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武，毛承治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严密的逻辑思路和多样的生成路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背景下，从理论、历史、现实等方面理清其生成逻辑。

一、理论逻辑

(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是对我国陷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及时回应，是对现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总结，其直接目标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1]。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生态文明”等相关概念，也未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系统深刻阐述，但他们关于工业污染问题的剖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形成了具有科学内涵的生态思想。

1.建设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本质体现

人类社会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要与自然界产生联系，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从原始社会的盲目崇拜和畏惧自然，到农业文明时代的低效利用自然，工业文明时代的征服自然，再到生态文明时代的尊重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伴随文明的进步愈加科学。

首先，自然满足人类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55-56同时阐明了自然在人类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认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2]52。

其次，人类通过自身活动改造和利用自然。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3]207-208。人类劳动作用的发挥，不仅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而且通过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使自然适应人类的需要。但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并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以顺应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科学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998

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思想指导，改变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竞生”关系的传统认知，打破了“人定胜天”等思想局限，引导人们自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2.建设美丽中国是唯物史观的实践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突出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着重强调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生态化变革在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5]11。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应归于人与自然间存在的矛盾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

人与自然在进行物质交换过程中，不仅产生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产物，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自然界的反映。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进行深刻剖析时指出：“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2]54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劳动生产中不仅造成了人与对象化产品的异化，也造成了人与外部自然界的敌对关系。这是因为，在私有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了简单的工具性关系，直接导致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在唯物史观理论视野下应该着力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关系，才能真正扭转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建设美丽中国在具体实践中也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作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重点。新时代，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构成了尖锐矛盾，这使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建设美丽中国就是力求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转变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把生态产业作为新兴经济增长极。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用最严密的法治和最严格的制度规范人们利用自然的方式。通过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和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生态矛盾，最终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3.建设美丽中国是共产主义的特征体现

马克思在深刻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并对共产主义社会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929因此，生态问题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问题不能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自身完善来解决，只有推翻私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实现者，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探索者。在现实实践中，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全面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实现全面解放的迫切需要，是党在科学把握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积极实践。美丽中国作为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伟大实践，必将在科学全面把握自然必然性的基础上，实现人和自然的解放，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

(二)对西方生态思想的批判与借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由生态危机引发的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已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展开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如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到全球范围内的决策延迟将会导致人类经济在人类生态占用增长缓慢下降之前就会超过地球极限[7]。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使环境保护成为了全球共识。

西方有关生态建设的思想较为丰富，国内有学者把西方绿色思潮概括为“深绿”“浅绿”和“红绿”，三者分别以生态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8]119。虽然每一种思潮都有局限性，但其合理之处仍然可以为建设美丽中国所借鉴。

1.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的借鉴

生态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认为人类应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坚持“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将人类的道德从社会扩展到自然界，尊重大自然中生物的价值和权利。但该理论主要是从价值观维度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未考虑到生态危机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对生态价值观的调整，目的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谋求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借鉴该理论有关生态价值观的合理之处。

生态中心主义过度强调自然的价值而忽视了人的主体价值，容易陷入一元价值的困境。对自然价值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人类要以牺牲自身发展为代价，对自然的保护也不是要求人们回归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使人类文明“开倒车”。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实现民众价值观念的转变，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更加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共同性。自然的发展不能代替人的发展，同样人的发展也不能以牺牲自然的发展为代价，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谋求实现在自然保护中实现人的更高质量的发展，在人的发展中实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对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生态措施的借鉴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作为自然的天然主人和主宰者，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视为人类的本分和目的。”[9]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注重的是自然对于人类的工具性价值，把人类看作是世间万物的中心和主宰，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带有强烈的“人类沙文主义”①[9]色彩。因此，该理论的局限性促使西方学者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10]。该理论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导致自然资源的加速消耗，科学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自然资源的无偿化使用导致资源的无序使用和过度耗费。因此，生态治理的重点是：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之处于合理区间，从而保证自然界的良性循环；注重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型，利用现代技术治理环境污染；实现自然资源市场化，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成本增强人类利用资源的有序性。

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机解决方面的措施对于美丽中国的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资源市场化改革、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等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该理论试图通过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建设战略目标，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在美丽中国视野下，人与自然是发展的一体两面，人的自然属性要求在发展中实现自然的更好发展，人的社会属性则需要在社会发展中得到更好的体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贯彻落实“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121的理念，把自然的发展内化于人的发展，从而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

3.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的借鉴

“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绿色运动’，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矛盾激增，全球生态危机爆发，人们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12]该学派反对上述两种思想关于生态危机根源及解决方式的观点，认为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强调生态危机的解决根源应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危机论、生态价值论、生态治理论等方面具有更深层次的批判性。该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在资本逻辑下，资本主义生产对资本积累的过度追求而引发的对自然的无度开发和利用。在资本主义体系控制下，资本得以在全球扩张，使地域性的生态问题最终发展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生态价值观方面，该理论一方面认为“异化劳动”不仅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同时也产生了“异化消费”，即劳动者不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满足，而是在消费商品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此种消费主义价值观带来过度消费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灾难。另一方面，也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价值观进行了批判，认为需要通过重构价值观念才能保障生态危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根据上述观点，该理论认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治理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需要重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逻辑与权力体系，同时也要重塑价值观念，提高人们生产和消费的理性意识，最终建立与生态理性相适应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借鉴意义就体现在其关于“异化消费”理论的阐释对我国如何正视和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之风，不仅要注重消费的内容，而且也要注重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该理论虽然明确提出生态危机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将社会制度由资本主义变革为生态社会主义，但该思想忽视了生态文明的阶级性特征，与我国建设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区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由于该理论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领导地位，忽视了生态社会建设所依存的社会主义形态，其所倡导建设的生态文明必定是一种浅层次的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与资本主义生态建设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设的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形态。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只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望实现，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

二、历史逻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未出现“生态”一词，但有关生态的思想和相关理论成为了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仅在新时代具有更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而且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和美丽中国的建设都具有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

(一)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互促共进

儒家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指大自然、外在的客观世界，“天人合一”就是指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境界。认为天下之人只有从自身出发，爱护自然，尊重自然运行的规律，才能达到天、地、人化而为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思想通过教化民众修身养性以至圣人的方式不仅在塑造传统道德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间接推动了民众生态伦理观、自然观的形成与强化。该思想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人的自律努力维护自然的原状或把对自然的伤害程度降到最低，其实质是牺牲人的发展换取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建设美丽中国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运用，其核心思想就是实现人与自然互促共进。在美丽中国建设中，人对全面发展的需要已拓展到自然领域，人的发展带动自然的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二)从“道法自然”到“三规”协同

道家在领悟自然过程中形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思想透露出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而达成目的的处事理念。“道”作为先在的实体，不断演化出相互联系的具体部分，最终构成世间万物和谐共生的景象。“道”不仅作为万物之源，而且也是民众处事所依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通过论述人、地、天、道与自然彼此间的效法关系，道家认为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同时，道家主张过简朴自然的生活，认为人要淡泊名利，纯洁本性，无欲无求，向往和追求自然而然的生活，依道而行才能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更加亲密融洽[13]。古人并以此颁布了相关律法。如秦简《田律》中就有关于山林保护的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从之。唯不幸死者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14]26

道家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处理方面更注重的是在对自然客观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实现“无为”，顺应自然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建设美丽中国涉及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不仅强调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且强调对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即“三规”协同。对经济规律的把握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有尊重经济规律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进经济建设取得新的进步，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实现对社会规律的科学把握，社会矛盾的转化要求新时代社会建设更加注重平衡性与充分性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社会空间。“国家良好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15]263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了道法自然到“三规”协同的历史跨越。

(三)从敬畏自然到顺应、保护、利用自然

佛教的生态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缘起论。通过解释万物间有无、生灭的因缘关系，阐明了各生态要素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本质关系。万物间互为存在的关系，也决定了所有的存在都是无条件平等的，在本质上并无贵贱之分。相比其他哲学，佛教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关爱概括为不杀生，并列入戒律成为对佛教徒的首要要求[16]。这种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寡欲思想。在佛教中，贪、嗔、痴是佛法的三大禁忌，也是人无法脱离尘世的痛苦根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159说明人的欲望总是无止境的。佛教倡导“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即世间的一切，无时无刻不是处在生住异灭之中，而在一切有为无为的诸法当中，没有自身自我的实体存在，其本质是主张过一种简朴生活，从内在减少人的贪欲。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善待自然，把对自然的伤害降到最小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三是众生平等思想。释迦牟尼认为“一切皆有佛性”[17]，深层含义指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通过提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18]的思想，说明人类与其他一切形式的生命都是来自于大自然，人类应该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四是慈悲思想。“佛教引导人们要爱护生命，‘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19]。佛教的慈悲思想要求人们尊重生命，倡导素食主义，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提高人们珍惜自然、爱护生命的思想觉悟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生态思想可以概括为敬畏自然，即以消极的态度回避现世返归自然，对自然万物持敬畏退避之心，这对于当代人树立顺应自然理念具有借鉴意义。但佛教消极被动顺应自然的态度与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建设美丽中国在实践维度上表现为积极主动地顺应和保护自然，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顺应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加以改造和利用以获得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自然要素。超越了农业社会的朴素自然观，树立起现代社会的生态观念，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三、现实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集成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的生态回应。建设美丽中国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建设长期探索的结果，从“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并重”到“可持续发展”，从“科学发展观”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最终形成“美丽中国”治国理念，党中央生态智慧走过了一条从非系统化到系统化、从非整体到整体的发展之路。

(一)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点，生态环境问题作为贯穿于所有文明形态的过程性问题日益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严重环境问题时，提出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并重”的辩证统一思想。在他的努力和指导下，我国开启了西北等地区的大型防护林建设工程，并于1983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同时，邓小平十分关注法律制度对环境保护所起到的作用，他曾指出，可以制定一些必要的法律，如《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1]146-147。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吸收借鉴前人生态思想基础上，开拓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全国第四次环境保护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详细论述了经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良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22]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我国经济未来发展之路，也努力改变着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的功利性认识，使发展更具有未来倾向，更具有代际公平的价值追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转向提供了契机和思想指导。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我国生态环境状况的变化，在已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思想。其实质是对我国当前发展中凸显出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重大回应。科学发展观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基础上谋求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解决，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间的关系，最终建成生态良好的国家。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追求的至上目标，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部分衡量指标，并不能代替发展的所有方面。自然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内涵要求，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同等关注。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提出了“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和实践发生了质的变化，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自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有了一个科学的名称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二)总结和升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逐渐形成，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生态行动的指南，其生态思想的系统化和体系化不仅使生态文明进入了科学建设的轨道，也开辟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建设生态文明关乎民族未来的民族发展观。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3]6-7二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辩证自然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建设，是通过绿色发展道路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建设，旨在建成生态强国，从根本上改善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关系。三是生态环保的绿色发展观[24]。习近平提出的“两山论”要求美丽中国建设要转变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生态化转型。充分重视自然环境所蕴含的生态价值，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四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基本民生观。建设美丽中国是通过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生态产品以实现代内和代际公平。五是按系统工程思路开展环境治理的整体系统观。建设美丽中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融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在现代化建设中同步建设美丽中国，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六是运用法治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制度的长效性、稳定性可以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稳定的预期，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生态建设积极性、主动性，也能最大限度减少或避免生态责任缺失或不到位的状况。七是建设美丽世界的全球生态观。生态危机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全球合作治理已成为大势所趋，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贡献力量。

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从国家层面勾画了一幅和谐、宁静、美丽的生态画卷。作为真、善、美的物质载体，建设美丽中国不仅强调遵循自然规律，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推进人与自然互促共进，而且也注重遵循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将生态美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是经济美、政治美、文化美、社会美与生态美的统一。在不断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合一、人与社会统一、人与自身和谐。因此，建设美丽中国不仅从生态美的角度总结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立足综合美的观点升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拓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和外延。

综上所述，建设美丽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实践相结合，并借鉴吸收国内外生态发展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真(遵循人与自然发展规律)、善(提升人类福利水平)、美(达成人与自然融合发展)的统一，其科学性、系统性、包容性必将引领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蕴含的深刻逻辑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也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注释：

①人类沙文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天然主人和主宰者，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乃是人类的本分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