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兴林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1)

白居易作为唐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位著名诗人，一生的仕宦历程十分复杂曲折:既有“十年之间，三登科第”[1]325的科场荣光，也有“俱承金马诏，联秉谏臣笔”[2]813的近侍宠耀；既有“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2]819的遭贬被黜，亦有“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2]1409的量移升迁；既有“唯残乐天在，头白向江东”[2]1583的自请外任，更有“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2]1765的退隐分司。可以说，其一生集合了起伏穷通、进退荣辱、被动主动、兴奋焦虑的多元感受和考验，在元和五大诗人中他算得上是位命运多舛、沉浮不定、引人注目的重量级人物。白居易的每一次仕宦调转迁变，都会带给他诸如政治生态、处世哲学、文学创作、审美心理等方面的调整、变化。如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末至元和十五年春末夏初的量移忠州，虽时间不长，仅只一年零两个月，但此一职任对于白居易的政治命运、政治主张、政治体悟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贬谪生涯的终结和政治命运的向好

《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3]4352这一记载虽传递了核心信息，但显得笔墨过于省净。其实，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迁除忠州刺史的时间、前缘以及其当时的感受、心情，在《忠州刺史谢上表》中呈现得最为完整周详：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当日上讫。殊恩特奖，非次升迁。感戴警惶，陨越无地。臣诚喜诚惧，顿首顿首。臣性本疏愚，识惟褊狭。早蒙采录，擢在翰林。仅历五年，没知尘忝；竟无一事，上答圣明。及移秩宫寮，卑冗疏贱。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犹蒙圣慈，曲赐容贷。尚加禄食，出佐浔阳。一志忧惶，四年循省。昼夜寝食，未尝敢安。负霜枯葵，虽思向日；委风黄叶，敢望沾春？岂意天慈，忽加诏命。特从佐郡，宠授专城。喜极魂惊，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两河乂宁。臣得为升平之人，遭遇已极；况居符竹之寄，荣幸实多。誓当负刺慎身，履冰厉节。下安凋瘵，上副忧勤。未死之间，期展微效。……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1]1334

上述表文，虽属官样文体，但以诚恳的态度、精彩的文笔缕述了迁转忠州刺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并表达了仰荷圣恩、忽被擢拔的感激之情，以及意欲尽职尽责、酬圣馈恩的为政决心。毫无疑义，这是时来运转、快慰受用心情与心境的艺术再现。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忠州职任之于白居易政治生命的意义首先在于宣告了贬谪生涯的告一段落。

早在三年半前，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上书急请捕贼而招致贬官江州。对此，《旧唐书·白居易传》载： “(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3]4344-4345因忠被谤、以忠遭弃，白居易的委屈、郁闷、痛苦可想而知。白居易于贬谪江州第二年的《与杨虞卿书》中，坦露了其内心的不解：“武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污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1]291-292其后，他又不无痛愤地道出了他之所以遭此惨祸的前因后果：“仆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称之。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蘖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其心乎？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贿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1]292

当权者对白居易所谓越职言事、甚伤名教“罪行”的草率处置、刻意报复，令白居易十分痛心与失望，其一直以来坚持的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处事原则瞬间坍塌和被颠覆。作于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的《江州司马厅记》有云：“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1]249-250正因为司马属闲差冷职，故白居易处于无事可为的投闲置散状态，其精神之苦闷、颓丧、消沉可想而知。故此，他在江州任上，激情顿衰，宦情淡薄，无所事事，幽怨满纸，在逍遥山水、栖心佛老、佯狂诗酒、自悲苦吟中消弭光阴，打发岁月。如作于元和十年谪赴江州途中的《强酒》：“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风夜，争那闲思往事何？”[2]1238又如作于元和十一年的《答户部崔侍郎书》：

自到浔阳，忽已周岁。外物尽遣，中心甚虚。虽赋命之间则有厚薄，而忘怀之后亦无穷通。用此道推，颓然自足。又或杜门隐几，块然自居。木形灰心，动逾旬月。当此之际，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虽鵩鸟集于前，枯柳生于肘，不能动其心也，而况进退荣辱之累邪？[1]345-346

在看似泯心灭机、随缘自适、洒脱通透的行迹背后，其实潜藏的正是他冷漠的宦情、无望的内心以及委顿的精神。

类似的感情和体验俯拾即是，如作于元和十一年的《夜宿江浦闻元八改官因寄此什》：“君游丹陛已三迁，我泛沧浪欲二年。剑珮晓趋双凤阙，烟波夜宿一渔船。交亲尽在青云上，乡国遥抛白日边。若报生涯应笑杀，结庐栽宇种畲田。”[2]1290又如作于元和十二年的《咏怀》：“自从委顺任浮沉，渐觉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妻儿不问唯耽酒，冠带皆慵只抱琴。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2]1308又如作于元和十三年的《自题》：“功名宿昔人多许，宠辱斯须自不知。一旦失恩先佐降，三年随例未量移。马头觅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几时？前事是身俱若此，空门不去欲何之？”[2]1353再如作于元和十三年的《自到浔阳生三女子因诠真理用遣妄怀》：“宦途本自安身拙，世累由来向老多。远谪四年长已矣，晚生三女意如何？预愁嫁娶真成患，细念姻缘尽是魔。赖学空王治苦法，使从烦劳入头陀。”[2]1406-1407

由上引谪居江州数年间的诗作可以看出，白居易十分敏感与脆弱，无论春朝秋夜、迎来送往、独守自处、喜事悲情，他都能以普遍联系的眼光、视野，关合自身的不幸，嘲讽自己的处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萧索、不满、无奈、焦虑情怀未见消减，反倒与日剧增。他似乎有一种急切的等待，盼望着时运的扭转、命运的改变。

因此，元和十三年量移忠州的这一任命，犹如雪中送炭，满足了白居易的命运关切，使其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兴奋感、荣宠感、满足感，自江州以来所积淤、累叠的屈辱、愧耻、尴尬一时烟消云散。正如鲜于煌所评述的：“这对贬官已达四年之久的白居易来说该是一个多么盼望许久的大的特大喜讯啊！黑夜漫长终有尽，雄鸡一唱天下白。……名曰‘刺史’，这对白居易以后一生的仕途该是多么重要的一步啊！”[4]正因如此，白居易在接到诏令之初，在《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中，以多年来难见的轻快、浪漫笔调抒发了其开旷的胸襟、美好的憧憬，展现出另一幅精神饱满、信心十足的达者、豪者形象：“炎瘴抛身远，泥途索脚难。网初鳞拨刺，笼久翅摧残。雷电颁时令，阳和变岁寒。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2]1409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在诗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未来的畅想、期冀。应该说，白居易数年之中被掩埋的希望、被戕残的活力都随着量移忠州喜讯的到来一并回归他的躯体中了。同时，他情不自禁地写下《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一诗，表达了对斡旋提携其晋升的好友崔群的感激酬谢之情以及难以掩饰的枯木逢春的喜悦：“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翅见情深。剑锋缺折难冲斗，桐尾烧焦岂望琴？感旧两行年老泪，酬恩一寸岁寒心。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2]1410在《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中，他还津津乐道、详论细说其初著刺史官袍时的自得豪情、美妙感受：“新授铜符未著绯，因君装束始光辉。惠深范叔绨袍赠，荣过苏秦佩印归。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身飞。明朝恋别朱门泪，不敢多垂恐污衣。”[2]1411从这几首诗中所体现的感情来看，白居易对忠州之任心存好感并满怀期待。

白居易原本对忠州之任做好了三年的打算，如他在《种桃杏》中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望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2]1443然而随着元和十五年初，唐宪宗被宦官内常侍陈弘志弑于中和殿，唐穆宗即位登基，以及由此引起的朝中权力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变化，白居易于元和十五年“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2]1483的暮春夏初时分提前结束了忠州任期，获得了北返内调的处置。

许是遭受的挫折太多需要更多的补偿，许是政治能力经过磨难益发突出，回到京城的白居易可谓时来运转，他接二连三获得了许多迁转、提拔、重用，感受到了命运对他的格外垂青眷顾。《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覆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餗、陈岵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3]4353“毫无疑义，白居易从忠州刺史任上返还京城，开始了他入仕以来的第二个辉煌阶段。在这段仅只两年的时间里，他的散官、勋阶、职事官一个接一个地得到迁转提升；他的亲人——妻子杨氏、弟弟行简、从弟白敏中或封号、或入朝、或登第；他三度被任命为考官，还在京城买了房子置了田产，做好了从长计议的打算。应该说，在白居易从一个逐臣向朝中重臣渐进的过程中，他获得了太多值得高兴、慰籍的机会。”[5]由此看来，遭受贬谪、任职僻地的白居易，不仅实现了其由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初所展望、企盼的“西笑问长安”，而且在同一时段他似乎比其他同僚笑得更舒坦，更有成就感。

二、施政能力的检验和施政主张的兑现

唐代的忠州属于山南东道，北距长安约2 200里，虽相较距京约3 000里的江州为近，却是人少、地僻、经济落后、文化荒蛮、自然和人文条件均较差的下州。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载：“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6]《两唐书·地理志》载：“忠州，隋巴东之临江县。……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宾郡。乾元元年，复为忠州。旧领五县，户八千三百一十九，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八。”[7]但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方大员，“凡在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绝讼检奸”[8]，其职责却无从减少，甚而身处落后州郡，其事务、操劳也许更多。

白居易于贞元初避中原兵乱游江南时，曾十分羡慕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杭州刺史的房孺复的诗酒风流。其《吴郡诗石记》云：“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1]1837现在终于有机会品尝作州刺史的滋味了，照理说白居易应该感到心满意足、惬意欣慰才对。但荒蛮落后的忠州怎能与富庶旖旎的苏、杭大郡相提并论呢，它甚至与刚刚离开的江州都无法相比。忠州给白居易的第一印象极差，甚至让他产生了名实不副的失落感、怨悔感。如《初到忠州赠李六》云：“好在天涯李使君，江头相见日黄昏。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磴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2]1432又如《即事寄微之》云：“畲田涩米不耕锄，旱地荒园少菜蔬。想此土风今若此，料看生计合何如？衣缝纰纇黄丝绢，饭下腥咸白小鱼。保暖饥寒何足道，此身长短是空虚。”[2]1449-1450

艰苦的环境、条件，是对初来乍到的刺史的忍耐力的考验，也是对其治理能力的检验。虽然忠州令体味升职荣宠后的白居易回归理性，面对现实多有不满，但他毕竟是忠州的父母官，是全州官民的依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白居易尽自己之所能，做了许多开山修路、躬耕畲田、植树栽花、美化环境、宽刑薄赋、与民同乐的事情，以自己的勤劳付出、引领带动来改变眼前的面貌，兑现刺史的承诺。如《代州民问》写道：“龙昌寺底开山路，巴子台前种柳林。官职家乡都忘却，谁人会得使君心？”[2]1476由此见出白居易对工作的投入、对职事的尽力。又如《东涧种柳》云：“野性爱栽植，植柳水中坻。乘春持斧斫，裁截而树之。长短既不一，高下随所宜。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松柏不可待，楩柟固难移。不如种此树，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成阴况非迟。三年未离郡，可以见依依。种罢水边憩，仰头闲自思。富贵本非望，功名须待时。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2]876-877由诗可知，白居易不仅是一位勤劳的官员，而且是一位种树的行家里手。又如《喜山石榴花开》云：“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年树。已恋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赤玉何人小琴轸，红缬谁家合罗裤？但知烂漫姿情开，莫怕南宾桃李妒。”[2]1472白居易将山石榴花不远千里从庐山移植到忠州，对其细加呵护，听任其恣意生长，装点美化环境。又如《郡中春讌因赠诸客》云：“是时岁二月，玉历布春分。颁条示皇泽，命宴及良辰。冉冉趋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蜇虫鸟，亦应天地春。薰草席铺座，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头，掩口语众宾。勿笑风俗陋，勿欺官府贫。蜂巢与蚁穴，随分有君臣。”[2]873此诗体现出忠州浓郁的地域习俗、典型的文化特征。作为一方之刺史，白居易既遵循长幼尊卑的秩序，又能不为身份所拘与民为伍、与民同乐，致力于创造出和谐的生活氛围和节日气氛。

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在部分诗作中表达了他的劝农均赋、宽缓施政的政治主张。如《东坡种花二首》其二云：

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漠漠花落尽，翳翳叶生初。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刬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余。封植来几时，高下齐扶疏。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甿俗苏。[2]870

该诗在白居易的忠州诗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意义，它清楚地展示了白居易的审美观、劳动观、生活观、政治观。其一，它是白居易勤劳质朴、身体力行的具体明证。其二，它是其热爱自然、努力美化环境的具体体现。其三，它是其为政主张的生动概括和具体实践。这说明，白居易是一位有理念有方法、懂民心懂治理的贤能官员。他在诗中看似不经意所提出的养树、养民的道理、至理——“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实具有源远流长的政治意义。

早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初，白居易“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1]1351。在白居易准备应对制举考试时而自挑自难、自拟论题自作答案的七十五篇《策林》中，就曾在多篇策论中提出了与“省事宽刑书”十分接近的施政方略、政治主张。如《黄老术》有云：

夫欲使人情俭朴，时俗清和，莫先于体黄、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宽简，务俭素，不眩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虽一邑一郡一国，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静之理焉。[1]1380

在习策《黄老术》题目后，有“在尚宽简，务清静，则人俭朴，俗和平”[1]1380一段注解性文字。此即不难看出，题目与小注之间构成了一种逻辑因果关系，即崇尚“黄老术”的目的在“尚宽简，务清静”，据此治人理民则可实现“人俭朴，俗和平”。在紧随《黄老术》篇目之后的《政化速成》中，白居易重申了对事实上为黄老术之核心思想的“去烦扰，弘简易”方略的推崇。他说：“夫欲使政化速成，则在乎去烦扰，弘简易而已。”[1]1383统合辨析上述“尚宽简，务清静”和“去烦扰，弘简易”施政主张，不难发现，其在精神实质、核心要义方面与《东坡种花二首》(其二)中所提出的“省事宽刑书”何其相似。如果从前后承继的角度来看，元和初年步入仕途无几何的白居易，在理论层面倡言的施政主张，在历经十数年后，在他的首任刺史任上得到了实践和验证。而更为有意思的是，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所践行的施政主张，在其后来即宝历元年(公元825年)真的实现了年少时分所渴望的苏、杭刺史梦时，依然坚持贯彻推行。如在白居易走马上任苏州刺史不久后，他写下《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

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以兹为报效，安敢不躬亲？襦裤提于手，韦弦佩在绅。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2]1877

我们知道，白居易于宝历元年五月到任苏州，于宝历二年十月初自辞卸任，其间任刺史不足一年半。然则，因其施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善政，当他离任时，受到了苏州百姓的夹河相送，出现了“青紫行将吏，斑白列黎甿。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2]1691依依不舍的盛大感人场面。白居易的诗友、时任和州刺史的刘禹锡有感于此，遂作《白太守行》以纪其盛：“闻有白太守，弃官归旧溪。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太守驻行舟，阊门草萋萋。挥袂谢啼者，依然两眉低。”[9]在不长的时间里，能得到如此广泛的群体的普遍拥戴和深情眷恋，恐怕与白居易走马上任伊始即确定并实施的“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的惠民、养民政策不无关系。白居易的这一去烦尚静、削科简条的施政主张、养民措施，于900余年后，得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高度评价：“乃知居易实具经世之才而当时未竟其用，为可惜也。分司以后，时不可为，不得已托诗酒以自娱耳。‘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十字，凡为令守者当录置座右。”[10]

由以上追述和延展考察可知，白居易在忠州所推行的施政措施是其早年政治主张的兑现，其意义在于由理论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所推行的施政方略，则是其忠州施政措施在富庶先进地区的延续和推广，其意义在于验证了白居易自元和初历元和末再到长庆初政治主张的连贯性、合理性、正确性以及白居易政治才能的突出性和不可怀疑性。

我们有理由认为，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是一位热心者、审美者、勤劳者、建设者、领导者、改革者，他对忠州是尽职尽责、有情有功的。有学者基于白居易的部分诗句，就作出“白居易面对荒僻险恶的山水，把江州时期所形成的源于外物的‘适’转化为无可无不可，即源于内心深处的彻悟后的‘适’。他不再刻意追求‘闲’，而重在寻求精神上的安宁，最终他真正获得了心灵上的解脱”[11]的判断，笔者以为大有可商榷之处，起码我们应该顾及白居易的整个创作和其中所闪跳着的精神力量、政治气象。事实上，“量移忠州的白居易其实并未完全放弃对建功立业的追求，他总是用种种方式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保持进取的心情。”[12]

三、仕宦情绪的失落与宦途体悟的深化

白居易量移忠州对其本人政治命运的改变、政治运势的重拾确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然则这一任命也还携带着诸多令人心绪暗淡的灰色因素，裹挟着令人不痛不痒、欲罢不能、欲喜还悲的压抑情怀。

“量移”一词指的是官吏因罪远贬，经行折损磨砺后，遇赦或考满酌情迁调距离京城较近处任职这一过程。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二《量移》条有云：“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13]袁枚《随园随笔》卷一八“量移之讹”亦云：“唐人远方遇赦得改近地，号曰量移。”[14]《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条元和十二年七日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未满五考以前，遇恩赦者，准当时节文处分。”[15]左降官“是贬官的主体，是最典型、处置最严厉的一种贬官类型，也是文学研究中最为关注的对象。它往往同时含有降级、投闲、出外三种处罚意义，贬地也大都比较荒恶。”[16]6量移官“只是贬官在贬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种形态，即自迁转离开初贬之地，至复资、脱离谪籍以前的受贬官员。其身份仍是左降官或责授正员官。”[16]8由此可知，量移虽然给遭贬中的官员改变政治处境提供了可能，并昭示着其政治地位的回升，使他们不至于滞留贬所永无盼头，从而破罐子破摔，放弃洗心革面、悔过自新的机会，但如实说，量移仍属贬谪过程中的阶段、形态，至于何时能够挣脱贬籍、获准回调京城，这是很难预测、判断的。因此，量移所带来的希望与失望交织、欣喜与煎熬并存的多元况味，常常是当事者所要承受、必须面对的问题。

白居易在接到量移诏书时，的确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但未过多久，他便心生无味之感。如《初著刺史绯答友人见赠》云：“故人安慰善为辞，五十专城道未迟。徒使花袍红似火，岂如蓬鬓白成丝。且贪薄奉君应知，不称衰容我自知。银印可怜将底用，只堪归舍吓妻儿。”[2]1413如果说这里还有些自谦、低调、调侃味道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两首诗则明显有了冷嘲自讽、空喜一场感情的流露。如《又答贺客》云：“银章暂假为专城，贺客来多懒起迎。似挂绯衫衣架上，朽株枯竹有何荣？”[2]1414又如《重赠李大夫》云：“早接清班登玉陛，同承别诏直金銮。凤巢阁上容身稳，鹤锁笼中展翅难。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惭君独不欺憔悴，犹作银台旧眼看。”[2]1419此类乐而生悲感觉的产生，不能不说与量移这顶桂冠所包裹的看似光鲜亮丽实则边角杂料的阴阳两面材质有关。

然而，这只是白居易产生无名之状、无味之感诸多原因中的一种罢了。其实，白居易量移忠州而生出消极、抱怨、焦虑情感的原因还有不少。譬如旅途之艰难、仕途之艰险、履职之地的荒凉、思乡念京之情的浓郁等等。

赴任旅途的艰难首先让白居易浇灭了心头惬意、兴奋的火苗。白居易赴任忠州走的是水路，一家人于元和十四年开春后溯流而上，其中艰难困苦、忧虑恐惧超出想象。《初入峡有感》写道：

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自峡州至忠州，滩险相继，凡一千三百里。……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常闻仗忠信，蛮貊可行矣。自古漂沉人，岂尽非君子？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2]845

劳顿、恐怖的旅途，使白居易初尝了忠州之任的艰难，作为州刺史的兴奋、荣耀消弭得无影无踪，整个世界唯存挣扎与忧怨。又《夜入瞿塘峡》云：“瞿塘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稔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2]1431

宦途的艰险也让由逆向顺的白居易难免历史的记忆，对行走于官场生出警惕戒备心理。因忠遭贬以及一贬历时三年半，使白居易谙尽宦途风险与迁谪况味。白居易在这过程中，消耗了锐气，封藏了能力，承受了屈辱，磨平了棱角。曾经的屈辱、眼前的教训，令其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和释怀。所以，即便贬官不足五年即迁调忠州，但似乎这样超资、缩时的量移并未扫除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浓厚阴霾。加之，迁除忠州时白居易已年近半百，老大迟暮之悲酸相伴而生。正因如此，他一面享受着除官的喜庆，一面又自嘲着岁老不济；一面再燃奉身的热情，一面告劝自己早退抽身。如《对镜吟》有云：“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谁论情性乖时事，自想形骸非贵人。三殿失恩宜放弃，九宫推命合漂沦。如今所得须甘分，腰佩银龟朱两轮。”[2]1420他的内心涌现出徒唤奈何、随顺认命的情绪。而在《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白居易回顾了勤勉政事、惨遭见弃的过往，表达了以往为鉴、避祸全身的打算：

早接文场战，曾争翰苑盟。掉头称俊造，翘足取公卿。且昧随时义，徒输报国诚。众排恩易失，偏压势先倾。虎尾忧危切，鸿毛性命轻。烛蛾谁救护，蚕茧自缠萦。敛手辞双阙，回眸望两京。长沙抛贾谊，漳浦卧刘桢。鶗鴂鸣还歇，蟾蜍破又盈。年光同激箭，乡思极摇旌。潦倒亲知笑，衰羸旧识惊。乌头因感白，鱼尾为劳赬。剑学将何用，丹烧竟不成。孤舟萍一叶，双鬓雪千茎。老见人情尽，闲思物理精。如汤探冷热，似博斗输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鸟以能言韝，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2]1422

蹇长春对此诗有如下评论：“如果说，谪江州是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转折点，那末，经过‘俟罪浔阳’几年来的深刻反思，到量移忠州之际，这种从‘兼济’到‘独善’的转变已经彻底完成了。其标志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把儒家的‘独善其身’和道家的‘知足知止’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折衷于出处进退之间的吏隐观念，作为他后半生的立身处世之道。”[17]蹇先生以这首诗作为白居易处世哲学转变和成熟的标志，这说明这首诗在白居易仕宦理念、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当然，笔者以为白居易在诗中所表达的退隐思想只是特殊背景下的一时态度，并不构成其长期奉行坚守的价值观，也更不能据此断定白居易此后即走上了独善和吏隐之路。因为，“我们很难将元和末、长庆初仍在苦苦追求、顽强抗争的白居易轻易划入弃却‘兼济’唯务‘独善’的狭小境地”[18]。

“由于江州之贬就在眼前，当白居易接受任职著绯腰银成为专城一方的大员时，当他满怀政治命运开始好转的憧憬时，他的心绪是复杂的，在心存感激当中包含着无味的鸡肋心态、宦途险恶的警惕心理、早作退隐归乡的筹划准备。”[19]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白居易才在赴任途中所写的《过昭君村》中以王昭君远走塞外、魂埋异域为痛惜对象，煞有介事地发出“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2]847的浩叹与警告。

三年半的江州之贬，在白居易的感悟与体认中，早已形成了视无职权、无作为、无尊严、无地位、无自由、无前程的江州司马为尘网、囚笼的惯性思维，如《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云：“网初鳞拨刺，笼久翅摧残。”[2]1409又如《除忠州寄谢崔相公》云：“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2]1410再如《重赠李大夫》云：“凤巢阁上容身稳，鹤锁笼中展翅难。”[2]1419按照这一逻辑，离开江州赴往忠州，就具有了脱离俗谛牢笼走向广阔空间的象征和意义。然则，到任未久，视忠州刺史为尘网、囚笼的体认再次回到他的认识中。如《鹦鹉》云：“竟日语还默，中宵栖复惊。身囚缘彩翠，心苦为分明。暮起归巢思，春多忆侣声。谁能拆笼破，从放快飞鸣？”[2]1438此诗乍看是一首咏物诗，但仔细体味乃是假借咏物的咏怀诗，白居易的心机于此闪露。又如《寄微之》云：“高天默默物茫茫，各有来由致损伤。鹦为能言长剪翅，龟缘难死久搘床。”[2]1459又如《答杨使君登楼见忆》云：“忠万楼中南北望，南州烟水北州云。两州何事偏相忆，各是笼禽作使君。”[2]1465再如《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云：“平生已不浅，流落重相怜。水梗漂万里，笼禽囚五年。”[2]849毫无疑义，宦途的风险、被拘的羁绊，使视忠州为挣破牢笼的栖居地的白居易，再次重回对仕途的怀疑、烦厌、鄙夷。这是一种认定——否定——再肯定的起伏波折过程，是处于顺、逆交错中的文人士大夫回归传统认知的必然结果。因此，白居易对政治仕宦体认的反复具有普适性意义。

履职之地的荒蛮鄙陋以及人文气息的寡淡缺失，是导致白居易心绪压抑、精神不振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原因。白居易在忠州期间，虽忙于事务，但常怀空虚、常感寂寞、常思家乡、常念京朋、常求醉酒、常盼卸任。事实上，他对忠州从一开始就多有负面的印象，而随着在忠州的日来月往，这种感觉在逐渐加深趋强。如《自江州至忠州》云：“前在浔阳日，已叹宾朋寡。忽忽抱忧怀，出门无处写。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烁满山野。敢望见交亲，喜逢似人者。”[2]848又如《阴雨》云：“岚雾今朝重，江北此地深。滩声秋更急，峡气晓多阴。望阙云遮眼，思乡雨滴心。将何尉幽独，赖此北窗琴。”[2]1457又如《东楼招客夜饮》云：“莫辞数数醉东楼，除醉无因破得愁。惟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2]1460再如《闻雷》有云：“瘴地风霜早，温天气候催。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震蜇虫蛇出，惊枯草木开。空余客方寸，依旧似寒灰。”[2]1466此类诗作在白居易的忠州诗中占有不小比例，这说明白居易在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同时，其内心存在着另类的复杂感受。这种感受源自当下的艰难、不适，也源自强烈的去此返京的焦虑、期盼。

白居易在忠州任职的时间连头带尾虽跨越三年，但实际在忠州任上只有一年零一、二个月。相较江州，白居易在忠州的时间是短暂的，这甚至超过了他原本的预期。但他在忠州时念叨时间的诗却有好几首，如《种桃杏》：“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2]1443又如《东楼醉》：“不向东楼时一醉，如何拟过二三年？”[2]1459再如《春江》：“炎凉昏晓苦推迁，不觉忠州已二年。”[2]1468时间对白居易似乎显得分外敏感与难挨，成为其置身忠州时期关注的重要元素。“对贬谪诗人的被抛弃感程度起决定作用的，除了贬谪地域远恶的空间因素外，便是谪居生涯久长的时间因素了。……当贬谪诗人不仅感受到了客观时间的久长，而且意识到返朝无望因而度日如年时，其心理时间便会大大超过客观时间的长度，其被弃感比起实际的被弃来，在程度上也将有过之而无不及。”[20]正是心理时间的放大，加大了白居易在忠州滞留时间的长度，加重了他“天教抛弃在深山”的悲度，也加深了他视宦途为囚笼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