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磊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时间：2019年5月28日

地点：河南省文联大楼

受访者：乔叶

采访者：江磊

(本文由江磊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完成)

一、“我希望别人在我的小说中能够看到自己”

江磊：乔叶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接受我的访谈！我想从您近年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开始谈起。您的《象鼻》《随机而动》《进去》等近作试图发掘当代中国都市人坚硬外壳下柔软、空虚、彷徨的内心世界，捕捉其复杂、幽微的情感体验和人性呢喃。我认为这些作品极其贴近当今中国现实，时代气息鲜明，具有很强的“当下性”，拓展了当代都市小说的叙事模式，也是您小说创作上新的爆发力。在这几篇小说里，您是如何拓展“当下中国经验”的呢？

乔叶：谈到所谓的“中国经验”，我其实很恐惧这类“大词”。我认为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但是落实到我个人身上，其实就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跟生活在我周边的人一样的活色生香的、鲜活的个体，他们身上都有所谓的“中国经验”。所以我对这类“大词”是比较陌生的，觉得很遥远。“中国经验”落实到作家身上就是一个个的人，关键是你怎么把它写得更具有一种个人的观察、个人的标志、个人的辨识度。

江磊：在刚刚提到的几篇小说近作里，我对《象鼻》《随机而动》感触最深。先谈谈《象鼻》吧。我觉得这篇小说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写出了当代都市的某种本质，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离。当代都市是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熟人社会的陌生人的世界，其间的运行规则完全不同于旧日。不知道您的这篇小说有没有想要表达这一层主题？

乔叶：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情绪。其实我最开始为这篇小说拟定的题目是《钟表里的人》，后来觉得太直白了，就改成了《象鼻》。小说里的这个人整天被钟表叫醒，也按照固定的时间表生活，实际上就像是生活在钟表里一般，我就是想写这个人被异化的状态和程度。钟表指针绕轴旋转做圆周运动，但它怎么也走不出自己的那一个圈。当然，钟表是特别精密的仪器，本身还有一种科学之美。但人毕竟不是钟表，如果活得像钟表，其生存处境就会变得非常变态。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被社会的经验所规训，于是不自觉地生存在一种“钟表状态”里：不自觉地被时间刻度所控制，会去严格计算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如果有了误差，就会焦虑。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也一直在这种计算中，被钟表所规训，自己其实也就活成了一块“钟表”，哪怕她突然想放纵一下，跟陌生人聊个天、甚至调个情，也都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偶尔为之，马上就会收回来，因为她会觉得这样危险，不能走到圈外。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但有时这又是人们很必然的、很普遍的选择。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多这种具有象征性、批判性的小说。

江磊：这篇小说多次写到“象鼻”，也就是大象的鼻子，有什么特殊的隐喻吗？

乔叶：最初并没有想到什么隐喻，写着写着才动了心思。小说中间写到女主人公很想跟前任男友一起去桂林旅游，看象鼻山，但未能成行，因为他们“有时间的时候却没有钱”“有了钱的时候却没时间”。小说结尾，她踩着时间点去公司上班，跟着一群人进入电梯的时候，那座观光电梯就有点像吸力很强的象鼻。到这里，突然觉得象鼻可以成为一种指向更多的载体。可以点题，也有点反讽的意味：一栋冰冷的大楼和一座冰冷的电梯，像大象鼻子一样把许许多多的“上班族”吸入，这与浪漫的旅游景点象鼻山之间又有着某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勾连。“象鼻”更像是对主人公的一种讽刺，是对主人公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一种讽刺，也是理想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之间的映照。后来修改时强化了这个意象。

江磊：我突然想到，您的这几部小说是不是还涉及一个当代都市人试图通过交流、沟通，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倾诉来摆脱孤独与苦闷的主题？说话是人类存在、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象鼻》《走到开封去》中的人物大都没有真正能够“说得着”“说得上话”的人，没有能够实现心灵沟通、内心契合的对象，她们往往陷入一种孤独苦闷的精神困境。正因为如此，她们会在比较偶然的甚至有些意外的境遇中向素昧平生、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倾诉。通过这种方式，她们似乎能够暂时得到心灵释放或内心平和，但在我看来，这种临时性的交往及交流，其实既没有过去，也不会有未来。您的小说有没有这样的思考？

乔叶：应该有。这似乎是很荒谬的，但是也确实很正常。我们在生活中似乎往往与熟人，比如与同事之间有着某种不信任，并因此而保持着一种警惕，这在今天太平常了。我们与同事之间的言说可能只限于日常工作上的交流，反而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有时会适当地、一定程度地任性一下，稍微裸露一点真实的自己。还因为陌生人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甚至可以去“篡改”自己，不用管虚实真假，由此收获一种别样的快感。《象鼻》里的的士司机是蛮可爱的，他最后还给了女主人公一张名片，其实是比她更实诚一点。但女主人公不愿意告诉这位的士司机自己真实的上班地点，不愿意给他自己的联系方式，其实也就是一个城市小白领、小精英对自己领地的一种习惯性的安全保护。她有戒心、有防备，孤独也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让她不孤独，她可能会觉得非常惶恐。我觉得写出人的这种复杂性很有趣。

有句歌词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但那仅仅是句歌词，小说还是要写出人性复杂、幽暗的状况来。写那种单纯的、理想的、温暖的东西对我而言很难，我要写温暖也会是很复杂的温暖。我相信的是：所有人的阳光笑脸下，都有难以触及和丈量的黑暗。当然，我也相信：所有黑暗的角落里，也都有不能泯灭的阳光。我觉得这才是一种诚实的观照态度。大家都是这样地活着，生活中会有纠结、复杂、不明也不暗的地方，我希望用小说的光把它照亮，然后再去表达。

江磊：《随机而动》让我想起了刘震云老师的《手机》。《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的通信功能展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及人性的虚伪：因为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瞎话谎话张嘴就来。您的《随机而动》则展示了一个当代都市人几乎完全被手机宰制、“随手机而动”的异化生活：主人公格子一整天的吃穿住行、与外界的联系互动、与他人的情感交流等生活的每个方面，几乎完全都通过手机来实现；她的日常生活表面上似乎被手机的各种功能、各种信息填满充实，但实际上已然丧失了真实的生命质地，其本人也被手机“捕获”而陷入一种无根的、悬浮的生命状态。这些描写如此真实，其实就是现实中许多人的生活状态。可悲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和现实里的我们对这个真相毫不自知。我觉得这篇小说反映了您对当下生活的敏锐捕捉和深刻洞察，能否具体谈谈这篇小说？

乔叶：刘震云老师的《手机》写的是手机外的人生，而我想写的则是手机内的人生。其实我很想写一个系列小说，以手机为主体。但是现在只完成了《随机而动》这一篇。比方说，我觉得手机里的微信、微信群就特别有意思：人们在微信群里如何表现自己、暴露自己，如何绑架他人，如何占领道德高地，怎样从精神上给他人施加压力，等等。我觉得在微信群里的种种表现甚至比在日常生活中的举动更具有暴露性，这些都是我们手机内的人生。在手机微信这样的自媒体平台上，可能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展示了些什么，别人会从中看到些什么，同样，我们看别人也是如此，就像一个多棱镜一般。手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信息量，比如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推送文章、新闻，但与此同时，其实我们看人的信息量也比以前大了，我觉得这也是小说可以展现的地方。

说来好笑，之所以想以手机为主体写个系列小说，是因为某次的胡思乱想：很多年过去之后，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用手机了，会怎么样呢？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代可能想要了解我们这一代使用手机的情况，想知道手机曾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说不定他们可以看看我的这些小说。

江磊：您的这些想法真的很有意思，也很深刻，我非常期待您的这一个小说系列。谈谈我手里这本您的最新的小说集《她》吧。我今天早上刚刚拿到这本书，第一篇小说《走到开封去》就让人觉得很特别，它在您的小说作品中应该显得有些异类吧？

乔叶：应该是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小说的，对它的感情和对别的小说的感情很不一样。这个小说的发芽也是因为我的胡思乱想。因为我老想减肥，平时喜欢走路，只要时间充分，能走路就绝不坐车，所以就设想：如果在小说中有一个人要沿着郑开大道从郑州走到开封会是什么样子？这条道路上有城市化进程的足印，路途旁还有乡村的痕迹，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后来又看到一个朋友写了游方和尚，我受到了启发，所以又设想：如果跟一个非常脱俗的、有僧人气质的人一起行走，那会是什么样的故事？因为我的小说一般都比较注重日常生活，比较贴近世俗，烟火气较浓，所以我很想把这篇小说写得更飘逸一些。也就是在这样的设想中，我后来完成了这个作品。小说在《作家》杂志发表后，还得了一个“金短篇奖”。这篇小说有一种不太好描述的出世的状态，这是我最喜欢的，可能也是它吸引读者的地方。很多读者都跟我说喜欢这个作品，但他们也说不清喜欢的原因，可能就是喜欢小说的这个劲儿吧。

江磊：我也觉得这篇小说很有意思，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就极有趣。小说篇幅不长却意味深远，而且能够对个人的生活或精神状态产生一种映照关系。

乔叶：你应该可以注意到，小说里要走到开封去的这个女人是个很现实的人，她老是觉得自己无法挣脱现实的壳，但这个有些出世的男人身上存在一种拉的力量，有效地把她从这个壳里拉了出去。

我希望别人在我的小说中能够看到自己，或者说看到一部分的自己，看到一瞬间的、某个时刻的、短暂的自己，这都能让我满足。在阅读作品的短暂时间里，作者与读者建立起一种内在的沟通关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力量、小说的力量，而且是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我看别人的小说，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前一段时间看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以前我老是看不进去，有一天突然就看进去了，会在很多个瞬间产生一种我就是那个女人的感觉。我还特别喜欢约翰·缪尔的游记《夏日走过山间》，作品虽然创作于1869年，但我们完全能够跨越时空跟着他一同行走，理解他对大自然的赞叹，对此产生共鸣。

二、“我喜欢低姿态的写作”

江磊：文学确实具有这样的力量，能够穿越时空而显示思想的内涵。接下来我想谈谈另一个话题。您的小说常带有散文化的笔触，我想这是您的文学气质使然，当然也与您以散文写作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有关。关于从散文家到小说家的转型及相关话题，您已经谈过多次。但让我感兴趣的是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以小说创作为分水岭，我写小说前的散文和写小说后的散文已经有所不同。之前的散文是属于外焦里嫩的青春矫情，之后的散文则可归为滋味渐浓的成人心意。”这些年来，您在写小说的同时也一直在继续坚持散文创作，写小说是否反过来也影响了您的散文写作呢？或者说，您觉得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乔叶：我觉得是互相影响的关系。我比较喜欢在不同门类之间串串门，不太喜欢界限分明，所以除了散文、小说，我还写过诗，写过非虚构。对我个人而言，我的散文写作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在叙述节奏、用词遣句、观察和掌握细节的能力等方面。这些都是我经过之前的大量散文写作训练得出的技术层面上的创作经验，后来运用到写小说上也比较得心应手。而小说创作对散文写作的影响，我觉得更多体现在创作意识、创作观念上，而不是在具体的技术手法上：写小说让我摆脱了文学的青春期。

我最早在《读者》这类刊物上发表的都是些“青春哲理美文”，尽管是板着脸装大人讲人生大道理，但其实是非常青涩的。那时候我凭借自己的一点灵气或者说聪明劲儿，经过思辨或者说所谓的思考，想到了某个道理，就想要用故事来表现，想让道理附着在故事上被讲述出来。所以在当时，故事本身不是主体，而只是工具，其实就是为了讲道理。后来我发现，那样真的非常单薄，开始小说创作后，我的创作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人生、对生活、对人性的认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的理解和思考变得厚重、宽阔了。这种变化影响到我的散文创作，也会使它变得朴素、深沉、谦逊。

江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您的小说《最慢的是活着》为什么深受读者喜爱。这篇小说能够让人那么感动，就在于充溢着最真挚的、与您血脉相连的情感，它引起了读者们的共鸣。而且用您的话来说，它就是一个真实的、诚实的作品。

乔叶：关于“真”的问题其实很复杂。我们总在说“真、善、美”，“真”是在第一位的，如果不存在这个“真”，那么后面的“善”和“美”都难以成立。我在《最慢的是活着》里写了“我的祖母”，在真实生活中我的祖母其实没有那么多戏剧性，我在小说中把一些别人身上的戏剧性加到了她的身上。比如我的真实的祖母并没有情人，但是我特别想让她有个情人，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她活得太苦了。所以在小说里，“我的祖母”有了一个在家吃过派饭的干部情人，还为他流过产。读者分享会时有好多人都问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有的认为这在破坏祖母的形象。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聊的话题：什么是形象？所谓的形象一定要是完美的吗？或者说，所谓的完美形象真的就是完美的吗？我认为，一个艺术真实的形象才是我理想中的形象，而不是常规的社会道德意义上的那种完美形象。祖母是我的亲人，我真的希望她活得幸福，哪怕曾经有过幸福，所以我个人意愿强烈地希望她能够有一个情人。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也就这样写了。我的作品首先要对得起我自己的心。

赫尔曼·布洛赫说：“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小说要观照人性的灰色地带，那个人性很繁复的地方，而不是站在阳光下用特别明朗的标准去观照人性，我不同意用“儿童文学”的标准来评判“成人小说”。好的文学作品可以给我们以安慰，它让我们照见，其实大家都这样活着，都活得这么艰难，都活得这么复杂、纠结，别人并不比我更高尚，我也并不比别人更堕落。我们诚实地看看自己，其实大家都这样活着：不站在高地，也不站在低地，好像都站在一起。这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和温暖的光，这是比较有质量的安慰和温暖。

江磊：不站在高地，也不站在低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不会有偏见。是这样吗？

乔叶：我觉得最起码我的写作伦理是这样的，我喜欢低姿态。我甚至要比常人更低，宁肯比常人站得更低，也不愿比他们高哪怕一点点。有人在谈《拆楼记》时认为，当事人“我”是没有道德感的，或者说是缺乏道德感的一个人：她怎么可以配合村民去攫取国家利益？我肯定是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的，甚至是站在道德低地上，可是，从低处往上看，是不是会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层次呢？

江磊：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您十分欣赏李勇老师写的《卑微者及其对卑微的坦诚》那篇文章，文章恰如其分地阐明了您的写作姿态：您喜欢低姿态的写作，甚至比常人还要站得更低。

乔叶：这是我一贯的创作立场。不过，我想厘清一下，低地和底层是两码事。我不太喜欢“底层”这个概念，我觉得大家都在底层，即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官员。比如我的小说《进去》就是写的一个官员，我们通常都以为官员是不在底层的，但小说中的“他”难道不在底层吗？其实是一样的，谁也绕不过去。为什么想写这个作品？因为我老家焦作发生了官场地震，好多人都“进去了”，其中有好几个是我的熟人。那我就想，这个官员是否就是新闻里所说的“老虎”“苍蝇”？这是不是把他完全标签化了？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当然我没有他的这种经历，不好去写他，但如果我是他的朋友，那么此时发生这些事情后我还是不是他的朋友？还是说我仅仅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朋友？我能做些什么？我的心情到底如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官员都“进去了”，他们是不是都有亲人、朋友？这些亲人、朋友会怎么样？到底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势利场上的朋友？或者说，有没有真朋友？我总会想到这些。所以我就假想我是一个“进去了”的官员的朋友，想去表现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是什么样的反应。我希望我有同理心，都在这一个场域中，所以就写了这篇小说。其实写得也是很难过的。

江磊：是的，阅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完全能够感觉得到。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让人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官员落马时旁边的一个有些幸灾乐祸的同僚，我们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众生相。说到这篇小说，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您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您非常善于精细入微地把握、拿捏人物心理，而且您主要是通过捕捉人物外在言行的微妙变化来表现人物内心隐秘，而不是直接描摹或铺陈展示。是不是您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比直接描写人物内心世界更为深刻？还是说这是您写作技巧上的一种考虑?

乔叶：我在某些作品中也会直接描摹人物心理活动，当然也蛮喜欢把它外在化。这可能得益于我看过余华老师的一篇叫《内心之死》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余华特别擅长以这样的方式写人物心理，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受到了他的这种影响。我在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些文学大咖们的创作谈，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有些适合自己用的，我就会拿过来。

江磊：刚刚一直在聊《最慢的是活着》，它应该是您小说创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篇小说，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遗憾？

乔叶：还是有遗憾的。其实所有的小说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办法。现在看来，《最慢的是活着》还是在情绪上写得太饱满了，应该多一点留白。这是我10多年前的小说，那时候经验不够，可能这就是小说的命，那会儿只能写到这个份上了。写完这篇小说投稿给《收获》杂志的时候，编辑老师当时就发回来，指出问题说写得实在太满了，所以我是有删改的，最初原文有4万多字，后来删掉了将近1万字，我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留白。小说发表以后好评很多，但也有一位老作家跟我说他觉得写得太满了，其实那时我是不太服气的，过了几年才认识到他说得对。因为虽然压缩了很多，但到了小说的最后部分，我还是有很多议论、抒情，最后一章就纯是抒情：“我”不断怀念祖母，在很多人身上看到了祖母的影子。遗憾总是有的，好在这个小说里的遗憾还不是特别致命。

三、“写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被迫的成长”

江磊：聊聊《认罪书》吧，我觉得这部小说体现出您拓宽创作空间和艺术视野的努力。这无疑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涉及了对历史的反思、对人的灵魂的追问等主题，同时也融入了您对很多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判断。在《认罪书》中，认罪已经万分艰难，但我不由得设想：所有人都认罪了之后，他们又会是怎样？

乔叶：我觉得让所有人知罪、认罪，这其实已经是理想化的结果、理想化的状态了，可能也是这部小说所能表达的一个极限。至于认罪之后会怎样，那应该由另一个故事去表达。《认罪书》主要还是对于人的精神领域的探讨，没法延伸到更为现实的层面去解决问题。如果一定要最后有个结果，在小说的结尾，金金表达了对所有人的爱：“我爱你们。”这意味着精神领域的追究，最终在情感上达到和解。需要强调，和解不是妥协：妥协是被动的，和解则是主动的选择。

江磊：“知罪”“认罪”有些沉重，接下来我们谈一部轻松些的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藏珠记》，小说读起来感觉很灵动，也很“潮”，出现了您之前的作品中还不太明显的流行时尚元素，比如玄幻的穿越故事、当代都市男女的爱情、抚慰身心的美食、官场和商场的“潜规则”，等等。在这篇小说里，无论是主人公唐珠穿越千年过程中经历的“过去的故事”，还是穿越到当下社会后经历的“现在的故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书写，作品在形式上也很吸引人。我认为这部小说对于当代作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有重要的启示，您同意我的这个说法吗？

乔叶：“中国故事”也是个“大词”。我觉得“中国故事”更像是外媒体的话语、外国人关注的问题。谁写的不是中国故事呢？我没有在你说的这个层面上思考问题。当时写这个小说最强烈的观念还是刚刚讲到的：飞机飞得高，但是必须平稳落地，要让传奇性的故事具备令人信服的日常性。主人公唐珠极为传奇，活了一千多年，具有一种超现实感，所以我觉得要写得更具日常性，写她一千多年的日常生活：她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居住、怎么工作、怎么生存，等等。这个脉络都是要捋一捋的，要让读者能够信服，最起码不能被挑出硬伤。

江磊：您不久前去意大利参加了《藏珠记》意文版的图书发布会，外国读者应该很喜欢这部小说吧？

乔叶：他们觉得小说很有意思。对外国读者来讲，《藏珠记》非常具有异域风采，读者们问了很多中国饮食文化方面的问题，他们觉得很有趣。

江磊：说到饮食文化，《藏珠记》里描写了大量饮食方面的知识，比如河南饮食文化、豫菜的做法、食疗养生、各类食材及其物性，等等。在我看来，您写这些有关饮食的知识不是为了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科普，它们在这部小说里承担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叙事功能：既是渲染环境、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也是主人公唐珠借以洞察世态人心的窗口，还是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主人公唐珠得以穿越千年，靠的就是美食的“安胃”，对美食的热爱是她的基础人设，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生存至今的奥义；穿越到当下，唐珠又是通过日常三餐结识了男主人公金泽，并且因为金泽专注于厨艺的纯粹而逐渐理解他、爱上他，对饮食的态度又成为唐珠识人观面的一台“显微镜”。您同意我的理解吗？

乔叶：当然，饮食男女嘛。在这部小说里，饮食不是指吃货的欲望问题，而是具化成了唐珠对生活的热爱，成了她热爱生活的理由和依靠：活了一千多年也挺无趣的，如果不热爱点啥，她咋活呢？所以在小说里，美食可以安慰她千年的身体和千年的心，安慰在她的词典里其实是“安胃”。但是在男女方面，她是空白的，保持了一种好奇心。所以她最后喜欢上了一个厨师，这很正常。男主人公金泽专注于厨艺而显得纯粹，很有魅力。我一直觉得，男人态度纯粹地专注于某一件事，在某个方面具备一种工匠精神，或者说有一种极致的追求，是非常有魅力的，非常性感。

饮食当然也有文化上的意义。谈到豫菜和河南饮食文化，如果不写这个小说，我真不知道它们有如此深厚的底蕴。中国饮食文化放到世界范围内，都是值得我们自豪的。饮食不仅仅是一种生存之道，它还储存着更为丰富的密码，蕴涵着更为复杂的意味。比方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喜欢说“吃了吗”，这其实不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这句话里有着长久的历史沉淀，有着悠远的信息存留：我们民族的不安全感，我们遭了太多的罪，我们多少年都吃不好、没吃的、缺吃的……“吃”就意味着生存，太关键了，太要命了，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最重要的生存信息代替一般意义上的问候，它是一个精神性的信息悠远的回声。我也是因为写《藏珠记》这个小说才会想到这么多，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成长，是一种被迫的成长。因为写作要做功课，要不断地去琢磨，才可能理解。

江磊：说到对美食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我看过您的一篇文章《人人都是生活家》，我现在想说：“作家都是生活家。”因为在您的小说里，我看到了生活中的美和诗意，当然也发现了生活中的残酷和灰暗。我还想跟您聊聊作家进高校接受文学、写作学专业教育，甚至转型从事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问题。我知道您近年在一所高校学习深造，请问您具体是什么专业？平时听了哪些专业课？专业知识和学术思维对您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启发或影响？

乔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创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去年集中上了一年的专业课，后面还有两年时间写毕业论文。专业课主要有：创意写作理论与实践、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方法以及文化通识课，等等。我觉得作家在高校听专业课、听讲座当然很重要，但高校的气氛也许更重要：导师在课上课下的教诲和畅谈，同学之间的碰撞和沟通，广泛的听课，涉猎各种知识……这些方面混合到一起，很有意义。

江磊：您的研究生同学也都是作家吗？

乔叶：对，都是作家，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些是编辑，同时也写作。我平常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静下心来，把自己从日常事务中剥离出去，这本身就很好。而且可以在这么一个小集体里进行充分的交流，让我觉得很幸福。同学们聊的话题都集中在文学领域、创作领域，大家的观点又有所不同，相互争论、辩驳一下，也未见得需要说服谁，但大家都由此获知了更多、更丰富的想法和观点，这一点尤其宝贵。真的，我觉得丰富特别重要，对我而言，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丰富。这个世界，也许没有绝对的正确，但是会有真正的丰富。

江磊：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期待见到您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乔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