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东亚的日、韩等国，从8世纪至近世，唐诗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学唐、崇唐的风气长盛不衰。这既扩大和深化了唐诗的既有传统，亦汇聚了丰富的审美经验，传递着多方面的文化信息，甚至影响到东亚各民族传统的承继和新变。东亚的唐诗接受活动主要涉及辑校、编选、注释、评论、翻译与创作等形式，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唐诗学资源，有待清理、总结、开发和利用，可为今天的唐诗研究提供新的基础材料和理论参考，亦可为当下东亚汉文化圈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富有效用的历史资源。

关键词： 东亚;唐诗学;文献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20）05-0005-（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20.05.001

唐诗审美特点的呈现和典范意义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从唐宋以至现代，人们对唐诗性能和意义的理解不断发生变化，从而赋予唐诗以永久的生命活力。千余年来编选、赏读和评论唐诗的经验及其成果浩如烟海，成为唐诗学研究的富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唐诗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唐诗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艺术的瑰宝。在东亚的日、韩等国，由于文化上同源，从8世纪至近世，学唐、崇唐的风气长盛不衰，唐诗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而且被奉为汉诗创作的典范。经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唐诗文献增添了极其丰富的新资料。研究者们通过辑佚和校勘，推出了新的校本;通过注释与考证，提供了各种批注本。为传播和导读，他们出版了许多选本、讲义本和翻译本;通过品赏和研习，产生了丰富的研究论著;通过模仿和借鉴，留下了大量带有唐诗印记的汉诗。唐诗在东亚的传播和接受，不仅扩大和深化了唐诗的既有传统，显示出唐诗的丰富内涵和巨大魅力，亦汇聚了丰富的审美经验，传递着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甚至影响到东亚各民族传统的承继和新变，极大地推动了东亚的文明进程。东亚的唐诗接受活动，主要涉及辑校、编选、注释、评论、翻译与创作等形式，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唐诗学资源，有待开发和利用。

一

日本最古的汉籍书目录是藤原佐世9 世纪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这部敕编目录记录了日本国止于平安前期的传世汉籍，其间收录唐代诗人唐太宗、许敬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上官仪、李峤、崔融、刘希夷、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王维、李白、王昌龄、元稹、白居易等的诗集。大典禅师《全唐诗逸序》述及唐诗东传盛况：“当时遣唐之使、留学之生，与彼其墨客韵士，肩相比，臂相抵，则其研唱嘉藻，记其所口，誊其所记，装以归者盖比比不已。”（竺显常：《全唐诗逸旧序》，载河世宁辑：《全唐诗逸》，江湖诗社藏文化纪元（1804年）春版，第1 页。 ）林悫的《史馆茗话》则描述9世纪日本人学唐诗的热情远不只是学白居易：“本朝朝士之作诗，多是效白氏体，故不斥其名，唯称《文集》或曰居易存时，其集既传来……然空海传来《王昌龄集》，菅相读《元微之集》、慕温庭筠诗，且江维时所辑本朝《佳句》，公任《朗咏》杂载李峤、王维、刘禹锡、皇甫曾、许浑、杜荀鹤等句，《江谈抄》引卢照邻句、载杜少陵事，则岂唯白集而已哉？”

林慤：《史馆茗话》，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日本株式会社凤出版，昭和四十七年（1972）复刊本，第一卷，第361页。）由中国人书写和刻印的文献，因各种情况流转至日本，其中多有遣唐使和留学僧携归的稀见文献，有的后来在中国失传。如《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赵志集》《唐人送别诗》《杂抄》等，不但新、旧《唐书》及宋代诸家书目皆无著录，其中更有不少《全唐诗》未收佚诗。又如唐代张庭芳注《李峤杂咏》二卷，國内未见，有敦煌写本存残卷，分藏于伦敦、巴黎图书馆，而在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刊木活字《佚存丛书》第一帙第十册里保存完好。这类典籍有的已被介绍到国内，有的还罕为人知。日、韩等国还藏有颇多唐人诗集的重刻本、抄本和活字本，有些在辑佚、校勘和辨伪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江户时代的河世宁即从日本留存的多种典籍中辑出清修《全唐诗》未收佚诗，编成《全唐诗逸》。关于这些，学者多有论及，此不赘。

唐诗的编集起于唐代，主要是为保存诗作;而后世搜辑、整理唐人诗集所进行的补正和辨伪等工作，就进入了唐诗接受的范围。

数量众多的唐诗典籍，经古代东亚各国汉学家依多种善本进行过校勘整理，显得尤为珍贵。服部南郭编校《唐诗品汇》和《唐诗选》，皆川愿辑校《王昌龄诗集》，熊谷维辑校《崔颢诗集》《常建诗集》，那波道圆辑校《白氏文集》，山胁重显整理《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芥川丹邱重校《王勃集》，后藤松阴校勘《三体诗》，高楠顺次郎等辑校《王梵志诗集》，林衡辑校《李峤杂咏》，椎名宏雄辑校《寒山诗》《拾得诗》，恩田仲任辑校《王建诗集》等，皆有重要文献价值。如淀上菊隐训点《岑嘉州诗集》，乃以唐代杜确所编为依据，参以明代李本芳、许自昌校本，“对映同异，并存无遗。且历代选唐诸集有少出入者，亦取而收”。在编排体例上，未沿袭杜确按内容分类，而是依照许氏以体式编次，将原书所注全部收入;间亦考疑辨误，如“公《送杨子》五律，误在《太白集》;又高适《送郑侍御谪闽中》五律，误入杜编。今据而改之，各得其正”。（淀上菊隐：《岑嘉州诗集序语》，载《岑嘉州诗集》，日本宽保元年（1741）水玉堂刻本，第4页。） 明治中叶，近藤元粹辑王、孟、韦、柳诗集，旨在使本邦读者“吸取四家之清气，溯而入陶诗冲淡清真之域”。（ 近藤元粹：《王孟诗集绪言》，明治三十二年（1899）序刻本，嵩山堂藏版，第2页。）据明治刻本前《绪言》可知，近藤元粹是以清代胡月樵《唐四家诗集》为底本，参考宋代刘辰翁，明代顾可久、顾元经、凌初成，清代赵松谷诸家注本，以及《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唐诗鼓吹》《古唐诗合解》《唐诗贯珠》《唐才子传》《唐贤三昧集》等合选本编纂而成。近藤元粹的《笺注唐贤诗集》，则在王士祯编选、吴煊与胡棠笺注、黄培芳批评《唐贤三昧集》的基础上，“订正其谬误，更增补批评”。而朝鲜世宗不满意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和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遂命集贤殿学士崔万里等重修《朱文公昌黎先生集》;佚名所撰《樊川文集夹注》，现存永乐十三年（1415）公山刊本及正统五年（1440）全罗道锦山刊本，所附郑坤跋语介绍刊刻缘由：“小杜诗古称可法，而善本甚罕。世所有者，字多鱼鲁，学者病之。今监司权公克和与经历李君蓄议之，令详校前本之讹谬而刊之。”此书很有可能出自韩国学者之手。（ 参见金学主：《朝鲜时代刊行中国文学关系书研究》XI《关于杜牧的〈樊川文集夹注〉本》，首尔大学出版部2000年版。）这些编校、辑佚成果，为后人编辑唐诗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成为后世整理唐诗的重要文献基础。

二

大体而言，每一唐诗选本都贯穿了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包括对唐诗的质性、功能、体式、流变、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从而构成其选诗的价值取向。这些，既体现于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面貌等客观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选本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里。

选唐诗是东亚“选学”中最为发达的分支之一，选诗的品种繁富。有依据汉传典籍进行增删编选，如朝鲜许筠《唐绝选删》即参考《唐音》《唐诗品汇》《古今诗删》选录绝句10卷。有通选唐诗，如日本石作贞编《李唐名家诗选》，朝鲜崔瑆焕选《三唐五代诗》;有选某一时期，如朝鲜许筠《四体盛唐》、日本馆机《中唐二十家绝句》;有专选某体，如日本蓝泽南城《中晚唐七绝抄略解》，朝鲜李祥奎《唐律汇髓》。有按类编选，如日本冈崎信好《唐咏物诗选》、朝鲜闵晋亮《唐诗类选》;有按韵分列，如日本源修安《唐诗分韵》、朝鲜姜世晃《唐诗七律分韵》。有合选，如日本山本泰顺《李杜绝句》、朝鲜李瑢《唐宋八家诗选》;有单选，如宍户方鼎《新选白诗集》、李瑢《香山三体诗》等。其中不少选本有随文注释。

甚至，还有为了某种实用目的如应制、应试、唱酬、启蒙等而特加编选的。这些选本或附以序跋，或添加评点，以显示编选者的意图。如高丽僧人释子山《夹注名贤十抄诗》是一部七律选本，现存残本中保存了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等26位唐代诗人共260首作品。释子山《序》谓：“偶见本朝前辈巨儒据唐室群贤，各选名诗十首，凡三百篇，命题为《十抄诗》。传于海东，其来尚矣。体格典雅，有益于后进学者。”（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夹注名贤十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其所谓“体格典雅”，是对所选中晚唐诗审美特征的认识。日本明和五年（1768）梓行大江玄圃的《唐诗冕》，其凡例称：取初、盛唐近体诗之“音响明亮、词华靡丽”（大江玄圃：《唐诗冕凡例》，载《唐诗冕》，明和五年（1768）刊本，第8页。）者，中、晚十取一二，分为四卷，通列二十七部为纲，一百八十六类为目，各以类从。如地部，分出江、湖、海、潮、池、潭、浦、渡等34类;身体部，分出年龄、须发、涕泪、夢魂、身躯等9类。分类颇细，方便学者寻索涉猎。筱弼编《唐诗遗》，以明代格调论诗学为宗，称赞明代李攀龙之选“委婉和庄，不失为正轨”，同时又认为李攀龙《唐诗选》“方隅有阈，变化不足”，遂从沈德潜《唐诗别裁》近两千首诗中选出500余首编辑成册，以为李攀龙之选补遗。至于何以要从《唐诗别裁》中择取，筱弼如此解释：“吾邦于诗，体制可论，气格可辨，情可尽而辞可修矣。至于声调，则虽为名家，或不可不更隔一靴。第强言之，亦为虞芮聚讼，无官听断，安所准则？诗主声调，锱铢一谬，权衡皆差，即有编集，头会箕聚，岂曰能选？故余一意取材《别裁》，不复别裁。”（ 筱弼：《唐诗遗自序》，载《唐诗遗》，卷首，文化二年（1805）序刻本。）筱弼陈述日本人不谙唐诗音韵的事实，流露出以格调论诗的唐诗观。此外，馆机编有《晚唐百家绝句》等五个中晚唐绝句选本。日本文化四年（1807）立秋日，馆机序《晚唐十家绝句》曰：“李唐三百年，诗风全备矣。初盛之雄浑变而为中唐之清逸，至晚唐则文采机杼，变幻错陈，豪纵奥峭，绮糜密致，光华四射，不可端倪。”（ 馆机：《晚唐十家绝句序》，载《晚唐十家绝句》，卷首，日本文化四年（1807）序刻本。）其主新变、重晚唐的诗学旨趣由此可见。

而一个选本流播的范围和时间，很能说明它所代表的诗学思想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程度。如李攀龙《唐诗选》，是明代格调论诗学的代表性选本，户崎允明谓：“沧溟之选三唐，伯乐之一顾，冀野无马矣！”赞李攀龙眼光精当，将唐人好诗尽括其中。因之该选本在日本江户时期流传甚广，“髫龁之童，亦能言沧溟之选者”（户崎允明：《唐诗选余言题识》，载《唐诗选余言》，安永七年（1778）序刻本，第1页。），“辑唐诗者数十家，而行于此间者于鳞为最，三家村亦藏历下之选，人人诵习”。（ 赖襄：《唐绝新选例言》，载《唐绝新选》，文化庚午（1810）赖襄序刻本。）孩童能言，乡人诵习，足见明代格调论唐诗观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而所有这一切，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不同时期哲学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东亚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三

在初级阅读阶段，为便于读者顺利理解本文，注释无疑是一重要手段。唐诗之有注，大概以张庭芳撰《李峤杂咏注》为起始。日、韩进入14世纪后，注释唐诗愈形发达，不仅唐人别集有注，一些通俗的唐诗选本亦加入注文，注释已成阅读和研究唐诗的重要方式。

最常见的注释是名物训诂，而字句的解说往往涉及整首诗意，体现了解说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经验。朝鲜时代世宗曾命文臣编注杜甫诗，遂成《纂注分类杜诗》。这是朝鲜半岛第一部杜诗注本，此后多次重印，影响深远。日本学者芥川丹邱《唐诗批注》、宇野明霞《唐诗集注》、简野道明《校注唐诗选》亦属此类。

也有为唐诗作注而书名不用“注”字。如竺显常的《唐诗解颐》实为《唐诗选》注本，熊谷茘墩的《三体诗备考大成》亦在《三体诗》原注基础上进行增注。“解”有分解之意，即分析结构层次，这已属章法范畴。如朝鲜仁祖朝诗人李植完成《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注重考辨异文、分析结构、阐明句法，这是朝鲜文士所纂首部评解杜诗的选本，在朝鲜时代汉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参见左江：《李植杜诗批解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类似还有日本素隐《三体诗素隐抄解》、宇都宫遯庵《三体诗详解》、大江玄圃《三体诗解》、冈嶋安斋《唐诗要解》、入江南溟《唐诗句解》、武田梅龙《唐诗合解》、津阪孝绰《杜律详解》，以及朝鲜朴泰淳增订《玉溪生集纂解》、洪淳泌《增订注解七言唐音》等，皆重视章法句法的解析。

有些属于串解性质的讲义。如松本仁吉《唐诗选讲义》、池田芦洲《唐诗选详解讲义》、大田才次郎《唐诗选三体诗讲义》、三宅少太郎《杜诗讲义》、 森槐南《李诗讲义》《韩诗讲义》《李义山诗讲义》、若生国荣《寒山诗讲义》等，重在系统串讲。也有“解”名为“说”的，如释雪岩的《唐诗译说》。

而“注”和“释”相配合。“释”为阐发诗篇意蕴，集中体现了说诗者的诗学观念。如久保天随的《唐诗选新释》，就李攀龙的《唐诗选》中每一首诗，按“题意”“自解”“诗意”三部分进行详细释义。

“注”又常用“笺”来补充。“笺”着重于指明词语和典故的出处，不仅有助于理解诗意，且能将相关诗句与语典所出之语境关联起来，从而增添新的意涵。如户崎允明的《唐诗选笺注》，注疏严谨，取材丰富，引用古籍367种，辞赋诗文106篇，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东褧的《唐诗正声笺注》，侧重于对高棅《唐诗正声》选诗的字、句加以训释和事典考证，逐句分疏，标明来处，经史子集皆有引证。还有对唐宋诗合选本进行笺注，如大洼诗佛《联珠诗格笺注》。

就这样，注、解、说、笺结为一体，形成东亚固有的解释学系统，其间有着各国学者大量独特的见解，即便是引用和借鉴中国学者的意见，仍有其本土学者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显示了丰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信息。

将唐诗翻译成本民族语言并进行解说，正是日、韩等国传播唐诗的有效途径。如朝鲜的成宗曾命柳允谦等注译杜诗，撰成《分类杜工部诗谚解》。时人金序曰：杜甫诗“词严义密，世之学者患不能通”，阁臣受命后，“分门类聚，一依旧本，杂采先儒之语，逐句略疏，间亦附以己意;又以谚字译其辞，俚语解其义。向之疑者释，窒者通。子美之诗，至是无余蕴矣”。（金：《翻译杜诗序》，载《颜乐堂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本，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5册，第241页。）杜诗由此被本国人理解和接受。日本服部南郭的《唐诗选国字解》为第一部用日文翻译解说的唐诗选本，此后类似译注本层出不穷。如新井白蛾于宝历六年（1756）编撰成《唐诗儿训》，用和文对所选五、七言绝句进行简要解说，便于儿童诵习。明和五年（1768）浪华书肆刊行新井白蛾的《唐诗绝句解》，选初、盛唐绝句，原诗后先“事”后“解”，“事”用汉文注明典故出处，“解”则用和文译释诗意，“间亦书看诗之法，及诗家之文字同训异义类关其要者”。（新井白蛾：《唐诗绝句解凡例》，载《唐诗绝句解》，明和五年刻本，第1页。）

为使唐诗在用本民族语言表达时能呈现出更好效果，译者不免运用增译、减译、转义等方法，对唐诗本文进行解构与重构;而对本文语词的对应选择和语言结构的重新组织，也必定注入译者的审美思维，诗歌本文的审美功能由此愈益丰富。这其间就存有大量关于唐诗接受的学理信息。为适应更广泛的阶层阅读和欣赏唐诗，进而学习汉诗创作，日本学界对传入的唐诗典籍进行了本土化和普及化的尝试，如围绕李攀龙的《唐诗选》，有《唐诗选墨本》《唐诗选字引》《唐诗选画本》《篆书唐诗选》等普及性唐诗读物相继刊行，加速和扩大了唐诗的传播。

对唐诗进行评论，则由感觉阅读的期待视野进入反思性阐释阶段，更多地指向诗歌整体艺术风貌。如森槐南和野口宁斋这对师生都曾致力于唐诗评释。森槐南的《唐诗选评释》即对所选唐诗逐一释解，同时有意识地发掘每首诗潜藏的体式特征及典型法则;野口宁斋的《三体诗评释》在评释诗歌时，常引发诗歌史上的重要话题加以讨论，由此建构起自己的唐诗观。这两书皆有明确的审美指向和逻辑体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汉学界颇受重视。久保天随则在《唐诗选新释》卷首的“发凡”目中，述论李攀龙的生平、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日学者对《唐诗选》真伪问题的讨论，《唐诗选》的价值，历来流行的注释本情况;在“唐诗之大略”目中，论及近体的创制及音韵学的变迁，四唐的主要诗人的代表性作品及风格特色，颇具理论价值。

东亚各国诗话丰富，江户时期和朝鲜时代诗话创作尤盛，均超百部，其中就存有不少颇有价值的唐诗论评资料。日本首部诗话是五山文学开山之祖虎关师炼所著《济北诗话》，书中评论李白、杜甫、王维、韩愈、韦应物、“大历十才子”等多位唐代诗人及其作品，有对旧注的质疑和纠正，有对诗作的赏读和评价，有对诗句来源和影响的发蒙，也有对诗歌格律和诗人才气关系的讨论。宽延四年（1751）正月刻印芥川丹丘的《丹丘诗话》，以论析唐诗为核心，征引前人相关观点加以评断，构成较为明晰的逻辑体系。《丹丘诗话》分设“诗法谱”“诗体品”“诗评断”三部分，分别提挈唐诗艺术的基本法则，微观辨析几位盛唐诗人的经典作品，以及评述一些重要的唐诗观念。尤其在“诗评断”部分，多就明代格调论者的唐诗观阐发己意，涉及变体与正体、气运与才学、格调与性灵、解诗与味诗等重大理论问题。此外，太宰春台的《斥非》论及唐诗律法;其《诗论》则将明诗和唐诗相参照，辨析明人接受唐诗的特点，指出其诸多不及唐诗处，最要者莫过于以花为喻，断言唐诗“有生色，出乎自然”，明诗“无生色，人工所成”，（太宰春台：《诗论》，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卷，第294页。 ）体现了其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否定。而铃木松江的《唐诗平仄考》、谷斗南《全唐诗律论》等则专门探究唐诗的声律及各式法则。

在韩国诗话里，车天辂《五山说林》对杜甫和李商隐诗的讨论，李睟光《芝峰类说》 中“诗”“诗法”“诗评”“唐诗”“丽情”“诗艺”等条目对唐诗的探究，梁庆遇《霁湖诗话》对唐宋诗之别和遣词用韵的分析，申钦《晴窗软谈》对《唐诗品汇》和《唐音》的推举，李植《学诗准的》对各体唐诗范式的选择，南龙翼《壶谷诗话》对唐代“齐名”诗人的风格比较及成就品评，金万重《西浦漫笔》对“唐律第一”的梳理与论说，金昌协《农岩杂识》对唐宋格调和明人学唐得失的品评，以及李瀷《星湖僿说》对李杜诗的辨析等，也都汇聚了珍贵的审美经验。

在东亚数量可观的诗文别集和学术刊物中，亦多见探讨唐诗的篇章，有些评论虽以本土诗人诗作为中心，却常有关于唐诗的真知灼见。如在朝鲜朝著名汉学家许筠的文集《惺所覆瓿稿》中，不仅收有《诗辨》，长文论及唐诗，且收有《唐诗选序》《题唐绝选删序》之类颇有深度的论唐诗专文。总体上看，即便是精通汉语、汉文化的学者，他们在解读唐诗时也会依凭自身积累的先在知识，其经验背景中的地域个性必然导致理解上的文化差异，从而赋予唐诗新的美學内涵。

四

不同时期的东亚诗人面对唐诗经典，都会做出各自的文化解读与范型选择。他们或在诗歌创作时有意模仿，或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受容。在本国文坛形成汉文学之初，多仿唐人模式，经过长期受容，才开始致力于诗文的本土化。例如日本平安朝主要学白居易，室町时期主要学宋代周弼所编《唐三体诗》，江户时最流行李攀龙的《唐诗选》。据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介绍，平安时期日本“言诗者莫不尸祝元、白”，甚至世传大江朝纲梦见与白居易论诗，“此后才思益进”，可见白居易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五山僧林诗人则多“师法晚唐，深造巧妙”;江户诗人先是“大抵于唐祖杜少陵、韩昌黎”，至物徂徕、柳川沧洲出，“始以盛唐为正鹄”。（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第174、204、114页。）诸如此类的评述，呈现不同诗人对唐诗经典的取向和仿作范型的差异。又如，日本最早整理校订《唐诗选》的服元乔，不仅仿初唐七言歌行创作《明月篇效初唐体》，且其中多袭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语词。

东亚各国诗人主要依据自己的审美标准，确定学习的唐诗范式。或为经典作品，如朝鲜学者金万重的《西浦漫笔》记载：“李白洲少时，月沙使读退之《南山诗》千遍。白洲甚苦之，强读至八百遍，终不能准数而止。”（金万重：《西浦漫笔》，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册，第2270页。） 或为典范诗人，如南龙翼《壶谷诗话》指导朝鲜学诗者云：“五律则学王摩诘，七律则学刘长卿，五绝则学崔国辅，七绝则学李商隐，五古则学韦苏州，七古则学岑嘉州。”同时传授学习方法：“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 （ 南龙翼：《壶谷诗话》，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3册，第2194—2195页。）李植亦在标举学习范式时，示人以学诗门径：“先学古诗、唐诗，归宿于杜。” （ 李植：《学诗准的》，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册，第1545页。）

而当汉诗创作出现偏差时，人们也往往引唐诗以矫时弊。朝鲜时期李睟光指出，近世之弊，“一篇之中，用事过半，与剽窃古人句语者相去无几”，于是他建议学唐诗以救之：“唐人作诗，专主意兴，故用事不多;宋人作诗，专尚用事，而意兴则少。”（李睟光：《芝峰类说》，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册，第1047页。）日本江户时期广濑淡窗亦指出，正德、享保年间（1711—1736）诗人，受明代“后七子”格调论影响，所作诗“有格律声调而无性情”，天明（1781—1789）以后诗“以性情为主”，却忽视声律，皆有偏颇，因此他明示应 “以学唐代为主，兼学宋明”;针对诗人趣味低俗，他提议的“见识养成之道”是：体味唐人的温腴，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王、孟、韦、柳的清微淡远等，“如此，古人的风神气韵，自然就能浸润我心”。他批评“今人的诗，多是冗长松弛，缺乏气象”，而要养成气象，就需要认真阅读李白、杜甫和韩愈等大家的作品。（广濑淡窗：《淡窗诗话》，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上卷第233页，下卷第259、272—273页。）可见，广濑淡窗特别重视唐诗对日本诗人艺术素养的涵育功能。

其实，东亚诗人对唐诗的接受不仅表现在汉诗的创作方面，他们在创作和歌时也自觉地到唐诗中寻找养料。日本镰仓时代前期著名歌人、和歌理论家藤原定家，一生创作三千多首和歌，室町时代诗僧正彻说“在和歌领域，谁要否定藤原定家，必不会得到佛的庇佑，必遭惩罚”，（正彻：《正彻物语》上卷，载王向远：《日本古代诗学汇译》，昆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页。）可见藤原定家在日本诗坛享有很高地位。他曾说“和歌是日本独特的东西”，却又强调“《白氏文集》第一至二卷中的诗，都有丰富的素材，特别重要，务请披阅”。 （ 藤原定家：《每月抄》，载王向远：《日本古代诗学汇译》，第176、183页。）他不仅要求创作和歌需到白居易诗中汲取素材，还倡导通过吟诵白诗以修炼心灵：

构思和歌的时候，要常常吟诵《白氏文集》中的“故乡有母秋风泪，旅馆无人暮雨魂”，吟诵此诗句，可以使心地高洁，吟出好歌;又，吟咏“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可以感受独自在外旅宿，听着潇潇雨声，那种寂寥不安的心。（正彻：《正彻物语》下卷，载王向远：《日本古代诗学汇译》，第425页。）

虽然日本诗人在学习汉诗时一直进行着本土化的努力，但唐诗的影响一直有迹可寻。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在日本享有“文道之祖”的美誉，他曾建议废除遣唐使，又倡导文学创作“和魂汉才”，希望借此实现汉文学本土化。延喜帝读其诗集后曾作七律一首，末云“更有菅家勝白样，从兹抛却匣尘深”（林慤：《史馆茗话》，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第36页。），赞曰其诗超过白居易，从此可以抛却《白氏文集》了。而据日本学者统计，在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居易诗者多达500余首。可见，长期受唐诗熏陶的诗人，颇难摆脱对唐诗经典的承袭。日本学者在评说汉诗作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时，亦往往绳之以唐诗。如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评平安时代智子的诗“殊初唐遗响”，菅文时的诗“优柔平畅，元、白遗响”，参议篁的诗“骨气韵格，直逼盛唐”，五山时诗僧天祥的诗“声格清亮，唐人典型”。（ 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一，载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一卷，第207、172、184、205页。）类似评语，既揭示出这些诗人的师承所自，亦视不同风格的唐诗为供人仿效的审美范式。

在日、韩等国，为了指导汉诗创作，有不少供人选用诗料、字韵和模仿格式的书籍问世。如石川大凡的《唐诗础》、释雪岩的《增补唐诗础》、三村石床的《唐诗擢材》、清田儋叟的《唐诗府》、大江玄圃的《盛唐诗格》、诸葛琴台的《唐诗格》、田玠晋卿的《唐诗材》、公西维恭的《增补唐诗材》、冈崎庐门的《唐诗联材》等，都对汉诗创作具有指导价值。此外，西成喜著《诗家用字格》，主要用日语解说诗中常用的若干虚词，列举的词条均为唐人用字格，其书中范例亦只选取唐诗为例;鹰见爽鸠著《诗筌》五卷，分类收集唐诗语料;释大典著《诗语解》，核心内容为虚词，阐释的资料以唐诗为主，所引用文献为《唐诗品汇》《古今诗删》《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三体诗》《唐诗鼓吹》等;释大典著《诗家推敲》，与《诗语解》一样，亦奉唐诗为典范，引例亦以唐诗为主;三浦梅园著《诗辙》，以唐诗为例，对作品及作诗方式进行详细解说;东条琴台撰《新联珠诗格》，从唐宋诗中选诗成册，以供效仿;根据大漥诗佛的序言，东条琴台另著有《广唐宋联珠诗格》二十卷、《唐宋联珠诗格余》二十卷。朝鲜学者申景濬的《旅庵诗则》，详论诗的体格声律及写作方法，多举唐诗为例证，如作诗之法的“铺陈影描”条载：“铺陈者，直叙其实也;影描者，绘象其影也。同一山岳，而韩退之之《南山》诗是为铺陈，李太白之《蜀道难》是为影描;同一乐律，而白乐天之《琵琶行》是为铺陈，贾浪仙之《击瓯歌》是为影描。诗之作法虽多，而无出于此二者矣。”（申景濬：《旅庵诗则》，载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5册，第3569页。）通过示例，他将“铺陈”“影描”两种创作方法清楚地传达给学诗者。从现存文献看，大多唐诗研究者都有诗集存世，也大都存有或隐或现的唐诗影迹，其间蕴藏着丰富的唐诗学资源，有待发掘和总结。

总之，若从建设“唐诗学”这门学科的意识着眼，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日、韩等国千余年来传播与接受唐诗的情形与实绩加以整体考察，当能更完整地体现唐诗的典范意义。对东亚各国唐诗接受资源的清理和总结，不仅能为今天的唐诗研究提供新的基础材料和理论参考，亦可为当下东亚汉文化圈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富有效用的历史资源。更重要的是，有了对不同民族唐诗学的相互参照和整体反思，我们对整个中华民族诗歌传统乃至文化精神的把握当会更周全，立足于传统之上的创新也会更顺畅。

The Development Spac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ang Poetics Resources in East Asia

ZHA Qinghua

Abstract： Tang poetry had been widely spread in various forms in Japan， Kore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the eighth century to modern times， and the atmosphere of learning and worshiping Tang poetry had been flourishing for a long time. This not only expanded and deepened the existing tradition of Tang poetry， but also accumulated wealthy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ransmitted a wide range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even affected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 of the ethnic traditions in East Asia. The reception of Tang poetry mainly involves editing， proofreading， collection， annotation， comment，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so abundant Tang poetics resources are left to be sorted out， summarized， developed and utilized. These resources can provide new material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odays Tang poetry research， and also provide effective historical resources for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Han Cultural-Circle” in East Asia.

Key words： East Asia， research on Tang poetry， documentation

（責任编辑：陈 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查清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