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芳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迟子建相继创作了《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北极村童话》等作品，小说中的故事内容也因携裹着浓郁的死亡气息，而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干认为死亡“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时常出现，但迟子建有独自的形象联系与审美追求”[1]，并认为“民间文化色彩成为迟子建小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淳厚的风格，古朴的葬歌，民谣，神秘的相面人，诡秘的魏疯子，诱人的传说，都氤氲着神秘的气氛”[1]。费振钟则从叙事视角出发，看到迟子建小说“童年视角里对于人的存在和死亡的理解”[2]。他们都敏锐察觉到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并试图从不同层面考察迟子建小说。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始风景》《向着白夜旅行》等作品，因在形式与内容方面迥异于迟子建前期的小说创作，而造成前后文本内容的裂隙，评论家们也纷纷注意到迟子建作品中的这种“新意”。戴洪龄认为迟子建创作《原始风景》时“已经接受了国内外文学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她不知不觉地把一种现代的叙述方式引进她的小说”[3]。闫秋红则认为“迟子建虽然以不入任何流派、不追求任何新潮而引人瞩目，但她的创作(如《向着白夜旅行》等)仍保留着先锋小说的某些品格”[4]。但是，很快迟子建的小说似乎又抛弃了这种带有“新意”的叙述方式。在《旧时代的磨房》(1991年)及《白雪的墓园》(1991年)等作品中，人们似乎重新找回了迟子建早期小说创作的某些特质。甚至曾镇南看了《白雪的墓园》一文后，认为“这才是迟子建，是写过《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的迟子建”[5]。

新世纪以来，以《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为标志，“用民间立场书写历史”[6]创作方法的运用，则表明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上的新探索。迟子建站在民间立场，将民间小人物之生死放置在历史洪流中，试图书写一部民间的历史，而这无形中又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某种勾连关系。这无疑使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又一次达到新的高度。

那么，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具体表现在哪几方面？我们该如何看待迟子建小说中死亡叙事发生的转变，历次转变又因何触发？它与民间文化的融入以及文学思潮的流变有何关联？迟子建缘何在其小说中执著书写死亡，这种执著书写又有何价值意义？以上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些问题。

一、持守与变奏：死亡叙事的演进

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艾布拉姆斯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观点，即“艺术家、作品、世界、欣赏者”[7]。从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来看，考察文学作品不仅要分析其显在呈现的内容，还应将文学作品放置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更为明晰地发现它潜在的意义。沿着时间脉络考察可以清晰发现，迟子建自登上文坛，在作品中就开始书写死亡，如《沉睡的大固其固》(1985年)《旧土地》(1986年)《北极村童话》(1986年)等。并且近来的新作《候鸟的勇敢》(2018年)与《炖马靴》(2019年)等，也都涉及死亡这一主题。因此，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是其创作持守的重要主题。且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由此持守与变奏成为阐释迟子建小说死亡叙事的两个关键词。

从小说的主题内容来看，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明显具有阶段性特点。在迟子建的早期小说中，“死亡”喻示着愚昧落后事物的逝去与毁灭。从内容上看，小说中描绘的民间风俗，构筑起迟子建小说死亡书写的内容。但从主旨要义上说，这些小说所表达的是对民族劣根性和愚昧落后习俗的批判。《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北国一片苍茫》等小说表明，作家对死亡的态度俨然是从启蒙角度出发，力图将一切愚昧落后的民间习性清除。小说中将老一辈的死亡与新一辈的成长作对比，一如《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与楠楠，也如《北国一片苍茫》中的爸爸与芦花，遂在对比中突出破旧立新的文化主题。

然而，这一时期迟子建对民间的态度是矛盾而复杂的。她在批判民间愚昧落后的同时，又对民间生活寄予深厚情感，由此建构了理想的北国世界。如《北极村童话》《鹅毛大雪》等，这些作品中的死亡主题建构，大都以民间文化视野下的乡间风俗以及神秘的地理环境为书写对象，透过儿童的视角，以一种回忆的姿态进行叙述，从而“展现了生活在民间文化语境中乡村世界的人们丰富的生命形态”[8]。如《北极村童话》借灯子的视角，讲述了她与北极村的故事、她的行为举止以及她的所见所闻所感，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北国世界。对灯子来说，死亡是一件既恐怖又平常的事情。小说以一缕缕轻烟的消逝为标志，表现苏联老奶奶的死亡，这既是灯子对死亡的独特认知，又书写了人们对死亡的超脱情感。死亡这一人类永恒的思考主题，无疑为迟子建小说增添了艺术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迟子建对民间的态度变得十分明朗，呈现在文本中即是认同肯定民间的质朴生活与温暖情感，小说的叙事主题也从启蒙民间转换为反思城市。《原始风景》中作家怀念乡村质朴纯净的同时，批判城市的孤独苦闷。《怀想时节》与《遥渡相思》亦是如此，作家将情感投注于民间，并通过大量的心理活动与神秘事件来描绘民间原始生态的面貌。这种情感态度的转变、叙事角度的变化以及小说技法的多样化，无疑引发我们的思考。

这一时期迟子建书写城市市井生活的作品，同样广受人们关注。小说着重描写物欲纵横的城市与人性的丑陋，并在这些情境中探讨人类生存的困惑与迷惘。一如《晨钟响彻黄昏》中宋加文与菠萝等人的精神迷途，也如小说中东风与西风表现的人性之恶。然而谈及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迟子建认为“当时的创作状态不像现在这么沉实，在这种状态中容易借鉴别人的经验，自己的阅读经验以及头脑中对故事模式的渴望也会在不经意之中闪现出来”[6]。因此，迟子建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创作姿态，而这种创作上的调整得到了评论家曾镇南的肯定。在《还是以现实主义的白描为高——从迟子建的两篇小说想起的当前创作中的一个久违的话题》一文中，他明确表示自己被《白雪的墓园》所感动，并对“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5]给予肯定。这种创作方法也常见于迟子建后来的作品。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雾月牛栏》更是与其他获奖作品一同，被认为“既非尖新的‘先锋’，亦非陈腐的‘后卫’，在小说阵图上，它们正好是沉着、雄厚的中军”[9]。换言之，迟子建在进行小说形式探索的同时，将各种艺术手法融合，使形式与内容协同平衡，形成了自己创作的特色。

新世纪以来，《伪满洲国》这类题材的出现，则表明迟子建将创作的视角转向历史。但她往往更注重对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生命的描写，试图在特定历史中讲述人类生存的秘密。《伪满洲国》中战争与死亡的关系尤为深刻，一面是日常生活场景的铺展，一面是亲人永隔的悲剧场面，死亡的阴霾无形中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打碎这看似平静的生活。但结尾破镜重圆的一幕，则以一种希望的方式，表现出人性的坚毅。死亡在《白雪乌鸦》中早已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鼠疫伊始，人们对死亡是以恐惧与焦灼的心态待之，但后来人们则以坚韧之姿等来回春之日。这种对死亡的超越精神，因与历史事件的结合更易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振，从而丰富了迟子建建构的民间世界。

民间视域下的死亡叙事，既将死亡濡染上神秘诡谲的气息，又以民间的深邃包容了死亡的深刻内蕴，这正是迟子建小说死亡叙事的魅力所在。由对落后习俗的诋斥，到认同民间的质朴情感，再到对历史背景下个体生命的关注，我们发现迟子建小说中死亡叙事的丰富性与多样化。那么，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分析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民间文化又在这其中扮演着何种重要角色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体悟与思辨：民间文化传统与超越死亡精神

死亡叙事是迟子建小说世界里的关键词，它体现了作家精神结构与民间形式的某种复合，核心要旨便是迟子建小说世界中超越死亡的精神。那么，迟子建为何会对死亡具有如此深刻而独特的领悟呢？她又是如何将这一文学经典主题浸润上自己的叙事特点呢？综观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她将丧葬习俗、鬼神信仰与宗教文化等内容融入小说，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使死亡叙事在民间文化的独特视域下生发更深层的意蕴。

“面对面社群”“熟人中生活”[10]这些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无疑在迟子建小说中有所体现。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成，造就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割舍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就将地缘与血缘实现了融合，使死亡在民间世界中得到超越，这首先体现在迟子建小说中对葬礼习俗的描写。东北民间隆重的葬礼习俗，实质暗含着人们对死亡的敬畏之意。迟子建小说中就多次详细地描写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包括祭祀的时间、次数以及扎彩铺子中活灵活现的祭祀品等丧葬文化习俗。《旧土地》中老女人对红棺材的执著，《支客》中支客唱葬歌时的情感解脱，《没有夏天了》中隆重的葬礼以及《守灵人不说话》中姥爷的沉默不语与姥姥的理解等等，这些内容表明迟子建凭借她对死亡的体验与理解，进入了东北民间世界。小说内容表现了东北隆重的葬礼仪式以及人们对死亡的浓烈情感，这些主题背后呈现的是作家对东北民族文化记忆的体悟。

其次，鬼神信仰是中国乡村聚落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这在东北民间文化中有着较为突出的呈现。迟子建不迷信，但在她的精神世界中“人与鬼的缠绕纠葛”始终存在，并成为其小说动人心魄的重要方面。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内容与东北民俗文化无法分离，小说中表露出的死亡观也或多或少受到民间鬼神信仰的影响。《守灵人不说话》中守灵人的行为，正是人们对死亡理解与敬畏的体现。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死亡观，影响了迟子建小说对死亡的书写。因此，“有时死亡在作品中也富有诗意”[6]，小说中迟子建也确实将死亡写得具有诗意性。无论是《白雪的墓园》中耀眼夺目的红豆，还是《亲亲土豆》中情意相随的土豆，亦或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停在戒指上的蝴蝶等等，这些情节的营构使文本内容超脱出客观世界的逻辑，而表现出作家强烈的情感色彩。实际上，这正是民间文化内容与作家情感的有机交融。这些内容是人们情感慰藉的强烈呈示，同时情节本身的内蕴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文化心理。这正是迟子建对死亡超脱精神的表达方式。

宗教信仰则以一种“集体记忆”的方式，深刻影响了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尤其是萨满教“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观念，对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影响更为深远。萨满教三界观念的深刻影响，致使人们对另一世界充满畏惧却又心存希望，这种思想观念也深深印刻在作家的记忆中。童年时期多次参加葬礼的经历，使得死亡在迟子建眼中，既是恐怖诡异的又是日常的。而受“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观念的浸染以及宗教超脱精神的影响，使迟子建对死亡又有了更深的领悟。这种宗教观念不仅深刻影响着迟子建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举止，而且折射出迟子建对死亡认知的逐渐深入。

渊源久远的萨满教文化，表现了东北民间文化的丰富内涵。《东北俗文化史》中指出：人们认为萨满是“人间通往鬼神的使者，认为神能附体的人才能做萨满”[11]。《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写到：“黑龙江各民族的神话是其先人所创造和传承下来的珍贵遗产，多数存在于萨满口头传承，植根于万物有灵的认识论和灵魂不灭观念。”[12]众多研究资料都说到黑龙江丰富的民间文化，尤其是萨满教文化对东北人精神世界的影响。萨满教的产生，一方面“可能与北方森林中常易发生的精神病症有关”[13]，也就是说萨满教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生存的强烈渴求；另一方面人们认为萨满教能“为死者祝福，把死者的灵魂送往阴间世界”[14]，这表现了人们信仰萨满教源于对亲人的眷恋之情。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接受且坚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的观念。可以说这种观念是东北人生活中的重要寄托，也是迟子建忆写民间之死生的重要元素。

当宗教观念成为迟子建精神资源的一部分后，它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影响着迟子建的创作。因此，迟子建将悲悯、博爱与救赎等积极元素融入小说。迟子建对宗教观念的肯定，不仅是因为宗教信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更因为它体现了人们朴素的愿望与追求。它代表着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诉求，是人们对爱与美、诚与善追求的体现。这种追求无形中化作一股超越精神，成为迟子建书写死亡的重要指向。

打开迟子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因这些元素而充满神秘气息，这是人性、鬼气与神性交融的世界。在这纷繁驳杂的世界中，有侠义助人的春婆婆，有散播大爱的妮浩萨满，也有为达成老夫妇心愿牺牲如亲人般嘎乌的云娘。在迟子建的小说世界里，人性与神性交织融合，人性之善使神性之光愈发灿烂。“嘎黑鸟是萨满灵魂的运载工具”[15]，嘎乌的牺牲是将云娘的灵魂都带走了。但即使如此，云娘依旧做出牺牲嘎乌的选择。这种大爱精神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妮浩萨满的身上也格外显露出来。迟子建在渤海大学的演讲中这样评价妮浩萨满：“当这种天职在现实中损及她个人的爱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也就是‘大爱’。”[16]这是身为“传承人”[17]的责任，也是神性与人性融合的体现。因此，这个人性、鬼气和神性交织的世界，成为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持守。

当然在小说的形式探索上，迟子建也试图不断超越原有的叙事方法。如《向着白夜旅行》《晨钟响彻黄昏》等，作品中的形式探索意义明显高于作品内容本身。《树下》《炉火依然》等作品，既运用了意识流、荒诞等创作方式，又将神秘的民间文化放置在旅行途中，构筑神秘氛围的同时，表现了迟子建想象的大胆与创作的新意，从而呈现出更为神秘诡谲的北国世界。并且迟子建非常重视对感觉的描绘，细腻真实的感觉氛围，使肉体与灵魂、人气与鬼气交融相织。离奇诡谲的故事氛围，大胆创意的技法，这种带有先锋意味的作品，正体现了作家在创作形式上的新探索。

显然，“死亡”之于迟子建小说，存在着多种表现形态。一方面体现在东北民间隆重的葬礼仪式、鬼神文化信仰以及宗教观念的呈现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荒诞、魔幻等小说技法的运用中。但归根究底，这些都统一于超越死亡精神的主题内容。众多因素交织于迟子建建构的民间世界，使死亡本身的涵蕴更深刻。那么，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究竟源自何处，其小说创作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哪几方面？她为何执著书写死亡，这种执著书写又有何价值意义呢？

三、源流与价值：死亡叙事的深层意蕴

迟子建的死亡书写在其小说中占有一定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明确的创作指向，更是一种积极的创作实践。迟子建对死亡书写的执著追求以及积极的形式实验探索，使死亡叙事成为其小说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就具体的创作而言，迟子建小说创作的资源主要来自多元的地域文化、独特的生命体悟及创作主体与文学思潮的互动等方面，这些内容共同丰富了迟子建小说中死亡叙事的美学实践。

首先，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从迟子建的生活环境及文本内容上看，她的作品多写东北山林文化。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恶劣的自然环境，神秘动人的神话故事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北人的死亡观。“鄂温克、俄罗斯、赫哲等族信奉萨满教，认为天是死者奔赴之所，故将死者葬于树，以与天接近。”[18]无法否认的是，这种葬礼仪式受到东北独特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些神秘诡谲的葬礼习俗，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被描摹得极富神性色彩。刻在树上的“白那查”神像，云娘神秘的布口袋等等，这一切包裹在鹅毛大雪中、冰天雪地里，在这神性世界里一切都得到了合理化解释。

东北严酷的地理环境，使得人们对生与死尤为看重，这些在迟子建的小说、散文以及创作谈中都有所提及。“我们那小镇，一过七十岁的老人，即使那身体还硬朗得走上二里路，一顿能吃上两碗饭，也要提前把棺材打起来。”[19]幼时参加葬礼的经历以及邻居意外死亡的事件，致使迟子建的早期小说充满死亡气息。当然，此时迟子建的小说还未显露出对死亡的超越精神。因此，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始终都在以“行走”的方式不断探索寻求超越，这在带有自传意味的长篇处女作《树下》中得到体现。作家以有条不紊的叙述方式，将死亡事件夹杂其中，充斥着死亡气息的同时，以始终“行走”的七斗，探索生存的意义。

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也激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则使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对自然的故事侃侃而谈。东北乡村中流传的民间神话故事，自然也就成为迟子建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20]在这些神话传说的影响下，迟子建逐渐找到超越死亡的方式。正是这些奇妙神秘且温暖的神话传说，使迟子建小说充满温情的力量。在《亲亲土豆》的结尾：“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21]那拥有灵性的土豆，何尝不是迟子建小说超越死亡精神的一种表达呢？

其次，迟子建站在民间立场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同情与理解之心，形成了自己看待死亡的独特方式。“民间文化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是同官方文化相对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看待世界的独特观点和形象反映世界的独特形式。”[22]死亡这一主题早已成为一种记忆积淀，成为迟子建建构民间世界的重要内容。由此，她自然而然地选择日常生活中的死亡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容，并于精神层面完成对死亡的超越。

将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对比呈现，则更坚定地表明作家的民间立场。文本中呈现为将民间生活的纯净美好与物欲横流的城市生活作对比，从而突出民间生活的温暖与人性的质朴。因此，对美好人性书写的执著追求，贯穿于迟子建创作的始终。迟子建对死亡的叙事绝不是囿于死亡本身，而是寓形式之外使之得到深化与升华。这些都表明迟子建的创作与故乡民间文化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当然，很明显迟子建更倾向于故乡民间文化中那些积极向上且带有神性色彩的元素。

迟子建将生活经历重构，并将其感受延伸至对人生世相的思索中。对死亡的体悟，也在她忆想过去、穿越历史与直面现实中得到深化。于是在感性体悟与理性思索的结合中，迟子建形成了她独特的死亡观。童年时期对东北文化的体悟，对东北人性格特点的了解，致使迟子建追本溯源，于浩瀚的民间文化中去寻找创作的源泉。一方面人们在分析其作品时，会自然联想到影响她创作的东北民间文化；另一方面迟子建对东北民间文化富于浪漫性的想象，成为其鲜明的创作风格，散射在她所营构的艺术世界中，增添其作品的艺术魅力。

再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对迟子建创作的影响，显在或潜在地呈现在其小说创作的演变轨迹与叙事内容中。“‘新时期’存在着如‘五四’那样的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23]迟子建初登文坛之时，正是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兴盛之际。而《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等作品中启蒙叙事的主题内容，让我们无法忽略创作主体与文学思潮之间的互动。无怪乎，李树声、王干等学者评介迟子建早期作品时，不约而同地发掘出其小说中的启蒙色彩与批判主题。

当然，对死亡的执著书写，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并不是个案，在先锋小说家作品中就不乏对死亡的叙事。“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这一时段，中国当代文坛上汹涌着一股表现死亡的潮流。小说家为先锋，小说家中又以先锋小说家为先锋。”[24]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也或多或少受到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从作品的创作技法来看，《遥渡相思》《炉火依然》等作品，无论是意象的营构、叙事的角度，还是小说叙事的脉络，都流露出先锋文学思潮的痕迹。当然，迟子建之为迟子建，更是因为其作品中显现出的独特个性。迟子建运用先锋小说技法，使小说具有神秘荒诞特点的同时，体现了迟子建小说创作上的不断探索。

当然，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也影响了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在迟子建的认知中，历史是由人们日常生活汇聚而成，死亡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既偶然又必然的事情，她将死亡的沉重感融入日常生活，使死亡、战争、历史化为一体。这种对历史日常的叙事“引起了逼挤正统和颠覆性的冲动”[25]。作品里，在多重政权的交迭中，死亡与战争的结合成为伪满洲国故事叙述的脉络；在黑与白的世界里，死亡与日常的结合是鼠疫之下哈尔滨这座城的常态。张清华认为“新历史小说”的特点之一便是“回到民间的、复合或多元论的历史视角”[26]。而迟子建在谈及《伪满洲国》的写作时，就明确表示自己是站在民间立场书写历史。迟子建小说中对个人心理情感的描摹，对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生命状态的重点书写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特点有着极大相似处。

迟子建的小说以东北民间文化为核心，通过对民间文化的重绘、广阔而浪漫的想象以及与文学思潮的遥相呼应，创作出一个人性与神性交织互融的民间世界。迟子建溯源于东北民间文化而形成的创作风格，也就自然地渗入她小说的死亡叙事中。迟子建是死亡主题的执著书写者，在不同阶段对死亡的不同体悟，固然使她的小说于外在形式上相异，却也因超越死亡的精神内核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说，迟子建对死亡的体悟与思辨，在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留下了深刻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