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楠

(福建中医药大学 团委，福建 福州 350122)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通过大量乡村调查，在总结分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和理论。这个理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乡土社群关系的高度凝练，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本土概念。现代社会离土又离乡，“陌生化社会”取代了传统圈层化的“熟人社会”。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塑造了一个个微信社交圈层，其变革了传统社交方式，将人们传统的社交路径由“线下陌生化社会”演变至“线上熟人社会”。

新形势下，网络社交中存在着一系列非正常行为，如网红现象、网络暴力、宅文化等等。要解决网络社交行为中的种种问题就必须掌握网络社交规律，而掌握网络社交规律就必须对网络社交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中国网络社交行为具有强烈的“乡土性”，用于解释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理论，能否解读经历互联网冲击之后尤其是以微信圈层为代表的当下中国网络社交结构？网络社交时代社会关系的重组和权力格局是如何变迁的？本文沿着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论述脉络，对网络社交空间中的“熟人社会”——微信圈层做进一步研究，深入探讨微信圈层中“新差序格局”特征，分析网络现象背后的理论根源，最终目的是梳理和还原网络社交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解析网络社会结构，探究网络社交权力格局，为掌握网络社交规律、构建和谐的网络社交空间提供指导。

一、理论梳理

(一)西方学者关于圈层概念的论述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圈层化的研究最早可追述到现代西方区位理论的先驱者，德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他指出，城市作为圈层结构的中心点，对其他区域的经济促进作用与二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呈现非线性反比关系(即距离城市越远，作用呈非线性衰减趋势)，从而构成在发展格局上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在空间分布上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圈层状依层次向外扩展的局面。之后，该理论不断发展演变，成功应用至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等研究领域。[1](P80～84)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圈层可以被理解为以圈层核心组织者为中心与若干圈层从属者发生强“吸引”作用以及各圈层内部成员之间形成无数隐性网状链接关系所组成的一切社会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费舍尔(Claude S.Fischer)提出“社区解放论”(Community Liberated)一说，他在《城市性的亚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城市中，城市居民更有可能超出邻里范围和地域局限，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通过社会关系形成一个个“小圈子”。[2](P80)

(二)费孝通关于“圈层”概念的论述及“差序格局”理论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圈层化”的中国传统社会。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3](P5)

我为了要把结构不同的两类“社群”区分出来，所以把团体一词加以较狭的意义，只指由团体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用以和差序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相区别：后者称之为“社会圈子”，把社群来代替普通所谓团体……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的重要。[4](P44)

可以看到，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其特有的生活方式。费孝通先生提到的“社会圈子”是指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所形成的社群，而这个社群中存在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格局。“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精准概括，对于这个概念，《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表述如下。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所在社会影响所推出的社会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5](P28)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差序格局”理论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凝练，其内涵不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而是包含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的“差”指的是《乡土中国》中提及的类似波纹向外推的横向结构。阎云翔对“差序格局”理论结构的认识值得借鉴，他指出：“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4](P44)

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理论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概念，包含两大方面内容：第一是横向的“差”，所谓“差”就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因血缘、亲缘、地缘、业缘、趣缘所形成的横向结构关系，也就是“社会圈子”；第二个是纵向的“序”，所谓“序”就是——伦，即维持社会圈子的秩序基础，体现了圈子的深度。

二、微信圈层：回归“熟人社会”的推动力

(一)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差序格局存在的前提。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描述了“熟人社会”，并将它与“陌生社会”做了比较。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障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3](P6)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是封闭的、凝固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结构中，“生于斯、死于斯”，人与人之间按照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因素保持着稳固的密切联系。乡土社会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是一个无讼、无为政治的长老统治形态。

(二)“陌生社会”向“熟人社会”的回归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土社会逐渐出现离乡、离土、离家等生活形态，传统的乡村和乡土习俗、情感和伦理都悄然发生变化，“同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成员可能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地区工作，而且工作、生活地点相距很远，往往只能逢年过节才能回乡，平时也多是电话联系。在大城市中居住的人们，虽同是异乡为异客，他们毗邻而居，但却常年甚至素不相识，鸡犬不相闻”。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削弱了，基于此种关系的道德结构秩序也逐渐消逝了。现代社会逐渐由传统的“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社会”。正如西美尔、本雅明和帕克等人所言，在他们看来现代社会是“陌生化社会”，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是陌生人。[5](P25)

现代社会中，“陌生社会”取代了圈层化的“熟人社会”。在互联网时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尤其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使用，以其便捷的沟通方式、快速的传输速度重塑了“陌生化社会”关系，将人们重新拉回到“熟人社会”。

(三)微信圈层——“熟人社会”的网络投影

微信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社交平台，它使得人群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以不同的微信圈层为代表，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网络社交圈子”。“加微信好友”的前提是和对方熟悉，哪怕是不熟悉的个体，也需要通过一定场合(电话联系或者当面交谈)进行添加。在微信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是建立在互相熟悉的基础之上。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转发、评论往往也都是在熟人之间进行的。

所谓微信圈层，是个人或者组织以现实中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等为熟人关系，以“己”为中心，以信息交互、情感沟通等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三、“差”与“推”：差序格局下微信圈层社交结构的重组

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是这样描述“推”这个动作的。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P30)

同样的，在差序格局影响下，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社交圈子”。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住圈层，是对固有传统社会关系进行巩固的圈层[6](P78～81)，称之“血缘、地缘”圈层；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称之为“学缘、业缘、趣缘”圈层。

(一)原生圈层——血缘、地缘关系抑或亲属关系

微信社交原生圈层指的是基于血缘、地缘、亲属等传统关系而组建的社会交往圈子，具有紧密性和稳定性。在传统社会中，以农耕、狩猎等生活方式为主，父母、子女、亲属等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常常聚集，形成一个个稳定的自给自足生活圈，称之为“氏族”。费孝通先生在论述血缘、地缘问题时是这样写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画出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是生活的互助机构。[3](P88)

由此可见，费孝通先生认为，血缘、地缘等关系是“差序格局”波纹的表现形态，以“己”为中心不断向外延伸。同样的，在微信圈层中，以血缘、地缘抑或是亲属关系成为原生圈层，每个人微信中都存在着类似“相亲相爱一家人”“××县老乡群”“表哥表姐群”等人数不等、大小不一的聊天群。微信中重新建构起一个个家庭圈子，工作在不同地区的亲属常常通过这些微信群组建成跨越时空的交流平台，拉近了亲属关系。微信群中的聊天内容无非是家长里短、回忆儿时快乐时光等内容，尤其是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嫁娶期间，这些微信群异常活跃。

(二) 拓展圈层——学缘、业缘、趣缘等

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费孝通先生在论述具有很强伸缩能力的 “社会圈子”时，特意突出伸缩能力的大小是依据圈子中心，也就是“己”的实力而定，可以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取决于个人实力的大小。

在传统机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3](P25)

互联网的冲击下，人际交往的圈子不再受地域、空间的阻隔，打破了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禁锢，辐射范围大大扩大。“推”的范围随着个人外地求学、异地工作、兴趣相投等机遇而不断向外延伸。微信拓展圈层主要包括学缘、业缘、趣缘等圈子。学缘关系圈层，指的是以外出求学或外出学习而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朋友之间建立的关系网，如520舍友群、高一五班同学群、中文系专业群等。业缘关系圈层，指的是工作中的同事圈子，或者是由于某项工作而有了工作交集的群体，如某某项目组、某公司同事群、人力资源互动群等。趣缘关系圈层，指的是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而建立起的圈层，其目的是提供联系的便捷、生活空间的扩展、交友范围的扩大，如球类运动群、跑友群、茶友群等。这些微信圈层相互交叉，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具有很强的伸缩性。

四、“序”与“伦”：微信圈层社交结构主要特征分析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指出了差序格局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伦”，但并没有系统地阐明差序格局概念中“序”的含义。在他看来，“伦”是最能说明差序的。而“伦”是什么呢？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3](P85)

阎云翔抓住了“伦”，认为“伦”才是差序格局较为严格的定义。“人伦”之所以能说明差序，在于“伦”规定了差序格局的内容，即差等。[4](P44)费孝通先生指出：伦重在分别，其是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3](P42)

笔者认为，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差序格局是描述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概念，是立体多维结构，而不仅仅是平面的。第三部分论述的“差”是横向的，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宽度，此处论述的“序”是纵向的，则决定了社会结构的深度。他概括了乡土中国社会结构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公私，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伦理价值观；二是权力，长老统治的无为政治；三是权利，维系着私人道德的行为规范。因此，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始终存在着传统的印记，并呈现出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和结构韧性。上述三个主要特征均离不开“伦”这个字。在公私的概念中，“伦”是维系着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的纽带；在权力的使用上，“伦”成为长老统治下无为政治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治理规范；在权利的保障方面，维系着私人道德的关键因素就是“伦”，它成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

反观网络社交空间，微信圈层作为“熟人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的投影，无论对差序格局作何种现代解读，在微信圈层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乡土中国社会的公私、权力和权利三个主要特征。我们可以这么说，微信圈层是在传统中国社会基础上演化的“在线(Online)乡土中国”，因其打上了互联网烙印，呈现出带有鲜明互联网特征的格局，我们将微信圈层社交结构称为“网络差序格局”。

(一) 公私的变迁与困扰：网络自我主义盛行

在《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章节中，费孝通先生引用了一段话来描述“私”这个现象。可以说，“公”与“私”的对立统一是“差序格局”概念的由来，也是贯穿整个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核心。对“私”现象的描述，书中是这么说的。

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3](P35)

费孝通先生指出：“在差序格局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中，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写到，当两个人的交往出现了不愉快的结果后，两个人都会说自己太忠厚，指责对方欺骗了自己，“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因为人人心中只有一个“己”，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来思维，期望其他人都围绕自己、跟随自己、称赞自己。[7](P89～91)

网络社会的到来极大扩充了公共领域的边界，为广大网民参与社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可以说，互联网推动了空间的开放，特别是微信圈层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公私”之间的隔阂，对现实社会“公私”界限进行了重新划分，在网络空间中再造了一个“网络公域”。广大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门槛降低，每个网民都是社会监督者，都是推动社会不断变革、发展的重要力量。网民参与到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讨论中，促使政府出台一系列适应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策和措施，提高了人民的幸福感。

但另一方面，微信圈层仍然受到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结构中“公私”概念的冲击，网络自我主义暗流涌动。网络自我主义，是指在网络社交圈层中以“己”为中心，通过网络扩散并强加于他人的个人思想，以个人价值观为出发点的极端利己主义。以自己为中心的“网络自我主义”的思维方式，期望别人都认同自己的生活，都赞美自己在微信圈层分享的内容，渴望被人的点赞、转发，出现了网络炫富、微信夸夸群、朋友圈集赞等一系列网络行为，网络“熟人社会”极易发展为“点赞之交”。“公私混淆”，把本应该留存自己私人空间的诸如自己的隐私照、私人活动等内容在微信圈层中随心所欲地“晒”出来，随意宣泄自己的情绪，以个人意志代替群体意愿，将公共的微信圈层变为自己私人空间，致使圈层中的公共内容陷入个人的自我狂欢和戏谑假象之中。同时，为了向圈层内部的人展示更好的自己，常常出现微信圈层内部分成员的社交行为存在着表演性质和功利化色彩，我们用“人设”一词来描述这些行为。戈夫曼曾说：“有时，个体会以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仅仅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8](P63～65)在微信圈层内，许多网民的言行往往经过修饰，在圈子内所晒出的照片、短视频等内容都是精心包装的，甚至是伪造的。通过“人设”，“晒”出自己，吸引微信好友的关注，得到微信好友的点赞和好评，使自己成为网络圈层舆论的中心，满足自己一时的虚荣心。这些都是“网络自我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已”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微信圈层中公私的变迁与困扰。

(二)权力的分化与集中：网络话语权的争夺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横暴权力、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构成了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权力类型。“长老统治”是教化权力的代名词，它令民众被“伦”所屈服，以实现“序”。在乡土社会中，很少出现新的问题，文化是稳定的，生活是一套传统办法，生活经验决定了一切，年长的人掌握的故有的生活行为和话语权，年幼的人只需要遵循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一以贯之地执行，就可以保持生活的延续和稳定。因此，稳定的文化是实现“长老统治”的有效保证。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权力是掌握在年长的族群首领中的。社会的不断发展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产生了文化的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新问题的出现，依靠经验处理事情的时代渐行渐远。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教化权力运用范围逐渐缩小。

话语权，起源于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在《话语的秩序》中首先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微信圈层中，网络话语权是体现网民存在的重要前提，网络话语权中的“权”是“权力”而非“权利”，网络话语权并非指网民能否在网络空间中发表言论，而是发表的言论背后隐藏的权力的博弈，是个人或群体能否在网络空间中掌握网民思想动向，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重要标尺。掌握网络话语权的个体我们称之为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通过网络话语权，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积极发声，建立稳定的网络文化(网络舆论场)。

微信圈层虽说是“熟人社会”网络社交空间中的投影。但由于网络社交的虚拟性、开放性和隐蔽性，在微信圈子中，每位成员的地位相对平等，他们都拥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不受长幼、尊卑等身份等级的影响，导致差序格局中的横暴权力、同意权力，特别是教化权力在微信圈层中难以实现。在互联网力量的冲击下，微信圈层中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宣扬观点、传播内容，且年轻一代缺少独立思考能力，常常人云亦云。在知识付费的时代，知乎、豆瓣、百度百科、小红书等一系列类似知识集合体的软件平台广为流行，年轻一代遇到问题往往不是先思考，而是求助于网络，找寻观点。因此网络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所体现的教化权力极大动摇，呈现“去中心化”趋势，教化权力逐渐转变为掌握信息甚至是掌握舆论的权力，我们称之为网络话语权。可以说，网络话语权是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教化权力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的实现形式。因此，要治理好网络社交空间，就必须掌握网络社交空间特别是微信圈层内的网络话语权，要转变方式，打开话语渠道，共建生活场景。

(三)权利的保障与重塑：“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暴力

道德观念指的是个体应当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准则与规范。因此，道德观念是社会对个人行动的约束力。在社会结构中，道德观念是公民享有权利的保障。差序格局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公民的权利(Right)被“纲常”做了差别化的抑制或放大，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所掌握的权力而灵活地进行伸缩，根据“差序格局”中的道德体系特点对个人的权利进行重新分配。

在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中，由私人的道德来保障公民权利，我们称之为“差序道德”。在微信圈层中，网民所拥有的权利是自由的生存权、真相的知情权和舆论的表达权。网络空间中的道德仍然是网民享有上述权利的保障，我们称之为“差序网络道德”。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微信圈层中出现了“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暴力。“后真相”是指相较于探究客观事实，个体更追求情感与信仰。也就是说，公众不是不清楚或不明白“后真相”不等于“真相”，而是更愿意相信他们在情感上相信的“事实”。《乌合之众》就曾指出，民众缺乏理性，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把这句话放在网络社交空间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网民是盲从的。如2018年四川德阳儿科医生事件、重庆公交车坠江舆论围攻女司机事件，网民集中攻击网络当事人，并在真相尚未浮出水面时一味相信网络流传的“所谓真相”，同时齐声对当事人口诛笔伐，结果造成德阳儿科医生因不堪网络暴力而自杀身亡的惨痛悲剧。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后真相”网络暴力事件在圈子中能不断发酵、愈演愈烈？归根结底，微信圈层中存在着“差序网络道德”。这种“差序网络道德”剥夺了部分网民的知情权，将自己对某一事件的片面看法强加于事件的真相上，用私人的道德代表了公共的道德，以自己的标准在网络空间中对某个网络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所谓的“私人审判”，并利用所掌握的网络话语权在圈层中不断发酵，蒙蔽了广大网民，侵害了网民权利。

五、结语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写于20世纪40年代，距今已七十多年了，其立足于中国乡土社会凝练出“差序格局”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势必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那些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差序格局”以及在其中显现的社群特征，在微信圈层中聚合与展现，正在不断改变着网络社交空间。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再研究，对网络社交空间差序格局的再思考，对网络差序格局特征的再分析，其不单单是对网络现象的问题探究，更是从追溯其社会学理论根源的角度推动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创新，对于当下治理网络空间、建设和谐网络社会、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