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

刘尊志 主编

齐鲁书社2019年10月

本书是一线考古学家写给普通读者的公众考古学读本，取释疑、解谜、改写、补写、印证历史的角度，记述中国考古领域的32次重大考古发现—从窥探高原王国的秘密到发掘神秘的地下宫殿，从寻觅田野岩画到解读石窟雕塑……涵盖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通过一个个迷人的考古故事，展示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

《河南考古史》

张新斌、李龙、王建华 著

大象出版社2019年10月

河南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起步区域和长期以来的主战场。从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县仰韶村的调查和发掘，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的发掘；从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再到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考古……河南现代考古发展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本书为河南考古近百年历史主线脉络梳理。

《古埃及女性：从生命女神伊西斯到末代女法老》

【法】克里斯蒂安？雅克著，孔令艳、潘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

在本书中，作者讲述了若干声名显赫的人物，例如哈特谢普苏特、纳芙蒂蒂、克利奥帕特拉等女法老，还呈现了很多普通古埃及女性的故事。所有古埃及女性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伊西斯女神的后代。伊西斯是古埃及重要、强大的神，掌握着死而复生的秘密，因此古埃及女性才有了超越时代的地位。

《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

陈声波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

本书对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展开多方面研究。作者对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分期与年代、分布区域与神态环境等问题做了介绍，总结了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分析了华夏文明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并深入探讨了良渚文化因素融入华夏文明的途径。

《解读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国的粟特人》

张庆捷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2020年1月

古代社会的丰富多彩远远超出人们贫乏的想象，我们可以确知的历史很少。很多人以为，考古发现会揭开过去的迷雾，填补历史空白，冰释千古之疑。不错，虞弘墓就透露了一个以前并不知道的神秘的古代小国，首次以实物证明了萨宝和祆教圣火的关系。

《战国秦汉考古》

刘兴林 编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本书介绍了战国秦汉考古的范畴、主要文化类型，涉及的基本知识，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及战国秦汉考古的重要发掘报告与研究，对于学生和有研究兴趣的读者具有重要引导价值。内容涵盖城市、基层聚落、长城、道路、墓葬、手工业、农业、货币、度量衡、文字和简帛等内容。

穷物理

5200年前青藏高原人群对现代西藏人群有遗传贡献

《英国皇家学会学报B》在线发表文章指出，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DNA实验室付巧妹研究员团队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合作完成的关于距今5200—300年青藏高原及周边先民线粒体全基因组研究成果证明，5200年前青藏高原人群与现代西藏人群之间有着较近的母系遗传联系。（春拉，新华社）

阿尔泰山地5200年小麦和青稞

近期，《自然》雜志子刊Nature Plants在线发表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建军等的研究论文5，200-year-old cereal grains from the eastern Altai Mountains redate the trans-Eurasian crop exchange，报道了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通天洞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炭化植物种子、木炭、花粉、动物遗存等考古记录以及年代学的综合研究，将中国境内已知最古老的驯化普通小麦和青稞的年龄定格在距今5200年前，为小麦农业向东传播以及东西文明交流的草原通道提供了最早期的证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网站）

知文明

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的新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各区域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目前至少有“陶寺模式”、“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原动力，是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高江涛，《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鹰熊拟英雄”的考古学观察

台北故宫藏有一件饰鹰和兽面的龙山文化玉圭，乾隆帝题诗认为此器可能是商周时期的玉佩，所刻兽面为熊的形象，所刻“鹰熊”花纹为彰显“英雄”意涵。从宫廷多有熊题材的藏品、特别是乾隆帝对一件仿汉铜熊座的玉熊的具体指导来看，他对熊文化特殊重视。“英雄”一词虽在东汉以后才见于文献，但有鹰与熊组合的玉器等作品在提倡“一人独尊”观念的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已出现，并历代有见，且有以鹰为上或为中的规律，说明以“鹰熊”花纹象征顶天立地的“英雄”意涵，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标志，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邓淑苹、郭大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先秦都城与中原区域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先秦时期，中原文化无法以特定古国进行表述，夏商时期以主干王朝为主线，两周时期尤以郑、卫、宋、韩、魏等国最具代表性，因此，对先秦诸国的研究是早期中原文化的重点。而中原的地域文化，也是夏商的主干文化，西周时期周天子将小国分封在中原，这些都是与周关系密切的同姓和异姓侯国，所体现的仍然是以夏商为主干的华夏文化传统。到了东周时期，周天子东迁，以及晋、齐、楚文化因素的进一步融合，新的华夏文化渐趋形成，中原地区依然保持了地域文化与主干文化合二为一的特点。中原文化的特色实际上就是华夏核心文化的体现，这是中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本质区别。（张新斌，《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

考古材料所见吐蕃时期青海地区的佛教信仰

唐朝佛教经由唐蕃古道输入吐蕃统治的核心地区，与印度输入的佛教产生碰撞和融合，形成吐蕃特色的佛教艺术。在吐蕃的大力弘扬下，吐蕃佛教向周边包括青海地区输出。以玉树和昌都为中心的吐蕃佛教摩崖造像年代主要集中于9世纪初，在艺术风格和题材内容上都具有明显的共性，说明在吐蕃时期，尤其是在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统治时期，青海玉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吐蕃佛教的弘传中心，并创造了一套统一的佛教摩崖造像系统。在吐蕃征服青海地区后的近二百年间，吐蕃在这一地区留下了大量墓葬，墓葬的出土物中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佛教因素，可以透过它们窥见佛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情况和存在状态：一些器物的造型和功能深受佛教的影响，如镀金舍利容器和吐蕃“王冠”；佛教中所流行的象征性图像广泛存在于一些生活器具上，包括迦陵频伽形象以及狮、象与莲花造型等。这些佛教因素更多地来自汉地，尤其是河西敦煌地区，与摩崖石刻中透露出的吐蕃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凸显了青海地区在唐蕃时期佛教文化面貌的多元性特征。（仝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读天下

二里头遗址启动申遗前期工作

河南省文物局明确在今年推进二里头遗址申遗的前期工作，将尽快编制好申遺文本，争取早日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进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认为，60余年的发现和研究表明，距今3800—3500年的二里头遗址，揭示了以大型夯土建筑为代表的宫室制度、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器用制度等王朝礼仪制度、王朝国家的诞生过程，是早期国家的突出代表。目前，洛阳市文物局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市等单位开展合作，收集筛选相关基础考古材料、二里头地形图及测绘图等资料，为编制申遗文本奠定基础。（桂娟、李文哲，新华社）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新馆将于今年正式落成

故宫博物院近日对外宣布，陶瓷馆新馆将于武英殿正式落成并开展。故宫博物院收藏有36万件陶瓷类文物，陶瓷馆创建于1952年，最初位于慈宁宫区。2017年12月18日，位于文华殿的陶瓷馆闭馆。即将落成的陶瓷馆新馆亮点颇多。一是面积大，全新的陶瓷馆展览面积比原展厅增大了将近60%。二是展品多，由之前的400多件增加至约1000件，包含古代汝、官、哥、定、钧窑“五大名窑”瓷器、明清两代御窑瓷器等。三是时代跨度长，这次所选展品年代的下限延至民国。四是改进灯光照明。（李瑞，国家文物局网站）

中国考古学的古典主义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考古学的来源和组成从来就是“双重结构”，其中既有直接来源于西方考古学的部分，但还有继承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组成部分。既往的研究对于后者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往往认识不足，只是强调其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而对其中所蕴含的古典主义传统缺乏充分的估计，对于这份弥足珍贵的、具有中国学术传统和特征的文化遗产，没有全面加以继承、发扬和利用，从而直接导致当代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等不同层面的缺失。今天，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认真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道路，反思其理论与方法，从中深刻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古典主义传统，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霍巍，《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