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鉴

汪兆骞先生在《民国清流》中有一句精到的总结：

中国文人有放诞传统，民国时尤多尤烈。

平日里置身于虚拟网络生态之中的人们，也不时地会撞见些“牛鬼蛇神”抑或有悖常理的“荒诞之举”。而商家更着眼于部分人的猎奇心理，费尽心思反复发掘、勾勒，打造出一条上下游齐备的完整产业链。戏谑与轻佻的话语系统不断消解着传统的严肃语境，而公共视线中那些反复申说“严谨”“审慎”之士，却常常被讽以“伪君子”，牢牢贴上“不合群”的社交标签。这似乎预示着当下的一种“万物皆可戏说”的舆论生态已然构建完成。人们不再关心事实的原貌，只有“可消费”的“半真相”才能博得关注。

当代社会，《娱乐至死》中“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描述的情境，似乎正在咫尺之处上演。

相较于当下戏谑招摇的滑稽戏，民国时期新潮学者、报人以及国学大儒的放诞却更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昭示着背后更为深刻的严肃意义。人们也可以从中更为明晰地认识到，当下的社会中为什么“戏谑”盛行——一路走来，我们究竟遗失了什么。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或可作为当时军阀割据局面的真实写照。然而于此“刀光火色衰微”中，“生在南洋，學在西洋，仕在北洋”的怪才辜鸿铭仍旧甩着旧时代的发辫，唱着《马赛曲》穿梭于花街柳巷“八大胡同”;袁世凯殁命，政府下令居丧三日，辜鸿铭却串胡同、搭戏台，听着花花绿绿的生旦净丑唱戏唱得热闹非凡。

与一味执着于牢骚抱怨的积愤积忧者不同，辜鸿铭“不怨天，不尤人”，以欢腾当头迎击压抑的缄默。有别于醉生梦死之辈的颓靡，他时刻清醒，并凭借其“怪才”想方设法对黑暗的现实予以别出心裁的反讽式回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曾论及：“知识分子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辜鸿铭的“放诞”是一种更为高明的顽童式反抗，而民族情结与广博学识自然而然成为他有力的锥刺，笑中带骂地直直对着那真正荒诞的暗幕刺将去，麻利、轻松。著名教育家张中和先生曾如此评价辜鸿铭：“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章太炎将袁世凯授予的勋章做扇坠，金岳霖与鸡共舞，这种种行为所代表的是一种清醒而又睿智的放诞，借以蔑视愚昧与不公。

民国时的论战则是另一种“放诞”，显得更为有条理，其势尤大。反观当今舆论场上的种种怪象：情绪取代理性，零星小事便上纲上线，部分人热衷于追逐“朴素正义观”，进而使劲将事实、真相推开，于是满屏充斥无所依凭的观点，情绪过载引发的戾气久久难以消散开去。“万物皆可杠”与“万物皆可盘”彻底重塑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典型话题生态，这一变化在前段时间的“肖战事件”中也稍露端倪。

胡适在答章士钊的信中提到“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为我们描摹了民国论战的真实景观：在“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奋进不舍与“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的豪气壮阔之间，清晰可见清流们“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的平和心胸。在所谓的“文人相轻”的刻板认知之外，更有“文人相惜”的人性关怀，这一份宽和大度也是当今几近不堪的“情绪战场”上所真正稀缺的。论辩从来只为反思，而非滋长对立与冲突。

从其实质上审视，这种“放诞”反映的其实是一种“赤子其人”的真性情的流露，即《孟子·离娄下》中提及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当时以蔡元培、胡适、钱玄同、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民国知识分子，于此新旧交织的变局之中，发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呐喊，以极具个人特色的方式“相与鏖战公敌，以放一线光明于昏天黑地之中”。放诞中略显戏剧性的成分只是特殊时代附加的奇异色彩，去色揭幕后，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赤诚良知——胡适曾言“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他们并未选择明哲保身，而是以身试烈火，在震荡的时代作文化漫游、文化守望，昭示他们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思考的独立意义。

我们常常呼唤“时代巨人”，似乎其所居甚遥，被一道万仞深沟与当下时代分隔开来，须得大声疾呼才有听清的可能。我们为何失去一座座“精神高地”，在无休止的论战中被迫辗转——此刻已经明了，恰如陈丹青先生在东南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中严肃地提及的那样：“我们几代人失去了常识与记忆。”

而我们也能够透过一代民国清流的放诞，目光放远，越过嬉笑怒骂，看到一种“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担当和人性良知的延续——而我深信，此种良知，正如顾城所说：

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