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君

(太原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2)

欧阳修有《归田录》《欧阳文忠公试笔》《笔说》笔记三种，后两种主要论书法，有丰富的书法理论内容。[1]据作者自序，《归田录》创作完成于治平四年(1067)，“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庐陵欧阳修序”。张海明有《欧阳修〈六一诗话〉与〈杂书〉、〈归田录〉之关系》一文论三书写作时间与内容之关系。[2]但对于欧阳修笔记中的文学思想却罕有提及，故概叙如下。

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是正统思想，皇帝即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大臣命运的掌握者，有时又是文学风尚的掌握者，科举的风向标。有时皇帝的好恶直接决定着举子的命运，而皇帝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多变是常理，而多变的因素又如此复杂，欧阳修十分重视这一点。“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皆有时名，庶几文思敏速，何尤苦思迟。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几与举子于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为第一。”[3]2为了防止进士文等的影响而形成模仿之风，宋真宗亲自督查前十名卷子的销毁，以使来年有真正人才脱颖而出，而断绝其模仿之路。“真宗尤重儒学，今科场条制，皆当时所定。至今每亲试进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试卷子并录本于真宗影殿前焚烧，制举登科者亦然。”[3]22即使考中进士，没有应制举，也觉得不够荣耀，“夏英公(竦)虽举进士，本无科名，以父没王事授润州丹阳簿，即上书乞应制举，其略曰：‘边障多故，羽书旁午，而先臣供传遽之职，立矢石之地，忘家徇国，失身行阵。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县。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为达，则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牓丹桂为材，则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鸠杖鲐背为德，则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为勇，则臣生不绵历；若陛下令臣待诏公车，条问急政，对扬紫宸，指陈时事，犹可与汉唐诸儒方辔并驱而较其先后矣。’真庙再三赏激，召赴中书，试论六首，一曰《定四时别九州圣功孰大论》，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论》，三曰《光武二十八将功业先后论》，四曰《九功九法为国何先论》，五曰《舜无为禹勤事功业孰优论》，六曰《曾参何以不列四科论》。是岁遂应中制科。”[3]51

大型类书编纂，皇帝身体力行。提倡类书，钻研文史。宋太宗尤重视文史，编纂了宋代的四部大书其中三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真宗继位后，又修了另一部大书《册府元龟》。面对这样的好文之主，不读书、少读书很难步入仕途，更难以成为皇帝的近臣。虽然宋初晚唐五代文风依然盛行，但已有学问化的倾向，质量逐步提升。用典精切，对仗工整，辞藻丰富华丽。田况《儒林公议》“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条也记载了这样一个历程[4]87,可与欧阳修笔记相印证。

为了纠正宋朝立国之初士人芜鄙浅薄的积弊，除皇帝身体力行外，还有重臣的典范及自我提高知识素养的模范作用，社会逐渐形成一种重文的风气，为宋代文学的繁荣做了很好的知识储备。《归田录》卷二：“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3]24-25再如《欧阳文忠公试笔》“作诗须多诵古今诗”：“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他文字皆然。”[5]228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从最初意义上是改朝换代，思想文化的更新步伐往往要迟缓得多，新统治者虽然都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的统治者采取过激的强制政策，却欲速则不达，往往适得其反。一个王朝的建立，臣民却是旧朝的臣民，臣民要听命于皇权，但皇权也有一个让臣民适应的过程。

宋初的五个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均十分喜欢文艺。作为由五代入宋的一批文人从自身仕途的考虑，也要投其所好，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将诗歌作为君臣相娱的工具。当然，帝王的喜欢和提倡，无形中对文学是一种推动，有时能成为一种潮流。由君臣的唱和推而广之，到臣僚的唱和，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九六载真宗曾曰：“天下无事，而大臣和乐，何过之有。”再加上整个北宋初，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对文人的优遇政策又使文人阶层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较前朝乐观，因此宋初上下形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创作倾向。《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云：“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今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唱和既是一种艺术方式，皇帝与大臣之唱和风气的影响，使其成为文人交往的手段，也对提高诗歌技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在锁院五十日，与梅尧臣唱和，有一百七十多篇，《归田录》卷二：“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 ( 一有经字 ) 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馀篇，集为三卷。……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史 ( 一作隶 ) 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 ( 一作加 ) 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3]31-32

欧阳修重视对宋朝统治者御制文学及臣僚应制文学的记述。宋代皇帝不仅爱好文学，还著述颇丰，有《御集》三万卷的宋真宗，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其他皇帝许多作品为词臣代笔的习例，有意向大臣透露，《归田录》卷一云：“杨文公 (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藁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3]6-7表明均出自本人创作，旨在获得当时文坛领袖对自己文学才能的认可。

皇帝喜欢赏花钓鱼，然而宋朝皇帝的赏花养鱼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借此机会，群臣应制，成一时文学风流。《归田录》卷二：“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 ( 谓 ) 《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3]21在应制的过程中，作为臣子能得到皇帝的称赞固然是美事，然而皇帝与群臣的品评无疑是对写作水平的提升，特别对诗歌技巧是一个促进。

不仅皇帝，太后皇后对文学的喜爱，对文人的尊崇，以及皇亲国戚附庸风雅在整个宋初百年内成为一种时尚，《归田录》卷二：“王副枢畴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枢密副使，梅夫人入谢慈寿宫，太后问：‘夫人谁家子？’对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圣俞家乎？’由是始知圣俞名闻于宫禁也。圣俞在时，家甚贫，余或至其家，饮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问其所得，云：‘皇亲有好学者宛转致之。’余又闻皇亲有以钱数千购梅诗一篇者。其名重于时如此。”[3]24

宋初的笔记对于还原当时的文学生态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 《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饣束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3]14

由于唐宋科举考试的律赋，形式限制很严，故而后世文学作者皆斥而不取，认为无价值可言。然而在宋初，诗赋比较，宋人更看重赋，王安石云：“圣世选才终用赋。”(《临川先生文集》卷三十《试院中》)。欧阳修《六一诗话》云：“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故绝无可称者。”[6]272《宋史·路振传》载路振应试后作《卮言日出赋》，“尤为典赡,太宗甚嘉之，擢置甲科。”刘克庄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李耘子诗卷》)

由于科举以赋来定夺，甚至科场以外，文人们也重视赋的写法，“咸平五年，南省试进士《有教无类赋》，王沂公为第一，赋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龙异禀，犹嗜欲之可求；纤草何知，尚熏莸而相假。’时有轻薄子，拟作四句云：‘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者以谓言虽鄙俚，亦着题也。”[3]25-26

宋初文学模拟之风仍十分盛行。如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昆体；穆伯长、六一先生以古文唱，学者宗之。王荆公为《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兼老庄之说。” 文如此，诗歌也是如此。元方回说：“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

为了纠正此现象，欧阳修力图创新。《归田录》卷一：“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迈九皇。’门人郑戬遽请于公曰：‘未审何时得卖生菜？ ’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3]16欧阳修力推三苏，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曾巩、三苏均是欧阳修这位伯乐奖掖、推荐、鼓吹而名满天下的，欧阳修力荐三苏，主要是与其文学思想、创新主张一脉相承，正是实现文坛创新的有力举措，《欧阳文忠公试笔》“苏氏四六”：“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5]228-229

欧阳修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摘句论诗上。不仅开创了诗话摘句论诗的形式，而且在笔记中采取了摘句论诗的方式，然而摘句论诗在宋代不是欧阳修首创，钱易《南部新书》等均早于欧阳修。但欧阳修在笔记中大量摘句论本朝诗，特别值得研究。对于摘句论，前人认为其以偏概全，对于一首诗的欣赏难深入意境之中。然而，否定摘句论诗的价值不是客观的态度。

《归田录》卷二：“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3]21不难看出，对于同类题材的比较，有助于提升诗歌的审美能力，对于诗歌创作水平的提升无疑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对于一个诗人名句的摘录赏评，无疑有重要的传播意义，由赏名句，进而赏名句的全诗，由一首至多首甚至整个集子。林逋在宋代的地位与欧阳修等领袖的鼓吹不无关系。《归田录》卷二：“处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如‘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又《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评 ( 一作能 ) 诗者谓：‘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临终为句云：‘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尤为人称 ( 一作传 ) 诵。自逋之卒，湖山寂寥( 一作寞 )，未有继者。”[3]22-23

与后来许多诗话累篇摘句而不加分析不同，欧阳修善于反复体味，妙笔点评，慧眼独具。《笔说》“峡州诗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文意难评，盖如此也。”[7]211欧阳修自评《戏答元珍》首联，讲诗歌理论的关联照应，采取倒装手法，给人以先声夺人的艺术技巧，而第二句的回应又自然而不突兀，十分巧妙。

欧阳修在笔记中表露了自己对于李杜优劣的观点。李杜优劣是一个千古公案，或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或李杜齐名。不外乎这三种观点。其中最后一种最见工允。欧阳修是持有此观念的宋代学者代表之一。其《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云：“‘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7]211李白以天才胜，杜甫以精强胜，一语中的，言简意深，二人为双星争辉，各有千秋。

认真研究欧阳修笔记中的文学思想，并进而联系其诗文诗话对照论证，无疑会对欧阳修的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