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昊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童子军是国际性的青少年运动组织，发端于20世纪初的英国，其创始人为英国军官贝登堡(Baden Powell)。在第二次布尔战争①中，贝登堡曾经训练梅富根军校学生军团(Mafeking Cadet Corps)支援前线，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此后，为了能够给部队日常训练提供参考，贝氏总结自己训练士兵的方法，写成了一本书，名为《警探术一助》(AidtoScouting)。在这部书中，贝登堡提到他训练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手下的士兵分成小队进行强化训练，除了常规的野营、侦探、勤务等个人能力之外，他还注重士兵独立的精神，可靠的信用，希望借此在士兵中养成英国人所崇尚的绅士风度[1]。

回到伦敦之后，贝登堡意外发现自己这本书被许多学校当作训练儿童的教材。于是他索性将自己的练兵之法运用到儿童的训练当中。1907年，贝登堡召集了英国当地的儿童在白浪岛进行了露营训练，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使这种儿童训练得到了当时英国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2]，之后推广到了西方各国。后来，贝登堡根据之前的露营训练，结合东西方各国的青少年体育教育的理论，出版了《少年警探》(ScoutingforBoys)一书，这部书日后成为了各国童子军重要的训练书目，童子军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并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

一、南开童子军的成立及其发展脉络

中国的童子军运动发源于辛亥革命前夕的武昌，它的诞生和革命思想紧密相连。1911年前后，武昌文华书院的严家麟将书院收到的童子军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用于书院幼童部的教育实践。次年2月，中国第一支童子军在文华书院正式宣告成立[1]3。之后，童子军运动伴随着辛亥革命风潮很快传到了江苏、上海等地，并蔓延到了包括天津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和省份。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前，天津租界地区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就曾经出现过童子军，只是规模影响都有限，而天津地区的童子军教育除了受到革命风潮的影响外，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天津青年会)的大力支持以及张伯苓的体育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青年会对童子军教育的扶持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当时瑞典青年会最早成立了幼童部，成为了童子军教育的主要倡导者。随后全球许多地区的城市青年会都成立了童子军，而作为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天津青年会也成为较早创办童子军教育的城市青年会之一。此外，同其他地区的城市青年会一样，天津青年会也积极推动所在地区的童子军教育，对青年会以外的童子军团体进行扶持，包括提供师资培训，帮助筹措经费等[3]，成为近代天津童子军的主要推动者。作为当时青年会的华人董事，主张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对西方的童子军教育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深知近代体育对改造国民的重要性，而童子军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儿童以及青少年体育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延伸，意义深远。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南开中学成为中国当时较早建立童子军的学校之一。

1915年，张伯苓通过周恩来创办的“敬业乐群会”童子部招募15岁以下的学生加入童子军，当时鉴于周恩来年龄已经较大，就改派吴国桢担任南开童子军的首任学生队长[4]。此后，南开学校正式成立了童子军，由陶尔图任军长，章辑五、伉乃如、周梦贤、杨润身、姜更生、王恒安、李丹忱等任教练员。他们将童子军分为两队，一队用国语操练，一队用英语操练，效果显著[5]。

但由于童子军缺乏训练经费和专业设备，再加上没有地方统一购买服装，南开中学不久就停办了童子军。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国内，南开的学生们群情激愤，于当年夏天向学校申请重新开办童子军教育，以振兴国家，并公推体育部的老师章辑五和学生陶开泰等成立筹备委员会，南开童子军由此重新成立[5]。当时北洋政府担心童子军武装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会危及自身的统治，便通过全国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下令取缔学校的童子军。1919年，天津教育厅下令取缔学校童子军组织，遭到了许多学校的抵制，其中也包括南开中学[6]，之后取消童子军的禁令便不了了之。

此后，章辑五作为南开学校的体育部主任，以南开为试点进行童子军教育实践，在天津地区极力推动童子军运动的发展，并开展训练班和促进会，扩大了天津童子军运动的影响[7]。

在张伯苓和章辑五的大力推动下，童子军课程成为了南开中学初一和初二的必修课，南开童子军与天津地区的其他童子军团体一起参加各项社会实践，包括童子军表演大赛、各级运动会、游行、露营等活动。期间，南开学校童子军都展现出了较高的社会技能和服务热情，广受天津社会各界的好评。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各项体育比赛中，南开童子军表现十分优异。如在第六次华北球类运动会中，南开童子军身穿短裤在凛冽的寒风中维持秩序，受到了参会者的盛赞[8]。这一时期南开童子军教育不但注重学生们的身体素质，还对参加童子军学生的课业成绩有着严格的规定。当时规定童子军队伍中凡是有学业成绩不合格者皆停止其在童子军的工作。此外，章辑五等人还仿照欧美等地区的童子军教育，在童子军当中选拔优秀的队员另组成小狼团，作为童子军队伍当中的中坚力量，代表童子军参加对外活动[9]。

1921年，天津中华童子军联合会在天津青年会礼堂召开，该会宣布了天津中华童子军的成立，青年会的华人干事庸剑秋和张伯苓当选为正副会长[10]。1922年，天津中华童子军联合会选择在南开中学礼堂召开一周年会议，南开童子军小狼团参加了汇报表演，受到参会者的广泛好评[9]。由此可以看出，在天津中华童子军联合会的成立过程中，以张伯苓和章辑五为核心的南开童子军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表明南开童子军在近代天津地区的童子军教育中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地区的反动当局以警察“罢岗”，不管地方治安相威胁，不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各校派出学生组成警察，维持市面的秩序，当时南开中学派出的学生全部为校内童子军的成员。他们身穿黄色制服，手持木棍，在四马路一带维持秩序，有力地支持了工人和学生的斗争[11]。1928年，北伐军进入天津，南开童子军穿着整齐的制服列队欢迎北伐军。据后来的农业经济学家叶笃庄回忆，当时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喊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热情高涨[12]。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陆续接手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并将童子军教育纳入了国民党党部管理体系。当时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训练部在市党部就设有童子军指导员办公室。1928年，天津童子军促进会在天津市东马路青年会宣告成立，并直接受国民党市党部领导[13]，国民党势力开始渗透到南开乃至整个天津地区的童子军教育中。此后童子军教育日益沦为国民党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南开童子军教育的进步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1935年，张伯苓致函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要求他推荐一位优秀的体育系毕业生到南开中学担任童子军教练，该校长推荐了魏金凯。据后来的南开学生回忆，当时张伯苓给魏金凯开出了月工资一百元的优厚条件，而当时南开中学的资深教师月工资不过80元，张伯苓对童子军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魏金凯也确实不负众望。1936年10月10日，在南京孝陵卫举行了全国童子军大检阅。蒋介石作为军长进行检阅，张伯苓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南开童子军在全国童子军的番号为777团，由魏金凯亲自带队，在这次检阅过程中，南开学校童子军表现突出，尤其是将营地设置的防空帐篷伪装成了艺术品，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们的盛赞[14]。此次检阅是南开童子军首次参与的全国性的童子军比赛，南开童子军在全国童子军检阅中亮相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了全国童子军教育者的关注。

抗战期间，南开童子军随南开中学迁到了重庆，童子军教育仍照常进行，并加入了抗战的相关内容。1949年，童子军总会被南京军管会接管，南开童子军教育也同全国童子军教育一起正式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我国港台地区的童子军教育延续至今。

二、南开童子军与南开体育

南开童子军教育与南开体育是相辅相成的，童子军教育本身就是体育教育的补充和延续，是带有军事性质的特殊体育课。近代以来，传统教育制度开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各种教育改革思潮开始盛行，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不但在国家层面上积贫积弱，在群众个人体质方面也远远落后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重文轻武。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传统教育使得中国人“武事废堕，民气柔靡”[1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主张将军事教育纳入教育方针的“军国民教育”开始流行。民国成立初期，教育部将军事体育纳入体育教学中，教育总长蔡元培也将“军国民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五项新的方针之一[16]。

“军国民教育”的流行与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不谋而合。当时张伯苓校长就认为教育在于造就“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达的人才”，而这三者之中体育是最为欠缺的[17]，他对体育的大力提倡实际上也是出于其强国强种的目的。然而仅仅依靠学校的体育活动，还远远达不到改造国民体质这样的要求，童子军教育的开展则为当时南开的体育教育带来了新的方向。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熟识西方教育体系的教育家，张伯苓意识到童子军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发展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有极大的益处。从南开童子军教育的宗旨来看，期望“训练少年积极之道德，发达其天赋的本能，务使皆能养成诚实、忠勇、仁慈、耐劳诸美德”[18]。这种教育宗旨实质上贯彻了张伯苓校长的体育理念。在这种先进的体育理念和“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引领下，南开成为了天津地区较早开展童子军教育的中学堂之一。

由于当时国内缺乏较为专业的体育人才，专业的童子军教官更是无从谈起，南开童子军的部分教官是从天津青年会中挑选熟识近代体育的中外籍干事，他们往往不是专业的体育教师，有时甚至身兼数职，有的本身就是南开的体育教师。南开童子军第一任军长陶尔图就是青年会的美籍干事，在南开中学曾经负责教授英语会话。童子军教员章辑五既在天津青年会的体育事业部任职，又为南开学校的体育部主任，还曾经在南开中学教授过物理和英语。童子军教员伉乃如也曾经担任过南开的化学教师，并且曾在天津青年会智育事业部任职。童子军教员杨润身也是英语教师[19]。这些童子军教员虽然不是体育系专业毕业，却都受过近代的新式教育，有的还是青年会的华人干事，对于近代体育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以章辑五和伉乃如为例，二人都曾就读于直隶省立高等工艺学堂，该校聘请英、美、德、意等西方教员，采用新式教学，章辑五毕业于机器科，伉乃如毕业于化学科[20]。他们二人都曾经在天津青年会任职，对近代体育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此外，为了能够让南开童子军接受更专业的训练，张伯苓还派遣童子军教员赴外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考察，甚至出国学习考察，并且聘请专业的体育教师训练南开的童子军。例如，张伯苓曾派遣章辑五去苏州东吴体育大学考察体育教学，后又派遣他去美国深造。途径欧洲时，章辑五考察了欧洲的童子军训练[20]199。1924年，返校的章辑五派遣毕业于武昌文华书院的雷法章担任童子军军长。雷法章长期从事童子军教育工作，颇有经验，此后南开童子军的教育日趋专业化。

从课程管理来看，南开童子军课程与体育课程都被纳入到实践的必修课当中，且互为补充，同时进行。根据南开童子军管理的相关规定，在校的初中生只要符合童子军的资格，不论是否参加了童子军，都可以选择修童子军课程代替普通的体育课，而非童子军的学生在修普通体育课的时候，参加童子军的学生只能到童子军事务所自修童子军的课程，如果不到就按旷课处理[5]。此外，在普通体育课上体育老师也会要求部分学生学习童子军课程，并按照童子军的训练方式进行训练。当时南开中学的老师会在普通体育课上选择一些身体达标的体育生仿照童子军的课程进行训练，并按照童子军的训练纪律对这些体育生严格要求。与参加童子军的学生不同，这些体育生不需要进行宣誓，也不需要填报志愿，在着装上也和一般的童子军有所区别[5]。由此可以看出南开的童子军课程就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体育课，学校鼓励甚至强迫学生参与童子军课程的学习。

与近代体育相同，南开童子军的训练组织和加入办法也是主要仿照西方国家。以1920年的南开童子军为例，当时童子军分两团教练，每团分四队，每队八人。全体事务分两部担任，一为教练部，由军长、队长及热心童子部教育的各学科教员组成；一为事务部，分军需和文事两科，由军长选择童子军队员中有才干的人担任。童子军训练除了每周二和周日的旅行之外，每周全体合操一次，分队集合一次，均于下课后进行[18]119。除了与常规的普通体育课同时开展以外，童子军课后的课程训练量之大可见一斑。当时童子军的加入仪式也仿照西方进行。南开中学对加入童子军的学生有一定要求，除了要求不得有不良嗜好之外，对学业成绩也有着严格的规定。鉴于当时童子军队员都是未成年人，学校规定学生加入童子军需要得到家长的同意，还要领取志愿书，缴纳注册费，与军长谈话，进行初级考试，才能正式加入童子军[5]。

从课程内容上来看，南开童子军的训练比普通体育课更注重纪律性和爱国精神的培养。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社会，普通国民在日常生活中较为自由散漫，纪律性较差，而近代体育比赛中对参赛的运动员有着严格的规则限制和纪律要求，因此近代体育比赛的引入对于改造自由散漫的国民性有着极大的益处。相对于普通的体育课，南开童子军课程对纪律的要求更为严格。童子军课程首先要熟习童子军的题词、记号、礼节。此外，童子军的爱国教育课程也是普通体育课所缺乏的。童子军在课上还要求学生知“中华民国国旗之组织，及其意义，并升降之规则”[5]，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童子军课程对学生日常生活的个人卫生也有一定程度的要求，比如要求学生定期修剪指甲，清洁牙齿，用鼻子呼吸，不要随地吐痰等[14]640。

从具体的训练内容来看，南开童子军训练与普通的体育课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会操是童子军一项重要的训练项目，同时也是当时各级运动会的表演项目。当时的会操表演除了升国旗、唱国歌、踢正步之外，还包括表演旗语、急救法、结绳等野外生存训练内容。课下童子军训练甚至还包括传统武术和烹饪技能。当时南开学校童子军参与了天津地区各级运动会的会操表演项目，也作为运动会的志愿服务人员，包括走方队、充当乐手、维持会场秩序等，受到天津各界的一致好评。从训练项目上来看，普通体育课的训练项目大多是竞技体育的内容，除了身体素质的锻炼外，主要是为了体育比赛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而童子军项目则不同，这些训练项目和内容在日常生活或者军旅生活中具有相当的实用性。童子军急救法可以在面对日常生活中周围突发疾病的状况实行紧急的医疗救助，野炊和搭军用帐篷可以解决野外旅行、生存、探险或者战场上的基本食宿问题，结绳可以用来捆绑重物以便于携带或者捆绑俘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犯罪嫌疑人，旗语是为了部队与群体远距离之间进行更好的沟通，传统武术的学习除了用于锻炼身体和战场上的近距离搏斗之外，还可以作为日常的防身术，尤其是对女童军意义重大。此外南开童子军还教授学生军用乐器的演奏，可以服务于日常的大型团体活动。这些课程的实用性不是普通体育课可以比拟的。尽管童子军也有自己的运动会或者团体比赛，但大多是集体项目，很少像竞技体育运动一样有个人项目，且竞赛性质远远低于这项运动的教育意义，相对于普通竞技体育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童子军教育更加强调集体合作，较少有竞争的因素在里面。

与普通体育在训练赛场进行训练不同，童子军教育更加注重对队员在战场或者野外的生存能力的训练，野外的露营成为了童子军训练的重要项目。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校方对于野外露营地点的选择也颇费周折，鉴于当时南开大学还没有多少建筑，较为空旷，适宜露营，1936年春，南开童子军各年级各组依次在南开大学马蹄湖西边空地进行露营，住宿一晚，第二天返回南开中学。因为野外生存最需要解决的就是食宿问题，因此当时童子军露营的工具主要是帐篷和炊具。野外露营的一大考验就是要求学生在野外的环境下自行解决野炊的食材问题。据回忆当时有学生将南大校园马蹄湖的莲藕拔出作为食材，想要做一盘炒藕片，被校工报告到张伯苓那里。张伯苓考虑到对于童子军的教学自己不便过多干预，且当时童子军野外的训练原则是鼓励学生在野外就地取材，于是便没有惩罚学生，让学生照炒自己的藕片[21]。由此可以看出张伯苓校长对童子军教育的重视。此外，为了丰富学生训练之余的课外生活，学校还鼓励学生多带笑话书籍和乐器[18]119，体现了南开童子军教育的人性化。

到了假期，学生时间更加充裕，学校还会安排童子军到更远的地方进行露营训练。这些地方包括烟台蓬莱、天津大沽、北京西山、山西太原等名胜古迹地区。由于路途较远，学生需要准备许多自己的个人用品，包括被褥、枕头、洗漱用品以及制服、水壶等，而帐篷、炊具，辎重车、军旗等公共用品则由学校准备。由于张伯苓极为重视童子军的教育，每年学校对童子军的支出超过了150元，且被列入到学校的正式预算中，但童子军教育经费仍捉襟见肘，需要大力筹措才能勉强维持。

正是由于张伯苓先进的体育理念，南开的童子军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加过童子军教育的学生很多都成为了日后中国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包括周恩来、曹禺、吴国桢、梁思礼、袁家骝、申泮文、叶笃正、李世瑜等。由此可见，南开童子军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借鉴意义。

三、结 语

童子军是国际性的青少年运动组织，发端于英国，后传到世界各地。天津是华北地区较早开展童子军教育的城市，在张伯苓重视体育的教育理念和民国时期教育改革风潮的引领下，南开的童子军教育在天津乃至全国中学童子军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作为体育课程的重要补充，南开童子军课程与体育课程一道成为了南开中学的必修课。该课程所选用的部分教员是熟识近代体育的青年会外籍干事，有的还是南开自己的体育老师。相比于体育课程，童子军课程无论从训练方式还是课程内容上都具有较大的难度，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具有实用性，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和爱国情怀。这种特殊的体育课程对参加训练的学生日后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首先是对青少年爱国精神的培养。如前文所说，参加南开童子军要求学生学习“中华民国国旗之组织，及其意义，并升降之规则”，相对于空喊爱国口号，这种教育方式对学生爱国精神是一种潜在的影响。抗战胜利后，据南开校友会的统计，南开学校没有出过一个汉奸，童子军课程的爱国教育对南开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次，是对青少年纪律性和合作精神的培养。除了童子军本身对队员个人的纪律要求之外，从课程内容上来看，相比于近代体育，童子军课程较少有个人项目，几乎都是团体合作，尤其是在野外的生存训练，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对队员的纪律性要求较高。青少年在经过这种训练之后，对日后的成长有着较大益处。尤其是他们成年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具有较强的沟通和合作能力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此外，童子军对学生纪律性的培养也成为了南开学生日后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律，使他们在晚年拥有异于常人的良好体魄。梁思礼、叶笃庄、申泮文、吴国桢等当年南开童子军队员都乐享高寿，这与他们早年曾参加南开童子军的经历不无关系。

最后，童子军教育对于青少年意志品质的培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童子军高强度的训练不禁锻炼了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还有利于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品格。尤其是童子军课程中对队员野外生存训练的考验。在露营训练中，他们一开始就需要在野外长途跋涉，应付各种恶劣的天气状况和意想不到的各种生存问题，这不仅需要良好的体魄，还需要强大的生存意志。这些青少年在经过了大自然的生存考验之后，面对他们日后生活和工作当中所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更能从容应对。

尽管受到教育经费的种种限制，且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童子军教育日渐沦为国民党打击异己、加强独裁统治的工具，南开童子军教育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在张伯苓重视体育的教育理念下，南开的童子军教育仍旧成为了天津乃至全国中学童子军教育的典范。南开的童子军教育对于青少年日后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注 释：

①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指的是1899年到1902年英国同荷兰后裔布尔人为了争夺南非领土和资源所进行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