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莹，刘治艺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榜样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的构成要素。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榜样的培育、示范和引领作用。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时曾说：“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榜样文化，为新时代榜样文化建设提供理路和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榜样文化是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将凡人善事、平民英雄等道德楷模所蕴含的品格、美德作为价值目标来追求、弘扬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样态。”[1]中国共产党的榜样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现代化建设、改革及党的自身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培育、宣传、运用榜样的各种相关文化要素的综合体，主要包括榜样生成、榜样事迹、榜样维护等，是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一批又一批的榜样形象，而不同时期涌现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行业能手又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相联系。本文通过历时性视角，全方位考察我党榜样文化的历史进程。

1.1 以政治性和道德性为主基调：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榜样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打破外部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建设。这一时期选树的典型形象体现为劳动型和革命型，以“战争英模”和“劳动英模”为主，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思想纯洁。例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中国人心中“最可爱的人”；王进喜、孟泰、吴运铎、赵桂兰、马万水等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典型。接下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如用实际行动铸就“焦裕禄”精神的“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用身体制服井喷的大庆“铁人”王进喜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榜样雷锋等劳动英模。“文革”时期为了配合政治动员也产生了为民服务的李月华、郭凤莲和舍己救人的年四旺、蔡永祥、洛桑丹增等许多正面典型。但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力扶植了一批“红卫兵闯将”和“先锋”，从榜样形象塑造来看是“纯而又纯”。其时造就了一批“反潮流英雄”，如“白卷英雄”张铁生、“农业学大寨”的陈永贵等。这些神圣化、绝对化的榜样形象建构反映了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偏差，榜样教育的引领作用完全背离原有轨道，降低了榜样示范的效果，并对以后的榜样文化建设产生影响。

这一时期选树的榜样形象较为单一，以政治性和道德性为主基调，政治觉悟较高，思想纯洁，立场坚定，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道德价值观的政治性要求。

1.2 多元化和个性化交融发展：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的榜样文化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崭新时期，响起了“人生奋斗”“价值实现”等时代口号，催生出一批奋进型、爱国型、专业型等多元化的榜样形象。1978年1月，作家徐迟所著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使数学家陈景润一夜成名、家喻户晓，转变了“文革”时人们轻视知识的认知，开始重新认识到知识的力量与价值；1986年，中国女排实现历史性的五连冠后，以“顽强战斗、勇于拼搏”为总概括的女排精神激励了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腾飞顽强拼搏；而张海迪那句“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更是引领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道德滑坡、利益至上现象时有出现，为纠正社会风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我党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树立了一批无私奉献的榜样形象，如见义勇为的徐洪刚、“人民好公仆”孔繁森、“全国劳模”李素丽、徐虎等。这一时期的榜样形象，涵盖了知识分子、党员干部、普通劳动者等多条战线和行业，他们身上体现着鲜明的拼搏进取、甘于奉献的道德品质，榜样形象逐渐由单向度的“群像”向多样化的“个像”转变。90年代中后期，受港台文化影响，偶像崇拜悄然出现在人民的生活中，榜样的情感、缺点和困惑有所触及，开始追求个体价值和人的本性。跨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我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产生的榜样气质形象多样化，既有“女神警察”任长霞、“工人专家”许振超 、“新时代雷锋”郭明义、还有刘翔、丛飞等文体标兵。涵盖了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军人、文体标兵、自由职业者等身份。

这一时期涌现的榜样，体现了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拼搏进取、勇往无前、无私奉献的精神，人物形象多元立体、鲜活生动，多元化和个性化交融发展，体现出对人生价值、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对社会价值导向产生了指向性作用。榜样文化建设的运作机制更加规范，逐渐克服了以往选树榜样的随意性,榜样活动程序逐渐规范化，选树榜样的标准也更加清晰明了。榜样文化的宣传方式和宣传渠道也更加多样化，新媒体在提高榜样的舆论引导能力上发挥巨大作用，推动党的榜样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3 以系统化和科学化为主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榜样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榜样文化建设，继续挖掘、培育、选树和宣传榜样人物。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为于敏等100名同志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29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新时代涌现出了60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老英雄张富清；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终身的黄旭华院士等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还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没有敌人、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的黄大年教授，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而出、壮烈牺牲的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等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中国女排姑娘们在2019年日本世界杯上的七连胜，更是掀起了新时代向女排精神学习的浪潮。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女排代表时讲到：“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榜样文化建设，道德模范、劳动模范评选表彰常态化，还开展“最美奋斗者”“北京榜样”等学习宣传活动，官方选树的榜样在榜样文化建设中仍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民间自发组织，公众广泛参与评选的榜样不断出现。新时代党的榜样文化建设更加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选树的榜样在不断增强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时，更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传播中国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榜样文化建设逐步褪去建国初期的崇拜热潮，逐渐回归到理性民主、科学系统的榜样文化实践活动。这都表明党的榜样文化建设已然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2 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建设现状的理性审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建设经历了“从制度主体到非制度主体再到个体行动者，从满足集体利益需求到经济利益导向再到迎合个体的基本需要，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再到个人博客”[3]的变革。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榜样文化发展范式面临现代性困境，需要理性审视榜样文化建设的现状，具体可以从物态环境、精神文化、践行层面进行探究。

2.1 榜样文化建设的物态环境缺失，使主体目无可视、耳无可闻

一是感官主体获取困难。榜样文化建设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需要借助一定的物态形式，如建筑物、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形式呈现于客观世界并与人的感官产生互动。但随着偶像文化的博兴，社会公共领域被充满商业气息的广告、娱乐新闻霸占，榜样文化“生存空间”被挤压甚至侵占。近年来，我国频发以城市建设需要为名，强拆名人故居问题，还发生了小英雄赖宁雕像被弃荒野、烈士纪念馆荒废 10 年无人问津等现象。二是感官主体极易发生注意转移。“注意的转移就是指人有意识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4]121，主体对认知对象的关注是有选择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海量网络信息的释放使人们的价值选择更多样性，容易导致感官主体发生注意转移，使得当下榜样文化在引发受众关注效应上逐渐弱化，这就使民众更加难以感知和把握榜样文化的存在。

2.2 榜样文化建设的理性匮乏，使主体认可不高，认同弱化

人是有思维、有理性、会思考的现实中的人。榜样文化对人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还需要通过主体判断、推理、评价、选择，最终实现对榜样文化的认可和认同。但当前榜样文化在主体形象塑造、运行方式、价值认同方面仍存在困境，具体如下：

一是对榜样形象“高大全”的不认同。受改革开放前榜样选树样板化的影响，我们选树榜样定位总是很高，把榜样塑造成有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的超人或毫无私心杂念、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过于追求完美化，缺乏温度和人性化。正是因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形象太过完美，一旦被别有用心者丑化、虚无榜样，就会极大弱化民众对榜样的认同。比如公开造谣《雷锋日记》造假、恶语污蔑刘胡兰是“红军连长的小三”、网络发帖质疑革命英雄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的事迹等，试图打碎民族的根基，摧毁人们的精神高地，这些现象对社会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二是对榜样文化运行方式的不认同。新中国成立以来，榜样的选树和宣传已经形成一整套范式，基本形成“主流媒体报道——领导人接见——授予荣誉称号——全国宣传——编入课本”的榜样养成模式。在榜样的学习上也存在着走过场等“形式化”的问题。把学习榜样当作政治任务，任务来时如火如荼，全民动员。任务过后，悄无声息，“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就是学习榜样的真实写照。同时，还存在榜样学习表面化，缺乏对榜样精神的内在体悟，只追求外在之形，不追求其内在之神，榜样学习最终只会流于形式。三是对榜样文化价值内核的不认同。价值是任何一种文化样态的内核，榜样文化亦是如此。榜样文化的价值认同，表现为民众将榜样文化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外化为一定的价值实践过程。但当前民众对榜样文化的价值认同出现了弱化，主要表现为在榜样文化建设中遮蔽了人性、遮蔽了自我也遮蔽了“利”，榜样只能是无欲无求，必须是“我为人人”，不能“人人为我”。也正因为如此，民众在肯定榜样无私奉献、崇尚榜样精神的同时，却又因为这些是自己做不到的而对他们采取疏离、排斥的态度。这些都导致民众的不认同，不利于榜样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3 榜样文化构建的制度缺失，使主体榜样行为难以践行

对榜样的感官认知、理性认同最终要落到实践上来，完成外化于心内化于行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当前榜样文化却面临着实践疏离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榜样权益保障及认定机制不健全，各类好人好事在认定、取证及善后等工作中存在隐患，使学习榜样的行为风险增大。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就在社会上掀起过“扶不扶”的全民热议，而发生在2011年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更是令世人唏嘘不已。这些事件都在侵蚀着民众学习榜样的热情，使得民众“不敢当”“当不了”榜样，对榜样这一称号怀有顾虑。另一方面是榜样文化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致使榜样文化实践活动难以持续进行。邓小平认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146榜样作为对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代表和先进模范，社会理应为他们的付出给予合理的回报，但一方面受传统义利观的影响，认为榜样就应该舍身忘我，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忽视了榜样正当、合理、合法的权利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源于榜样文化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使得那些因行善助人、见义勇为而受伤致残的英雄人物，也面临着自我善后的尴尬处境，导致人们不愿当、不敢当榜样。

3 新时代榜样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回顾过往是为了更好地启迪智慧，审视问题是为了更好地突破困境。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榜样文化建设的历程、审视其突出问题，榜样文化建设要扎根于新时代土壤中，着力于从环境、教育和制度三个维度寻求榜样文化的构建之道。

3.1 着力于建设人文设施，营造感性的榜样文化物态环境

借助视觉、听觉、触觉等感性载体是最为直观和有效的手段。要构建榜样文化物态环境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建设和完善与之相关的人文设施，使广大群众通过身边的设施直观体验榜样的无穷力量和巨大魅力。其实质上是以物态形式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官方主流道德伦理。构建榜样文化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准则，也是彰显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在构建榜样文化物态环境时，一方面，文物保护部门要下大力气保护和修缮现有的榜样人物纪念设施，避免弥足珍贵的纪念设施被自然侵蚀和人为无意或有意破坏。各级政府要切实增加财政拨款，多渠道筹措资金，不断提高建设和维护投入，为保护和修缮榜样纪念设施提供充裕的财力支持。除了经费外，还需要高水准的技术工艺和修缮水平，能进行专业的识别、鉴定、修缮、复原工作，实现修旧如旧，杜绝因认识不足与工艺欠缺而造成“二次伤害”。另一方面，榜样文化设施建设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及时反映时代楷模的崇高精神，进一步丰富榜样物态环境。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引人注目、产生深远影响的榜样文化设施，如安徽省合肥市劳动模范主题公园、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好人”主题广场、河南福寿园“抗日民族英雄纪念广场”等。不言而喻，这些彰显着新时代榜样精神的设施，使民众能看得见、摸得着，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走进人心、感染人心、浸润人心、带动人心，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新时代美好生活贡献力量。

3.2 着力于提升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培育理性的榜样精神文化

榜样教育是榜样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兼具动态性、历时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是推动榜样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成员理性认识的历程。一要增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协同性”。家庭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既要将英雄人物和现实典型作为教育的样板，更要以身作则，通过“身教”来加强榜样教育；学校要充分运用启发式、案例式教学，将课本上的榜样人物变“活”，传递榜样精神；在社会环境中，要形成崇尚榜样、学习榜样的浓烈氛围，不断发掘、培育、树立和宣传榜样，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同向同行，推动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榜样教育格局。二要凸显榜样的“真实化”。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榜样选树标准的变迁，用客观的态度看待榜样的“先进性”。榜样也是人，也有可能在今后面对各种考验时，无法保持“先进性”，同时榜样也并非无所不能，它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要承认榜样的“先进性”。因此，我们要善于掌握既接天线又接地气的话语表达方式，不断增强话语的亲和力、针对性，不断创新话语方式，使受教育者对榜样认同于心、崇拜于情、效仿于行。三要努力寻找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共生点”。在道德榜样日渐式微、娱乐偶像崇拜盛行的今天，我们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偶像崇拜中的积极因素为榜样教育服务，教育广大青少年警惕娱乐至上的价值取向，冷静、理性、辨证地看到偶像崇拜现象，认清娱乐化、理想化、浪漫化偶像崇拜的危害，进而把对娱乐偶像的崇拜控制在健康、适度的程度，深挖娱乐偶像崇拜所蕴含的道德教化价值，不断丰富榜样教育内容。

3.3 着力于建立健全榜样选树、宣传和优抚机制，为构建榜样文化提供制度保障

作为一种文化性存在，规范和制度是人们从认识领域转向现实领域的关键支撑，是连接思想与行动的桥梁，是新时代榜样文化建设坚强的后盾。榜样文化制度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手段，为榜样人物的选树、认定、宣传等工作有序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内在地饱含着榜样选树、宣传和优抚等建章立制。为此，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榜样选树机制。所选树的榜样人物的言行会引发特定区域或范围的群众崇敬并效仿。基于此，榜样选树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要解决好“崇拜谁、模仿谁、学习谁”这个基本问题。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性和导向性影响，要坚持依法依规，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开展工作，要维护制度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同时要做好制度的解读工作，精心组织、详细策划榜样选树的标准、流程、实施与结果反馈，确保榜样选树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确保榜样选树对象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统一，以甄选出符合时代要求、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备受人们推崇的先进人物。二要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榜样宣传机制。高水准的宣传是最大限度发挥榜样人物影响力、感召力的重要手段。为此，我们要用好宣传手段，因时而进，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结合起来，实现线上宣传与线下报道相协调，充分运用融媒体技术高效传播榜样文化，并为榜样文化的宣传进一步提供规范化保障与精细化管理，促进榜样文化宣传更具科学化、精准化、系统化。三是建立健全系统周到的榜样优抚机制。榜样人物除了作为理想人格的“价值存在”之外，还因其源于现实生活而有着各自生活需要的“现实存在”。为此，在给予榜样精神激励的同时，还应维护和满足榜样人物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将关心榜样、优待榜样制度化，通过完善奖励和优待等机制，健全慰问、抚恤等规章制度，使榜样人物得到持久的关爱和切实的尊重，进而推动榜样文化得以深入、持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