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朝阳

(河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关于国家起源、国家阶级矛盾分析、国家权力体系构建、国家制度安排以及国家政治发展的系统理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1]。自创立以来到现在，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民族化和大众化而历久弥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理论视域、理论主题、理论内容、理论资源和理论方法5个方面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2]。在实践上，围绕现代国家组织建构的现代化、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现代化和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从“革命”的国家观到建设、改革的国家观的飞跃，实现了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国家观的新发展[3-5]。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创性研究和系统性解决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全面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科学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谱系，系统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标志着党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了一个新高度[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同时又反过来促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7]。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新发展的时代条件

时代是思想之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长期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产物。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得以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扎根。经历过时代的洗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树一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指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指引着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实现美好生活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指明了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方针和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共产党的新时代担当。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重任在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更加高扬、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充满激情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可以为世界提供制度样板和制度选择。新时代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新的理论牵引，因此，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正在进行着的事业为主线，实现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进。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目标胜利实现，正朝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前进。国家理论的特色进一步凝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道路之中。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突破，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发展观，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不断丰富和增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不断创新和拓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新发展的方法论基础

彻底的理论来自方法论的强大支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坚持、发展、继承和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始终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人民要求和实践需要，系统、全面、历史、辩证地探索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矛盾分析、利益分析、制度分析，是常用常新的方法论。

矛盾分析方法的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提出从整体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合，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出发，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同时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不适应问题，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把握住新时代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牵引作用。做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正确判断。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出发，提出治国理政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如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手段与目标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协商和选举的统一、改革和法治统一、“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统一、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统一、稳定和发展的统一、国家发展长期战略与经常性工作统筹兼顾，但也要看到一致性的前提、目标的大局观、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人民协商好办事的优势、改革是动力、发挥好市场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在发展中解决矛盾等主要方面。把握规律，正确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重点和非重点、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的关系，发挥人民主体力量的作用，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国内和国际等结合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把握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善于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善于把握工作的时、度、效。这些论述，使得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矛盾分析方法在新时代进入新阶段。

利益分析方法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走向共同富裕，是大的政治前提。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具体的有层次的。利益问题，具有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同时，价值和工具的实现有具体的条件和途径制约，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是这种制约。从马克思主义对利益的基本分析来看，利益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因此，要解决共同利益到公共利益的转换机制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探索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来说，共同利益具有整体性一致性，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公共利益具有层次性、多样性，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申请程序、如何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完善照顾同盟者利益政策，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与渐进共享，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甚至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因此，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客观地、历史地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但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甚至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制度分析的新突破。国家作为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其运行的方式是制度，表现的方式是权力。马克思主义关注国家事物总体的性质，强调集体行动的一致性，用演化或进化的思维看待系统和相互关系规律性，并把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纳入分析的内生变量之中。强调国家制度设计克服外部性——市场故障问题。首先是制度层次分析，从社会生产的经济基础出发，对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体制进行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把作为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体系区分为两个层次。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了体现这些社会关系的生产制度、交换制度、分配制度及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支撑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根本制度是起着奠基础、定方向、管全局作用的制度,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质的规定性;基本制度是从不同领域和方面维持并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常运行的制度群;重要制度是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统领下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常运转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具体制度及相应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等[5]。其次是制度要素分析，从制度结构与功能出发，把制度划分为互相关联的各种内外在变量和各类要素，发现他们的内在联系规律，同时，在制度体系内植入一些嵌入性的制度约束，强化制度规则，通过法律秩序与法制建设来巩固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等。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新发展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方法论上不断完善创新。在理论前提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理论目标上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展开。其理论逻辑包括党的建设、治国方略、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现代化建设、社会治理、政治思想、政治发展以及强军思想等几个方面。

党的建设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旗帜鲜明表明，党的历史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两个“互不否定”，厘清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迷惘。党的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建原则，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其中。政治建设中的“两个维护”有特定的、统一的内涵，要求全党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不能在部门打着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旗号损害民主集中制。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以及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同时要顺应时代需求，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针对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新形势下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要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

治国方略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坚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即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基本方略出发，提出要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路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国家制度体系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发挥着全局性的根本制度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在国家体系中发挥着基本制度的作用。国家与国家机构有着本质区别，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形成代表国家权力运行的具体机构，而实际运行功能领域内的工作规则和运行体系则属于重要制度范畴，在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框架中发挥协同作用。在制度体系中，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是制度能力的保证。制度建设要体现系统全面的要求，如要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完善照顾同盟者利益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和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等等。

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上，围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阐述了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推动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转变和优化职责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关键，因此，要加大统的力度、明确改的章法、做好人的工作、执行严的纪律。党的工作机关要带头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制度统一、政令统一。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政府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秩序，弥补市场失灵；减少和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建立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现代化建设上，集中论述了现代化的本质、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市场和政府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现代化的本质是物的丰富和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路径是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在当前“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健全市场规则，强化纪律性，统筹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国境内注册的企业；现代化建设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有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健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

社会治理上，提倡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改革和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行重大危急的全周期管理。

政治思想上，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国家精神的塑造、价值观的引领、思想舆论领域的斗争等。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宣传思想的“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把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形成共同思想基础的强大武器。深刻分析思想舆论领域的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提出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政治发展上，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性的4个标准，即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诉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全面领导，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选举和协商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优势，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实现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坚持正确义利观，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建立“规则”制度体系，维护多边主义。

习近平强军思想上，从问题和使命出发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和战略部署。从国际形势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国防和军队自身建设、贯彻落实强军目标和军事战略方针出发，针对军队建设上“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相对滞后”的实际问题，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坚持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完善党领导军队的组织体系。提出了“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以及“实现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人民军队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并把强军目标与聚焦实战、创新驱动、体系建设、集约高效、军民融合有效结合起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拓展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互不否定的内在逻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从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理论两个阶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更加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自觉，全面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义，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探索阐明了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总结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经验，科学分析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型态、理论逻辑和框架体系，全面部署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和路径安排。

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实践

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聚焦各种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沉稳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运用“弹钢琴”的协调艺术，久久为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进行了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从实践逻辑上赋予了马克思国家学说源源不绝的发展动力。

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推动全党尊崇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健全了调查研究制度、基层联系点制度、基层挂职任职制度、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与干部群众谈心制度、征集群众意见制度等具体制度。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并督促地方出台相关细则，严厉整治“四风”。颁布党组工作条例和工作机关条例，颁布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城市社区、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民办学校和中外合作办学等领域党的建设制度也相继出台；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定国家监察法，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与学习强国。

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在重大疫情防控上，部署好“六保六稳”工作，保住了底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抓好国有企业降杠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强化政策保障，增强造血功能，实施精准脱贫。实施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打赢蓝天保卫战、碧水和净土保卫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弘扬塞罕坝精神。明确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6项重点任务；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更好发挥统领作用，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探索股权期权分红激励具体办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明确在国土空间规划、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的前提下，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使用更多由省级政府统筹负责；推动区域龙头发展，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党和政府机构改革稳步实施。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明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精简机构，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涉及管理体制、机构设置、职责和人员调整的部门达80多个，组建和重新组建部级机构25个，调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和职责部级机构31个。中央层面有39个部门重新制定了“三定”规定、25个部门调整了职责，共精简内设机构107个。地方省、市、县级层面党政机构和行政编制也进行了相应的精简。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深化事业单位改革，优化职能，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集中行政处罚权，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建立统一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和“互联网+监管”等。

社会治理和谐有序。制定《民法典》，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联合国际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巩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提高马克思主义智库建设水平。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明确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主流文化艺术产品更丰富。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

政治发展走出新境界。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恢复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巩固民族团结。推进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巩固香港社会稳定大局。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高端国际会议，深化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牢固确立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革命性重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军队建设新格局，统筹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武装警察部队、民兵建设，统筹军队各类人员制度安排，深化军官职业化制度、文职人员制度、兵役制度等改革。建立健全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强化军委战略管理功能，加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提高军队系统运行效能。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步伐，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完善国防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建设制度。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健全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完善双拥工作和军民共建机制，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调整完善战备制度，健全实战化军事训练制度。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南海岛礁建设稳步推进。

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形成了特定历史方位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新思想、新方略、新举措，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从时代条件、方法论基础、理论逻辑和实践创新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扬，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