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儒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一、李渔话本小说的自寓性与“老来得子”情节

李渔在创作生涯中，经常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写入话本小说中，因而他的作品往往具有明显的自我介入痕迹。傅承洲曾说：“李渔的创作明显受到冯梦龙的影响，有些话本从人物到情节都存在模仿冯梦龙作品的痕迹，并受冯梦龙的启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梦想塑造自寓性的人物形象。”[1]这种自我介入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李渔将早年的诗词作品运用到话本小说的创作中，将自己的人生阅历与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二，直接将个人情感与人生体悟熔铸于话本小说之中，形成了一种带有鲜明自寓性的艺术风貌。

李渔在一些话本小说的入话中直接援引了自己的诗词，还附上这些诗词的创作背景，用以导入正话或者传达某种人生经验。如在《萃雅楼》的入话中，李渔引用了自己的一首诗：“岂是河阳县，还疑碎锦坊。贩来常带蕊，卖去尚余香。价逐蜂丛踊，人随蝶翅忙。王孙休惜费，难是买春光。”[2]128并且补充道：“这首诗，乃觉世稗官二十年前所作。因到虎丘山下卖花市中……”[2]128将自己旧时于虎丘花市买花的经历展示出来；在《闻过楼》中亦是如此，《闻过楼》在开篇即用第一人称“予”介绍自己的诗作，且自谓“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过了十年宰相，所以极谙居乡之乐”[2]272与“市廛之苦”，之后又借自己创作的组诗《山斋十便》以佐证山林之乐，并引起正话。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李渔在创作话本小说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悟融入其中。

在另一些话本小说中，李渔虽然试图使用一些暧昧的称谓如“高人”来遮掩自我的身份，但在小说中依然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个人意识的展露。有时，甚至不难察觉到故事的某些叙述已明显地带有作者自我的投射。如在《三与楼》中作者引用了两首诗：“茅庵改姓属朱门，抱取琴书过别村。自起危楼还自卖，不将荡产累儿孙。”[2]51“百年难免属他人，卖旧如何自卖新。松竹梅花都入券，琴书鸡犬尚随身。壁间诗句休言值，槛外云衣不算缗。他是或来闲眺望，好呼旧主作嘉宾。”[2]51接着又说明：“这首绝句与这首律诗，乃明代一位高人为卖楼别产而作。”[2]52联系李渔的生平，李渔曾在顺治七年因兵燹凶荒继行，生活困顿而出售了新建不久的伊山别业(1)详见李渔：《李渔年谱 李渔交游考 李渔研究资料选辑》，见《李渔全集》卷十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故而，不难发现话本小说中所称的“高人”，即李渔自我的投射。

此外，在一些话本小说中，李渔虽未直接引用其诗词作品，但他的话本小说与其诗词作品都传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或体验，构成了巧妙的“互文”。李渔在战乱中曾写过一首长诗《甲申纪乱》，诗中“纷纷弃家逃，只期少所累。伯道庆无儿，向平憾有嗣”[3]8可视为其在战乱中对于子嗣问题的忧思。同样，在《奉先楼》中，舒秀才夫妇艰难得子却被邻舍讥为“一对痴人”，只因“彼时流寇猖獗，大江南北没有一寸安土，贼氛所到之处，遇着妇女就淫，见了孩子就杀”[2]237—238。与《甲申纪乱》相比，《奉先楼》中的这段叙述将战乱中对于子嗣问题的忧思具体化，揭示了子嗣在战乱中的生存困境，这是《甲申纪乱》一诗的“复沓”与延伸。再如，李渔有词《满庭芳·邻家姊妹》：“邻家姐妹双双。碧栏杆外，有意学鸳鸯。不止肖形而已，无人地，各逗情肠。两樱桃，如生并蒂，互羡口脂香。”[3]476诗中备叙邻家姐妹互倾互慕之情，甚至模仿鸳鸯“各逗情肠”。至于《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同样有女子互慕互怜，学做夫妻的桥段(2)在《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何小姐与邹小姐才貌相当，“何爱邹之才，邹爱何之貌，两个做了一对没卵的夫妻”。参见李渔：《无声戏·连城璧》，见《李渔全集》卷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可见，诗词与话本小说的“互文”则显得更加微妙。

由上文可知，李渔通过引用自己的诗词、解说创作背景等方式，频繁地在话本小说中介入自我，将自己生平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适当地加以艺术处理，以此作为话本小说创作灵感的触发点。因此，在阅读李渔话本小说的过程中，读者时常感受到与作者面对面的对话。这种作者主体意识的渗入，还表现在更深的一个层面，即李渔在话本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寄托无子之痛、求子之哀、得子之喜的工具，并在其中表现出强烈的自寓性。

“老来得子”作为李渔人生中的重要经历，也是其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从其人生经历看，在李渔五十岁时，其侧室为其诞下第一子，李渔欣喜若狂，其在诗作《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中写道：“五十生男命不孤，重临水镜照头颅。壮怀已冷因人热，白发催爷待子呼。天忽有知怜伯道，鹤愁失爱媚林逋。百年欠事惟汤饼，尽解青钱为客沽。”[3]168在《花间偶兴》中，李渔又写道“生儿微觉减愁思，春到今年去便迟”[3]169，极言生子的喜悦与自得，满足之情溢于诗中。

在李渔尚未得子的几十年中，无子与求子的焦虑始终是李渔心中挥之不去的一块荫翳。为了求子，李渔曾做出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其中包括听从术士的建议增设卧榻的数量改变风水以求“宜男”，但他的诸多努力却并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李渔便将这种焦虑诉诸笔端，在其话本小说中反复抒写。诚如其在《十卺楼》结尾所表现的那般“可见天下好事，只宜迟得，不宜早得；只该难得，不该易得”[2]202，在与作品的对话中不断地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在《十二楼》与《连城璧》中共有八个“老来得子”情节的故事，分别是《十二楼》中的《生我楼》《奉先楼》《三与楼》《归正楼》与《连城璧》中的《鬼输钱活人偿赌债》《变女为儿菩萨巧》《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这些包含“老来得子”情节的故事，成为李渔寄寓自我、纾解自我的特殊工具，并成为其作品中一道颇为独特而耀眼的弧光，具有较强的探讨与研究的空间。

二、“老来得子”情节的多重面相与叙事动能

对于膝下无子的世俗中人而言，老来得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件足以慰藉老怀的快事，而在李渔的话本小说中，“老来得子”的面貌则显得更为丰富，并常常有着异乎寻常的非凡表现。

与世俗中人老来得子的喜悦相吻合的是，在《十二楼》与《连城璧》的相关故事中，“老来得子”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正向的变化，并由此实现了家族复兴。具体而言，家族复兴可表现为家业兴旺、科举及第、子嗣兴盛等方面。

比如《三与楼》，主人公虞素臣因造园“逋欠”过度，不得已将园子卖给财主唐玉川，不想卖园后“老来得子”。之后虞素臣亡故，其子虞嗣臣平安长大后不仅荣获科名，极为皇帝所“眷注”，而且在平息唐氏后人的诉讼风波中收复了家产，既赚得科名又收复家业。再如，《生我楼》中本有绝后之虞的尹小楼，在经历了“老来得子”——“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之后，不但血脉得以传承，而且其独卵的儿子“也一般会生儿子，倒传出许多后代”，实现了子嗣兴旺。当然在有些故事中，家业、科名和子嗣还可以兼得。如在《变女为儿菩萨巧》中，财主施达卿在准提菩萨的指点下通过不断地散财行善，最终“变女为儿”，使得家族血脉能够延续下去，施达卿多年的心愿亦得以顺遂。更令施达卿欣喜的是，他的儿子“易长易大，一些灾难也没有，资性又聪明，人物又俊雅”[4]188，“十六岁就进学，十八岁就补廪。补廪十年，就膺了恩选，做过一任知县，一任知州。致仕之时，家资仍以万计”[4]188，施达卿不但“白白得了一个贵子，又还饶了一个封君”[4]188。

李渔话本中以“复兴”作为“老来得子”情节走向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老来得子”者的一种普适的心理，即在历尽种种艰难、痛苦以至于失望后，“老来得子”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幸运，而这一迟来的子嗣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幸运儿”，代表着好运与祥瑞；另一方面则透露了“子嗣”在传承血脉之外的非凡功能——意味着科名的延续和新的希望。这又与科举制度和世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有关，当举业、科名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追求时，作为生命延续的子嗣，也就自然而然地接过了参加科举、求取功名的接力棒。对于业已获得科名的士人来说，子嗣如若能够举业有成，自然是锦上添花的喜事；可对于举业终身却了无所获的士人而言，子嗣则承载着其对于科名的所有期望，一旦子嗣科场高中，其科名无成的悲凉之心也就可以得到慰藉，同时还将获得另一个荣耀的身份——封翁。李渔在《天仙子贺友生第六子》一词中所写的“不须皓首自穷经，书满屋，儿争读，封诰他年无断续”[3]457，便是这一心理恰切的注脚。

然而并非所有的“老来得子”情节都导向积极的结果，在一些故事中，本该是喜事的“老来得子”却由于子嗣的不肖而埋下了家族败亡的祸根，致使家业覆灭。如在《鬼输钱活人偿赌债》中苏州财主王继轩“只是子嗣难得，将近五旬才生一子，因往天竺山祈嗣而得，取名唤作竺生”[4]151，“将及垂髫，继轩要送他上学，只怕搭了村塾中不肖子弟，习于下流，特地请一蒙师在家训读，半步不放出门”[4]151。只因偶有一年，苏州米贱，王继轩为多得利，遂离家北行，前往山东、河南买米。而就在其离家的这段时间，其子竺生为庄家王小山所诱骗，渐渐耽于赌博，将家业尽数输尽。继轩行货不利，返家之后又见儿子举止荒疏，一气之下，病重而亡。又如《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商人单龙溪有二子，长子早丧，遗腹生下一孙，唤作遗生。次子单玉乃中年所得，与遗生虽是叔侄，年纪相仿，却如兄弟一般。在一次行商途中，年迈的单龙溪因照顾不习惯旅途艰苦的儿孙而在异乡病倒。不料其病重之时，他的儿孙却为了家产而弃他于不顾，甚至因争夺财产而叔侄残杀闹出了人命，散尽家财。

在李渔的话本小说中，这些以“覆灭”作为“老来得子”情节走向的故事虽然较少，但却深刻地透射出“老来得子”这一喜事背后的隐忧。如若将这种隐忧加以概括，则可以归纳为对“真性”和“假性”这两种教育缺失的担忧。所谓“真性”的教育缺失主要是指由于双亲中的一方或双方亡故，使得子嗣无法得到悉心教育，可能会因为疏于管教而做出一些错误荒疏的行为，进而导致家业败亡等恶果。李渔话本小说中对于“真性”教育缺失的抒写与古人的忧生意识不无关联。古人的生存环境较为严酷，一方面是江山易代引发的战乱与社会动荡时有发生，一方面则是医疗条件的落后与物质资料的相对匮乏，再加上饥荒、时疫等天灾人祸，因而古人的预期寿命较今人要短得多。“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古人而言进入半百之年常常意味着生命进入倒计时。即使英雄豪迈如曹操，在半百之年也不禁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慨。李渔的前半生既经历过江山易代的动乱，又遭受过饥荒的困苦，也曾写下“既为乱世民，蜉蝣即同类”[3]9“百岁几何时，那堪届六七”[3]18等悲叹之语，其对于生命的忧思应当是较为深重的。他近半百之年尚无子嗣，对他而言即使在未来能够诞下麟儿，“老来得子”的背后隐忧也是不容忽视的：老来得子——父老子幼——父亲在很大程度上会缺席子嗣的成长过程，无法尽到教养之责。如在上文所提到的《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遗生是遗腹子，由祖父抚养。然而祖父又常年在外经商，无法亲自教养。自幼未能得到双亲教育引导的遗生，“游手好闲”而不知行商之苦，更难怀感恩和孝顺之心，在家产的诱惑下做出了抛弃祖父的不伦之举，并在家产之争中杀死了叔叔单玉，下狱后暴病而亡，家产亦在官司中用尽。“假性”的教育缺失主要是指虽然双亲健在，但是双方或其中一方因故(例如经商外出、溺爱等)暂时或长期地缺位，造成了子嗣的教育缺失。比如《鬼输钱活人偿赌债》中对儿子素来管教甚严的王继轩，只是因为行商外出偶失管教，就使得儿子为人所诱骗，最终导致家业覆灭。

李渔之所以关注因溺爱而导致子嗣不肖的情况，是因为这一问题自古有之。如春秋时期，郑国武姜溺爱次子段，而致使段肆意妄为，终为其兄庄公所诛；又如卫庄公之子州吁自幼受庄公溺爱，以致飞扬跋扈弑君自立，终为国人推翻。至于溺爱老来所得之子而导致子孙不肖的情况，也并不鲜见。如齐景公溺爱幼子荼，立幼子为君，并不惜驱逐长子，最终导致其幼子在政治斗争中惨遭杀害。

这种溺爱幼子而致使子孙不肖的情况，在明清小说中亦有相关例证。《十二笑》第五笑《溺爱子新丧邀串戏》中就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宋朝河东德化村有个赛牛年近六旬，因结发先亡尚无子息，便娶了一个偏房乜姑。后乜姑诞下一子唤作宝儿。“老来得子”的赛牛“把宝儿做小麒麟一般”[5]，对宝儿十分骄纵。不想宝儿“生性狡猾，自幼便顽皮无赖”，父母又不严加管教，一味顺从溺爱，以致宝儿“年纪日长，无赖日甚”。宝儿长大后因好色多次闯祸，又学戏，以便与人偷情。赛牛为救宝儿在官司中破产，活活气死。宝儿竟在父丧期间仍去唱戏，落了个人皆笑之的下场。赛家的败亡虽因宝儿而起，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赛牛夫妇的教育失当。无独有偶，《醉醒石》第七回《失燕翼作法于贪，堕箕裘不肖惟后》也是类似的故事，主人公吕主事贪财好色极善于钻营，在任期间媚上欺下，离任时“家资共山高，民怨似山积”[6]239。后因房妾多，“生下五个儿子，道是五凤”[6]240。对于这五个儿子，吕主事不思为他们延请名师悉心教导，而是一味地试图用钱财来为儿子博得好前程。五子自小未受到良好的言传身教，皆是无能庸俗之辈，即使耗尽了银钱最终仍免不了凄惨的下场——“或是身亡，或是家破”，而这皆因吕主事“自己既无好样子，儿子又不叫读书”所致。李渔话本小说中因溺爱而致教育失当、家业倾覆的故事虽不像这两个故事那么赤裸，但蕴含在小说中的对于溺爱与失教的忧虑之情却是相通的。

以“覆灭”作为“老来得子”情节走向的故事呈现了一种潜在的伦理冲突，生子本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但并非所有的子嗣都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一重要的宗族使命，对于那些不肖的子嗣而言，他们的出现只会加速家族的败亡，甚至使得家族跌落到比无子之时更为深重的低落境地。而李渔话本小说中所抒写的因教育缺失而导致子嗣破家的故事，则使人(特别是“老来得子”者)不得不对子嗣的教育问题抱以审慎的态度，所谓“养子须知教子难，莫因独子任偷安”，子嗣不肖与否固然难以预测，但教育仍是降低家业败亡风险的绝佳应对措施。

有意思的是，在包含“老来得子”情节的相关故事中，存在亲子与继子共存的情况。然而，正如上文所列举的那些由“老来得子”导致家业衰亡的故事所展现的那样，在那些亲子与继子共存的故事中，亲子似乎总是不肖的，并且与继子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剑拔弩张的对立关系。在此类故事中，亲子的身份或被遮蔽或被丑化，总之最终都在不同程度上高扬了继子的形象。如在《生我楼》中尹小楼老来所得之子，由于幼年与父母离散，在故事的绝大部分篇幅中，其亲子的身份都处于被掩盖和遮蔽的状态，代之的则是继子的身份。即使其以姚继的身份出现在想要“卖身作父”的尹小楼面前并成为尹小楼的继子后，其与尹小楼的真实关系仍旧处于未知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故事的结尾才通过父子互相追认的方式被打破。在《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亲子的形象则显得十分不堪，远逊于继子。在这两则故事中，继子践行着身为人子应有的责任与担当，闪烁着善良与孝顺的光芒。《生我楼》中的姚继从买下尹小楼认作父亲之初便“毕恭毕敬，俨然是个为子之容”[2]256。相处之后，两个更是“亲爱不过”，姚继“随小楼喜吃之物，没有一件不买来供奉他”[2]258，纵使小楼“故意作娇”多加为难，姚继也只是“随他拿捏，并不厌烦”[2]258，可以说是既恭顺又充满了温情。《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单龙溪的继子百顺亦是如此，百顺平日不仅时常服侍龙溪，更是单龙溪生意上的得力助手。单龙溪外出后，百顺“甚不放心，终日求签问卜，只怕高年之人，外面有些长短”[4]215，在得知单龙溪在异乡病重后更是收拾行囊急忙前去探视。单龙溪死后，百顺悲痛难当“号天痛苦，几不欲生”又“戴孝披麻，寝苫枕块，与亲子一般，开丧受吊”[4]217，之后还刻了“先考龙溪公”的神主，供奉在家，祭祀之时自称不肖继男百顺，逢时扫墓，遇忌修斋，追远之诚，比亲生之子更加一倍。

从个人经历来说，李渔在其话本中对于亲子与继子所做出的取舍、褒贬，恐怕与其膝下无子时对子嗣困境的思考、探索不无关联——既然亲子有时反不如继子，那么在无子时寻找一个可靠的继子也不失为是突破子嗣困境的可行之举。从叙事角度而言，李渔在对亲子与继子的设置和处理中达成了叙事的平衡。《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 中的单龙溪只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商人，并无作恶之举，平日里对待继子百顺，他也能做到“与亲子无异，一样穿衣，一般吃饭，见他有些病痛，恨不得把身子替他”[4]212。他虽然未能很好地尽到教养儿孙之责致使儿孙破家，但是病死他乡、无人祭祀的惩罚对他来说毕竟太过严苛了。故而，作者通过对继子百顺孝行的抒写，将单龙溪从“绝嗣”的悲惨境地中拉拽出来，使其得享祭祀供奉之事。继子百顺亦成了对单龙溪教育失范的一种补偿。

此外，李渔借由这两个故事展示了伦理与情感的冲突与选择。对于父母而言，其与亲子的亲密关系首先源自伦理上先天的亲近性，而对继子的情感则依托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现实生活中，亲子虽然并非都是冷酷不堪的，继子也并不总是含情脉脉的。但是，伦理与情感兼备的亲子关系，无疑是难得且令人欣羡的。当伦理与情感无法兼顾时，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李渔在其小说中演绎了这一矛盾，并且给出了答案。在小说中，李渔用大量的篇幅从不同角度细致地描写了继子与父母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论是姚继对尹小楼的殷勤侍奉，还是百顺在单龙溪临终前及时的探视，这些行为都满含着关怀和爱意。由此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拉近父母与继子的距离，构筑起父母与继子之间的情感基石。与此同时，亲子与父母的情感基础则在他们之间缺失的互动中消解殆尽。更为致命的是，李渔还在小说中描绘了亲子抛弃父母等一系列忘恩负义的残酷举动。原本作为宗族延续的亲子，却用自己的言行彻底地背弃了孝顺父母、承祀宗族等伦理责任，因而也就在事实上切断了其与父母之间的伦理联系，摧毁了其与父母之间在伦理层面的先天的亲近性。如果说在《生我楼》中李渔通过在结尾处追认了主人公亲子和继子的双重身份来表达其对兼及伦理与情感的完美亲子关系的向往和期待的话，那么在《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李渔则通过颂扬继子、贬斥亲子的方式，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联系上文所言，如果仅仅站在叙事的两端进行观望，那么“老来得子”情节确实是呈现出复兴与覆灭两种走向与结局。但更重要的是，“老来得子”不是简单的瞬时行为，而是包含着线性的时间片段，因而不应忽视其在从此端(“老来得子”)到彼岸(复兴或覆灭)的叙事进程中的每一个可能的环节所具有的叙事动能与叙事潜力，即以“老来得子”为中心，依托子嗣的出生、成长等一系列环节，可以生发出诸多曲折的情节，蕴含着广阔的叙事空间及强劲的叙事动能。没有子嗣何谈教育？没有子嗣又何谈子嗣成长？因此，无论是李渔所关注的教育问题，抑或是其所抒写的子嗣成长过程中诸如“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离奇经历，都紧紧地依附于“老来得子”情节之上，是“老来得子”情节潜在的环节，也是“老来得子”后将会出现的人生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渔的话本小说中，为了突出故事主题，李渔往往只对“老来得子”情节所蕴含的某一潜在环节进行了情节的生发，这恰恰证明了“老来得子”情节在叙事中的灵活性，这些潜在的环节虽然依附于“老来得子”之上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作者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主题和需求自由地选择其中的任一环节添枝加叶组织故事。例如在“得子”的环节，既可以像《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那样用一句“次子单玉乃中年所得”简单地交代；又可以像《变女为儿菩萨巧》一样用大量篇幅书写施达卿“得子”之路的种种艰难。在子嗣成长的环节，既可以像《鬼输钱活人偿赌债》那样一步步细致地描写子嗣的堕落过程；也可以像《三与楼》一般对子嗣的成长过程一笔带过，直接交代子嗣平安成长带来的美好结局。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条件允许，这些由“老来得子”引出的情节序列中的各个环节皆能敷衍出传奇故事，具有生发故事的无限可能，而这正是“老来得子”情节所蕴含的叙事动能的价值所在。

三、结果与动力——“老来得子”情节多样化的叙事功能

在李渔的话本小说中，“老来得子”情节在相应故事中出现的位置并不固定，在故事的开头、中间、结尾处皆有所呈现。如在《鬼输钱活人偿赌债》《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生我楼》《奉先楼》《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中，“老来得子”情节在故事的开篇就已经发生；在《三与楼》与《变女为儿菩萨巧》中，“老来得子”情节则出现在故事发展的进程中；在《归正楼》中，“老来得子”情节则以福报的形式存在于故事的结尾处。

不同故事中“老来得子”情节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也不尽相同。在有些故事中，“老来得子”仅作为一种背景或结果被放置于小说的开头或结局处，对于故事情节的整体进程并无太多的干预或影响。虽然这些故事中的“老来得子”情节并未直接参与到故事主体的叙述中去，但由于“老来得子”这一情节自身所具有的传奇性，使其为故事增添了一种别样的传奇色彩。放置于故事开头的“老来得子”情节从一开始就为故事的叙事提供了传奇性的氛围，奠定了后续故事展开的传奇基调，如在《鬼输钱活人偿赌债》的开头交代王继轩“老来得子”，且这个孩子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乃是王继轩“往天竺山祈嗣而得”[4]151，接着又写道这个孩子相貌不凡。于是这个集众多传奇性于一身的孩子在长大后是否能够继续延续这种传奇性，就成了一个被悬置的问题。基于此，充满惊喜的故事渐渐地拉开了帷幕。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带着传奇和祥瑞的光环出世的孩子，却在赌徒的诱骗中将家产输尽，沦为一个庸俗堕落之人。在这种传奇与庸俗的落差中，令人不禁产生如“伤仲永”般的感慨和唏嘘，故事的传奇性亦得以充分地显现。在《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单龙溪长子早亡，次子单玉乃中年晚得，与长子所留下的遗腹子年纪相仿。由此，借由单龙溪老来所得的单玉，在故事的开头便构建起父子、祖孙、叔侄之间复杂而传奇的伦理关系，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结局处的“老来得子”情节则为之前的传奇故事加上了传奇性的尾巴，使整回故事的传奇性更为完整和圆融。如《归正楼》旨在劝人弃恶从善，所谓“恶人回头，更为上帝所宠，得福最易”，同时宣扬“善有善报”的观念。为了强化盗贼贝喜弃恶从善后的福报和神迹以及善有善报的观念，故事在结尾处写道原本艰于子息、膝下无子的山西富商，在阴差阳错被骗修建佛殿后，“回到家中，就连生三子”[2]126，而故事通过结尾处对山西富商传奇性的抒写，既首尾呼应强化了故事主旨，又让故事的传奇性能够从始至终保持着完整和圆融。

在有些故事中，“老来得子”虽不是驱使故事发展的起点和动力，但也不是单纯地作为背景和结局孤立存在的，而是参与到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中，成为小说主要矛盾冲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如《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中讲道马麟如“功名之年甚轻，子嗣之念甚重”[4]224，过了七八年，只有莫氏有一子。马麟如举业不顺，于是便约一位与其相貌相似的好友万子渊外出行医。行医途中，阴差阳错，俩人互换了身份。后子渊病死，家人误以为是马麟如病逝，十分悲痛。悲痛之余，马麟如的妻妾罗氏、莫氏各怀异心，设法改嫁。故事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罗氏、莫氏二人心怀鬼胎，想要改嫁又羞于直言的种种行径，而这亦是故事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在这一矛盾冲突中，马麟如珍贵的子嗣的归属问题，是首先被抛出和解决的，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推动了小说主要矛盾的解决——对于罗氏和莫氏而言，阻碍她们改嫁的最大绊脚石，便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当使女碧莲主动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后，她们就得以顺利地脱身改嫁，小说的这一主要矛盾也就随之被解决了。

在另一些故事中，“老来得子”情节在叙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老来得子”作为故事的背景，同时又是下文一系列矛盾冲突得以展开的起点。在这一起点上，或蕴含着后续情节不断生成的潜力和动力。如《生我楼》中，财主尹小楼之子三四岁时失踪，夫妻再不生育。人劝小楼再娶妾生子或立嗣，尹均不听。年近半百时，他打扮成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人，插一卖身作父的草标，四处游历，被一后生姚继以纹银十两买之为父。姚继又寻访早有婚约的曹玉宇之女，竟得一老妪。后知姚继就是早年尹厚所丢之子，老妪即尹厚之妻庞氏。在这一故事中，围绕着尹小楼“老来得子”这一叙事起点，作者又精心地安排了尹小楼之子“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种种波澜，并通过添加“买父”“买母”和“买妻”等传奇性的桥段来使父子相认过程更加曲折，在这种延宕中，使得作品具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接受美感，或构成了一系列行为和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应由和逻辑起点。如《奉先楼》中，主人公舒秀才子嗣艰难，其妻直到三十岁上才有身孕生下儿子。不巧此时战火突起，贼兵流寇肆虐，“贼氛所到之处，遇着妇女就淫，见了孩子就杀”[2]238。舒秀才为宗祧计，与族人一同力劝其妻“守节事小，存孤事大”[2]240，让其弃节存孤。在兵乱中，其妻为将军所得，舒秀才于兵乱后四处漂泊寻妻赎子，在绝望之中幸得北斗星君搭救，又在其妻的智谋下得将军义释，终得以一家人团聚。《奉先楼》这回故事以“存子”作为目的和驱动力，而之所以“存子”能形成如此强大的驱动力则是由于“老来得子”的艰难与珍贵。在故事中，“老来得子”是故事开展的背景和起点，同时也是“舒娘子弃节存孤”“舒秀才寻妻赎子”等行为的内在逻辑。虽然故事复合了贞节、存孤难两全这一道德困境的主题，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存子”这一目的贯穿于所有重大的矛盾和冲突中，无论是开头的劝妻弃节存孤，还是其后舒娘子的行动和智谋，都指向了“存子”这一目的。值得注意是，在《奉先楼》中舒娘子为“存子”牺牲了对当时的女子来说极为重要的名节；舒秀才为“寻子”在战火中颠沛流离，险些丧命。在这种处理和选择中，李渔对子嗣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李渔话本小说中“老来得子”情节的反复出现折射出其膝下无子的焦灼心理，是其自我安慰与情绪宣泄的特殊工具，而“老来得子”情节在话本小说中表现出的叙事能力则更加引人注目。“老来得子”不仅是被悬置起的故事背景与人物命运底色，也不仅是用于引起下文一系列事件的楔子，而更像是投石入水时涟漪的中心，余波连绵。“老来得子”这一具有传奇性的情节，在小说叙事中可以承担多元化的叙事功能，蕴含着生成、编织传奇性故事的潜力和动力。

需要看到的是，李渔一方面在小说中强化了“老来得子”的可贵与难得，充分地凸显“老来得子”的传奇性；另一方面又冷峻地看到“老来得子”背后的一系列隐忧，表现出其作为小说家理性的观察者的一面。

当我们将时间轴稍加延伸，就会发现李渔是幸运的，在他写完小说不久后，他既拥有了渴盼已久的麟儿，又得到了一个日后为其打理家业不辞辛劳的女婿。可以说，在子嗣问题上，李渔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圆满。十年后，在第六子出生后，回顾过去求子、得子的岁月，李渔不无喟叹，他在《家累》一诗中写道：“一生多累是添人。”[3]186这或许是甜蜜的烦恼，但从中也能看到“老来得子”的李渔并没有被接踵而至的得子之喜冲昏头脑，而是对子嗣问题有了历经生活沉淀后的新的认识。子嗣固然重要，然而生活却更加芜杂。老来得子后的李渔终于还是在生活中给子嗣问题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