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琴 薛碧薇 郭丕斌

摘要：基于2009-2015年能源产业相关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度验证指标选取的强关联性，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在2013年由产业发展滞后型转变为政策发展滞后型，能源政策体系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能源产业绿色创新增长;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始终处于拮抗阶段，距离良性共振发展尚有较大差距;二者之间的协调度逐渐上升为初级协调，但上升速度缓慢，能源政策驱动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能力有待提高。研究结果可为能源管理部门提升能源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能源产业;能源政策;绿色创新;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 2020） 20-0200-05

DOl：10.1408 8/j .cnki.issn0439-8114.2020.20.045

在当前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能源产业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推动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完善和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2012-2019年，国家发布能源政策38项，其中体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高效利用的政策29项，占比高达76%。学界也对能源政策提升资源效率和促进绿色增长的作用具有较多共识。但关于能源政策如何影响能源产业绿色创新内在机理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不利于能源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贯彻落实。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晰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根据不同阶段的耦合协调程度及时制定、完善相应政策，为能源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和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现状

1.1 能源政策研究

近年来关于能源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能源政策借鉴和国内能源政策梳理、能源效率评价等方面。郭群等[1]研究分析了新时代中国能源政策的发展路径及趋势;部分学者[2-4]在比较分析他国能源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能源政策应加强执行力度，促进能源进口和消费结构多元化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党应强[5]、Nakata等[6]、聂锐等[7]分别从“一带一路”倡议、税收政策以及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方面对中国煤炭行业转型路径提出建议;Aikaterini等‘s]、吴琦等[9]、Lin等[10]从节能政策如何提升能源效率角度开展实证分析。关于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之间的关系，王玺等[11]研究了政策创新对风电产业发展的意义和建议;曾婧婧等[12]研究了开发新能源政策对中国新能源产业和传统能源产业绿色经济发展的驱动效果。目前，以能源政策作为内生因子，关于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

1.2绿色创新研究

绿色创新是在提高企业价值产出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资源消耗、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创造活动[13]。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环境规制、制造业绿色创新等方面[14.15]。当前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下，大多国家、地区和企业都期望通过树立绿色创新的良好形象，寻求自身可持续发展以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Li等[16]、肖仁桥等[17]分别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和超效率DEA测算了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也较高，但整体效率偏低。关于绿色创新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绿色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起中介作用[18，19]，还有学者认为绿色创新与企业竞争呈倒U形关系[20]。此外，关于制造业的绿色创新也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贾军[21]认为制造业要想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关键还是靠技术研发和政策扶持的内外合力。Fernando等[22]认为服务创新能力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学者将制造业的绿色创新系统分为初创、成长、成熟3个阶段，认为不同阶段的阻碍因素各有差异[23]。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能源政策以及绿色创新的研究較为丰富，绿色创新绩效更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和节能减排战略目标等方面，关于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内部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选取2009-2015年能源产业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计算指标选取的合理性，构建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耦合协调模型，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2.1 指标选取

在选取能源产业绿色创新指标时，除传统的评价指标外，借鉴肖黎明等[23]的研究，增加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作为评价指标;在选取能源政策指标时，借助《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作为参考。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参考《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行业划分，选取6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鉴于2017-2018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有关工业固体废物、废水、废气记录以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的相关数据缺失，本研究选取2009-2015年能源产业数据作为研究范围，所选行业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10-2016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采用级差最大值法进行数据处理，由于耦合模型综合评价指数不能为负，需要进行数值非负化处理。对正项指标采用式（1）进行处理，对负向指标采用式（2）进行处理，具体公式分别为：

3.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指2个及2个以上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强度及紧密程度，是系统由无序到有序的状态描述。耦合协调则将各子系统之间的发展水平及相互作用效果考虑进来，更能科学地反映系统内部的作用机制。耦合协调度越大，则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越强。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确保数据的统一性和可比较性。其次，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根据求出的标准化指标数和指标权重，构建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数模型。再次，构建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耦合度模型C，C∈E（0.1），C越大，说明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耦合性越好，相互作用越强，反之则相反。最后，基于耦合度模型基础，构建耦合协调度D。权重Wi，和耦合协调度D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式（8）中，α和β分别为能源政策和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贡献度，α和β为待定系数，满足α+β=1，本研究认为二者同样重要，故分别取0.5。T为综合协调指数。

3.3 耦合度与协调度划分标准

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划分标准直接关系到结果的科学合理性，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研究内容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本研究借鉴肖黎明等[23]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区间作了具体划分，如表2。

4 实证检验及分析结果

4.1 实证检验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以2009-2015年作为研究范围，通过查阅历年统计年鉴获得原始数据。为进一步验证所选指标的合理性，本研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各指标灰色关联度系数，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Y4）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指标（X1、X2、X3、X4、X9）的灰色关联度系数均低于0.6。为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在之后的计算过程中剔除指标Y4，则其余各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系数均大于0.6，说明本研究所选指标之间具有强关联性，较为合理。能源政策指标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大小依次为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Y3）、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Y2）、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支出（Y1）。

计算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变异系数法求得各指标权重，结果见表4。

在表4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各指标在不同年份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见表5及表6。

4.2分析結果

由表5可知，2009-2015年，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综合评价指数由0.277发展到0.640，呈稳步增长态势;而能源政策的综合评价指数最初为0.010，2012年达到峰值0.999，随后保持在0.6左右。出现明显的波动主要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出现明显下滑，经过2年发展，然后开始复苏。继“十二五”规划之后，国家在2012年出台了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一系列新政策，重点加强能源产业创新生态发展。由表6可知，2013年，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发展类型出现了拐点，由产业发展滞后型转变为政策发展滞后型，这可能是由于2013年以来，能源政策对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助推作用有所减弱，需要及时调整能源政策的方向和作用力度。

2009-2015年，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耦合度由0.183逐渐提升为0.499，但始终没有突破0.5，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较低，还处在拮抗阶段，距离稳定有序的良性共振发展尚有较大差距;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协调度由2009年的0.162不断上升，2012年达到峰值0.619，由原来的严重失调发展为最后的初级协调，协调状态转好。随后虽然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二者之间的协调度始终高于耦合度，反映了二者之间虽然作用强度不足，但作用效果明显，系统之间仍处于较好的轻度协调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渐上升，但上升速度比较缓慢，说明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整体稳定向好，能源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5 小结与建议

5.1 小结

本研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2009-2015年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在2013年由产业发展滞后型转变为政策发展滞后型，能源政策体系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增长;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之间的耦合度较低，始终处在拮抗阶段，距离稳定有序的良性共振发展仍有较大差距;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协调度逐渐上升，表现为初级协调状态，但上升速度缓慢，能源政策驱动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的能力有待提高。综合来看，能源政策与能源产业绿色创新尚处于拮抗初级协调阶段。

5.2建议

1）完善政策体系，提升内部协调性。基于灰色关联度的计算结果，政府部门应完善财政补贴，强化能源产业绿色创新项目的R&D经费补贴、产业环境及瓶颈装备建设的资金补贴、生态创新成果的减免税补贴等。在夯实政策、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加强对政策落实的监测评估，避免帮扶措施流于表面，保障政策扶持的全面性和精准性。

2）创新能源政策要素供给，激活市场竞争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强化“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充分调动技术、人才、资金、能源等可用资源，适当放宽准人要求，坚持“能减则减，服务大于管理”的原则，尽可能营造舒适便捷的能源产业绿色创新环境，同时要发挥政策作用，引导产业优化升级，提升资源利用率和市场竞争力，实现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3）加强政企沟通，促进耦合协调发展。政府要构建信息实时共享平台，使相关政策能及时传达到企业内部，同时企业也要不断向政府反馈自身情况，积极寻求政府的帮助。只有加强政企合作交流，才能充分发挥能源政策的促进作用，推动能源产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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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爱琴（1975-），女，山西平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创新、战略管理、集群创新等方面研究，（电话）13934211620（电子信箱）zhangaiqin1975@163.com;通信作者，薛碧薇（1994-），女，山西长治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电子信箱）10309470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