苏明允《上欧公书》谓：“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可谓知言。今观欧公全集，……杂记如《丰乐亭记》《岘山亭记》等，皆感慨系之，所谓六一风神也[20]。

北宋开国以来重视文人，至仁宗庆历年间，儒家思潮复兴，士风振作，文人的政治责任感和道德优越感高涨，孟子的忧乐观得以继承和弘扬，欧阳修和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丰乐亭记》问世的同年九月，范仲淹写成《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激励儒家士大夫和仁人志士的千古名句，文中先忧后乐的精神和欧阳修的《丰乐亭记》一样，其思想源泉也来自于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8]33儒家认为与民同乐是实现王道的必由之路，范仲淹提出“先忧后乐”的要求甚至高过了孟子，作为地方行政主官当然是这种道德追求的具体执行者。

古代州郡主官在国家行政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教化百姓是其重要职责之一。“三亭三记”是欧阳修政治伦理和人格精神的集中表现，也可视作他以“乐”施“教”，践行儒家政治教化的现实作为。“三记”中“乐”字共出现21次，是贯穿其中的主线，“醉”和“醒”是欧阳修面对困境的两种态度，以“醉”态抵御内心的郁闷和激愤，以“醒”姿坚守理想和抱负。经常在同一篇诗文，既有“醉”的描述，也有“醒”的表达：“醉中遗万物，其复记吾年……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题滁州醉翁亭》)“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醉翁亭记》)“渴心不待饮，醉耳倾还醒”。(《幽谷晚饮》)醉醒之间，乐在其中。《醉翁亭记》是以醉翁之态化解心中郁结之苦，其中之乐可谓“醉乐”；《丰乐亭记》是以知州身份行使“与民同乐”的教化之责；有《醉翁亭记》中的超脱旷达，才可能有《丰乐亭记》中的正气凛然。《醒心亭记》通过曾巩之笔，表现欧阳修虽然经历仕途挫败，人格受到污损，依然坚守儒家政治理想，超越自我，忧乐天下。欧阳修和曾巩的思想境界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因外物或喜或悲的“迁客骚人”无可比拟的，儒家信仰是他们的内在精神支柱，文道并重的滁州“三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醒心亭建造时间没有确证，根据《醒心亭记》的落款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八月，亭当在庆历六年夏至庆历七年八月前建成。

②清初林云铭：“(《醉翁亭记》)末段复以‘乐其乐’三字见意。则乐民之乐之情蔼然可见。旧解谓‘是一篇风月文章，即施于有政，亦不妨碍’等语，何啻隔靴搔痒。”(《古文析义》，转引自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第820页)过珙：“(《醉翁亭记》)尤妙在‘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太守之乐其乐’两段，有无限乐民之乐意，隐见言外。若只认作风月文章，便失千里。”(《古文评注》，转引自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第913页)

③张甥案：欧阳修妹夫与前妻所生女张氏，嫁修远房侄欧阳晟，后与人私通犯法，政敌借机诬劾修与张氏有私，且欺其财，后虽卒明其诬，犹落职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降知制诰，知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