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式科幻片”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也可简称为“美式科幻片”。这个概念是说在美国制作的科幻片中有一部分与一般科幻片不同。传统科幻片一般都会把对于科技发展的不祥后果，或者说某种形式的焦虑与反思，作为故事的核心主题;美式科幻片却把科技与使用科技的人分开，其批判的矛头大多指向掌握权力的人，而不是科技发展本身。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美国的科技发展的乐观主义、哲学思潮中的实用主义，以及在国际政治关系中谋求霸权的帝国主义有关。

关键词： 科幻片;美国式科幻片;类型电影;科技

中图分类号：J9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5-0108-（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5.012

“美国式科幻片”是笔者生造的一个概念，之所以要生造这么个概念，是因为美国制作的科幻片中有一部分与一般作为类型电影的科幻片有所不同。这里所指的不是像《超人》（Superman）、《绿巨人》（Hulk）、《蝙蝠侠》（Batman）、《蜘蛛侠》（Spider-Man）这样一些完全另类的、融入了神话成分的所谓“科幻片”，因为这些影片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片，它们的奇观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科技展示，倾向于魔幻，因此介乎魔幻与科幻之间。当然，如果要将讲述漫威故事的影片看成是“美国式科幻片”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的话，就要区分影片的魔幻和科幻，或讨论两者的融合。而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与魔幻没有关系，仍在传统科幻類型片的范畴之内。或者也可以说，这类影片是传统科幻与漫威式科幻/魔幻之间的一种过渡，因为它对于科技奇观的表达近乎神话。这类科幻片尽管偏离了一般科幻片的主旨诉求，但在外部的奇观形式上仍然可以归属于传统的科幻类型片，为了称谓上的区别和方便，我使用了“美国式科幻片”这一概念，或简称为“美式科幻片”。

一、一般科幻片的诉求

作为类型电影来说，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的要素：类型元素和奇观形式。这两个要素从本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决定了类型片的类型归属和基本诉求，对于科幻片来说，同样需要满足这两个要素。

类型元素是类型电影的内核，奇观形式是类型电影的外部可见形态。用麦特白的话来说：“一部类型片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不同特征，而在于它组合类型特征元素的独特方式。”

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吴菁、何建平、刘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也就是说，类型化的外部形式需依赖于其内部的本质的要求方能够形成，内外两者彼此依存。对于科幻电影来说，其奇观形式往往是科技在某一领域的发展过程与结果的想象化展示，俗称“科技奇观”。类型元素则是指奇观形式表达的本质或内核，简单来说便是一种人类对于自身科技活动内在的“焦虑”。用约翰斯顿在《科幻电影导论》中的说法，便是：“科幻电影中，很少有几种科技不是被最终用来干坏事的。”（凯斯·M. 约翰斯顿：《科幻电影导论》，夏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6页。）在早期的科幻电影（更早的还有科幻小说）中，这一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如《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都是以悲剧的形式收场。《科学怪人》中的科学家弗朗肯斯坦用尸体拼接制造出一个有生命的人之后，既无法对其施以教育，使其文明化，也无法控制这个人的行为，以致不论其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酿成了杀人的恐怖结果。科学怪人希望美丽女孩像荷花一样漂浮在水中而把女孩抛入池塘致其死亡，然后又出于对科学家弗朗肯斯坦的憎恨，杀害了其新婚的妻子，最后被民众烧死在废弃的磨坊之中。《化身博士》中的男主人公杰克是位医生、科学家，由于受到性感妓女的诱惑，无法克制自身的欲望，于是发明了一种能够令不同人格分身的药水;当他喝下药水后化身为邪恶的海德，出入妓院，攻击弱小，无恶不作，最后发展到随意杀人。杰克既无法控制海德的行为，也无法约束自己的身体不变成海德;后来因不需要药水而海德就能让杰克变身，杰克无奈只能选择自杀。在这两个故事中，人类的行为与科技发展浑然一体，人类在被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科技）面前无计可施，具有鲜明的象征性。这两部科幻题材的小说在电影史上被多次改编成电影，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不断地改编，可谓经典。早期（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科幻电影，除了《科学怪人》《化身博士》之外，还有《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沉睡的巴黎》（Paris qui dort）、《大都会》（Metropolis）等，（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无一例外都是悲剧化的结局。苏恩文在有关科幻小说的研究中指出：“科幻小说是一部灵敏的地动仪，自雪莱创作出具有象征性的《弗朗肯斯坦》至今，在科幻小说中，最伟大的进步（创造生命）始终预示着最大规模的灾难的降临（毁灭生命，雪莱在她后来的小说《最后一人》中将这一点独立地分离了出来）。”（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李庆涛、程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焦虑”之所以能够成为类型电影的本质类型元素，并非偶然。按照桑塔格的说法，20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原子战争这种高科技的威胁之下：“二十世纪中期的每一个人都遭受到的那种创伤，此时，人们已经明白，从现在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终端，每个人都将不仅在个人死亡的威胁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将在一种心理上几乎不可承受的威胁——根本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可能在任何时候降临的集体毁灭和灭绝——下度过他个人一生。”（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而除了原子战争这样一种宏观上所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外，从现实生活出发，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不幸的结果。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灾难也在所难免。比如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水俣病，便是工业污染水产品造成的。又如，1960年，美国食物药品总局批准了一种治疗孕妇妊娠反应的女性口服药物，名为“萨利多胺”。这种药物造成了“现代药物所能造成的最深远的婴儿先天缺陷恶果。如果孕妇在孕期的头三个月服用这种药物，胎儿四肢的发育就会受到破坏，出生的婴儿没有双臂或者双腿，或者是在肩膀和臀部长着像鳍一样发育不良的肢体。大脑受损和脸部多毛在受到这种药物伤害的案例中是最普通的表现”。（戴维·斯卡尔：《魔鬼秀：恐怖电影的文化史》，吴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页。）这一药物的使用造成了大量“海豹肢”婴儿的诞生，这些人生活在当下的社会中，成为欧洲和美国社会中一种“科技灾难景观”，迫使人们反思科技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更不用说溃坝、温室效应、环境污染、“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这些随处可见的科技发展后遗症。

对于科技发展持不乐观态度的还有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他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在思考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说：“各门科学中的不安就远远超出了科学基本概念的单纯不可靠性。人们在各门科学中感到不安，但尽管对科学做了多样的探讨仍然不能说这种不安从何而来，对何而发。”（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2页。）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对人类这种“不安”的焦虑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人类在死亡的面前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畏”，从而会导致“操心”;由于“欲望和意志都显示为操心的变式”，（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版，第242页。）所以“畏”就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欲望，“在死之前畏，就是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和不可逾越的能在‘之前畏”。（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288页。）因此，科幻片的类型元素“焦虑”也就指涉着人类的基本欲望。这也正是科幻片之所以能够成为类型电影的根本原因。类型电影正是因为诉诸人类的基本欲望而成为影像类型化商业生产的作品，而人类的欲望指涉元素在这些影片中的不断重复遂成为类型电影生产的基本准则。

如果要讨论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片”概念，还需要涉及科幻片与灾难片、恐怖片与其他类型电影的关系（概念之外延），这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此不赘述。（参见聂欣如：《类型电影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章“科幻片”。）这里仅指出，尽管灾难片、恐怖片与科幻片有较大的交集，早期科幻片如前面提到的《科学怪人》《化身博士》等均含有恐怖、灾难的元素，但并非不能区分，因为“焦虑”与“恐惧”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指出：“‘焦虑指的是这样一种特殊状态：预期危险的出现，或者是准备应付危险，即使对这种危险还一无所知。‘恐惧则需要有一个确定的、使人害怕的对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制作选》，林尘、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吉登斯也表示认同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他说：“恐惧是对特定威胁的反应，因而具有特定的对象。相比于恐惧，一如弗洛伊德所言，焦虑‘忽视对象的存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简单来说，“焦虑”是指对于未来事物的焦虑，“恐惧”是指对于当下事物的恐惧，两者有“远”“近”之别、“主动”“被动”之分。

在一般的科幻片中，各种类型的焦虑均有所表现。在有关机器人的影片中有失控的焦虑，如在《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西部世界》（Westworld）、《机械姬》（Ex Machina）这些影片中，机器人失控后对人类痛下杀手。在有关人造人的影片中有伦理的焦虑，如在《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复制情人》（Womb）、《月球》（Moon）这些影片中，那些通过人类基因复制的人與人类一样有着思想和情感，但他们却悲惨地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在生化科技相关的影片中有灾难后果的焦虑，如在《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变种DNA》（DNA Mimic）、《人兽杂交》（Splice）这些影片中，人类通过高科技手段制造的生物几乎像人一样聪明，进而毫不客气地开始与人类争夺生存的空间。在涉及外星生物的影片中有引发战争的焦虑，如在《深海圆疑》（Sphere）、《第九区》（District 9）、《世界之战》（War of the Worlds）这些影片中，人类不是发现了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便是与来到地球的外星生物进行殊死搏斗。在有关未来社会的影片中有生存环境的焦虑，如在《黑客帝国》（The Matrix）、《未来战警》（Surrogates）、《地心末日》（The Core）这些影片中，高度发展的科技社会最终却为人类营造了一种并不适合生存的社会或自然环境。在有关大脑科技的影片中有人类思维功能被干扰的焦虑，如在《索拉里斯》（Solaris）、《源代码》（Source Code）、《盗梦空间》（Inception）这些影片中，原本纯粹属于个人的思维受到了外部科技手段的干预，从而有可能使人在完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成为他人的工具。……总之，这些影片为科幻片描绘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它们在展示科技奇观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对人类科技发展未来的担忧和不安;或者说，这些影片以“焦虑”为核心建构了一种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

二、“美国式科幻片”的诉求

从外部形态来看，美国式科幻片与一般科幻片并无太大区别，其区别仅在于类型元素的“转向”，也就是其所表现的“焦虑”方向被改变了，影片内涵所应具有的对于科技发展未来的焦虑或者批判转向了其他的方面。这可以从美国不同时代制作的科幻影片的比较中看出。

比如在有关克隆人的问题上，2000年制作的《第六日》（The 6th Day）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民用直升机驾驶员亚当在生日这天还在工作，他的副手强烈要求独立操作，让他回去过生日，结果分手后副手被杀。亚当对此一无所知，给女儿买了礼物后回家，到家却听见生日派对歌声已经响起。他好不奇怪，趴在窗口一看，发现家中正在过生日的是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原来，这是某高科技公司为了使有关克隆人的立法能够顺利通过，在有计划地以克隆人替换正常人，以取得投票时的多数。亚当于是不得不与这家大公司战斗，以夺回自己的权利和家庭。在战斗过程中，高科技公司的手段危及了他的家人，引起了克隆人亚当的不满，因此克隆人亚当也加入了战斗。最后，两人联手打败了高科技公司，揭露了其阴谋。但是，最后回到家中时，因一个家庭不可能拥有两个男主人，克隆人亚当只能选择离开。在此，高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无法化解，克隆人与正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家庭和记忆，克隆人亚当的离去也就意味着其自身幸福生活的毁灭。这是一般科幻片的伦理焦虑所在。

但是在2019年制作的影片《双子杀手》（Gemini Man）中，克隆人与正常人之间彼此的追杀，并不是因为在利益或者伦理方面有无法解决的矛盾;相反，影片把两者设定成年龄上的“父子”，从而完全消解了克隆人在伦理上的问题。影片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那些试图把克隆人制造成战争工具的上层政治人物;换句话说，传统科幻片中对于科技发展后果的焦虑，被置换成了对掌权者滥用权力的批判，也就是把过去一般科幻片中科技发展之后果拆分成了“科技”和控制科技的“人”，从而对两者有了不同的评判。从《双子杀手》的结局来看，克隆人与正常人相安无事，科技发展本身不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得到了认同。

类似的现象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样式的科幻片中看到。如1982年制作的《银翼杀手》，一开始便以字幕告诉观众：纳克西斯6代人是一种体能和智力都不亚于人类的复制人，他们作为奴隶被派去执行外星球的危险任务，但其中一些纳克西斯6代人造反，遂被宣布为非法，一旦进入地球就格杀勿论，而“银翼杀手”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警察小组。影片通过剧中人告诉观众，纳克西斯6代人之所以造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被设计成只有四年;这些复制人从外星返回地球，是为了寻找他们的制造者以求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存权;为达成目的，这些复制人不择手段，大开杀戒，银翼杀手与之展开了殊死搏斗。影片尽管对这些复制人怀有同情，但人类高科技发展给自身带来的困境还是被充分揭示了出来。

但是在2014年制作的《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这部影片中则不然。影片男主人公卡斯特是位研究人脑功能的科学家，因为受到极端组织的袭击而身负重伤。在临死之前，其妻（同一领域的科学家）按照他的意愿将其大脑信号上传至网络，使其以数据的形式存活于网络之中。这位成为网络世界“骇客”的人没用多久便组建了自己的科技“帝国”，不但通过网络金融系统成为亿万富翁，买下了一个荒芜的小镇，在那里建造自己的科研实体，还实现了干细胞研究的革命性突破，能够复制所有的人类器官，从而能够治疗人类的所有疾病（更换病变组织），甚至合成人类。卡斯特最终再造了一个肉身，使自己复活。然而，这一切使军方和政府的御用科技人员惊恐不已，他们在能力上已经无法与之匹敌，于是不惜一切手段要消灭卡斯特，但屡战屡败。最后，是卡斯特的妻子与政府合作，让自己染上剧毒，使深爱妻子的卡斯特选择与她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任何困扰，反而是能够让失明者复明、伤残者被治愈。尽管影片指责卡斯特像上帝一样“造人”，但影片中没有给“造人”设置任何不良的后果，反倒是政府和军方，为了达到目的，用尽了暴力和非人道的卑劣手段，让人心生厌恶。因此，这部影片的焦虑所指也不是朝向科技的，而是指向管理制度和管理者。

类似的影片还有2017年制作的《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该片改编自日本的同名动画片，但是强化了其中“傀儡王”（美国版为“九世”）这个角色。这个原本在幕后的网络生存者是所有阴谋的主使，在美国影片中被反转成为一个完全正面的角色，尽管他对人类实施报复，但他所杀害的都是那些试图利用科技戕害人类的角色或机器人。而素子少佐作为影片的绝对女主人公，既是人工科技的产物（除了被抹去记忆的大脑，其身体都是人工制品），也是正义的化身。她甚至不与“九世”这样的网络生存者“同流合污”，有着健全的思想、灵魂和人类情感。换句话说，这部影片中批判的对象依然是那些利用科技手段谋取利益的人，科技的成果（素子）则被赋予了完全正面甚至完美的性质。

在有关机器人的美国科幻片中，这样一种从科技焦虑转向对“科技”与掌握科技之“人”的分离评价也是非常明显的。如在1973年制作的电影《西部世界》中，游乐场的仿真机器人原本是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的，包括性生活服务和作为决斗的牛仔被游客“枪杀”。但有朝一日，这些机器人开始出现问题，不但拒不执行程序的控制，反而开枪射杀游客，游乐场变成了屠宰场。影片由此表现出了人类对于未来科技发展的焦虑和恐惧。但是在1984年制作的《终结者》（The Terminator）电影中，机器人便有了好坏之分。好的机器人维护人类，坏的机器人则屠戮人类。到了2004年制作的影片《机械公敌》（I， Robot）中，好坏机器人之分更被发展到了极致：一般5号机器人受到人类的控制而成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工具，其中的总控机器人“慧奇”則能够拥有自我，并试图夺取终极控制权，取人类而代之，成为科技发展的一种极端;另一极端则是顶级工程师阿尔弗雷德·兰尼制造出的名为“桑尼”的机器人，它在外形上与一般5号机器人无异，但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帮助人类进行最困难的工作，还如同人类一样有着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人类正是在桑尼的帮助之下才摧毁了名为“慧奇”的总控制机器人，转危为安。在影片的结尾，桑尼站在一座断桥之上，在无数5号机器人的昂首瞩目下鹤立鸡群，如同上帝一般。这部影片尽管没有把作恶归咎于人类，对于计算机的发展同样有所焦虑，但是，作为另一个极端，其表现出的却是一个如同上帝般的科技结晶机器人桑尼。这一象征化的结尾，把科技成果抬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该影片原名的英文直译就是《我，一个机器人》，具有明显的科技第一人称主体意识。该影片甚至使科技主体超越了人类主体。剧中最主要的男主人公，警察重案组探员斯普纳，也装有机械左臂这种高科技产物，他是一个超凡的赛博格人类，在影片中只有他才能够与邪恶的机器人抗衡较量，其他人类面对机器人几乎毫无反抗的能力。此外，更不用说在《阿凡达》（Avatar， 2009年制作）这样的影片中，人类的科技已经可以使人“生成”为其他的外星“人种”，从而帮助他们战胜另一些邪恶的人类。

当然，这里不是说所有当下的美国科幻片都把科技的成就看得至高无上，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科幻片对人类未来的科技发展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的某些影片中，表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对于科技发展本身的焦虑，而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科技非但不是问题，往往还具有某种正面的意义。美国科幻片中的这一观念，不但存在于21世纪以来拍摄的原创科幻片中，同时也用来大量改编过去的科幻作品，如1996年制作的《致命化身》（Mary Reilly），改编自早期著名影片《化身博士》，但原典中在高科技下产生的邪恶分身海德，在该片中已经成为值得同情的人物，他代表着在社会底层生存的人们，与贵族阶层形成对比，甚至还能赢得女主人公（女仆）的爱情。这些影片成为美国科幻片中一个特殊的类型。

三、“美国式科幻片”的由来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式科幻片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美国式科幻片羽翼丰满，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科幻亚类型，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那么，这一科幻亚类型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下面试图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1.科技发展的乐观主义

对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美国人从来都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用布莱克的话说：“为理解新的遗传学所需要的化学知识远远超过普通美国人的理解能力，但是他们学会了认真对待科学家的预言。他们意识到，尽管是模糊地意识到，人类有可能很快进入一个寓言般的新时代。”（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许季鸿、宋蜀碧、陈凤鸣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3页。）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们还可以在许多有关美国社会、思想史的书中看到，比如韦斯特在谈到欧洲存在主义时说：“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启发下，让·保罗·萨特提出了一种存在主义思想，它完全不同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乐观气质……”（康奈尔·韦斯特：《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的谱系》，董山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布卢姆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指出，美国人对于科技发展的这种乐观精神甚至蔓延到了人文社科的领域：“他们相信科学在不断进步，并表现出（这里也许有一点儿吹嘘和自嘲的成分）确信他们处于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的边缘，其成就可以同16和17世纪的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和牛顿在自然科学的贡献相提并论，它可以使早期的社会科学失去意义，就像在哥白尼之后托勒密失去意义一样。”（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不仅存在于一般的民众中，而且也存在于白领、知识分子的阶层中，对于目前普遍有争议的人工智能、人工生命等科研领域，也不乏充满信心的人。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讲席教授海勒在自己的书中说：“只有当人们把主体视为一种独立于环境的自主自我时，他才可能会体验到由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和伯纳德·沃尔夫的《地狱边缘》所描述的那种恐慌。这种自我观念造成了一种恐惧——如果边界被彻底打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自我徹底崩溃。相比之下，当人类被视为一个分布式系统的成分时，人类能力的完善表达就恰好被视为依赖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遭到系统威胁。”（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3页。）对人的主体性、自我的否定，居然也可以描写得如此轻快，所以，海勒的结论也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她说：“尽管一些流行的说法认为后人类是反人类的和毁灭性的，但是我们可以精心勾勒另一幅有助于人类以及其他生命形式长期生存的图景。”（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394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于科技发展的乐观主义，不仅仅囿于一般的民众，而是在社会精英的层面保有相当数量的认同。有必要设问的是，被海勒批评、鄙视的诺伯特·维纳究竟何许人也？——他是3岁开始阅读，18岁拿到哈佛博士的神童，曾经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一书中，综合了数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哲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科概念，引领了时代科技发展的走向，被称为“信息时代之父”和“控制论之父”。尽管是他首先看到了人类在信息领域新一轮发展的可能，但他对于科技发展的最终前景并不乐观，他说：“进步的单纯信仰不是有力的信念，而是勉强接受下来的因而也是无力的信念。”（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陈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2.哲学思潮中的实用主义

对于科技发展的乐观主义的追溯，最终都会被归结为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谱系中，詹姆斯、杜威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美国人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中，詹姆斯的观点被表述为：“只要观念能帮助我们把我们经验里的不同部分成功地联系起来，这些观念就是真的。因此，真理是生活过程的一部分。作为过程的一部分，成功的经验‘制造了真理，而且，这也构成了证实的过程。”（S. E. 斯通普夫、J. 菲泽：《西方哲学史》（修订第8版），匡宏、邓晓芒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65页。）“在詹姆斯看来，当我们积极主动地相信那不能被理性证明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会得到真正的好处。这会冒一定的理性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值得冒。……例如，我很可能在工作上得到提升，主要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得到提升，而且毅然决然地按自己的信念行动。由于认定我真的具备能力，我就把这种信念贯穿在我的生活之中，并为之而甘冒风险。我的信念造成了对信念的证实。”（S. E. 斯通普夫、J. 菲泽：《西方哲学史》（修订第8版），第368页。）看来，詹姆斯是要把个人的意志和信念扩展到人类外部的世界中去。杜威的思想与詹姆斯的有所不同，但亦有相似之处，他认为“思维并不是对‘真理的探求——仿佛‘真理是事物的一种静态的永恒的性质似的。毋宁说，思想是试图调节人们和他们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行为。杜威说，对一种哲学的价值的最好检验，是问这样的问题：‘它是否达到了这样的结果，当把它应用于普通生活经验和生活里的困境中时，使得它们对我们来说变得更显著、更明了，从而使得我们在处理它们时更有成效？在这种意义上，它的工具主义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知识理论”。（S. E. 斯通普夫、J. 菲泽：《西方哲学史》（修订第8版），第370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实是科技发展的乐观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实用主义把人们投向未来的目光与自身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有可能屏蔽从自我出发的反思和批评。

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实用主义表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挖苦詹姆斯的理论说：“我一向总感到有圣诞老人这一假说‘在最广的意义上起满意的作用;所以，尽管圣诞老人并不存在，而‘圣诞老人存在却是真的。詹姆士说（我重引一遍）：‘有神这个假说如果在最广的意义上起满意作用，这假说便是真的。这句话把神是否真在天国的问题当成无关紧要，干脆略掉了;假如神是一个有用的假说，那就够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76—377页。）“詹姆士的学说企图在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建造一个信仰的上层建筑，这件事和所有此种企图一样，有赖于谬误。”（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77页。）罗素对于杜威理论的评价则与美国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了一起，他说：“我一向以为，信服人类的能力和不愿承认‘定而不移的事实，同机器生产以及我们对自然环境的科学操纵所造成的满怀希望是分不开的。这种见解也是杜威博士的许多支持者所共有的。……杜威博士的见解在表现特色的地方，同工业主义与集体企业的时代是谐调的。很自然，他对美国人有最强的动人力量，而且很自然他几乎同样得到中国和墨西哥之类的国家中进步分子们的赏识。”（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96—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