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淳

(台湾师范大学 国文系，台湾 台北 116)

一、小说与历史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向来纠结不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像《汉武故事》[1]《西京杂记》[2]等《小说》就划归于《史部》；而所谓的历史记载，也不乏如《新唐书·列女传》之取材于小说《尼妙寂》[3]卷128《谢小娥传》[3]卷491的例子。事实上，无论在学者的定义下，小说有多少不同的界义，故事(或情节)无疑皆是其中的要素之一，既云事，则必有其发生的时空；从广义的历史而言，所有已发生的事件都可以说是历史；因此，凡是以过去为事件之时间与空间的小说，总免不了与历史产生联系——故事的“故”，就表明了其历史性。只是，历史的时空是固定的、无可变易的，而小说的事件时空，则是选择(或设计)出来的，不但可以自为起迄、自定因果，可以变化、挪移、分割，而且可以任意延长或减缩(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即是)。历史是一种已然、当然，小说则属将然或可然。这是小说(虚)与历史(实)最大的区别。然而，一旦小说以真实的历史为题材，则其间虚实的关系，就变得相当微妙。以小说之“虚”，而为史籍所援用，似乎就足以成为“实”；而从质疑的角度出发，尽管是历史之“实”，却也未必果真“不虚”。在此，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是相当辩证的，尤其是在通俗文类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的定义为何，向来很少学者着意分梳，匈牙利学者卢卡其(Georg Luk’acs，1885—1971)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尽管以专门论述讨论过此一文类，但是他所关注的焦点，很明显不是小说类型的区别，而是小说意义的评价，规范性远大于区别性，因此，甚至不惜打破类型的区隔(如历史小说和史诗—Epic，在卢卡其的观念中是无所区别的)，而刻意凸显某种能整体呈现当代社会各种面相的小说之价值。[4]就类型意义而言，卢卡其之说显然是未触及的。

在习惯上，中国意义下的历史小说，古代名之为传、志传、志、记、史、录等(1)基本上，这些字眼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明清讲史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27～90页)中，皆可轻易发现。下文所列书均见孙楷第此书。，基本上，这是援用史传的名称，而其间最重要的应是“演义”这个观念。“演义”一语，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周党传》，谓周党等人“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5]，所谓演义，即敷演义理，实际上代表了作者的主观思维。就历史小说而言，演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一是历史发展历程的普及，如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序》所云“以国史演为通俗”[6]；一是作者整体历史观的展示，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7]所谓的“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囤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就非常明白地表露了其所欲“演”的“义”，无非强调其教育意义及道德性。实际上，这与中国史学家编纂史书的目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称的“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8]以及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所称的“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9]，是若合符节的。

就题材而言，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趋势，是从时代的兴替发展成为英雄传奇的，前者以各朝各代名称领衔的小说为代表，如《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等皆是，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若干小说据史而创作；后者则如《孙庞斗智演义》《后七国志乐田演义》《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薛家将平西演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说岳全传》等均是。以朝代兴替为经纬，虽然是宏观式的，但仅能选择其间的大事——尤其是攸关政治良窳的政治、军事事件，作扼要的叙述，人物虽居单一事件的核心，但就整体而言，时过事迁，不免有如走马灯一般，轮转一回而已，格局逼仄，很难顾及细微的发展；以英雄传奇的一生为脉络，事实上是一种微观的处理方式，将朝代兴替中的某一关键人物，作放大镜式的描写，不仅呈现英雄的特殊丰采，更强调出英雄在当朝政局的关键地位。

无论是朝代兴替或英雄传奇，在传统中国意义下的历史小说，必然与“朝廷”此一权力的核心发生关联，因此，这无形中也限制了历史小说里人物的身分，在历史小说中，主要的人物必然是文臣武将、帝王后妃，而且攸关于当朝的政治状况，人物的传奇性远胜于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假如我们将历史视同为“事”，则传统历史小说的特色，藉金圣叹的话来说，就是“因文生事”：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0]

“事”既可以“生”(创造或虚构)，则不必强求其是否为历史之真实，换言之，当代的历史，并非历史小说家关注的焦点，即使历史小说饶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意味，可是此一知识却显得相当平面化与规律化，除了各朝各代不同的人物及事件有别外(史料不同)，整个历史走向充满了忠奸善恶斗争的道德评判，从作者的角度来说，透过小说的教育，毋宁道德教训是重于历史真实的。因此，我们在历史小说中经常发现颇为雷同的情节：君王庸懦→奸臣宦竖当道→忠臣力挽狂澜→英雄落难→贵人相助→创建功业→发迹变泰，尽管因历史时空之不同，其中饶有变化与错综(如三国鼎立，则分写魏、蜀、吴之帝王、英雄、将相)，而情节要素，泰半不离乎此。

不过，晚近的历史小说概念，已逐渐超脱了帝王将相式的窠臼，开始将注意力置放于足以纵横刻划出当代历史背景真象的某些“小人物”(相对于帝王将相而小)，这些人物，可以是历史上实有其人，也可以纯属虚构或藉用(如高阳所写的一系列《红楼梦》的历史小说)。这是历史小说的新发展，作者不仅企图叙述“事件”，更尝试藉“事件”钩绘出当代的种种样相，展示作者的历史诠释(2)以高阳为例，龚鹏程《历史小说的历史身分》曾谓：“高阳撰述‘历史小说’千万言，并不只在说故事而已，他屡云其史论及历史小说非常注意各朝代的中心势力。”(《古典文学》第13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67页)高阳娴熟历史，尤其精于清史，在著作中每能钩绘出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趋向，且充分流露出其历史观点。。

历史小说既牵涉到史，自然不免受到史实的限制，然而，何谓“历史的真实”，在认定上是有些困难的，尤其以近代的史学观点而论，史籍所记载的史事，是属真实，抑或仅仅是撰史者主观诠释下的历史，正不无讨论的余地。更何况，中国传统以来，正史、稗史相互杂揉、参照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假如说，历史果真与文学一样，其间免不了有虚构的成分，那么历史小说家实际上也可视同为史学家，只不过他们以小说的方式呈显其对历史的诠释而已。唯一不同的是，史学家可以从事件中虚构其因，不可能虚构人物，而历史小说家则主要藉虚构的人物(在此，所谓的虚构，不仅指作者创造出一个历史上所无的人物，也指在史上有名有姓有记载的人物身上，虚构其一生的传奇)来串演事件。历史事件必有其因与果，史学家“以果求因”，以个人的主观理解，寻求出此一“果”的各种合理解释；并且企图从各类型的事件中，归纳或探索出某种历史规律，透视事件背后的意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1]，正是企图在人道与天道的对峙形式中，从变化多端、难以遽断的事件中，归纳出个人生命的定位与历史进路的走向。历史事件中的“果”，可能是许多的“因”构成的，历史小说家事实上也是以个人的理解，为此“果”提出“因”，只是，这个“因”，可以允许是超乎历史之外的虚构人物或事件来缔造的。

历史小说之所以如此演化，得力于历史时空的固定性，作者一旦选择了某个时空，在尽可能的范围中，就应该严格遵循既有的时空秩序——包含了事件的因果关系、时空景物、人物观念等，才能产生似真的效果，达成“藉虚说实”的目的(3)这样的观点其实很接近卢卡其之说，不过最重要的区别是：当历史小说家时空处理失当甚或刻意扭曲原有的时空秩序，因而效果不佳时，我们只能说它是一部拙劣的作品，但是在分类上还是属于历史小说。。此一时空秩序中，在历史小说中允许穿插入原来未曾发生过的事件，但是却绝不容许变更原有的事件(尤其是“果”)，因此，尽管作者的主观意识无法认同真实历史的走向，因而充满了质疑，但却也不能妄施回天之力，予以改变。清人吕熊的《女仙外史》，深愤明成祖之靖难篡位，欲表彰建文从难诸烈士，故虚构出唐赛儿及志士拥戴建文起义的故事，虽自知“与正史相戾”，有心藉此“孚洽人心”“垂诸宇宙而不朽”，(4)《女仙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本)卷首，〈广州府太守叶尃田跋语〉。但是也不敢让原有可能推翻成祖的唐赛儿真正建立功业，而仅仅以成祖薨亡，草草收兵；罗贯中《三国演义》虽一直强调蜀为正统，理当平服三国归一统，但面对历史真实时，却也仅能归诿于“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12]，正基于遵循历史时空秩序的道理。

历史时空的约限，不仅在事件上，也在其整体呈显的世界图像中表现出来。历史小说都有一个固定的时空背景，此一背景，限制了其中人物的行为举止、思想观念及政教、社会制度，而这个时空是真实存在过的，不容许虚构，即此，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世界就完全不同。

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可以依附在历史上的某一定点，从而与历史联结，也可以超脱于历史，自足存在；不过，无论其与历史系联与否，整个世界都是经过“模拟”而虚构的。江湖世界自有江湖世界的规约，而此一规约是作者透过文类与读者发生的默契而建立的，不必接受现实或历史的干扰。因此，其间的人物可以堂而皇之地佩剑行游江湖，快意恩仇，无视于律法的限制；可以富裕于经济，不虞钱财上的困窘；一切的纠葛、恩怨，可以完全诉诸武力而解决；人性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可以简单归结于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且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些规约，事实上都与现实或历史相抵触，但是，读者却可无条件接受，因为，读者也很清楚理解，江湖世界是文学想象虚拟出来的世界——这是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最大区别。

武侠小说虚构的江湖世界，本质上是不存在的，除了少数读者因为个别的因素模糊了此一分际，误以为世间真有这么一个武侠天地，而发愤入山求道、拜师学艺，甚或径以社会黑帮为江湖，于其间行仁求义外，大多数阅读小说的人，都不至于信以为真，尤其是对于其间充满瑰丽想象，超乎人体极限的武功，于兴味盎然中，更多所质疑。历史小说则往往不然，历史真实的时空架构，以及作者运用历史事件的纯熟灵活，再加上作者藉虚说实的目的，就是在导引读者去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事实上，历史小说也经常造成读者的误信，尤其是实事部分援引过多时，如《三国演义》般，甚至取代了历史的真实，也不是罕见的(5)章学诚即曾指出：“《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士大夫有作故事用矣。”(见《丙辰杂记》)。

小说的真实性，可以加强其说服力，而小说的虚构性，则一方面可以让作者驰骋想象的空间，自抒机杼，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摆脱现实羁绊，恣意悠游。诚如清人金丰《说岳全传·序》所说，“从来创作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茍事事皆虚，则过于妄诞，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13]，从读者的角度而言，过于荒谬悠远的情节或人事，比较不容易让他们获得移情的阅读效果，尽管以武侠小说的江湖世界之完全属于虚构，如果远超情理，也难以获得认同。这点，我们从还珠楼主“剑仙式”的小说在现代武侠小说后继乏人，寖成绝响中，大抵可以察觉出来。因此，武侠小说的虚构，也必然需有若干的真实基础来支撑，此所以江湖不得不处处模拟现实之故。模拟现实，可以使读者在依稀疑似之间达到似真的效果，因而加强小说的感染力，而其妙莫过于将此现实凝聚于某个固定的时空背景中，于是，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在此即足以相互弥缝，“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13]的效果。

二、武侠与历史

武侠小说与历史，向来是连体或孪生的，盖小说创作，必然脱离不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既有时空，则与历史就无法脱离关系。当然，此处所谓的“历史”不必严格地约限在“曾经发生”的范畴中，而是指小说事件发生、开展到结束的时空，而就在这宽广的定位中，我们所说的曾经发生的历史(无论是正史、野史甚或虚构的事件)，就得以涉足其间。在传统侠义小说中，《水浒传》取北宋末年宋江、方腊的史事作开展，《七侠五义》以北宋仁宗在位的时空为背景，无论是写实或虚构，历史都在其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武侠小说肇兴以来，号称武侠开山之作的《江湖奇侠传》(1923)尽管神怪谬悠，但仍点出相当明确的时空背景，如其中脍炙人口的“火烧红莲寺”明确发生在清代，而“刺马”更取清末轰动一时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的历史事件作敷衍；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1932)，是剑仙传奇，所述往往非人间事，但一开首也点明了“康熙即位的第二年”，其他诸名家之作，如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1923)以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新疆回乱为背景、文公直的《碧血丹心大侠传》(1928)以明代名臣于谦前半生的事迹为经纬，而顾明道的《荒江女侠》(1928)虽未明言是何时代，但从书中人物的话语中，亦大抵可考知其为晚清无疑(6)书中袁彪慨叹︰满奴僭据中华，已有二百余年，没有把中国统治得富强与发达，反而丧师失地，败在碧眼儿手里；国势日弱，民生日艰，而东洋的木屐儿又是步步逼人，咄咄可畏，眼见得神州有陆沉之祸，有志之士私慨叹。，凡此，莫不斑斑可考出其时空背景，可见得武侠小说与历史关系之密切。

藉历史写英雄，所谓“时代考验英雄，英雄创造时代”，历史浑厚、磅礡的背景，正是英雄生命姿彩展现的最佳舞台。历史上的侠客，诚如荀悦《汉纪》所说，“三游之作，生于季世”[14]，所谓季世就是乱世——原有稳定的社会秩序遭到冲击与破坏，而代表公权力的法律已经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力的时期，而其最鲜明的表征就是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百业萧条、盗贼横行，且外患随着内忧荐臻而至。公权不彰，百姓无以聊生，故英雄、侠客得以个人魅力、权谋，行其所当行，而受到徒众的爱戴，啸聚而起。此正可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1864～1920)所说的“圣雄统治”(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 )(7)韦伯在《支配的类型》(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将合法的统治(Herrschaft)类型分为三种：理性的统治(legale Herrschaft )、传统的统治(traditionale Herrschaft)及圣雄的统治(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又译为卡里斯玛统治)。见康乐所译之中文版(台北：远流出版社，2001年)。参看，据雷蒙．艾宏(Raymond Aron，1905～1983)的解释：

圣雄统治则是基于对一个人的神圣性或英雄气魄或模范人格及其命令的一种狂热的献身。[15]

就英雄而言，其伟大的人格形象、行事风格，无疑就是一种典范，足以令众人自动归附。《韩非子》中说游侠“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16]，荀悦说游侠“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14]，也都正是此一模式的表征。《史记》中记载季布之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17]1118，大侠朱家，“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17]1319，尤其是郭解，“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可谓“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17]1319，1321；在《水浒传》中，武松入了十字坡张青所开的黑店，张青一闻其名，“纳头便拜”[18]519，李逵初见宋江，知其名“扑翻身躯便拜”[18]697，张顺“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扶危济困，仗义输财”，也一样“纳头便拜”，所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正是班固所说的，侠客“驰骛于闾里，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19]。此所以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以中世纪战乱最频仍、中国国势最荏弱的南北宋之际，写汉人与契丹人、金人、元人民族间争斗的《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其所塑造出的侠客形象如郭靖、杨过、张无忌、萧锋会备受瞩目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由于“武”字的约限(8)有关武侠小说中“武”字的关键意义，笔者另有《侠客叙事学导论之一——武篇》论述极详，此处不赘。，书中角色所使用的武器，尽管可以天马行空式地尽情想象虚构，但基本上仍须以“冷兵器”为原则，即便不得已非运用到“火器”(如金庸以明、清为背景小说中的火绳枪、古龙小说中常见的江南霹雳堂的火器)，也必须要加以节制，因此，武侠小说的时空背景，就也不得不选择火器未出现或者是仍在草创初期的“古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前)，否则，一旦有如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京师大侠大刀王五一样，空有一身好武艺、好本领，却丧身在洋人的枪弹之下，武侠小说中必须历尽艰苦、数十年磨砺以俟的武功，就将完全被颠覆，变成一曲挽歌了(9)有关“武功”与现代火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旅美华裔作家张北海所写的《侠隐》(2007)中颇有述及，参见拙文《侠之挽歌——评张北海〈侠隐〉》一文。。既是古代，则所谓的“历史”，无论是据史追摹或向壁虚构，自然就全面渗透入武侠之中了。

三、武侠如何援用历史

武侠小说之援用历史，最常见的手法是将历史当作是武侠小说故事经纬中的时空背景，如《蜀山剑侠传》虽一开首即明言“康熙即位的第二年”，而书中故事情节，与康熙一代的史事，完全无关；司马翎《饮马黄河》中的主角朱隆基，作者已暗示其当为朱氏贵冑，但全书也完全与明代史事不相牵连。类似的情况极为普遍，一般武侠小说中可以说俯拾皆是，尤其是台湾自1959年“暴雨项目”后许多饶具“去历史化”特色的武侠小说，更是连何朝何代都不必明标，只依稀恍惚地让读者知道书中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与当代、现代邈相悬绝，而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古代，即算能事毕矣，历史，在这类武侠作品中，是无所用其武之地的。

武侠可以与历史毫不相关，作者正可以藉此发挥其洸洋纵恣的想象力，去营造一个“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江湖世界，将社会上人际关系间所有的爱恨情仇、利害冲突、人性挣扎、善恶报应，透过虚构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加以描绘，也未尝不能成为优秀的作品，台湾武侠作家古龙的一系列作品的成就，正是绝佳的证明。而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唯一特异、不明说时代的《笑傲江湖》，藉《葵花宝典》《辟邪剑谱》象征权力的顶峰，而影射“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的政治斗争之惨酷，却也因其不具任何历史背景，反而意外地能超脱一时一代的局限，成为更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真理，其高度、广度与深度，都是有目共睹的。

武侠固然可以与历史分道扬镳，但亦未尝不能援用历史，“化实为虚”或者是“虚实相生”，藉历史浑厚、磅薄的力道，为小说生色。武侠小说的开展性极强，可谓是“文备众体”的，举凡通俗小说中重要的门类，如言情、侦探、科幻，乃至历史，都可以在其中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历史如前所述与武侠之间的契合，则更是武侠作家所不会轻易放弃耕耘的一块畦圃。

纵观历来的武侠小说，其援取历史的径路，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端︰

(1)取历史上的某一人物为主角，陪衬若干虚构的人物，而展现整体具有历史脉络的武侠故事。如文公直的《碧血丹青大侠传》(1928)系列，以于谦早年经历为经纬，将明朝英宗年间诸子争夺、群臣倾轧、外患逼凌的朝廷乱象一一带出，而细写于谦一生爱民忠君的悃诚，颇类于写历史小说，而其间飞霞道人、大通尼、同颖、丈身和尚、张三丰等武林异人的出现，跨足于武侠，在战阵之间发挥效用，反而成为拱月的众星；又如台湾早期作家成铁吾的《年羹尧新传》，以清朝雍正初年的名将年羹尧为主线，将他摹写成忍辱负重、别有忧心的反清复明志士，而尽力反衬雍正心思之奸险、手段之残毒，尽管穿插不少虚构的人物，却历史味浓而武侠氛减。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则以清代乾隆、嘉庆间屡立战功的福将杨遇春为主角，写其与令弟杨逢春从习成武艺、投身官军，与白莲教徒众冲突，到最后助朝廷平服苗、回之乱为止的经历。与文公直稍有不同的是，书中固然亦不乏历史人物如白莲教首冷天禄，但虚构的人物与事件之地位更为重要，这点我们看书中将冷天禄改名为冷田禄，而让他与杨遇春多了层同门师兄弟相龃龉的纠葛，且刻意穿插杨遇春与叶倩霞的情爱、冷田禄与田红英的奸情中，可以窥出两种不同的表现模式。台湾新生代作家施达乐，以《小猫》一书，摹写台湾抗日英雄林少猫的传奇，林少猫固然载籍有录，但资料极少，传说纷纭，毕竟仍与虚构为多，又别算一支。

(2)取历史上某一朝的史事为背景，而以虚构人物为主角，尽管在故事中可能穿插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多数还是以点缀为主，如金庸《射雕英雄传》虽出现过历史上声名赫赫的成吉思汗，也对此一代豪雄有不少的着墨，但重心显然不像历史小说般在陈述他一生的伟大事功，而在摹写一个汉族的武林高手郭靖在面对如此一位异族英主之时，心中所感所受及其后续的行动，以成吉思汗攻打花喇子模一役为例，此役一则在凸显郭靖“不忘深恩”的侠客行径，二则在藉黄蓉暗中为郭靖谋划兵法，展现郭黄二人悃款的深情，为后来郭靖拒当金刀驸马作铺垫，而三来最重要的是藉母亲李萍之自戕，凸显一个汉族侠客，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能忝事异族做“卖国奸贼”的风范与节概。无疑，成吉斯汗只是陪衬的地位(宾)，郭靖才是主体(主)。而《鹿鼎记》中，尽管依史铺叙出康熙一朝从擒服鳌拜、弭定三籓、收复台湾到议和俄罗斯等事功，而穿针引线，实际上着墨的却是大缘巧合、误打误撞的虚构人物韦小宝。

(3)取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为背景，如明末清初，或清朝初年，划出一个轮廓，凸显此一时期中的某些特色，如明清之际政治的腐败、明清之间异族的抗争等，而让虚构的侠客在乱世之际，得以伸张正义或者坚持民族信念。如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以清初为背景，虚构吕四娘、冯瑛、冯琳三位女性侠客，抱持汉贼不两立的民族信念，而与象征残酷暴虐的清朝雍正皇帝作殊死斗争，最终吕四娘以飞剑斩了雍正的人头。台湾作家独孤红，则最擅长以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背景，摹写虚构的反清志士如何与朝廷周旋，暗中擘划复明大业的故事。而其代表作《大明英烈传》则以明末史事为背景，藉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曲折委婉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轮廓，于中凸显了忠义的精神，藉虚构的李德威，写出一个志士仁人在家国危难之际，戮力于国事，却只手难以回天的辛酸与悲哀。

(4)取历史中的某一个时期为粉底，而虚构出一个历史上所未曾有朝代，凭空想象出一个“假时代的大历史”，而让虚构的侠客在其间纵恣徜徉，挥洒其英风与豪气，如台湾新生代作家孙晓的未完成之作《英雄志》，以明代英宗、景帝的“夺门之变”为粉底，酿造出一个虚构的武英与景泰两朝，而凸显“观海云远”四位时代英雄具有史诗悲壮意味的一生奋斗历程，既有历史的磅薄感(因为整个时代的规制及现象几乎都是明代英宗、景帝的缩影，而怒苍山一脉显然就是影射稍后的李自成)，更有对政治机心的深入摹画，虽非历史，却无处不是历史，自也应当算是一种新颖的援用。

四、史事、史观及史识

武侠小说欲与历史作结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牵涉到作者的史事的选择、史观、“史识”(包括知识与见识)及历史运用技巧种种问题。

史事的选择，牵涉到小说中侠客活动的大历史背景及舞台，诚如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雨图〉》所说，“乱世天教重游侠，忍甘枯槁老荒邱”，乱世正是孕育侠客的温床，社会腐败、朝纲紊乱、秩序解体、外患陵藉的时代，无疑就是英雄侠客展现英风豪气、睥睨当世的最佳时机。因此，多数有意识藉历史写武侠的作家，都绝不会轻易放过，其中易代之际是最受青睐的时期。这点，我们从正史中所载录的侠客，也多半诞生于这样时代的状况可以获得旁证[20]，其中两宋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是最为常见的；而明清两朝，明代因政治的窳败、阉宦权奸的逆乱、盗贼的横行，清代因满汉间、中外间的民族抗争频仍，再加上太平天国、捻乱、回变、拳民的纷扰，无疑也是众多武侠小说乐意援取的时段。从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之选取“刺马案”而下，一直到最近重出江湖的上官鼎《王道剑》选取明惠帝、明成祖的叔侄之争，迤逦而下，几乎没有一个时期不是武侠小说可以挥洒的时空。

在此，作家对某段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观点，无疑左右了整个小说的走向及侠客形象的描绘，而这些观点，又往往因时代的易变及作者的立场，展现出歧突与多变的现象。时代易变的例子，如清代中晚期所写的《圣朝鼎盛万年清》中，以清朝子民立场歌诵乾隆皇帝的圣明，而极力贬抑方世玉、胡惠干等人为乱贼；而民国肇建之后，以我是山人为代表的一系列叙写所谓“洪门五祖”反清事迹的广派武侠，则持论刚好相反，将方世玉、胡惠干、洪熙官视为民族英雄，其间的关键，正在于朝代的更替，致使对同一人物的描绘截然相反。作家的立场，通常与其思想、身分，乃至地域有关，梁羽生是左派思维极浓的武侠作家，在他笔下，凡是所谓的“统治阶级”以及相关的人物，都属负面形象，且极为强调满汉之别、民族大义，故对清代各朝帝王皆无好评；而台湾作家郎红浣，则因自己身为旗人，故描写清代帝王官属及相关人物，则亦多所揄扬，对民族主义颇不措意；台湾另一位作家独孤红则介于两者之间，虽颇着力叙写反清复明的侠客传奇，强调“汉族世胄、先朝忠义遗民”，但对民族大义，却又有另番见解，对清代的帝王及相关人物，还能从正面的角度予以部分的肯定——这显然是受台湾地区自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史观与大陆明显歧异有关(10)这点，我们从台湾武侠作家对“流寇”“白莲教”“义和团”皆持负面看法，且对康雍乾三朝政治状况多所肯定中可以看出。这是极有讨论意义的课题，但非本文所能全面阐论，姑待未来再为文细论。。

历史知识是欲援取史事入小说的基本要求，知识的多寡，左右了所描摹的史实之确切与否，尽管小说纯属虚构，未必非真不可，但总不能悖离史实，在此，深厚扎实的历史知识，以及广搜普求相关数据的努力，起了重要的影响力，基本上，多数的武侠小说作家在历史知识上，很少出现违逆史实的现象。

史识，自刘知几《史通》以来，历章学诚、梁启超，都有所论列，章学诚谓“去断以为识”[21]，主要的是指对史料真伪的鉴别及史事的论评上而说；梁启超则以“对历史的洞察力”[22]为史识，则进一步提出对有关史事背后原因的洞察。不过，此处本人所强调的主要指自史观而衍生出来的对历史的诠释。小说家不同于历史学家，虚构的小说体式，当然也不是严谨的历史论著，因此，多数的武侠小说家，有时会针对历史发挥各种可能的想象，毕竟不是在写历史，“去断”之间，纯凭自由心证，取其情理上之可能，而不必有历史的根据，如成铁吾《年羹尧新传》中的年羹尧，我们从历史上相关的记载中，是绝无可能导出如书中所叙的年羹尧会是反清志士潜伏于清廷的暗桩，是“欲将以有为也”的重要关键人物，但小说中虚构的年羹尧“未尝不可能”就是如此。尽管如金庸在武侠与历史的结合上，备受赞誉，且从早期《书剑恩仇录》中对满汉间的壁垒森严，到《天龙八部》开始质疑所谓民族主义的意义，到《鹿鼎记》企图以韦小宝的亲生父亲“模棱五可”的来历，消泯、淡化民族主义的问题，可谓在某一程度上具备了历史学家所称的史识，但他毕竟不是历史学家，只可能有点上的突破或省思，而无法企及整个对历史问题的全面观照，且很明显地也志不在此。武侠小说家所擅长的是从历史中变幻挪移，凸显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及可能更进一步思索的人性问题，史识非其所“急”与所“及”，大多数是取某一历史上学界已有的成说，加以转换、改易，而虚构故事。如金庸《鹿鼎记》中康熙擒服鳌拜的一段历史，能写得如此有声有色，多半还是从清人姚袁之的《竹叶亭杂记》而来，并参照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而脍炙人口的“明教”，则显然是从30年代如吴晗的《朱元璋传》所提及的“食菜事魔”的明教来历所引申发挥的，而居然影响到后来许多作家的相关写作(如上官鼎的《王道剑》所叙述的明教，几乎就等如是金庸小说的延伸或翻版)，究其实情，实与历史相绝甚远，但却足以在他所笔下虚构的武侠世界中成为典范。

武侠小说家对历史的认识有深有浅，观念或左或右，都不会影响到固有的历史脉络，当然更未必会因其观点之新颖或守旧，而决定其作品成就之高下。诚如倪匡所说的“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23]，这是金庸之所长，也是武侠小说所乐于致力追求、营造的。这就牵涉到了如何运用历史的问题。

武侠小说将背景置于古代，是一望而可知的，但中国历史如是漫长，各朝各代的名物制度、社会状况、生活习惯，乃至水路交通、城市疆宇，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如果生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自然也就该相应于书中预设的时空背景，但很明显的，除了极少数的作家外，在他们驰骋快意的武侠世界中，是很少有人去注意到“古代”这个理应厘清的实际背景问题。在多数武侠家的笔下，基本上，只有不是很明显的“现代”，那大抵上就可以算是“古代”了，而此一“古代”，通常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武侠作家有时可以被允许将现代的某些观念，灌注在小说里古代的人物身上，如金庸的《碧血剑》，大可以用现代人的角度去塑造一个虚构的袁承志，让他摆脱开当时仍然是金科玉律、牢不可破的君臣伦理，而矢志欲寻崇祯皇帝复仇(11)也就在这点上，金庸展现了他武侠小说与台湾作家不同的趋向，以台湾作家墨余生以明代于谦于“夺门之变”死后为背景的故事《琼海腾蛟》为例，书中于谦的两个遗孤于志强、于志敏，自始至终从未表现出他们对英宗的不满，而将矛头指向英宗下面操弄政权的奸宦曹吉祥、石亨，且一心为国，铲剿了阴结境外势力的“赤身魔教”。，而未必会让人觉得不妥，但如果让《鹿鼎记》中一开首出现的大儒还是作明代衣冠的话，恐怕就会引起许多的质疑。(12)类似的例子，如身居南宋时代的黄蓉大唱元曲《山坡羊》，就引起很多质疑与讨论。但是，这只是大范围出错的问题，容易被发现，也容易修订，甚至也容易自圆其说——谁能说袁承志就绝对不可能是当时的异类，而有横扫俗流的观念？而谁又能断定《山坡羊》这个曲子，是非要到元代的时候才有的呢？但是，在更细微的背景描绘中，如一位侠客投宿旅舍，究竟该用什么货币结账？是纸币？是银两？还是铜钱？非但一般作家未曾去细加描摹、分辨，即便读者，也未必会察觉其中应有的不同。武侠小说所摹写的古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这就是书中人物与其时代环境，尤其是生活环境的脱节。金庸笔下的南北两宋、元、明乃至清朝，除了服饰因民族的差异会特别斟酌外，整个社会几乎是浑然无别的，武侠小说着墨的重点是侠客的英风与豪气，而不在于市井百姓的生活情境。甚少有作家真的能够将侠客行止与当代社会生活绾结为一，同时兼顾着侠客展现生命的舞台的相应情境，且能以复古的方式，作逼真的写实。

武侠小说作家毕竟不是历史学家，即便其中有若干作家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且因腹笥充盈、见识广博，甚至如云中岳，听说还曾在大学讲堂上讲授过《明史》的课，故运用起历史，颇有得心应手之妙；但还是无法与专门名家相提并论，最多只能藉用学者的成说或偶尔的“发明”，铺叙成文。如金庸之写明教，显是受到吴晗《朱元璋传·明教与大明帝国》的启发，但其中舛误，还是一望而知，如林悟殊就指出金庸将明教与拜火教牵合为一之误，且强调吴晗论点上的错谬，他强调：

无疑，金庸氏写这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时，确曾研读过有关明教的一些传统学术著作，也曾参考过与明教有涉的其他一些民间秘密宗教的史籍，并利用其中一些数据作为其小说的素材。因此，在金庸的这部著名小说中，其所描述的明教徒及其活动状况，不无历史的真实背影。但是，武侠小说到底是武侠小说，其毕竟不是历史著作，金庸笔下的明教与历史上真实的明教当然也有距离。[24]

事实上，此一距离可大可小，武侠小说家藉史发挥，只要就文本而言具合理性，而又不太悖离史实，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读者尽管会因阅读小说而可能缺乏独立思辨的能力，误将小说等同于历史，就不是作者所能兼顾的了。换句话说，武侠小说家关注的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历史如何能为我所用”的问题。

即此，我们不妨以金庸、云中岳及孙晓为实例，作相关的介绍及探讨。

五、金庸小说的历史“虚”与“实”

在众多武侠小说中，金庸的武侠小说是援引历史入武侠的典范，我们不妨以金庸为出发点，探讨通俗小说中武侠与历史的整合可能。

读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大抵都能在他的作品中体会到相当深浓的历史感，一方面，这可从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显出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背景而感受到，其中尤以《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等七部书最为明显。《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三部曲》则从南宋之宋、金对峙，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并起的初期，《碧血剑》写明末流寇倡乱、清人入关，《鹿鼎记》叙康熙一朝盛事，《书剑恩仇录》则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虽然以虚构为主，但是正史、野史、轶闻，相互参杂，主脉朗显，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这也得力于作者在正文中随处附加的注文、按语和楔子，如《天龙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释名》，就在解说完《天龙八部》书名之由来后，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在“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25]有时候，作者更不惜长篇大论，引述史料，加强其历史真实感，如《鹿鼎记》中有关吴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语方式，增录了《聊斋志异》和《孤剩》的记载，详述构思过程，并引介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之诗，篇幅长达三千余字，有如学术论文[26]37，40～44。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其中尤其是《鹿鼎记》，连金庸自己都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27]后记；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中有关历史部分的可靠与翔实，甚至也博得了专门史家的赞赏(13)如晁华山曾致函金庸，称许其《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的阐述和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见《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0日第八版头条，转引自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6～17页。不过，实际上金庸对明教的摹写，还是多有舛误，见前引林悟殊之文。。当然，我们也无须过分夸大金庸在史学上的识见与修养是如何的精深闳博，事实上，在武侠小说家中，郎红浣、成铁吾、独孤红之娴熟于清史，云中岳之熟稔于明代典章制度，即未必逊色于金庸。只是，诚如倪匡所说的“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23]，套句王国维的话，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运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27]，金庸出神入化、虚实相生的笔法，委实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即此，我们不妨略加探讨，以窥一斑。

1.藉历史写武侠

基本上，历史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一个明确的大背景，除了《白马啸西风》《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之外，金庸都明白勾勒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当作书中人物活动的舞台，很明显采取“藉历史写武侠”的形式，尤其擅长于以历史为引首，逐渐带入正文。如《碧血剑》一开首，远从明成祖时渤泥国来朝叙起，带引出福建漳州张氏与渤泥国的关系；再由张氏后嗣张朝唐回籍应试，一路上所逢所遇，细细摹写明末乱象，然后才引领出书中主人翁袁承志，开启正文。在这一段落中，有史料，有批注，诚如陈墨所云，“不仅不像是武侠小说，甚至也不像是历史小说，而干脆是历史资料”[28]11；再如《鹿鼎记》一书，第一回藉吕留良、黄宗羲、顾炎武三大学者，带出康熙初年的文字狱(庄廷鑨《明史》案)，几乎将此狱的源流，依据史实，原原本本，和盘托出，其后则点染出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近南，再又调拨场景，叙及扬州的韦小宝，“的确不像是武侠小说而像是道地道地的历史小说”[28]25。这两部书的引首，由于其引据确凿，故翔实可信，无形中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

不过，金庸“藉历史写武侠”的作用却不仅仅在此一似真的效果，《碧血剑》藉仰慕天朝文化，一心向往上国风光的张朝唐作反讽，牵引出明末官匪不分、宦官横行，君主昏庸、长城崩毁的乱象，事实上是企图勾绘出一时代的动乱场景，以便让笔下的英雄人物袁承志、夏雪宜(隐性的)等得以尽展所长；而《鹿鼎记》则藉文字狱点染出鳌拜的专横，使书中的两大主角韦小宝与康熙得以崭露头角，各自开创出其一生的“事业”。换句话说，历史是金庸刻意渲染出来的大背景，英雄人物才是他所关注的焦点。《射雕英雄传》写郭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神雕侠侣》写杨过与小龙女突破礼教罗网的恋情，《倚天屠龙记》写张无忌一生的历练，《天龙八部》写乔峰的悲壮、段誉的痴狂、虚竹的奇遇，其间固然牵涉到若干“史事”，如从南宋迄明初的时代大背景，从蒙古崛起到宋金和战、宋元对峙、元蒙一统到元末群雄并起等，书中巧妙地利用历史的重大事件为场景，凸显出乱世豪侠的风发意气，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曾谓“乱世天教重游侠，忍甘枯槁老荒邱”，以纪纲紊乱、盗贼横起、民族攻并的背景为侠客仗剑行游的时空场域，毫无疑问更能凸显侠客的英风与侠气。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最擅长的处理方式。

2.虚实相生的笔致

大要而言，历史属实，小说为虚，尤其是武侠小说的江湖场景，更是纯属虚构，如何虚实相生、妙造天然，往往是最能考验作者功力的部分。金庸的武侠小说，尽管以虚构的人物与事件为主，但是却大量穿插了当代中真实的人与事，以《鹿鼎记》为例，从康熙皇帝而下，举凡朝廷大臣、疆吏良将、学者诗人、流寇藩镇、英雄美人、秘密社会，乃至于南明王臣、外邦领袖，林林总总，斑斑可考者“当超过百人”[28]24；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从《明史》文字狱、擒黜鳌拜、顺治出家，到三藩之乱、施琅克台、中俄交涉，甚至俄罗斯内乱，举凡康熙亲政前后所发生的大事，也无不载诸史册。虚构的情节中穿插实事，自然容易使情节更逼真可靠，但是于虚实之际如何拿捏分寸，达到“情景造极”(14)“情景造极”一语，是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出的小说美学观点，其文云：“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所谓情景造极，指的是无论是虚是实，均须视小说情节与人物的合理安排而设计。的艺术效果，则又是作家的一大考验。

在此，金庸以虚实相生的笔法，为情景造极作了最佳的诠释。在这里，我们可以《鹿鼎记》中刺杀鳌拜的事件来作说明。

鳌拜之事，据《清史稿·圣祖本纪》所载，“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棓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29]，乃实有其事。就历史事实而言，满洲人尚勇习武，康熙以此机阱引鳌拜入瓮，且后来援为定制，于情于理皆合，唯就鳌拜而言，眼见康熙挑选年少有力的骁勇入宫护卫，而不起疑心，未免失之不察。如果据史而述，则韦小宝与康熙所面对的不过一粗勇武夫，委实不能藉此生色。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则云：“玄烨居宫中，每选小儿善扑者戏于前，鳌拜以玄烨童心好弄，益轻侮不介意。至是入见，遂为所擒。”[30]姚元之改“侍卫”为“小儿”，显然已兼顾到鳌拜的心理反应。金庸则取二说融合为一，一方面援据史实，一方面因韦小宝伪为太监，故又以“小太监”落实“小儿”，而于避免激起鳌拜之疑处，多所强调(如不令小太监得知机密、于搏斗过程中屡屡暗示为“游戏”等)，不但于小说情节、人物性格多方顾及，且于紧张中饶富趣味，可谓是一次虚实相生的佳例。

3.其虚若实

小说虽属虚构，然而却以其情景造极的艺术效果，使读者徜徉其间，而不觉其假，金庸小说藉虚实相生的笔法，却又往往令人信以为真，例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1687)之事，清廷的主导人物原为内大臣索额图及一等公佟国纲，索额图于签约过程中屡持坚议，折冲樽俎之功，彪炳史册，这是真事；而金庸以韦小宝一虚构的人物，夹杂其间，遂令索、佟二人，退居次位，俨然成为最关键的人物，这属虚构。但是，由于作者花费了甚多的笔墨，显扬韦小宝功绩，从以“白龙水炮”攻夺雅克萨城、藤牌军大破俄军，到蛮横强硬，随意圈图、仿效群英会蒋干中计之策，一直到最后签定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几乎完全在看韦小宝一个人表演；最妙的是，金庸于书中引据了真实的史料《俄皇覆康熙书》(15)此书信原无定名，姑且命为《俄皇覆康熙书》，事实上，金庸所引述的文字，来自于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757页。而此文只是萧氏檃括大意而写，并非据实翻译。，却在末尾，附加了一段“上国大臣韦小宝阁下”[26]2011-2012以下的段落，以假当真，虽难免历史学家鱼目混珠之讥，但就文学效果而言，却深具“其虚若实”之妙。其虚若实，正是金庸运用历史于小说中的神来之笔，相信许多读者读到此处时，多半也会在沉重的历史负载下，无暇细分其真伪吧？另外，《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的设计，也具有此一效果。

张三丰是一个极富传奇性的人物，在历史上，以“张三ㄈㄥ(峰、丰、丰)”为名的人有好几位，时间从北宋末至清中叶都有(16)关于各朝之“张三ㄈㄥ”，参见黄兆汉《明代道士张三丰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28～33页。。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道士身分，至于懂不懂武功则说法各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基本上是以《明史·方伎传》的张邋遢(《传》中云其名君宝，以三丰为号，即与《倚天》同)为蓝本，但是，这位张三丰据史载并不具武功，反而是宋代的“张三峰”，据清初黄宗羲、黄百家父子及王士祯的说法，才是所谓“内家拳”的创始者(17)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南雷文定前集》卷八，台北：世界书局，1964年)、黄百家《内家拳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均持此说，但黄氏父子对张三峰武学的来历，却有不同说法。。早在民初，历史上名为“张三ㄈㄥ”的几位，就已经混淆不清，“张三丰为内家拳祖师”的说法普遍流传。金庸在此传说的基础上，因为明代的张三丰开观武当，遂神妙其说，将张三丰塑造成为以“内家”见长的武学宗师，而对于太极拳的创发，取道家养生练气、坐忘心斋之学理，多所著墨；同时，又撷取了时代远后于张三丰的张松溪(18)张松溪为明人，其人事见雍正年间所修的《宁波府志·张松溪传》。，列为武当七侠之一，虚虚实实，使人完全忘记所谓的“内家拳”其实与“太极拳”诸多乖舛之处(19)据黄百家《内家拳法》所载，今传“太极拳”中往往犯了其“迟缓”“双手齐出”的病法。。从此，武侠小说中的武当“内家”一派，与少林“外家”并列为二，半分天下，尽管虚构，却让人深信不疑。

事实上，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也足以令人产生其虚若实的效果。就一般而论，江湖是模拟现实而设计的，不过却独立自足于现实之外，此所以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绝少与朝廷(及代表朝廷的律法)产生联系。江湖尽管风波屡起，尔虞我诈，免不了人性的试炼与角斗；但是，相对于权力倾轧中心的朝廷，无疑是单纯得多了。在中国官场上，失意政客或落魄文人往往选择江湖为全身远害的歇息处，美其名为退隐江湖；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在历经诸多磨难后，自纷纷扰扰的江湖权力斗争中超脱而出，悠游林泉，如令狐冲之偕任盈盈归隐梅庄，也称为退隐江湖。此二江湖名同而实不同，其分别在金庸设计予《笑傲江湖》大场景的“江湖”，实际上根本就是在影射现实或朝廷。在此书中，“江湖”与“朝廷”的意义，形成一个大逆转，虚拟的朝廷，反而成为全身远害的江湖；而实写的江湖，才是真正权力倾轧核心的朝廷！书中藉刘正风金盆洗手为隐喻，写刘正风为逃避权力斗争，追寻艺术生命，成全朋友交谊的苦心，居然是“今日金盆洗手，想要遍告天下同道，刘某从此退出武林，再也不与闻江湖上的恩怨仇杀，只盼置身事外，免受牵连。去捐了个芝麻绿豆大的武官来做做，原是自污，以求掩人耳目”[31]，刘正风一如古人，为全身远害，居然选择了朝廷为避秦之地，但却仍然逃躲不过江湖上的恩怨仇杀，武侠小说虚拟的江湖世界，原来一如朝廷现实般的残酷，究竟何处才是真正风平浪静，能让与世无争者安顿生命的所在？事实上，整部《笑傲江湖》的书名，就是一个深沉的讽刺，权力斗争的阴影，如天罗地网般层层缠绕，令狐冲即使归隐，恐怕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此书中，金庸其虚若实的纯熟技巧，让人不免心惊魄颤。

4.金庸的历史癖

从金庸的小说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金庸的历史癖，金庸娴熟书史，既藉历史写武侠，自然也不会放过在传述信史的过程中，展现他的史识。此一史识，主要展露于他对历史真象的认知，如有关摩尼教的叙述，如前所述，其精熟的程度，甚至足以博得历史、考古学家的赞誉(20)如晁华山曾致函金庸，称许其《倚天屠龙记》中对摩尼教的阐述和教规、习惯的描写，“真是难得的准确”，见《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0日第八版头条，转引自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6～17页。。同时，他以个人的观察点出发，断定明教之式微，应是朱元璋基于权位考虑，进而鸟尽弓藏所造成的，也不妨看成是一种史识。不过，显然金庸在此藉用明教，并不是企图提出他对明教的评价或导引读者去认识明教的发展始末，甚至也无意藉此情节说明类似政治险恶、为政者不良的道理，只是随文提点，满足其历史癖而已。

金庸的历史癖于晚年的修订本中逐渐加深，除了在可以寻找到任何历史证据之处，随时以各种夹注说明外，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将具体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1963年香港武史出版社)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佑、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远景版第7～8页)等语；旧版《射雕英雄传》(1958年3月，台湾莫愁书局版，题为《萍踪侠影录》，作者署绿文)中，原仅“山外青山楼外楼”一诗引首，略叙其历史背景，而修订版中则改以“张十五说书”引领，带出当时宋、金间的局势，很显然也是在历史癖下增删的(21)金庸旧版与修订版的优劣如何，尚可进一步分析讨论，此处无意针对这点发表意见，倪匡曾表示过他较喜欢旧版(《我看金庸小说》，23页)，是从情感的流露上着眼的。金庸的修订版中，事实上也有很多值得称道处，如《鹿鼎记》中，韦小宝向茅十八说明初开国四王，旧本明明写出“岐阳王李文英、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黔宁王沐英”之名(台北：南琪出版社， 《神武门》，题司马翎作，第3册，1977年，21页)，说来有如饱学宿儒，头头是道，但是却与韦小宝的出身不符，修订本则不仅删除四王之封，更加上“其实他自己也根本记不起这六王封的是什么王”(远景版第1册，88页)，如此更能符合韦小宝市井之徒、不学无术，而又喜以大言欺人的性格。不过，个人认为，在讨论金庸作品的艺术成就时，应以修订版为据；但欲勾勒出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并以之与其它作家比较时，则应以旧版为主。。此外，《碧血剑》中，金庸将原来的引首人物侯朝宗(香港三民图书公司，年代不详)，改换为渤泥国的张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也是同样情形下的产物。

文学作品，如金庸一般以大量的史料、注脚、夹注、说明充斥其间的，金庸小说算是绝无仅有。读者不妨激赏，不妨赞叹，但是却不能将此视为其作品的一部分，从而误认为这是一种高超的表现方式。诚如陈墨对《碧血剑》的批评，“作者过多地关注历史和历史人物，固然使我们谈‘史’时眉飞色舞，但小说本身却不免要大受影响”[28]11，金庸是在写武侠小说，不是在写历史，同时，显然也不在于写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在陈述历史事件的始末，事实上更无意藉此诠释历史，展示自己的历史观点，在此，也与历史小说分道扬镳，而成为英雄传奇的武侠小说。

实际上，欲藉小说呈显个人观点，说明某种道理，是各类型小说中常见的笔法，不必非取材于历史不可，如金庸的《笑傲江湖》，刻意模糊背景，藉“葵花宝典”“避邪剑谱”及“五岳盟主”的争夺，展现“权力争斗”中的无情与狠辣，同样让读者懔栗于心。可是，一旦以史事为背景，若未针对此一史事发挥其“理”，就不属历史小说，其意也不在写历史，这是非常明显的。

不过，具历史癖的金庸，似乎并未察觉出自身的问题，以其封笔之作《鹿鼎记》而言，金庸颇沾沾于“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之语，事实上是混淆了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界限，甚至，笔者颇疑于金庸如此的说法，大有视武侠小说为“次级文类”之嫌。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鹿鼎记》都是武侠小说，只是它是藉历史写武侠的经典之作而已。在此，我们不妨略作辨析。

《鹿鼎记》藉韦小宝一人的经历，系联出康熙时期的诸多大事，如康熙杀鳌拜以稳固政局、削平三藩、签定尼布楚条约、攻克台湾，这都可算是康熙朝的盛事。不过，历史小说叙写事件，乃是以事件为核心，举凡与此事件牵合的重要人物，都必须上场，以削三藩为例，自然不能不将耿、尚二藩叙及；而《鹿鼎记》则是以韦小宝为中心，只在与韦小宝有关的情形下，诸人才能登场。历史人物在《鹿鼎记》中只是韦小宝的陪衬，藉以相形韦小宝的性格行径与英雄事业而已。因此，在历史因果关系中，韦小宝成为唯一或最重要的“因”，没有韦小宝，鳌拜不可能被铲除；没有韦小宝，吴三桂不会贸然发难；没有韦小宝，施琅不可能攻克台湾；没有韦小宝，《尼布楚条约》不可能签定……。然而，这个缔造所有之“果”的“因”，却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这是典型的英雄传奇，只是藉历史为陪衬而已。

《鹿鼎记》藉韦小宝串联朝廷与江湖，而实际上的动力还是在江湖，即使在韦小宝入宫之初，整个场景是在朝廷之上，可是连康熙在内，其性格还是属于江湖草莽的，属于武侠的，康熙与韦小宝从初识到莫逆，是藉武功(打架、学武)，铲除鳌拜是用武功，破除假太后阴谋是用江湖手段，……即便是韦小宝根本不学无术，无武无艺，但是既置身于江湖场域之中，韦小宝就不得不“稍识武艺”，必要从海大富、陈近南、九难，甚至澄观身上，初窥武功门径；姑不论“美人三招”“英雄三招”的确曾经发挥功效，就是韦小宝的“神行百变”“宝刃”“护身宝衣”的设计，也是因应于险恶的江湖而不得不具备的，非如此，不足以显出书中众多武林人物的存在意义；而也正因如此，《鹿鼎记》终究是武侠小说而非历史小说。

5.历史整合的前景与限制

以武侠小说而言，历史的因果关系，在金庸笔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展，金庸尽管看起来是处处黏附史实，甚至不惜引据史料以证明其所涉及的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就小说而言，只要能掌握其“果”，则“因”的设计，大可海阔天空，自由翱翔，初不必因其是否合乎史实而增损其价值。这是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也是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分野。在此，金庸以其作品，为武侠小说之援引历史作了相当成功的示范。

不过，由于历史人物是个真实的存在，小说家藉历史人物开展整部小说的格局时，是否可以完全不受限制，任意臧否？金庸的历史癖，可能在这一方面露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金庸的历史癖十足，可是在小说中实际上往往忽略了真实与虚构的分际，以《鹿鼎记》中的建宁公主为例，金庸以按语谓“建宁公主其实是清太宗之女，顺治之妹。建宁长公主的封号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顺治的女儿和硕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鳌拜之侄。但稗官小说不求实事与正史相合，学者通人不必深究”[26]847，金庸的历史癖于此显露无遗，但也往往自相矛盾，混淆了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以建宁公主而言，事实上最适当的定位就是“纯属虚构”，盖因书中的建宁公主，未婚前即已不守妇道，且又分明有性虐待的癖好，自当与历史上实有的建宁公主区别开来(小说中当然不妨有另一个虚构且名为建宁公主的角色)，但金庸为了满足其历史癖，反而刻意强调其虚构的建宁公主的历史性，牛头驴嘴，不免自乱阵脚。如硬要与史上的建宁公主相符，则此一满清公主之能否下嫁韦小宝，不仅令人滋疑，且与史实不符，何况更牵涉到私德问题，原无必要作此澄清，径视之为一虚构的建宁公主即可。

在此，我们实际上可以讨论小说中对历史人物的虚构程度。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将尹志平塑造成为一个暗恋小龙女，并以不正当手段玷污了小龙女清白之躯，而后愧悔交加，在同门师兄弟的嘲讽威胁与内心道德挣扎下，最后以死解脱谢罪的悲剧性人物。从单纯人物的设计而论，尹志平尽管让读者嫌厌痛恨，但是却不能不说是有血有肉的“圆形人物”。不过，据元·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22)此文收入《道藏·洞神部·记传类》(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第32册。卷下记载，尹志平是一位戒律精严的修道者，自十四岁伊始学道于丹阳子马钰，其后颇蒙邱处机、王处一、郝大通等人赏识，“道业日隆，声价大振，四方学者翕然宗之”，是全真教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尹志平既是实有其人，又声誉夙隆，而且，据记载，当时“潍州龙虎完颜氏素豪倨，慕师道德，施囿地创玉清观事之。数载之间，姬侍供奉者未尝识其面目，亦未尝知其姓字，其所守如此”，其形象正与奸污小龙女的尹志平南辕北辙。小说作者尽管可以任意虚构，可是在关涉到人物出处大节时，似乎不宜厚诬古人。

小说中的历史人物之造型，基本上可以视为作者对此一人物的千秋评断，可以褒，可以贬，且可以超越历史的定评，自作鉴识，以展示作者的观点。不过，褒贬之际，亦应有所分际，褒之无须过当，贬之更不可有伤阴骘。尤其是私德部分，更应谨慎处理。即使是处理一些史上向来被定位在奸佞之类的人物，我们可以在他性格、居心、行径上刻意渲染其恶，但是除非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绝不能涉及闺门隐亵之事，如阮大铖，尽管人格卑劣，然而若像《姑妄言》(23)《姑妄言》(收入陈庆浩、王秋桂主编《思无邪汇宝》，台北：大英百科图书公司，1997年)是清人曹去晶的作品，为近年所发现的长篇情色小说，其中涉及阮大铖闺门无礼之事繁多，极尽丑化之能事。一书，诬蔑其父子聚麀、兄妹乱伦，则又未免过分。更何况尹志平为全真教道师，夙着声誉，作者虚构其玷辱小龙女之事，于史则无据，于心则太忍，可谓白璧之瑕，窃为作者不取。大抵金庸在后来也察觉到了此一问题，故在所谓的20世纪新修版中，作了相应的变更，凭空增添了一叫甄志丙的人物，替代尹志平作了这件“人神共愤”的事，稍能还尹志平清白。(24)但据金庸所称，其之所以改换人物，倒不是由于真正体认到史德的问题，而是因全球“尹氏宗亲会”的抗议，他从善如流，似乎还是有一间之未达。

是则，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小说创作者将之纳入人物谱中，是否宜于将其面目作若何的扭曲或变造？如果可以，是否应有一些规范？在此，清人金丰《说岳全传·序》中云：

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茍事事皆虚，则过于妄诞，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如宋徽宗朝有岳武穆之忠、秦桧之奸、兀朮之横，其事固实而详焉。……故以言乎实，则有忠、有奸、有横之可考；以言乎虚，则有起、有复、有变之足观。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13]

在历史提供的事实范围中，尽情虚构，而不扭曲原有的人格形象，相信是历史与武侠小说在类型整合中必须遵循的限制。

前文提过，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由于在撷取历史为题材上，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互援引，尤其是以武侠为主，历史为辅的武侠小说创作，足以在虚实之际，巧构形似，开展出新的题材；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尽管不乏缺失，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不过，这未必即意味着类型整合是通俗小说未来发展的唯一路径。事实上，通俗小说的各个类型，均有其类型的特色，而各类型特色之间，亦可能是相互扞隔的。以武侠与科幻为例，如果我们强调科幻小说的基础必须架构在科学性的幻想上的话，则武侠小说之将背景设定在科学未臻发达的历史格局上，于此就颇见扞隔；盖武侠小说之撷取历史，最大的作用在藉历史之真实，加强小说虚构的可信度，而科幻之介入武侠，却往往因历史之不可能而斲丧了原具的作用，近年来颇受瞩目的新武侠小说家黄易的作品《寻秦记》，正在这点备受局限[32]。

在此，我们可以探讨类型整合的意义。从通俗小说的特性而言，通俗意味着普遍性，而这也是通俗小说赖以生存的命脉。不过，“俗”的本质，却往往是“反俗”的。这点似乎有点吊诡，但却是实情。通俗之所以能持久，所仰赖的是新与变，此所以通俗小说的发展，代有新变，武侠小说从清代的侠义过渡到近代的武侠；从南向北赵、北派五大家过渡到金庸；从金庸过渡到古龙，一路发展而来，求新求变始终是核心精神，正足以证明。(25)如果我们说金庸为武侠注入历史，而古龙则为武侠注入侦探，相信是无人反对的；而这就是新与变。通俗小说的读者是社会大众，而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剧烈变化的，通俗小说欲掌握住读者，形成普遍性，就必须掌握住时代脉动，“随时而婉转”，因此，通俗小说不能不新变，不能不反俗，道理甚明。通俗小说的类型整合，是一种“新变”的尝试，金庸在这方面已有所创获；是则，同样的取径，是否可能也别有开展？个人深信，如能充分掌握各类型的特色，互取所长，避其扞隔，在方今通俗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屡感题材有限、开创不足的情况下，或许不失为一条径路。至于各类型间的整合可以依循何种途径，则有待于学者专家(或作家)继续探讨、实验了。

六、云中岳之以“复古”作“写实”

台湾的武侠小说向来具有“去历史化”的特色，但云中岳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就别出心裁地以完整呈现古代的时空场景为追求目标。藉历史场景敷演故事，其实早在明清侠义小说、民国旧派武侠小说中，即已屡见不鲜；新派崛起后，从香港的梁羽生、金庸到台湾早期老作家郎红浣、成铁吾，亦隐然继承此一优良传统。其铺陈手法，如前文所述，通常若不是取历史传说、人物为主线，借题发挥，就是以某个时代为粉底，作为主角活跃的大背景；即便将若干政治上的重要事件引逗而出，也是点到为止，无心细述；其心力皆集中于摹写英雄如何创造历史之上，未遑顾及当时的社会、风土、人情的的真实描摹。此法虽云“借古人生事”，惟读者于阅读之际，不过恍惚地感受到历史的影子，而无从得知当时的实际生活状态。

1.历史江湖

云中岳的手法则明显有所不同。他的小说人物是“如实”地存活在其所属的时代之中；举凡山川地理的形势、城市乡里的变迁、名物制度的沿革、工商百业的经营、日用生活的百态，都是云中岳亟思完整呈现的。云中岳以他宏博的腹笥、精深的学养，综理爬梳，构筑了他武侠小说别具一格的“历史江湖”。

在云中岳的小说中，地理环境及形势的摹写，可以说是俯拾即是的，无论是自然界如边荒异域的山川形胜，或是人文性的城市尘世景象，

云中岳的历史江湖，在史事的选择上，以明代与清初为主，尤其是明代，从洪武年间到天启年间，是他最擅长摹写的时代。众所周知的，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秕政罄竹难书的一个朝代，君不君、臣不臣、太监宫宦横行天下；官不官、民不民、盗贼流寇烽烟四起。云中岳的小说通常都先勾勒出这样的一个大背景，然后以细腻的笔致，转向对当时市井、社会的实况描摹；而重点则在凸显出在诸多的秕政之下，整个社会、人群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其小说中的主角，通常是淡薄名利，与乡土、社会紧紧连系为一的平凡英雄——宁可安分守己、戮力本业，当殷实的商人、小贩、游方郎中、道士，而不愿涉入江湖，过那刀头舐血的日子。因此其小说中的主角，实际上经常徘徊于正常社会与江湖之间。江湖在此不完全是虚拟的，行走江湖其实无异于行走社会，处处受到旧有规范的制约。在云中岳的小说中屡屡出现的“路引”，是极明显的例子。

“路引”是旧时代百姓行旅的凭证，汉代以来即有，称为“过所”，明代实施保甲制度，管制极严，《大明会典》中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凡欲穿州过府、行远越境者，皆必须向当地衙门申请凭证，详载姓名职业、居里年岁，以备各地官厅盘查、缴验。这是当时掌控人口流动信息、维持治安的重要措施，故天启年间憺漪子所辑的《士商十要》第一条，即特别强调“凡出门，先告路引，关津不敢阻滞”。在一般的武侠小说中，英雄侠客纵意驰骋、行侠江湖，似乎兴之所至，即可无所羁绊，快其逍遥之游；这自然是“想当然耳”的一种虚构。云中岳谨守当时法令，以路引限制了书中人物的行动，无疑有意拉下英雄的身段，让他回归于现实、平常的社会。而书中申请路引的描写，往往皆集中在主角人物，更可见云中岳是如何渴欲塑造一种“守法侠客”的形象。侠客一旦愿意守法，自然须远离江湖，浑融于社会之中。这正是云中岳小说的基调，也是他“江湖写实主义”的出发点。

如此实写，无形中就将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状态，与英雄侠客的生涯连系在一起。在云中岳的小说中，英雄侠客仗义行侠的对立面，往往并不是出自想象的、概念化的强梁恶霸、土豪劣绅或盗贼匪寇，而是在实际上导因于明代腐败的政经制度而产生的种种不公不义现象。他意欲凸显的，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反面人物，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本身。多数的负面人物，有时根本不具名姓，即使有名有姓，在书中可能占有重要分量，但基本上只是一种象征——有此秕政，自有此人物。因此，云中岳小说中的负面人物之多，俯拾即是，几乎有“野火烧不尽”的趋势；而英雄侠客也不像其他武侠小说一样，具有一扫妖氛、肃清江湖的威势。他们所面对的，是整个制度面的问题，而且不是单凭一时的仗义行侠就能解决的问题。在云中岳笔下，江湖乃是非之地，亦是社会的缩影，而源头则来自整个政经制度。

因此，纵恣快意的场面不再，意气风发的豪情不再。云中岳笔下的英雄，总陷于重重的危难之中，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最终只好选择“退隐”一途，安于无奈，甘于平凡。《匣剑凝霜》中的艾文慈就是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

《匣剑凝霜》以明武宗时刘六、刘七侵扰河北为大背景，相当忠实地描绘了当时官匪不分、百姓横遭荼毒的现象。艾文慈一家在大乱之际遭毁，全庄受屠。他志切复仇，时匪时兵，亟欲追寻罪魁祸首，但也因之为官、匪视为眼中钉。千里奔波，缉凶亦遭追缉，莽莽江湖，只能踽踽独行。书中藉他四处变装(郎中、马贩、摊贩)觅仇的经历，和盘托出明代社会在秕政影响下的实际状况；其中写到税吏横行、四处畿征(抽税)的情景，熟读明史的读者，几乎有恍然回到明代的立体声之感。艾文慈心存仁义，免不了于忍无可忍之际，行侠仗义；但因制度所导生的问题，则显然就不是他所能挽救的了。尤其是当他明白刘六、刘七等盗贼的起事，事实上也是一种“官逼民反”之时，他悲悯、无奈地尽释前嫌，但也对当时的制度一筹莫展。云中岳的英雄不是反社会、反现实的，但对现实又充满无力感，只好于结局中退出“江湖”(社会)。

这样的退隐，不是逍遥，更非笑傲，而是一种逃避，一种对体制的无言抗议。在《八荒龙蛇》中，云中岳远离中土，在边疆另辟了一个“乌托邦”——乌芒蓝奈山，诚如千幻剑裴岳阳所说：

在敝寨安身的人，都是些不愿受中原贪官污吏压迫，不与江湖人争名夺利的人；开拓异域自求发展，各有避世安居的抱负，耕牧辛劳，自给自足。(第34章)

这是云中岳的“海外扶余”，立意与陈忱的《水浒后传》差相彷佛；所不同的是，乌芒蓝奈山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放牧养殖为生、安居乐业的牧场。或许云中岳在此别有对当代体制不满的讽喻，但终究不是这么明显。如果我们顺着他的笔路，回到明代那个浊世社会，即不难发现，他是如何传神而深刻地传达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在此，他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是有浓厚的历史小说味道的，而《八荒龙蛇》尤为经典之作。说一句大胆的老实话，金庸的“历史武侠化”与之相比，亦不免显得浅薄！

2.援经据史化入小说

云中岳小说以还原的方式再现了明、清社会的样态，这自然得力于他对明、清史籍的熟稔，但写作时援经据史、一丝不茍，更迥异于一般人的虚拟想象。从他回答读者有关《莽原魔豹》中明末诸王下场的解说来看，二十一王中，有十九王与《明史·诸王世表》若合符节；而响应有关“大明宝钞”(《风尘豪侠》中提及)的流通状况，亦与《明史·食货志》及顾炎武的《日知录》所载相同，可见其审慎的态度。据其夫子自道，清代嘉庆年间出版的《一统志》，是他案头常用的参考书籍，山川形势、路途远近、历史沿革、轶闻掌故，完全有本有据，与多数武侠小说的幻想、神游，虚拟出中国大陆的场景，是迥然不同的。

自1949年以后，大陆武侠风气消歇，港台作家乘势崛起，台湾的武侠作家多数是大陆来台的人士，客居异地，国族认同与思乡情怀格外浓厚，大陆是他们想象中的梦里京华。但多数作家都是少年离乡，虽可能亦随军旅而遍历各地，而兵马倥偬，匆匆去来，毕竟认知有限；且大陆幅员广袤，亦不可能踪迹皆至；香港作家也大多如此。因此，在武侠这类完全以中国大陆为场景的小说类型中，欲有所描摹，除了想象虚拟外，自不得不乞灵于古籍的记载，在必要时抄录一番，如台湾作家秦红即自道其写作经验是：随时赴图书馆借书、抄录相关记载与传说，而将文言转为白话。但云中岳却不是如此“照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以“化入”的方式呈现。例如在《八荒龙蛇》一书中，柴家父子面对蛮横无理的官差时，有如下几句话：

这一带的地理环境，隋书地理志说：瘠多沃少。这一带的风俗，寰宇记上说：刚强，多豪杰，矜功名。晋问上说：有温恭克让之德，故其人至今善让。“让”，当然包含有忍让之义。平民百姓如不忍让，少不了大祸临头。(第1章)

虽然作者是引述古籍，却在短短几句中，将柴家父子的个性及当地的民风、环境，不着痕迹地表露了出来。类似的例子极多，几乎只要一涉及到地理，云中岳无不一一核实，信而有征，有意将场景作最细致而忠实的描绘。《八荒龙蛇》在此可以视为最具代表性的一部。

《八荒龙蛇》以“八荒”为名，从主角柴哲的祖居山西开始，历经他十岁被掳至湘西苗蛮之地习武；再以《河源图》为引线，带领读者上溯黄河流域，直达星宿海、唐古拉山等边荒之地，然后再回到江西鄱阳湖。万里路途，精心描摹，无论是道路交通、名山大川、风物景色，都历历如绘。尤其是写塞北河源一带，虽基本根据元代潘昂霄的《河源志》，但却博采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补充、有修正，充分展露了他在史地、边裔之学的功力。其中谈论到“昆仑”的部分，更有破有立，学问之精到，有如一代史地名家：

老道说此至昆仑相去非遥，确是实情。就地理学言，昆仑西起乌斯藏北境帕米尔高原，下行分为三支：左为阿尔金山，东行入甘肃称祈连，这就是玄门弟子所指的昆仑山。中为巴颜喀喇山，也就是黄河源。右为唐古拉山，山势东南行。

玄门弟子认为昆仑是神仙的乐园，传说中又说昆仑有瑶池王母这位丑八怪。

瑶池，误以为是天山的天池。因此，以讹传讹，昆仑便落在阿尔金山的头上了。

真正的昆仑山，该是指巴颜喀喇山。

首见于历史记载的是《尔雅》一书，写着：“三成为昆仑邱。”更古些是《书·禹贡》，写着：“织皮昆仑析支渠搜。”织皮，指西戎之民，意为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三成为昆仑邱，指昆仑山有三重。

清朝的大考证家阎若璩，写了一本书叫《书经地理今释》，他写道：“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齐钦，一名巴尔布哈，一名巴颜喀喇，总名枯坤尔，译言昆仑也。在积石之西，河源所出。”

枯尔坤，是蒙语，番名叫问摩黎山。

巴颜喀喇山最大。阿克坦齐钦稍小，双峰形如马耳。

巴尔布哈在查灵海北面一百里。

玄门弟子的昆仑，是根据《汉书·地理志》而来的，该书说金城郡(今兰州)临羌(西宁)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有弱水昆仑山洞。

有些玄门弟子自称昆仑弟子，意指是神仙的门人，并没有什么昆仑派，他们连昆仑在何处也一无所知。(第26章)

昆仑派是武侠小说中出现频率仅次于少林、武当的门派，但从来未见有人追根究柢，讨论过此一门派的特质，几乎都是以虚拟的方式呈现。云中岳引经据史，又以神话、玄学旁证，颇能一新读者耳目。不仅如此，《八荒龙蛇》一书也相当成功地藉柴哲一行六人的长途跋涉，将蛮苗、蒙人、番族的生活起居、风俗人情、宗教信仰、民族性格，作了详实的写照，读之宛然有异域风情画的味道。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大汉沙文主义”，对各少数民族均本着人性的角度着墨，可谓是其“边裔之学”的最佳表现。

事事核实，处处引证，构筑成云中岳小说的实写特色，这点他是巨细靡遗，连枝节都不肯轻易放过的。例如他细致到连明代粮船的颜色、道官的服色、道众出家的法定年龄、轿子的等级设色、钱钞的使用等等，都有所根据，绝不向壁虚造，徒托空言。当然，如此考证式的解说，就小说体裁而言，未必合适；云中岳炫学的结果，难免会损及小说的流畅性。但因他长于蓄势，每在细微处预留伏笔，颇有“草蛇灰线”“来年下种”之妙；故读来常令人喜出望外，并不觉得冗长枯燥，反而更为其“融武侠与历史于一炉”的小说笔法、博闻广识而倾倒。如果拘泥于“侠情”创作模式，硬要挑剔的话，也许云中岳拙于写情，才是其唯一的“罩门”所在吧？

3.云中岳的局限

《文心雕龙·知音》尝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云中岳或许是苦心孤诣地以其广博深厚的史学知识为基础，欲如实地描摹他笔下侠客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细节，这对明史较有了解或是真正有研究的读者，固然可以因其中宛然相肖的历史摹写而惊艳，而获得知识性的启发，兴味盎然；但对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只一味追求感官刺激或故事曲折性的读者而言，却不仅无法领略云书的苦心经营及其所述历史真相，更可能因其絮絮叨叨的说明而感到不耐，以致形成或多或少的阅读障碍，云中岳的小说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地位不算高，想来与他过分着重一般人所未必欣赏的细节描绘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大抵上，一般武侠读者所向往的是虚构的江湖、如梦似幻的爱情；唯有虚构，出奇制胜，才能让读者在神游小说世界时，与侠客共享酣畅淋漓的快意。因此，在冯幼衡1976年所写的《武侠小说读者心理需要之研究》论文中，据其调查数据显示，当时读者心目中的作家排行，古龙(56.86%)、卧龙生(47.06%)、独孤红(40.52%)分居前三名，柳残阳则以第四名(35.29%)紧追在后，而云中岳则吊了车尾，只居第十名(26)此据冯幼衡于《新闻学研究》第21期(1978年5月)发表之论文(43～84页)。其中金庸居第六名(25.49%)，实因此时金庸尚未正名之故。，这就足以证明云中岳难免是曲高而和寡、知音难觅了。实际上，这也不能怪读者，毕竟，武侠小说的通俗性质，本就注定了武侠小说的娱乐取向，“以虚为实”的梦幻式武侠，正迎合了读者的需要，读者原也未必欲自武侠说部中获得若何的学问与知识。不过，云中所展现出的智性内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或许也是一条道路，可以指引或导引后金庸时代的作家未来写作的方向。

七、虚构历史的《英雄志》(略)(27)《英雄志》说明：有关孙晓《英雄志》的论评，本人曾将大部分内容发表于《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创新与颠覆——孙晓《英雄志》述评)，但因本文全面性探讨武侠与历史的关系，不能不论及孙晓的《英雄志》，故其中的论述，皆颇同于该篇，特此声明，请读者谅察。结语

尽管真相难明，但历史记载了人类活动的轨迹，这是无可置疑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在历史这个舞台中活跃着、表现着，各有因果、各具意义，无论是忠奸、贤愚、清浊、枉直、善恶，都自有其所以如此的脉络可寻。只是，历史记载尽管再如何精详，也永远不可能巨细靡遗地载录其一生的点点滴滴，此所以后人解读，就难免因时代、角度、观点的不同，导致真相的纷纭歧出。

不过，小说却是自有其历史的。书中的人物，事迹分明，行为历历，别无隐讳，首尾俱全，即人即事。作者已厘划出框架，规定了读者所能观照的范畴，读者只能从作者经过甄择的描写中，就其人物性格及人物的行动，来理解整部小说的意旨，即便是援用了历史中的人物，也只能从作者限制性、选择性的摹绘中加以讨论——无论此一人物是否吻合所谓的历史。历史人物一经进入小说，就等于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序列，从而脱离了他原有地历史时空，而自足地存在着。如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将当时镇守襄阳的守将吕文德，摹写成一个庸懦无能、贪生畏死的负面人物，姑不论历史上的吕文德根本未曾参与襄阳之战(乃其弟吕文焕)，即便有之，也未必如金庸笔下的这般不堪；但是，就《射雕》而言，如果没有如此庸懦的将领为陪衬，又怎能显现出郭靖忠恳爱国的高伟形象？无论历史上的吕文德究系如何，《射雕》中的吕文德就只能如此，这就是小说中的历史。在此，尽管可能牵涉到作者援用历史人物的误读可能，但无论如何，都更改不了。真实的人物，在历史上或许暧昧难明，在小说中却是清晰可见的。所有小说的人物，都自有其性格，各有其相应的行动，衍生出一连串的事件。作者赋予的人物性格，决定了其行动，小说所特别着意摹写的也无疑就是所谓的人性。

武侠小说家，从金庸、古龙，到温瑞安，都特别强调他们所欲刻划的，就是人性，如古龙就强调“武侠小说应该多写些光明，少写些黑暗，多写些人性，少写些血”(《欢乐英雄·序》)，“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感情，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天涯明月刀·序》)；金庸更特别指出：

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人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笑傲江湖·后记》)

当然，人性该如何定义，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般说来，在中文语汇中，人性是包含双重意旨的，一是指“身为一个人所应具备的条件”[33]，如指摘他人没有人性，就等于在指斥对方没有资格当一个人，是饶具性善意味的，古龙强调的人性偏向于此，故云“光明”；但另一方面，又指“人的本性”，而此一本性中有善有恶，有喜愁悲欢，更有高清光耀、卑污阴暗，正是金庸所指。无论我们如何定义人性，小说中的人物行止，乃至事件的产生、情节的系联，都莫不导源于作者所设定的人物性格。诚如金庸在《金庸作品集新序》中所说，“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整部小说的构成，就是由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建立的。小说自有其不能自外于这些人物的历史。

因此，在武侠小说中，无论是如金庸般擅于虚实相生的化用历史；或是如云中岳般紧紧扣住古代的社会情境，加以还原；甚或如孙晓般索性虚构出一宏大的“假历史”，其人物的脉络，皆有迹可寻，而直接与其所展示出的各色各样的人性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