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当代中国道德规范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也是维护道德生活的重要维度。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立德树人”的基本保障，尤其是在“立德”方面延承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优秀的“德治”精神。但是，二者又不能一概而论，清楚地把握二者的对立性和统一性，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进而有效地利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虽然浩如渊海，但究其根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教化人。因此，围绕教化人为宗旨进而完成立德树人的重任是二者的精神枢纽。以此为枢纽可以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精神元素、道德训诫、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方法输送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在微观层面生发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原动力。但在实现传统伦理学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通过扬弃的方式保证转化的进步性，尤其要辨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将传统伦理学具体的道德修养模式“学”“思”“行”及其当代意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相结合，为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伦理学服务，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索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原动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性;原动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4-0120-0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就传统文化而言，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其深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承担着新时代铸魂育人的重要任务，因此要清晰深入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尤其是把握住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也就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有利于创造性地利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一、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切入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中国不缺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要在思政课建设中应用就要找好契合点，这一契合点有三个根本维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具体来说，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各有不同，儒家提出了“圣人”“仁者”“君子”“大丈夫”等理想型人格，是从人与我的关系出发，强调个人对于他人乃至于社会的价值。例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庄子则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天人合一”的人格观念。在培养方法上也有诸多差异，儒家提出了“修身”“养心”“慎独”，道家则强调以“虚静”“坐忘”来修养自己的人格，法家则提出了“涤除玄览”和“致虚极，守静笃”等。在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上更是大有不同，儒家强调儒者要修齐治平，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道家认为要轻物重生、全生避害，重视自然人的生命权;墨家强调兼爱非攻，代表小生产者的诉求。

（一）“立德树人”的道德哲学基点

在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一一拿来不成体系，甚至有可能自相矛盾;择其一种则损失了其他诸多优长，也容易使学科固守僵化;综合几种来利用实际上同样存在以上两种问题。道德哲学能够提供一条解决该问题的路径，就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答案：培养有德性的人才;用先进的科学知识、高尚的思想精神和躬身的实际行动培养人;为中华民族培养人。

（二）以文化人的道德哲学旨归

中国传统伦理学最重要的价值是解决为何如此的问题。通过回答“我要成为何种人、如何成为这种人以及这种人的价值所在”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微观层次的原动力，以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中国传统伦理学擅长解决的问题，但也有很多问题是中国伦理学不擅长解决的。例如，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等近现代以来才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短板。因此，只有提纲挈领式地把握、了解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优长和短处，才能够真正做到批判地继承，进而实现创新性地继承。反观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虽然门类众多，同一学说在不同时期也各有特点。但总体来说，同一门类的学说是围绕着同一个普遍的、统一的思想核心进行延展的，如孔子在教育实践中虽然因材施教，但在教育目的上却有一个恒定的原则，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这个道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虽然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但基本的核心理念是没有变化的：发展出了以“仁”为核心思想的一系列伦理原则为宗旨的伦理体系。无论是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四项原则，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原则，宋代的“义理”之学，还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都是围绕“仁”这一核心进行的。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儒家的“仁”是根本理念，忠恕之道是“仁”这一理念在处理人与己关系的具体运用，这也佐证了“道一以贯之”的说法。再看不同的学派门类之间虽然相互批判，但是这也促进了相互了解、借鉴和转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儒家吸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实际的政治管理中儒、墨、道、法融合运用的做法，都表明了各学派门类的思想虽有差异性，但在差异性中也有共同性，是能够统一运用的。

总体来看，这种融合运用是在借鉴转换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契合点连接在一起。今天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二者旨归都是教化人。以立德树人作为问题的核心，中國传统伦理学是能够解决“学、思、行”（学即所学习的知识，思即启发思想，行即实际行动）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的，是能够提供解决这三方面问题的原始动力的。

二、充分利用“学、思、行”，为立德树人提供原始动力

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心，以传统伦理学“以文化人”的旨归和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的旨归为契合点，可以将传统伦理学中的“学、思、行”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创造性地转化可以极大地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育人工作。

（一）高屋建瓴地利用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学”

就“学”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系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等，学习方法包括灌输法、引导教育、启发教育和实践教育等。这些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与儒家最为契合，儒家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人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最重要的教育方法就是有教无类、知行合一。宋代儒家的“义理之学”特别重视学习方法，专门就为学之方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学说，朱熹在《总论为学之方》中就详细论述了为学的要领，今天看来仍有重要意义。朱熹认为《礼记·中庸》篇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做学问的普遍次序，一般意义上讲“博学之”即是广博地学习，朱熹强调的是学习的宏观维度，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个大规模，先去修治得一间半房，所以不济事。”[1]131朱熹所说的“大腔”是指广泛地学习儒家经典，不仅要了解经典中的内容，还要通过这些内容明晰治学的大原则，高屋建瓴地把握这些内容。就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而言则应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把握和学习这些儒家经典，以此作为学习的宏观维度。在这个宏观维度下反观儒家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其中有关“身心修养”“修己治人”“造福社会”等经典内容都能够利用起来。例如，《论语·学而》中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5336就是道德修养的基本范式，这一文化传统可以作为忠于祖国、诚实守信和加强学习的历史根源。以“身心修养”“修己治人”“造福社会”等基本理念作为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纽带，中国传统伦理学能够从理论基础上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强力的支持。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还特别重视从日常生活中生发育人理念，如孝观念认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5347“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学习方法上，儒家特别注重知行合一，这些都是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始文化动力。尤其在学习方法上，王阳明认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3]290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今天看来传统伦理学的多数为学方法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且能够极大地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

（二）辨物居方地利用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思”

中国伦理学中关于“思”的理论有很多，有关于学习方法的、思考价值的、思考用途的。马克思指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从思辨哲学到实践哲学，马克思指出了当代哲学新的发展路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维度上，中国传统伦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反思对象，一方面我们不再以各家传统伦理学的经典作为思考起点，另一方面我们要透过从古到今的历史来把握今天的实践活动。依据这一基本原则，许多经典的关于“思”的方法在今天仍行之有效。尤其是通过对知识、行为和人自身的思考，反思道德活动的得失、发展、变化以及运行规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价值。通过传统文化提高人的道德思想素养，通过反思把握道德思想的历史发展规律，利用其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来指导道德活动。因此，中国传统伦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思考的基点、反思的对象和生发新思想的源泉。

（三）整躬率物地利用传统伦理思想中的“行”

中国传统伦理学最重视“行”，这与思想政治教育高度契合，同时二者又能够在宏观和微观上形成互补。在对“行”的態度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有较为一致的态度，如儒家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5458“君子行不贵苟难”。[2]329法家认为：“行义，胜之理。”道家认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这些原典都认为在道德活动中“行”高于“言”或者知识，是判断人的道德修养的首要因素，由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形成了躬行实践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促进人格修养的专业，在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和人伦关系范畴是可以通过吸收转化传统伦理文化的认识和规范来进行利用的，从而使人格修养落实到实际生活中，进而带动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总体来看，“学、思、行”是传统伦理文化中较为成熟的部分，大到基本原则、小到生活习惯都有丰富的思想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 “立德树人”工作提供了文化传统、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审慎地甄别传统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性差异

在利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到二者本体论上的差异性。传统伦理思想有自身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在利用时要审慎地甄别其来龙去脉，才能在宏观上保证传统伦理学思想在铸魂育人中紧紧地围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向度开展。

（一）传统伦理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差异

孟子认为“性天同一”，董仲舒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观点。后张载则直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其本体论是整个儒家伦理学的基础。荀子则认为天与人是有区别的，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并提出了“制天”“理物”，这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伦理学观点，但由于时代的原因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道家与儒家的观点迥然不同，《老子》提出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在道家学说中“道”才是本体，天和人都居于其下，“域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是第一性的，天、地、人则是第二性的，是相对于道而言的。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的“一”即是“道”。在传统伦理学中，无论是人性学说、道德原则、道德规范还是道德理想都是在这些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因此，要客观地看待传统伦理学，认识其限于时代的局限性。总体来看，传统伦理思想都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的本体。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基础。马克思“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互相博弈的结果”。道德修养也不例外，宏观上也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它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道德活动也遵循这一基本的矛盾规律。因此，衍生了传统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本体论上的差异性。

（二）传统伦理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论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性是由社会特性决定的，道德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在这一基础上的道德是具有阶级属性的，这与传统伦理学的人性论有根本的差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无论是“天人合一”“天人分际”还是“万物为一”，“天”与“人”都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能作为道德的本体，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有善有恶论”还是“无善无恶论”都有自身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说：“以这些抽象为前提的伦理生活，无非是这些东西的社会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自有自己特殊的道，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因此，在道德的根源性问题上传统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我们在继承和转化传统伦理学时要特别注意的本质性差别。因为传统伦理学没有客观地认识人的道德属性基础，因此在道德活动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中也存在许多偏颇的认识。总体看来分为三种，一种认为道德活动和物质利益是对立的，如董仲舒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则进一步提出“利与义只是个公與私也……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厉害，唯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4]143一种认为道德活动与物质利益是统一的，墨家：“义，利也。”叶适认为：“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需语耳。”庄子的最为特殊，他提出“忘年忘义”“不就利、不违害”，完全忽视现实中道德活动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群众性利益”这一概念，区别了个人利益、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指出群众利益应是道德活动的基础，还要认识到物质利益与道德修养的差异性，从这些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道德活动的时代性，跳出传统理论的历史局限，预见未来道德发展的新趋势。

四、清明在躬地利用传统伦理思想，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建设

就传统伦理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学”“思”“行”三个方面的价值，在道德本体论、人性论以及物质利益与道德修养三个方面的差异，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伦理学在宏观视角上的差别以及在微观领域的契合性。传统伦理学可以在历史性的反思、方法论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上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提供原动力。

（一）清晰地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反思性价值

首先，就道德本体论、人性论以及物质利益与道德修养三个方面的差异，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道德发展的规律和时代性，这给我们提供了历史性的反思价值。一方面可以通过梳理中国传统伦理学在这三个方面的发展线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进行对比，在教育中清晰地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进步性。例如，通过道德本体论从人性出发到人的社会性的进步和发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本身的属性，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通过物质利益与道德修养关系的认识理论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还原传统伦理学在历史中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机理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指明方向。如通过考辨在宋代“利义之辩”和“礼欲之辩”异常激烈来反观我国当今社会中有关道德的争论，这样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些道德争论的本质，同时为这些道德争论提供更为贴合实际的理由，让人们确立更好的道德规范以及做出更好的道德判断。这些反思是今天思想政治教育所以然的历史基础，这种历史基础有深刻的文化力量，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行为实践更好地连接在一起，从而更好地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

（二）灵活地运用传统伦理思想的方法论价值

就 “学”“思”“行”三个与思想政治教育有高度契合的微观领域而言，中国传统伦理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尤其在怎样培养人上，传统伦理学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这些方法在今天依然有普遍的适用性。例如，儒家强调在道德修养上应该从自身的修养入手，《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大学》中提出了系统的关于道德修养的路径，以“诚意”作为“正心”的基础，以“正心”作为修身的基础，通过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也指出，伦理学的重要价值是“正人心”。儒家还提出了“尊德性而道学问”的重要理论，这与当代“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王夫之提出的“行”先于“知”的观念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在道德教育实践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总体来说，中国传统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从自身修养开始，通过修身造福社会的精神和重视道德行为实践的精神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三）科学地转化传统伦理思想的应用性价值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如何培养人的道德品格，中国传统伦理学有丰富的理论和行动指导。例如，就传统伦理学中最重要的“孝”而言，儒家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孝”是最根本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孝敬父母上，孔子强调在平实处着手，提出了“父母，唯其疾之忧”，“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4953等许多孝敬父母的理念。这些观念普通平实，却指出了人们应该遵从的重要标准，在今天仍然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论语》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日常生活中增益品格修养的规范，理论简明，易于理解，便于着手，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有些可以通过转化来应用，有些则直接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行为规范来应用，实质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罗国杰认为同西方相比，中国传统伦理学特别重视人伦关系、精神境界和具有民族特点的“爱人”精神，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在道德修养教育的发展历史上，中国传统伦理学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不能以其不足而否定其全部，同时也不能以其闪光点代表其全部价值。在道德信念和风尚习惯的价值维度上客观地看待传统伦理学的积极作用和不足，最为重要的是对于传统伦理思想核心精神的提炼、发展、转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为帅的文化在今天已经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民族精神，这种转化和传承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涅槃，也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定要将传统文化的基因，尤其是传统伦理思想的基因科学地利用好，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基因一定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1] [宋]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宋]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 [宋]朱熹.朱子全书外编[M].朱杰人，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屈海燕〕

[收稿日期]2020-03-28

[作者简介]宋晶（1979—），女，黑龙江宾县人，讲师，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