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020)

明清两代有关仓库管理、收支出纳等规定，名目更为繁杂，衍生出亏空、挪移专条(1)郭成伟等以“挪移出纳”条为例，探讨户律历次修订的变化。参看郭成伟：《大清律例根原》附录《关于〈大清律例根原〉的整理说明》，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057—2065页。该文重在爬梳文本，与本文脉络有别。。明律“挪移出纳”规定相当简明：“凡各衙门收支钱粮等物，已有文案勘合，若监临主守不正收、正支，那(挪)移出纳，还充官用者，并计赃，准监守自盗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1]半印勘合始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定天下府、州、县衙门钱粮书册，而大兴空印之狱，遂为定例[2]。《大清律例·户律·仓库》“挪移出纳”条律文如下：

凡各衙门收支钱粮等物，已有文案(以备照)勘合。(以行移与守者自合，依奉出纳。)若监临主守不正收、正支，(如不依文案勘合。)挪移出纳，还充官用者，并计(所挪移之)赃，准监守自盗论，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系公罪。)免刺。

若(各衙门)不给半印勘合，擅出权(宜票)帖(关支)，或给勘合，不立文案放支，及仓库(但据权帖)不候勘合，或已奉勘合，不附簿放支者，罪亦如之。(各衙门及典守者，并计支放之赃，准监守自盗论。)

其出征镇守，军马经过去处，(合付)行粮草料，明立文案，即时应付，具数开申，合干上司准除，不在擅支之限。违(而不即应付)者，杖六十。[3]476

清律“挪移出纳”条系《大明律》增出，小注为顺治(1644—1661)初年律内集入[3]476。清律“挪移出纳”条历经6次修订，最终形成例文14条。

一、雍正三年(1725)

康熙(1662—1722)末年、雍正(1723—1735)初年，国家钱粮出现巨大亏空。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刑部议覆湖北巡抚张汧等借称前任藩库帑银亏空、藐法受贿、勒索属员一案[4]453。次年三月，九卿等议覆：“户部疏言：‘各省藩司库银，屡以亏空见告，应于每年奏销时，该抚将新旧存库银两，清查一次。’”[4]534不肖有司挪移正项钱款，导致亏空累累。地方亏空逐渐引起中央关注。有鉴于此，雍正三年(1725)清廷修律之时，对“挪移出纳”条进行了诸多必要的条例补充。其内容包括，州县征收钱粮的制度化规定，杜绝官员挪移钱粮的种种不法行为，以及赔补亏空的责任追究、完补期限等。针对原律，刑部人员以“臣等谨按”的形式首先对挪移出纳做了详细的司法解释：

此严收放以防诈冒也。半印，谓勘合与文案合用一印，分之则为半印也。权帖，谓权宜给发之票帖而无印信者。凡各衙门应收、应支钱粮等物，先立文案备照，又填半印勘合，给与监临主守之人，使照项收放，是为正收、正支。首节言监守不依勘合那(挪)移收放之罪。次节言官吏不给勘合，但给权帖，或给勘合不明立文案放支，及仓库不候勘合，或奉勘合不附簿放支之罪。此皆指常时放支而言也。三节言出征军马，事属紧急，不明立文案，即时应付粮草之罪。盖虽未奉有正支勘合，但既立明文案，便当即时应付，将支过之数开申，合干上司准数照除，不在不候勘合之限。此又指一时权宜支应而言也。[5]513

此条系康熙三十九年(1700)直隶巡抚李光地奏请，雍正二年(1724)刑部议准定例[6]241。首先，言明监临主守者在钱粮收放时可能发生的渎职行为，指出“此严收放以防诈冒也”。其次，就半印、权帖、正收、正支等作以界定。最后，逐节、逐句地解释和分析了“挪移出纳”的条款内容，并提出增入康熙(1662—1722)现行例中的类似条例：

凡(挪)那移库银至五千两以上，或仓粮及谷折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准折赎。虽遇恩赦，亦不准减免。不及数者，照常发落。[5]513-514

该条不仅明确了挪移出纳钱粮的数额及量刑尺度，且进一步指出，私自挪移钱粮数额较大者，不准折赎、不受恩赦。可见清廷惩创渎职、贪腐者之决心。刑部修律认为，吏部例内有“上司逼勒所属挪移库银”一条，亦应作为条例增入[3]476[5]514。此条实系康熙年间(1662—1722)原增现行则例[3]476[6]241：

上司逼勒所属那(挪)移库银，本官自行首告者，审实，上司照贪官例治罪，下属免议。有逼勒致死者，家属赴控，上司如不行准理，许赴通政使司鼓厅衙门具告。审实，以逼勒至死之上司抵罪。不行准理之上司革职。[5]514

针对康熙(1662—1722)末年、雍正(1723—1735)初年的捐纳及亏空案件，此次律例修订还增加了相应的条款。雍正元年(1723)六月，户部议覆“挪移捐纳”，添入：

凡有司私那(挪)钱粮捐升，并子弟纳职缺欠钱粮者，将该员照侵欺例治罪，子弟所捐职衔革去。该管上司通同徇隐，勒逼接任收受者，或被纠参，或被首告，将上司交与该部严加议处。缺欠银两，勒限分赔。[5]514

该条言及官员私挪钱粮为子弟纳职捐升，一旦案发，官员即照侵欺例治罪，并勒限分赔。其实施时间并不长久，乾隆五年(1740)修律时即删。

另外，雍正元年(1723)九月，户部议覆右通政钱以垲奏准亏空定例，明确了承办亏空的具体规定[6]241。此次修律时增入：

凡州、县征收钱粮，该知府遴选贤员，同封银柜，每十日、二十日，另委贤员当众拆封起解，仓谷按季盘查。如有徇隐，将知府并委员照徇庇例议处。其亏空官员题参时，一面任所严追，一面行文原籍，将伊人产严查存案。如任所无完，即变价补完。地方官不行查出，亦照徇庇例议处。再，查其子有出仕者解任，发追至从前年久行追之案。亦查，其子现在为官，题请离任，不准以过继掩饰，俱俟其父亏空完日，开复。若接任官肯自捐填补，一年内全完，或任内有所出息、填作全完者，交该部分别议叙。其原亏空之官能于限内全完者，复还原职。如不完，从重治罪。至知府盘查仓库，州、县礼物永行禁止。如仍私相馈送，而知府竟行收受者，交该部严加治罪。[5]514

其“一面任所严追”和“一面行文原籍”封产的双向严查，以及“父债子还”的完补措施，为清理亏空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后的挪移钱粮及亏空治罪，都效仿此例。《吏部处分则例》査抵亏空条，与此略同[6]242。从雍正三年(1725)“挪移出纳”条还可看出，官场徇隐、掩饰、徇庇的风气极大阻碍了亏空题参与吏治惩贪，如“其原亏空之官能于限内全完者，复还原职”，亏空者若能尽快变产抵补钱粮，很大程度上能减轻处罚。

二、乾隆五年(1740)

乾隆元年(1736)，皇帝针对亏空赔累之事，询问户、刑二部意见：“从前办理，殊未妥协。其他分赔、代赔、着赔，名色甚多，如道府有稽查州县之责，州县设有亏空，道府非属分肥，即系疏纵，责令分赔，实属允当。若因钱粮数多，一人未能归结，而令旁人分赔、代赔、着赔，则本属牵连，而日久难完，又不得不为开豁，于国帑仍无裨益。”[7]可见，以往惩办亏空，因本官及上司等负有连带责任，一案往往牵连多人。如亏挪数额较大，常常导致帑银无着。此外，一些官员隐匿财产，希图逃避赔补。乾隆上谕曾言：“至于题奏亏空案件，动云家产尽绝。夫所谓家产尽绝者，必上无片瓦、下无立锥，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有不可终日之势。若今所谓家产尽绝之人，衣食未尝亏缺，家口仍得支持，不过无力完帑，遂过甚其辞，以邀恩免……嗣后一切亏空案件，仍照旧例办理，如有实在不能完纳者，但当云无力完帑，出具保结，不得用家产尽绝字样。”[8]在亏空清查的实际操作中，徇情舞弊行为屡见不鲜。诚如一位官员所言，“只因任所查封财产接任之员每多瞻徇情面，不尽确查，而原籍地方官又多袒护，以致侵贪之员得以预将资财藏匿寄顿，实不足以惩贪墨”[9]329。正因“从前办理，殊未妥协”及上述种种问题，有必要对此一刑律进行修正，以规范职权，严密法网。

乾隆五年(1740)《大清律例》开始定型化，不再做法条上的修改，有所不足则通过制定条例加以补充。乾隆五年(1740)修订律例对“挪移出纳”条有较大改动，虽然一些条例大体继承雍正三年(1725)律，只在个别字句上稍有改动，而增删、修改者为多，其修订情况相当复杂。本次修订采取抄写原例，继而刑部阐发修律建议，最终附上修改后的新例，层次清晰，有据可凭。大致可分为增订、修改、删除三类。从内容上看，包括官员新旧交接、挪移揭报、亏空题参、实在民欠、仓谷买补等相当具体的规定。且许多改动都缘于督抚、部臣在政令的实际运作中发现问题和弊病，因而向皇帝提出意见，奏准在案，由此促成了律文的更订。

还需指出的是，早在乾隆五年(1740)修律前，吏部针对钱粮挪借与承办亏空形成了相关承办规定，而这些意见一定程度上为此次修律所采。如乾隆元年(1736)覆准：“承办亏空人员，如有迟延违限者，遵照钦部事件定例，违一月者罚俸三月，违二月者罚俸六月，违三月者罚俸九月，违四五月者罚俸一年，违半年以上者降一级留任，违一年以上者降二级留任，违二年以上者降三级调用。”[10]359乾隆三年(1738)覆准：“州县侵项，不能一年内全完者，知府革职，不准开复。若本犯侵项于一年内全完，令该督抚将失察之知府确察平日居官如何，出具考语，给咨送部引见请旨。”[10]359

大体而言，乾隆五年(1740)律条的修订促使“挪移出纳”条基本定型，可谓立法綦严，条目疏密。此次修订的关注点，从雍正三年(1725)如何规范钱粮出纳，转向如何惩治及杜绝亏空弊病，故而为日后亏空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依据，为嘉、道等继任者所法。

三、乾隆十六年(1751)

乾隆朝挪移钱粮导致的亏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广东盐运使陈鸿熙以正项钱粮放债案[11]40、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案[11]988，以及奉天府尹霍备任内荣大成等五亏空案、山西刘廷诏之案等[12]785，禁之不绝。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镶蓝旗汉军都统奏已故山西浑源州知州刘廷诏应追亏空银米实不能完交，“此中显有情弊”：

向来督抚徇庇属员，所有亏空仓库，并不留心稽察，据实题参。及至该员身故，无可弥补，始行揭报。不得已上下通同、倒提年月，以掩饰从前不能查察之过。雍正年间，属员亏空，定有上司着赔分赔之例。是以稽察严密，官员知所畏惧，亏空之案甚少。近来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不可不加意整顿。稽察属员乃督抚专责，果其实心查察，耳目何患不周？果其察出即参，属员何至不知畏惮，敢于任意亏空。乃平日因循宽假，明知亏空，冀其自行弥补。及至水落石出，仅以题参了事。本任既无可着追，旗籍又声明豁免，相习成风，无所底止。将亏空之案，由此日增，于吏治深为有害。[12]783-784

乾隆帝斥责亏空挪移上下通同，徇隐包庇，令刘廷诏未完亏空银两米谷，由上司巡抚以下分赔。凡此种种，促使皇帝对以往赔补亏空的做法进行纠偏，谕令各督抚对仓库时时加意稽查，如仍宽纵致帑项侵亏无着，“惟该管上司是问”[12]785-786。乾隆十六年(1751)修订“挪移出纳”的背景大致如此。

此次“挪移出纳”续纂三条。其增纂及缘由如下：

一、凡审拟那(挪)移之案，于定案日查明，参后完过若干，准予开除，以现在未完之数定拟。

臣等谨按：此条系乾隆十一年五月内，臣部议覆升任兰州巡抚黄廷桂题报州牧亏空一案，附请定例。应纂辑，以便遵行。

一、凡知府失察属员亏空，及本犯实系因公那(挪)移者，仍照原例办理外，其知府通同徇隐，州、县侵欺仓库钱粮，着落代赔之项，若三限已满，尚未赔完，该督抚取具家产全无印甘各结保题，即将革职代赔之知府，按其已、未完交分数治罪。以十分为率，如未完之数在五分以内者，杖一百。至六分者，杖六十，徒一年。每一分加一等。十分无完者，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纳赎。如能依限赔完，仍照例准其分别开复、降调。

臣等谨按：此条系乾隆十五年八月内，钦奉上谕，议定条例。应纂辑，以便遵行。

一、凡州、县官交代，其存仓米谷，除实应出粜存价未买之银，照例准其接收外，如有私行出粜及仓粮亏缺折银交代者，照例题参，仍留任所按数买补，并令接任之员查明，出具并无粜多报少、粜少报多，折银抵交确实印结申报。违者，一并题参究追。该管上司不能查出，照徇庇例议处。

臣等谨按：此条系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内，户部议覆调任江西布政使彭家屏条奏定例。应纂辑，以便遵行。[5]520

如前所述，乾隆五年(1740)的修订促使“挪移出纳”条基本定型。伴随刑法系统的修订刑律，吏部对亏空清查、官员考绩与承追奖惩则例进行相应的修改、补充。乾隆十二年(1747)议准：“州县亏空，经该管道府察出揭参，各免其失察处分，如例应责成盘察保结之属官，俟其离任身故后始参，亏空实系从前盘察不实，应无论其揭报与否，将该管道府以失察附参，照失察州县亏空例分别议处，所亏钱粮亦照失察侵那(挪)定例分别着赔。”[10]360乾隆十四年(1749)奏准：“道员失察知府、直隶州知州亏空，照失察例降四级调用，至失察州县亏空，既责成盘察不实之知府，其道员自应量为酌减，如该管道员不豫行揭参州县亏空者，降一级留任。”[10]360乾隆十五年(1750)议准：“承追千两至五千两者，以四年为期，每年每案追完二分五厘，四年之内十分全完，准其纪(记)录一次。每年完不及数者，初参降俸二级，二参罚俸一年，三参降一级留任，戴罪承追，四年限满全完开复。如不完，降一级调用。其督催各官，递年完至二分五厘者，免其处分，递年完不及数者，其初参、二参、三参、四参处分，悉照五千两以上初参、二参、三参、四参之例办理。”[10]406

此外，根据实际情况，一些新的法律调整并未在乾隆五年(1740)、十六年(1751)两修律例中得以体现。皇帝以谕令的形式对亏空挪移的惩办进行调整，旨在扼制亏缺、澄清吏治。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停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该年九月，兵部原任道员钮嗣昌侵亏库项仓储一万余两入己，拟斩监候。因其限内完赃，减等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帝认为，“此虽向例，但思侵亏仓库钱粮入己，限内完赃，准予减等之例，实属未协。苟其因公那(挪)移，尚可曲谅。若监守自盗，肆行无忌，则寡廉鲜耻，败乱官方已甚。岂可以其赃完限内遂从末减耶！”谕令：“嗣后除因公那(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着永行停止。”钮嗣昌事犯在定例前，姑从宽免死，着仍留军台三年，再行请旨[13]。

为加强各地库存银两的管理，定例抚藩接任、离任，需以奏折的形式奏报有无亏空挪借。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二月，护理陕西巡抚吴士功奏，藩库钱粮交代定例綦严，但日久玩生，督抚视保题为具文。所以上下挪借，亏缺无忌。吴士功奏请，抚藩接任、离任，需将接收库项有无挪借、亏空之处一一交代，使得按册可稽，并仍照旧例出结保题。乾隆帝十分满意，谕令照所请为例[14]。

虽然如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仍可超越律法，施以恩赦。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户部郎中永贵短少海关税银一万二千余两，照例应变产赔补。其父直隶古北口提督布兰泰上奏请罪，自言“将所有银两、衣服、首饰、器具、家人尽数抵算，不足十分之二，未能即刻交清”。转而变抵京中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复奏请将提督任内每年应得俸薪、养廉银等按季抵交。其次子新补铁岭县知县、永亮五子蓝翎侍卫、永广等俱情愿折变衣物扣存俸廉添入[15]692。乾隆朱批：已有旨免汝。所谓父子不相及也[15]767。但此种圣恩宽宥并不普遍。

四、嘉庆九年(1804)

嘉庆九年(1804)对“挪移出纳”条的修改，围绕亏空追赔银两事宜展开。先是，嘉庆四年(1799)正月，嘉庆帝召见刑部侍郎熊枚，谕以刑名事务：“向来刑部引律断狱，于本律之外，多有不足蔽辜，无以示惩及从重定拟等字样。所办实未允协。罪名大小，律有明条。自应勘核案情，援引确当，务使法足蔽辜，不致畸轻畸重，方为用法之平。”[16]皇帝认为现有刑律略有罚不当罪之嫌。嘉庆七年(1802)六月，户部奏“修辑完缴官项条例”一折，刑部奉旨将议赔各例分别妥修具奏。后刑部依照《户律》，将例内按限完缴，以及涉及工程款项之处做了修订：

除侵盗亏空，仍照定例办理，并户属工程项下应追各款，户部、工部定有专条者，应听各照本例办理外，其追赔拖欠各项银两，如数在三百两以下者，限半年完缴。三百两以上者，限一年完缴。如数在一千两至五千两者，定限四年。五千两以上者，定限五年。均按所定年限陆续完缴，毋庸拘定每年应完若干。如统限已满，无力完缴，请豁银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核计已、未完数目，即照工程核减银两未完例，交刑部分别治罪。如数不及一千两者，照例请豁，免其治罪。若本身已故，而子孙无力完缴者，亦照例请豁，毋庸治罪。[5]520-521

据《读例存疑》考述，“此条系雍正五年，原任直隶总督李维钧，动用俸工银两案内，经总督蔡挺奏参，因纂为定例。乾隆五年，以承追勒限处分倶各有定例可循，毋庸另立条款，此条应删。进呈黄册后，遵旨仍行纂入。嘉庆七年修改”[6]242。刑部认为，“查侵盗亏空事，隶臣部例内，已有明文，应仍照定例办理。至户属工程项下，应追各款，均事隶户、工二部，户部、工部均各定有专条，应仍听各照本例办理”[5]521。概而言之，有关侵盗、亏空的处理，若户部、工部各有专条规定，则以其为准。反之，则以刑部条例治罪。但此条与《处分则例》承追门，以及《户部则例》勒追门、完欠门有相互重叠之处。薛允升认为，“吏、户二部之例，颇觉明显。刑例只云拖欠各项，并未指明系何赃款，而又云户、工部定有专条者，听各照本例办理，看去殊不分明。且银数在千两以上，仍照工程核减例治罪，尤与吏、户二例不符。侵盗那(挪)移及分赔、代赔之赃均有限期还官、入官，各赃亦有监追日期，此条倶未叙明”[6]243，遂致彼此混淆不清。

五、道光九年(1829)

道光九年(1829)“挪移出纳”条修订内容包括原例一条、修改一条、臣等谨按一条。此次修订缘由如下：道光六年(1826)三月，刑部议覆陕甘总督杨遇春题参前任敦煌县知县魏邦彦霉变仓谷，继而指出，州、县霉变仓谷勒限追赔、分别开复及革职治罪相关规定，刑例与吏部则例互有参差。经刑部会同吏部酌议，应请嗣后有仓廒州、县，倘因循怠玩，于渗漏既不粘补，应盖造处又不详请，以致米谷霉烂者革职，动项买补，勒限一年照数迫赔。一年限内全完，免罪开复原官。如一年以外赔完，免其治罪，不准开复。二年之内如不赔完，即照“损坏仓库财物律”治罪，着落家属赔缴。若有将仓谷侵盗入己，捏称霉烂亏空者，仍照侵蚀例治罪。刑部认为，“如此酌定例文，似于情法两得其平，亦不致相互歧异”，并于吏部、刑部修例时，将其纂入例册[5]521[17]。此事奏准在案，故于道光九年(1829)修律时对例文加以修改。即：

凡州、县亏空仓谷，以谷一石照银五钱定罪。麦、豆、高粱、青稞等杂粮并同。系侵蚀入己者，照侵欺钱粮例拟断。系那(挪)移者，照那(挪)移库银例拟断。其仓谷令接任官于秋成谷贱时，申详督抚、藩司酌动何项钱粮照时价先行买补。该州、县出具仓收，道、府加结报部，于亏空人员及妻、子名下，勒限一年，将动项银两照数追赔还项。如逾限不完，亦照勒追库银例分别治罪。其有仓廒州、县，倘因循怠玩，于渗漏处既不粘补，应盖造处又不详请，以致米谷霉烂者，革职，动帑买补，勒限一年，照数追赔。一年限内全完，免罪，开复原官。一年以外赔完，免其治罪，不准开复。二年之内不完，即照“损坏仓库财物律”治罪，仍着落家属赔缴。若有将仓谷侵盗入己，捏称霉烂亏空者，仍照侵蚀例治罪。[5]521-522

该例针对官员失察导致仓谷霉烂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定。根据相应的赔补年限及补偿情况，分别就实际情况处理，并据此明确以“损坏仓库财物律”和侵蚀例治罪的区别。

六、咸丰二年(1852)

此次只对一处进行修改。原例“该州、县出具仓收，道、府加结报部，于亏空人员及妻、子名下，勒限一年，将动用银两照数追补还项”，咸丰二年(1852)修律于道、府外，另加入直隶州[5]522。

有清一代，亏空成为国家与社会一顽疾。“我仓既盈，我庾维亿。”地方钱粮关乎要害，而亏空累累，亦原因复杂。对此，乾隆朝两江总督李世杰总结道：“推求亏空之故，或有实欠在民，年久人亡户绝，遂致无着者。或有前后官交代之际，立有欠票，后因前官或参或故，无可偿还者。或有挪动仓谷，离任之时将价缴贮在库，后因米价日昂，不敷买补者。或有将衣饰推抵，日久蔫旧，不能变卖抵款者。一府一州之中，或有一县数县通盘算计，遂成累万。”[18]官侵、吏蚀、民欠屡见不鲜，由此促成了相关律条的不断修订。“挪移出纳”条即明证。其历次修订涉及钱粮收征、出纳，亏空赔补期限，官员互相监督及责任连带等诸多方面，反映了仓储亏空赔补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整治吏治、肃清亏空的良苦用心。虽因时而异、法网渐密，吏治陋习与腐败仍使亏空挪移禁之不绝。道、府、州、县上管官员盘查属库不尽虚实，日久相沿，视为故套。前任亏缺各员平日任意花销，临去嫁祸后任。即便案发，上司庇护，假捏亏数，往往使得违法者“坐拥厚资，置身事外”[9]329。是故，申饬与立法在当时难以从根本上对渎职、贪腐者造成威慑，从而使得吏治澄清、国库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