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召颖 任炳卿

摘 要：克什米尔地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争议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克什米尔问题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克什米尔问题也逐渐从领土争端发展成为了集印巴两国外交冲突于一体的集中爆发点，也使得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互动愈发复杂。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威慑政策的失败，决定了印度对巴采取强制外交政策与威慑政策的转化模式，从而形成了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互动关系，造成当前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巴冲突现状。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6-0112-08

关键词：印巴;克什米尔;互动关系;威慑理论;强制外交

Abstract： The Kashmir reg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regions in the world today. The Kashmir issue has become a barometer of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ncentrated outbreak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has made the interactive model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on the Kashmir issue more complicated. Pakistans failure on the deterrence policy to India has determined Indias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between compulsory foreign policy and deterrence policy to Pakistan， thus facilita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on Kashmir issue and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on Kashmir issue.

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取消克什米尔地区此前享有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权，印度宪法将适用于克什米尔地区。[1]2019年10月31日，印度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正式宣布查谟与克什米尔邦分解为两个联邦属地，分别是“查谟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两个联邦属地。[2]印度的这一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巴基斯坦强烈谴责印度单方面废除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非法举措。为何印度会做出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历史上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引起过三次大规模战争，虽然近些年来印巴两国拥核的状况使得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没有转化为战争，但是几乎常态化的交火和冲突成为双方关系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印度的此次举动再次證明了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巴关系中的重要影响。

当前对于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研究大多以政策立场以及历史演进的事实性分析为主，主要从博弈论、地缘政治以及安全、制度、理念和外交等多重困境等视角进行阐释。1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第一，大部分研究没有关注印巴双方本身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互动机制，而是诸如宗教、民族等第三方因素对于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影响，更多地侧重于描述归纳性研究;第二，博弈论、地缘政治以及多重困境等视角的研究把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既定事实进行分析，忽视了造成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复杂性的内在机制，没有能够解释为何印巴之间的冲突有时会转化为战争而有时却并没有升级为战争。

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有助于解释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的政策转化，有助于分析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冒险”行动的内在机理。正是由于巴基斯坦对印度威慑的失败，使得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对巴基斯坦的强制外交政策，这也是印度“冒险”行为的根本驱动力。由于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存在外部制约因素，因此，印度采取的策略是在强制外交取得成果后转入对巴基斯坦的威慑政策，同时这种威慑态势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接着，印度会再次“冒险”实施强制外交政策，在实现一定的成果后又转向威慑政策，从而形成强制外交政策和威慑政策相互转化的循环。这种循环模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升的程度由前一次循环中印度强制外交政策取得的成果决定。这种循环模式是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政策的演变结果，印巴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围绕这一循环模式展开。

一、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及其相互转化

从所要达成的目标来看，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武力威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威慑与强制外交。[3]7这里需要首先区别一对概念：强制和威慑。强制是通过威胁使用武力逼迫对手就范，按照强制方提出的要求行事。这种要求可以细分为：在对手尚未达到目标的情况下要求其停止某个正在进行中的行动;要求对手取消某个已经采取的行动。威慑是通过威胁使用武力迫使对手放弃对既定目标的追求。[4]71但是，强制外交政策并非存在于强国与弱国之间，强国也可以采取防御性政策。亚历山大·乔治认为强制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使用威胁或有限武力说服敌国取消或消除某个侵犯性的行为。[6]8这里所指出的武力的有限使用是指以有限的军事行动形式进行武力惩戒，以此表明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决心。

威慑理论主要基于理性行为体假设。一般而言，理性威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威慑方发出的威胁和挑战方也即被威慑方的解读。一方面，威慑方对进攻方的挑衅行动发出反制或者报复的威胁;另一方面，威慑方发出的威胁得到挑战方的察知和解读。只有这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威慑才有可能建立起来。[4]71对于威慑方而言，成功的威慑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向对方展示具有威慑的实力;第二，要向对手展示其使用实力的决心，至少是其抗争的决心。[7]2因此，要使用威慑实现目标，可靠且强有力的实力是前提。使用实力的决心也是至关重要的，使用实力的决心决定了威慑的可信度。强制外交与威慑从理论到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在理论上，尽管谢林从20世纪60年代即提出了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区分并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但对两者的研究并未就此终止。在实践中，两者的联系则更为紧密，二战以来也出现了大量涉及强制外交与威慑政策混合运用的国际危机案例。[8]99-100

强制外交与威慑政策具有若干共同的特征：从政策目标来看，两者一般均用于在危机中维持有利于强制方/威慑方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具有防御性质;从政策手段来看，两者均依托可信的武力威胁及对威胁信号的传递，强调以武力相威胁而非实际使用武力;从作用方式来看，两种政策的成败均依赖于对手的反应，一旦对手无视这一威胁，强制方/威慑方将不得不面临升级为冲突或被迫妥协的抉择，而这两种结果均意味着原有政策的失败。[9]52-53

强制外交与威慑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发生转化。玛丽亚·斯佩兰代伊对于强制外交与威慑关系的第四种研究路径——区分与连接——就试图探讨两种政策间的相互转化及影响。[10]254-263斯佩兰代伊虽然并未在强制外交与威慑之间建立起理论上的联系，但是指出强制外交与威懾在同一危机事件中可以相互转化，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斯佩兰代伊认为，强制外交与威慑政策相互转化遵循两种路径：一是威慑政策一旦失败，即通过强化武力威胁力度与主动向对手施压，从而将原有的威慑转化为强制外交;二是强制外交政策一旦成功，为了防止对方留有后手，在武力威胁力度不变的同时，将主动进逼调整为被动防御，以巩固此前的政策成果。[10]268斯佩兰代伊的研究为解释强制外交与威慑相互转化提供了基础，但其研究也存在不足。因此，有学者认为强制外交的失败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强制方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对方改变政策或行为时，由于对方不服从其意志，导致其强制措施不断升级直至爆发冲突或战争;二是在两者均不愿直接冲突或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强制方无法迫使对手屈服，尤其是两国间存在有利于被强制方的动机不对称时，强制方被迫从原有立场倒退，导致强制外交失败。[8]116-117在第二种情形下，由于避免战争是优于达成既定政策目标的考量因素，实力对比对强制外交效果的影响明显减弱，强制外交成败主要依赖于国家间的意志较量，在此情形下，利益和动机因素往往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鉴于客观存在有利于被强制方的不对称动机，强制方由于意志相对薄弱而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强制方通过两种方式调整政策，第一种就是适度的降低目标以此实现目标的最大化成效。第二种就是在自身实力还处于相对优势的情况下，强化军事威胁力度，展示国家意志和决心，重塑国家信誉。总之，在实力优势方从强制外交被迫转向威慑政策后，双方均存在因误判而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8]118

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巴政策演变体现了威慑与强制外交之间的转化。在克什米尔问题伊始，巴基斯坦试图在此问题上形成对印度的威慑。而巴基斯坦在威慑政策失败后，根据斯佩兰代伊提出的威慑政策与强制外交政策相互转化模式，巴基斯坦也无法形成强制外交政策。最终，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威慑失败致使印度成功形成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威慑政策与强制外交政策的转化，不断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步步紧逼，占据优势地位。

二、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政策转化

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互动关系的形成主要在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政策由强制外交政策转化为威慑政策，这一政策转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印度威慑的失败。由于威慑的成功需要可靠的实力和可信的决心，巴基斯坦对于印度的威慑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可信的决心，在威慑初期巴基斯坦呈现出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最终威慑的失败归结于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巴基斯坦在威慑转为现实对抗时的实力逊于印度;第二，巴基斯坦在意识到威慑即将失败的情况下表现出信念的明显减弱;第三，如果威慑政策失败后可以转化为强制外交政策，那么威慑政策也可视为间接成功，但是巴基斯坦在对印威慑政策失败后，无法将失败的威慑政策转化为强制外交政策。前两个因素的重复呈现，使得印度的政策转向具有可操作性。

（一）巴基斯坦对印度威慑的失败

1947年的蒙巴顿方案在规定印巴分治的问题上存在冲突，克什米尔绝大多数民众信仰伊斯兰教，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克什米尔应该归入巴基斯坦，但是统治克什米尔的土邦王公信仰印度教，按照土邦王公的决定原则自然会归入印度。克什米尔对于印巴两国的意义都十分重大。对巴基斯坦而言意义尤为关键，因克什米尔问题的存在，使之拥有了一种强化身份认同的有效工具，而一旦失去，战略完整性及地缘安全也会受到极大的制约。[11]73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巴基斯坦始终表现出具有不可退却的决心。

1947—1948年的印巴战争的根源是印巴分治之后克什米尔的最终归属问题。印巴分治不久便发生了第一次印巴战争。1948年11月，印度集中力量对付克什米尔问题，不断加大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派兵，直至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兵力达到印度总兵力的一半左右，很快印度部队展开全线进攻，巴基斯坦兵力与军备都与印度相差甚远，且巴基斯坦还需要分出一部分兵力预防印度从东巴和西巴袭击巴基斯坦本土。这样，前方巴基斯坦部队与部落人员不敌印度军队的强势进攻，节节后退，眼看巴基斯坦就要失去已占有的对巴基斯坦具有重要战略与经济意义的地区，巴基斯坦总理不得不向英国艾德礼首相求救，请求英王政府呼吁联合国赶紧敦促无条件停火。[12]191-192第一次印巴战争已经表明印度在军事实力上优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印度的威慑注定是困难的。虽然巴基斯坦拥有足够的决心防止印度对于克什米尔的侵占，但这种信念却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有限的实力。

1965年印巴战争起因于巴基斯坦政府认为印度合并克什米尔的意图越来越强烈。巴基斯坦没有意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尤其是在1962年中印发生了边界冲突后，巴基斯坦认为，印度军队没有能力且没有意愿会对自己在克什米尔的快速军事行动做出针对性防御。巴基斯坦不再继续维持威慑政策，而是采取快速军事行动，意在渗透克什米尔停火线。但是，最终战争从8月份持续到9月份，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无法支撑其最初的目标，转而凭僵持战以恢复威慑政策。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双方于1966年1月份签署了《塔什干宣言》，同意撤回到战争以前的位置，以和平的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经过两次战争，在克什米尔地区始终处于紧张态势已经常态化。但是，巴基斯坦已意识到自身威慑实力的相对不足，威慑政策并没有强大实力作为支撑，因而，联合国等的国际协调开始成为影响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第三方因素。

第三次的印巴战争发生在1971年，与之前的两次战争不同的是，战争的起因是由于东巴从巴基斯坦分离。这次战争最终以东巴独立和印度占领巴控克什米尔320平方千米土地而结束。同时，巴基斯坦和印度还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双方同意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尊重1971年双方停火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在此次战争中，印度毫无顾虑地制定作战计划帮助东巴独立，东巴独立有利于印度更好的控制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军队在作战开始就一直保持进攻的优势，印军在东巴战场取得胜利并于12月17日宣布停火，巴基斯坦随即接受了停火协议。在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印度已经完全不担心巴基斯坦的威慑，即使在东巴独立的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也无力进行威慑。巴基斯坦只是声称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任何决定，但却是建立在克什米尔占多数的穆斯林渴望回归巴基斯坦的假設上的，也正是这一厢情愿的假设导致了以后的军事失利。[13]56

三次印巴战争已经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慑决心消磨殆尽，但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印巴两国同时拥有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出现对于平衡了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实力上越来越明显的不对称。1986年的黄铜钉危机凸显了核武器可能会带来的核战风险，核战最终的严重后果使两国都担心走向全面对抗，危机从而得到缓解。此次危机暴露出印度军方与文职政府在核武器授权使用上存在的矛盾，也表明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刚刚发展核武器之初，对核战略及使用策略上极为生涩，且缺乏足够的使用核武器信号释放。[11]79虽然巴基斯坦在实力上与印度仍然存在差距，但是核武器的出现至少维持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僵持态势，印度不会贸然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巴基斯坦也会尽可能威摄印度方面不要做出吓阻巴基斯坦的行为。[14]

由于巴基斯坦威慑实力处于弱势，无法进一步升级武力威胁程度，但是巴基斯坦在每次威慑失败后，都试图向印度方面施压。巴基斯坦的施压方式是进一步将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同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等第三方的协调。由于国际社会对于印巴火药桶的担忧，第三方的调解不是一种施压调解，而更多是一种增加润滑剂的调解。然而，巴基斯坦方面的施压方式是有限的，只能依托于外部力量的介入，这是巴基斯坦无奈又无力的选择。在此次印巴克什米尔危机中，巴基斯坦方面从2019年8月印度军队强行进入克什米尔，并对地区领导人实行监禁之后，只能通过媒体谴责印度的行径以及呼吁国际社会制止印度的行动。[15]而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调解也没有发挥有效作用。[16]可以说，巴基斯坦对印度威慑政策的失败体现在威慑转化为现实时其所体现的威慑实力不足以及施压方式有限，巴基斯坦无法将威慑政策转化为强制外交政策。

（二）印度对巴的强制外交及威慑政策

印度自印巴分治以来，对巴采取的就是积极进攻的战略。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一直奉行对巴的强制外交政策。印度认为，巴基斯坦是主导南亚的主要障碍，由于巴基斯坦国力相对于印度来说较弱，印度采取攻势战略即可慑服巴基斯坦。因此，印度一直视巴基斯坦为自己的主要战略对手，对巴保持进攻态势，时刻准备与巴基斯坦打一场全面的战争，一旦形势需要则可摧毁和肢解巴基斯坦。实际上，印度通过发动三次印巴战争已经严重削弱和打击了巴基斯坦的实力，基本确立了自己在南亚地区的领先地位。[17]94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强制外交使得印度对于克什米尔问题比巴基斯坦更为敏感。印度一直坚持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双边问题，拒绝美国等第三方的调解。巴基斯坦方面积极支持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自治，印度则一直声称巴基斯坦的行为鼓动了克什米尔地区的分裂势力。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采取的强制外交政策，就是以武力威胁和有限使用武力来迫使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分裂势力承认印度对该地区的所有权。印度会在合适的时机主动结束强制外交政策，在克什米尔地区采取强制措施达成初步目标之后，等到巴基斯坦反应时快速寻求第三方等协调，将之前的强制外交政策转变为威慑政策，以此来维持取得的成果，防止巴方的报复行动，同时修补受损的国际形象。在巴基斯坦对印威慑逐步瓦解之后，印度一直觊觎占领克什米尔地区，采取强制外交政策和威慑政策互为转化的行动模式，不断步步紧逼，意图实现其既定目标。

印度采取强制外交政策具有冒险性，这种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强制外交政策所触发的强制“冒险”手段不能成为常态，因此在主动结束强制外交政策并取得成果之后，印度会迅速转为防御性威慑，以此来最大程度维护既有成果，同时削弱对手的报复意志。继而印度的威慑政策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等到形势趋于平缓，印度又会选择时机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强制行动。在行动开始前，印度会坚持其强制外交政策并会为其接下来的行动造势，这种采取强制措施的行动具有快速开始、果断结束的特征。

那么印度为何在相当长的时间会保持威慑状态？同时又为何会突然采取“冒险”的行动？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的强制外交手段其实是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理性选择的结果。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受到了来自不同方面因素的限制。

第一，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受制于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沃尔兹认为，结构意味着约束性条件，制约着单元层次国家行为的选择。[18]65因此，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无法避开总体权力分配状况的制衡，尤其是大国的结构制约。国际体系自冷战后出现了一超多强的过渡性格局，使得诸如南亚地区等次区域内的国家不仅仅需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同时还要发展同其他主要的大国的关系，在大国关系的博弈中形成多层面、多向度的制约关系，可以使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避免如冷战时期非此即彼的僵硬对峙，外交回旋余地大大增加。同时，美国仍具有的超强影响力使得印巴两国在保持与其他大国紧密联系的前提下，都把对美关系看的异常重要。[11]245因此，第三方因素对于克什米尔危机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的突发性“冒险”行动，就是利用了当前的主要大国在该地区施展影响力的漏洞。巴基斯坦由于其对印度威慑政策的失败，往往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寻求外部力量的调解，诸如中国、联合国等第三方积极支持印巴双方和谈解决问题。但印度在维持强制外交政策时拒绝第三方调解。但是，在的强制措施实施之后，印度会立即主动接受并寻求第三方调解，以此调整行动带来的轨道偏离。此时，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三方会敦促印巴双方保持克制，尤其需要巴基斯坦在克制的基础上应对印度。在此情况下，克什米尔地区的现状就在不断的克制中得到稳固。

2019年8月5日，印度单方面强制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在这之前的半年时间里，印度一直保持对巴强硬态度，最终发生了8月5日的印度“冒险”的强制行动。此次行动是印度使用武力强制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方面接受印度的修宪行为。当巴基斯坦强烈谴责印度的同时，印度随即对巴采取更为理性克制的威慑政策，莫迪转而访问多国，并积极主动接受外部力量的调解。2019年10月28日，欧洲议会议员们飞抵克什米尔地区评估当地局势，莫迪亲自接见国际代表团，并和他们合影在推特上分享照片。印度完全掌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事实，会随着印度一系列行动得到逐渐稳固。直到2020年9月，印度方面仍维持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军事力量，并逮捕监禁克什米尔政党领导人，切断克什米尔同外界的联系，限制国际组织对克什米尔地区实施援助，这一系列的行为就是使巴基斯坦和国际社会接受克什米尔的现状。[19]

第二，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还受到核威慑的制约。保罗·尼采认为，核威慑理论有效说明了长期对抗的敌手之间的关系，他们保持着高度的军事戒备状态，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但基于进攻的代价和可能获益之间的权衡，使得发动战争的机会和意愿降低。[20]426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印巴双方拥有核武器之后，印巴之间对抗、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在上升，但是出于稳定两国关系的考虑，避免出现核对抗甚至核战争，两国缓和关系的努力也随之加强。核武器对于印度的限制主要在于其考虑巴基斯坦反击能力时，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核武器上。双方拥有核武器之后，虽然印度本身具有优势的常规军力加之核武器使得威慑可信性增强，但是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会抵消印度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本已倾斜的南亚战略天平发生有利于巴基斯坦的微调，加上巴军人政权的脆弱性、社会的动荡以及不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都使得印度越来越难以保持其在可能的军事对抗中的绝对有利位置。[21]因此，巴基斯坦拥核会限制印度政府做出升级克什米尔冲突时的自信。[11]117因此，印度试图采取强制措施的行动不会成为常态化，但会制造突发事件，不过在事件之后会主动缓和局势。

第三，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还会顾及恐怖主义因素的影响。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两国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爆发了几次战争以及大大小小不计数的摩擦和冲突。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克什米尔地区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冲突提供了温床，有利于恐怖势力的滋生发展。[22]20世纪80年代以来，克什米尔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发展，增加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克什米尔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分离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势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具有伊斯兰意识形态，基地在巴基斯坦，并由基地领导人主导;第二类也具有伊斯兰意识形态，基地也在巴基斯坦，但是由克什米尔的组织领导人主导;第三类是具有克什米尔民族主义特征，基地就在克什米尔，并由克什米尔地区的组织领导人主导。克什米尔的各种恐怖主义不断分化组合更名，同时有的组织还与克什米尔地区外部的恐怖势力有紧密联系，比如与阿富汗塔利班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大大的增加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印度一直认为巴基斯坦政府支持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恐怖组织，因此印度往往将恐怖主义与克什米尔问题相关联。但同时，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势力使得印度不会轻易与巴基斯坦展开大规模冲突甚至战争，战争会成为恐怖主义蔓延的温床。

正是因为有了这几方面的因素限制，才使得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保持长期的威摄政策，而在合适时机到来时又会采取强制外交政策，迫使巴方放弃相关抗议活动及对反印势力的支持。但是，在认为必要时，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做出强制的“冒进”行动，在取得成果后，再次恢复威慑政策以此稳固现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这样的模式呈现螺旋式上升状态，前一次循环取得的成果会成为下一次循环的螺旋式拐角。也就是说，印度在这样的螺旋式循环模式下正在逐渐蚕食克什米尔地区，以此实现其对克什米尔地区的长远战略目标。

三、印巴互动关系及克什米尔地区态势的发展趋势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互动具有连续性。巴基斯坦从印巴分治以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印度的威慑政策随着三次战争的发生逐渐瓦解失败。印度意识到巴基斯坦威慑实力的劣势以及威慑信念的脆弱，因此，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始终保持强制外交政策，通过主动结束强制外交政策并实施强制措施，不断瓦解了巴基斯坦的势力。但由于影响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因素制约，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实施的强硬措施不会常态化，而是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分解目标，印度在取得一定成果之后会随即转向对巴采取威慑政策，避免事态向不可挽回的局面发展，同时巩固其之前的成果。随着双方在核战略实施上更加成熟，印度完全可以在可控范围内继续实施强制外交政策和威慑政策交互使用的模式，但是，在强制措施实施之后印度更加急迫地防止巴基斯坦的非理性行为，避免出现核战争。总之，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互动关系围绕以下的模式展开：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交互使用强制外交与威慑政策，这种循环策略呈现螺旋式上升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螺旋式循环，是由巴基斯坦对印威慑失败，以及印度及时将强制外交政策转化为威慑政策决定的。在每一次循環之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取得了既有成果，下一次循环就在上一次循环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最终印度将完成螺旋式的上升直至到达理想峰值，实现其占有克什米尔地区的目标。

2019年8月5日，印度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强制将克什米尔地区划归为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建立一个拥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查谟与克什米尔直辖区”和一个没有地方立法机构的“达拉克直辖区”。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印度的这一行为已经严重触犯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底线，巴方表示将利用所有的可能的选项反制印度。面对巴基斯坦的反弹，印度随即转而采取威慑政策。2019年8月16日，印度驻前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武装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还表示，“印度仍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但是未来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23]2019年10月30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事务部长阿里·阿明·甘达普尔表示，如果巴方被迫在克什米尔地区开战，那么，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支持印度的国家将会被巴基斯坦视为敌人，印度和这些国家将面临巴方的导弹打击。[24]美国和俄罗斯也表示需要缓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紧张局势。印度采取行动之后，仍然采取以往的惯用模式开始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调和，莫迪频繁访问多国，积极构建亲和的国际形象，维护既有的成果，避免印巴发生实质性战争。此次克什米尔事件后，印度保住了绝大部分的既得利益，这又成为此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强制外交与镇摄策略螺旋式上升的新基础。

印度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上所采取的外交策略呈现了螺旋式上升态势，巴基斯坦与印度的互动实际被嵌套于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中，印度处于模式的主动方，巴基斯坦处于模式的被动方。从目前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互动来看，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会再一次爆发战争，印巴都会更加积极主动寻求国际社会的调解，并以双边谈判方式来处理克什米尔问题。同时，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将会更加困难，诉诸武力以输赢评判的简单方式已经不适合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印度将会继续以强制外交与镇摄策略相结合的模式不断接近最终目标，以期最终实现对克什米尔的占有。巴基斯坦想要打破印度不断进攻的策略，就需要在提升自己相对优势的同时，充分发挥谈判技巧，在双方重复谈判中逆转现状，改变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政策的螺旋上升式模式。研究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互动关系是理解克什米尔问题的基础，需要厘清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发动“突袭”的内在规律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模式，为印巴缓解紧张局势提供帮助，同时对分析印度的国家外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 语

强制外交和威慑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巴政策演变。这种政策的演变导致了当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互动关系。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在地区中一直表现为地区权力争夺的“善斗者”。2020年6月爆发的中印边界冲突是在过去40多年来，中印双方士兵首次在中印之间的战斗中丧生，这起事件同样影响着中印关系的发展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扮演者主动积极的战斗形象，在事件发生之后印度在军事方面做出“全方位反击”的姿态。而中国则表示希望通过外交和军事管道解决领土争端，敦促印度不要采取任何导致边界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2020年10月份印度非法设立了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和“阿鲁纳恰尔邦”，并在边境争议地区开展以军事侦控为目的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前中印双方都达成共识，任何一方都不应在边境地区采取任何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以避免影响双方为缓和局势所做的努力。印度为何会在达成共识后做出造成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行为，就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印度使用武力威胁的行为模式，从而更好地认识印度与周边国家就争议问题所采取措施的战略意图。因此，关于印巴两国之间的互动模式，后续研究时有待于深入。这对于进一步了解印度对外使用武力的行为模式与未来中印关系研究，有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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