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并联阅读和串联阅读是基于具有互相指涉关系的先锋小说文本所提出的一种阅讀方式。文章通过两种阅读方式对小说《月落荒寺》与《隐身衣》进行解读，发掘格非作品中所隐藏的精神脉络，并以此为视角，尝试对先锋小说价值作新的阐释。

【关  键  词】《隐身衣》;《月落荒寺》;先锋小说;阅读方法

【作者单位】邵一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20.027

2019年国庆前夕，作家格非带着他的新作《月落荒寺》回到文坛。值得注意的是，《月落荒寺》与格非七年前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隐身衣》在某些情节上存在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因此成为评论界的兴趣点之一。文章通过串联阅读与并联阅读两种阐释策略对《月落荒寺》与《隐身衣》两部作品进行解读，进而探讨格非作品中所延续的精神脉络，并由此尝试对先锋小说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

一、两种阅读先锋小说的方法

陈晓明在其著作《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将“文本的开放策略”视为先锋小说可能“最富有挑战意味”的叙述方式之一， 其论述道：

中国先锋小说并不像巴塞尔姆的文本那样向着语言和亚文化形态全方位开放，它主要的是通过多重文本的叙述变奏达到文本在叙述里的开放。

始作俑者可能是马原（又是马原！）。马原关于姚亮和陆高的一系列作品，很显然，没有故事情节之间的实际关联，而姚亮和陆高变换角色自由地在多个文本里出入。

现在，姚亮和陆高是完全不同的文本里活动，他们把另一个文本带进来了，这些文本是平行并列的，它们互相侵犯而互相开放。马原在《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作品里，都提到了其他文本，这是文本中的文本。马原不过是为了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制造平衡，不管是姚亮、陆高还是“文本中的文本”，都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开放意义，它们都没有获得与写作的文本平行的实际存在地位。[1]

笔者把这种“文本的开放性”“互为文本”称为“文本间的互相指涉”。事实上，“文本间的互相指涉”是中国先锋小说作家们最常使用的叙事技巧之一，格非即是如此。格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褐色鸟群》和《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中就使用了这种技巧，而在21世纪以后，这种手法又被他进一步挖掘。2006年，格非在《长城》杂志第一期发表的《不过是垃圾》与次年在《收获》杂志第五期上发表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俨然为一个时空场景下、同一批人身上发生的两个故事。《月落荒寺》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与《隐身衣》形成互相指涉关系，这一关系的构建是本文论述的重要基础。

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两种阐释方式。“并联”与“串联”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所谓并联阅读，是指将两个或多个具有互相指涉关系的文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阐释，而串联阅读则是将二者视为存在联系但却互相独立的文本进行比较方式的阐释。其中，应尤其强调“具有互相指涉关系”的理论与事实基础，一方面是为了与“互文性”的理论话语相区别，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规范其使用范围。

《月落荒寺》与《隐身衣》的文本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是个人言殊的问题。无论“有”还是“没有”，都是一种非本质性的建构。无论哪一个答案和理解，都需要在其言说的具体语境中予以生成，因为没有谁能够在逻辑层面或事实层面上给出确定答案，即使是作家本人的理解也只是其个人的理解而已。

但有些文本并不适用于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的阐释方法，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族》本由《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五个中篇小说组成，最初五篇小说独立成篇， 1986年分别发表于《北京文学》《十月》《昆仑》《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直到次年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合为一集，取名《红高粱家族》，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版。由于将五个中篇合并为一个长篇是作者莫言的本意，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作者在作品的创作之初就带着一种长篇小说的视野与思维对全篇进行结构、统筹、写作，因此，这五个中篇事实上是缺乏各自独立性依据的。

在此意义上，具有互文关系的、不是同一个作家创作的作品也不适用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的阐释方法。“‘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有人译作‘文本间性”“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一、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作transtexuality）;二、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所谓互文性批评，就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2]本文所提出的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虽然在意涵上与互文性批评存在相似甚至重叠之处，但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是在作品与作家关系的背景下进行阐释批评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强调“同一作家的作品”，其在本质上强调作家思考问题、思考方式及思考路向的同一性，正因如此，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的阐释方法构成了独立于互文性批评的理论内质。

二、《月落荒寺》与《隐身衣》并联阅读的阐释

并联阅读注重将产生指涉关系的几个文本看作一个自足整体，注重的是其异中之同，阐释的重点在于形成指涉关系的文本以及新的文本所展示的精神取向与价值内涵。

“格非小说的显著特点就是小说叙事中总是出现空缺——特别是在高潮部位或关键部位出现空缺，这使小说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他的小说叙述轻松自如，语言清峻，故事从不凶狠，但却总有一些错位发生，或者有些情节被隐瞒，这使得故事变得奥妙无穷。”[3]这种空缺技巧早在20世纪80年代格非的作品如《迷舟》《褐色鸟群》中就已出现，空缺技巧的使用是当时格非被学界与评论界纳入先锋作家群中予以考察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格非在创作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的近十年间有意寻求传统现实主义的有限度性回归，但在绝大多数的中短篇小说中，格非依然使用空缺技巧，并试图用空缺技巧承载小说意义与价值的叙事功能。在笔者看来，《月落荒寺》的发表，与此前格非于2012年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隐身衣》一同进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尝试。

当我们将《月落荒寺》与《隐身衣》合并看作一个完整、自足的文本时，在时间上，《隱身衣》的故事大致发生在《月落荒寺》的第62节至第63节，也就是《月落荒寺》中的女主人楚云（《隐身衣》中的“毁容女”）惨遭不幸之后。而《隐身衣》中一个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叙事动力是神秘商人丁采臣（《月落荒寺》中的辉哥）委托服装厂老板蒋颂平为其购置一套“全世界最好的音响”，蒋颂平把这个任务落实给了发小崔子（即《月落荒寺》中被提及三次的制作胆机的崔师傅），崔子由于这一机缘娶了毁容后的楚云为妻，并共同生育一女。

《隐身衣》发表于2012年《收获》杂志第3期上，作品发表之初就引起了学界与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并先后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和2014年老舍文学奖。由于叙事空缺手法的运用，格非在这篇小说中给读者留下了太多尚未解开的谜团：丁采臣与“毁容女”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甚至于“毁容女”姓氏名谁？熟悉格非叙事手法的读者很可能在阅读过程中就已经放弃了探问这些问题真相的意愿，按照格非的一贯做法，他是不可能告诉读者的。然而，《月落荒寺》的出现似乎又重新打开了我们探知《隐身衣》中真相的欲望魔盒，敏锐的读者会在该书的第10节杨庆堂提及那位做音乐器材生意的老崔时就预感到《月落荒寺》与《隐身衣》之间某种诡秘的联系。尽管我们知道，破解一个谜团的真相之后，格非自然会再抛给我们一个新的谜团，但对急于了解丁采臣与“毁容女”的读者来说，这似乎并不重要。令读者始料未及的是，在《月落荒寺》中，虽然格非借楚云之口向我们解开了有关丁采臣的部分谜团，但更大的疑惑与此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格非抛给读者的这一新的谜团继续埋藏于原有故事的深处，甚至连直接当事人丁采臣以及为此遭受厄运的楚云也不清楚真正的答案。

从并联阅读的角度来看，《隐身衣》和《月落荒寺》两部作品实际上共同讲述了三个故事：一是辉哥与楚云的故事;二是崔子的故事;三是林宜生的故事。在这三个故事中，辉哥与楚云的故事是整个小说的核心，但这个核心却呈现一种“空缺”的状态。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整个谜团的核心——丁采臣的故事与楚云被害并非一个实在的事件，或者丁采臣和楚云并非两个实有的人物形象，他们所代表的是人的存在，是人是之所是、在之所在的一种意象和象征。读者通过《月落荒寺》揭开《隐身衣》所留下的谜团的一角，而又被新的迷雾所笼罩，这是作者在提示我们，希望探究人的存在之谜的冲动与尝试只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疑惑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疑惑不仅属于格非笔下的人物或是正在阅读作品的读者，也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写照——对于很多与自身有着密切关系、甚至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并不清楚真相为何，抑或浑然不觉。笔者认为，这是并联阅读视野下《隐身衣》与《月落荒寺》两部作品给读者留下的一大思考。

三、《月落荒寺》与《隐身衣》串联阅读的阐释

串联阅读是将具有互相指涉关系的文本视作虽有联系但却互相独立的文本，注重文本之间的同中之异、文本之间的裂隙以及在裂隙中生发的意义。

在《月落荒寺》与《隐身衣》两个文本的三个故事中，丁采臣与楚云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一种象征，即现代条件下人的存在之谜。然而，作为另外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隐身衣》中的崔子与《月落荒寺》中的林宜生对待这个谜团的态度及做法既有相同之状，又有不同之处。

崔子和林宜生都对生活抱着一种“犬儒”态度：崔子似乎并不追求安逸、稳定，也不愿过有条不紊的生活，平时玩玩乐器、听听音乐，对于背叛他的人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怨恨，在妻子玉芬与他离婚时，他甚至没有想过拿回那套他所购买的房子，而对于母亲的死更是一副冷漠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或许会让读者想起加缪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小说的最后，莫尔索对教授无可理喻的苛责态度进行反击时，说出的也不过是“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等言辞。而林宜生也与崔子如出一辙，除了对儿子伯远和后来的爱人楚云流露一份难得的真情，他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是一副常人难以理解的淡漠，甚至在遭遇妻子白薇背叛时，他仍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而这种“犬儒式”的人物形象一直存在于21世纪以来格非的小说中，形成了颇有意味的人物谱系，如《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胡惟丏等。

但是，格非对待人物谱系上每个人物的态度显然是有区别的。在《隐身衣》发表之初，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格非对这个‘犬儒化的人物（崔子）并没有显露半点鄙夷的神色，几乎是带着欣赏的目光来描写的，他潜意识里已经把这个人物看作自我的镜像了”[4]。但笔者认为，格非看待林宜生的态度并不如此，虽然谈不上鄙夷，但至少是不满或是有所怀疑的。这体现在全书的最后一节中，七年后，林宜生与楚云在苏州某地的司徒庙附近偶遇，这虽然“让两人百感交集”，但在林宜生心中仍旧有一丝微微的隐忧：

另外，林宜生的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烦恼。

他暗暗希望妻子在司徒庙里待得越久越好。

与此同时，宜生也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如果她很快就回来，他不得不向楚云介绍自己的妻时，要不要撒个小谎，隐瞒一下她的真实身份。[5]

格非的态度还表现在小说本身一些技巧的使用与细节的处理上。比如在叙述人称的选用上，《隐身衣》用的是第一人称，而《月落荒寺》则采用第三人称。在这里，第一人称的视角的限定是明确的，小说中只有崔子知道的才能被读者所了解，文本中作者的所思所感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崔子的所思所感，叙事人称的使用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的理解。有论者提到：“小说中第一主人公崔的身份并未坐实……如果从小说人物形象的连贯性和自洽性来看，无论是他的个性爱好、言谈举止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情感特质，都与世俗社会的乡愿格格不入，都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平头百姓。”[6]第一人称的使用让《隐身衣》中主人公崔子“隐身”，在读者应该知道与不应该知道之间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平衡点。

而在《月落荒寺》中，格非使用第三人称视角。按照一般性的文学理论，第三人称视角又称“全知视角”“上帝视角”，采用这一视角达到的效果是主人公知道的读者知道、主人公不知道的读者也知道。格非在这部小说中采用的第三人称视角更像是一种“伪第三人称视角”，单纯从叙事功能角度来看，在绝大多数篇章里，第三人称视角起到的也不过是第一人称的作用，更恰切地说，这不过是披着“第三人称”外衣的“第一人称”视角。但其在小说意义结构上的作用又不止于此，格非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有一种隐含价值评判的意味，像是有意让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从而表达一种对主人公林宜生不认同乃至拒绝的态度。

《隐身衣》和《月落荒寺》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崔子和林宜生都采取了一种“事若求全何所乐”的生存态度，然而在笔者看来，作者格非并不打算给他们相同的价值认定，这并非是说二人存在着地位尊卑的差异，而是他们“此刻”的生存状态是有区别的。作为处于物质生活较为艰难的崔子来说，借用这种态度生活显露的是一种希望，是一种人之主体性的高扬与生命力的坚韧;而作为衣食无忧的林宜生来说，这种生活态度更像是一种无病呻吟，透露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绝望与自弃。两相比较，格非在《隐身衣》和《月落荒寺》两部作品中展现了一种颇具眼光的辩证态度。

四、先锋小说的阅读与价值

通过并联阅读和串联阅读两种方式对《隐身衣》和《月落荒寺》两部小说进行解读，与21世纪以来格非在小说中一直在表达的乌托邦主题紧密相连。如果说《江南三部曲》是格非探讨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与合理性，那么《隐身衣》和《月落荒寺》则是在探讨这种现实可能性与合理性坍塌以后人的精神与价值选择问题。此前就有论者注意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乌托邦叙事与反乌托邦叙事展开了十分艰难的博弈，清晰地呈现了格非左右为难的矛盾心态”[7];也有论者谈及，格非的“思想及情感态度变化有一个大概的线索，即从‘激愤走向‘悲悯”[8]。上述两种说法若是成立，那么格非在《隐身衣》和《月落荒寺》中所表达的就是处于矛盾后的突围尝试，就是“悲悯”过后再次寻找他路的重新起锚。由此延伸，两种解读方法为我们理解先锋小说的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学作品是兼具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有机体，丢失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只能是一份思想材料，而放逐思想价值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与一堆杂乱无章的符码无异。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单纯的审美形式是构成文学内在特质的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兴起之时，对于其是否存在思想意义的问题是有过争论的。洪子诚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先锋小说家的作品中寻找象征、隐喻、寓言，寻找故事的‘意义都将是徒劳的——这种笼统说法，并不完全是事实;只不过有关社会历史、人性的体验和记忆，有时会以另类、隐秘的方式展开。”[9]我们探讨先锋小说的解读方法问题，其预设的前提条件就是先锋小说的文本不但取消了思想意义上纯粹的审美形式，而且这种思想意义与价值同样是能够被解读的，只不过传统的阅读方法和读解思维的钥匙已经不能打开先锋小说的锁，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锋小说的思想意义不再如传统文学作品那样不加修饰地直接向阅读主体开放，而是以形式为外衣为其装披上一层看似神秘的面纱，阅读在技术层面上由此多了一个步骤，那就是如何剥去面纱，使其还原真实面目。第二，传统的阅读思维模式已经不再适配于先锋小说文本，想要其思想意义不加修饰地直接呈现，要求的是阅读思维模式的彻底转换与更新。第三，无论是揭去面纱的方法还是阅读思维模式的调整，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因为“先锋”的价值就在于不断挑战既有的审美形式与审美规范，创造更新形态的文本。在此意义上，阅读变成一次又一次的历险，而不再是一片坦途的愉悦旅行。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即便是传统文本，其蕴含的思想意义与价值也并非是恒定不变的。不但在不同的阅读主体、不同的阅读视角存在着差异，而且即便是同一个阅读主体、固定的阅读视角，其意义也有可能因为阅读状态与读解语境的差异出现变化。在此向度下，先锋小说的思想意义分析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开放，任何追求同质化读解的企图都会被毫不留情地碾碎。

就上述意義而言，讨论先锋小说的并联阅读和串联阅读的解读方法、其价值与意义的大小，一方面作为一种读解方法，只要能够对文本做出富有价值的独特阐释，那么其价值和意义就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它不仅是解读某一类特定先锋小说文本的众多方法之一，而且由此产生的答案也不能做唯一化、本质性的理解。换言之，并联阅读与串联阅读的阐释有效性要框定在近乎严苛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所有先锋小说读解方法的共同属性。

上述结论并非是说任何探究读解先锋小说方法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因为每一种读解方法的发现与生成都是为了重审其他文学作品、甚至是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而打开一条新的通路，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就此意义来说，为艺术审美提供更多的阐释策略、更多元的理解途径，正是先锋小说又一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晓明. 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陈晓明. 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董外平. 《隐身衣》和先锋作家的隐身哲学[J]. 南方文坛，2013（3）：123-125.

[5]格非. 月落荒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6]唐小祥. 作为“方法”的“隐身衣”：论格非的《隐身衣》[J]. 东吴学术，2018（2）：82-89.

[7]孙景鹏. 格非小说中的叙事博弈、思想交融与精神救赎[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0）：123-128.

[8]王增宝. 走向悲悯：从“乌托邦”到“隐身衣”——格非近十年（2004-2014）文学写作踪迹考察[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44-52+170.

[9]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