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鹏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列子，名御寇或圄寇，战国早期人，是继老子之后，与庄子齐名的道家代表人物，其名下著作《列子》是继《老》《庄》而著称于世的道家典籍。传世《列子》为东晋张湛注本，在唐宋两朝先后被封为《冲虚真经》《冲虚至德真经》，备受尊崇。关于《列子》真伪问题，自唐柳宗元提出疑义以降，历代学者均有置词，生发出一段辨伪公案，延至于今。

一、《列子》辨伪公案略论

《列子》以其来源传奇而史书不传“列子”，思想杂糅多与先秦古籍、汉晋佛典故事存在重合，记事及文字用语使用时代错乱等问题，自唐以来多为学者质疑，甚至被断为伪书。

唐柳宗元《辨列子》提出传世《列子》中的《列子新书目录》(刘向著，下称《书录》)将列子说成郑缪公时人，而据其考证列子当为鲁缪公时人，刘向所记有误。宋高似孙《子略》中怀疑列子其人是鸿蒙、云将一类虚构人物，《列子》是后人荟萃而成。叶大庆《考古质疑》据书中载有列子百年后的公孙龙、宋康王事而认为《列子》书是后人增益的。黄震《黄氏日抄》指出《列子》中存在两章属于佛教内容，而晋人好佛，《列子》出于“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明宋濂《诸子辨》也认为传世《列子》“必后人荟萃而成”，但疑其中《杨朱》《力命》二篇就是杨朱一派的遗书，没有全伪。清初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将《列子》归于“真书杂以伪者”一类。《四库全书提要》认为传世《列子》“不出于御寇之手”而“为传其学者所追记”。陈三立《读列子》认为书是“杨朱之徒为之”，魏晋之士又“增窜其间”。近代以来，“《列子》伪书说”大行于世，作伪者身份也被确定，如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中即直指《列子》为张湛伪作；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也认为传世《列子》为张湛“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书录》也系张湛伪造；马叙伦更在前人基础上作《列子伪书考》一文，举列高似孙、黄震、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何治运、俞正燮、汪继培、吴德旋、章太炎等十家观点，综合提出《列子》伪书的二十条证据，并怀疑作伪者为“王弼之徒”。马氏之后，“《列子》伪书说”为多数人接受，如近世《列子》研究代表作杨伯峻《列子集释》一书，即立足于《列子》“伪书”立场，对《列子》古今注解集评案说，从细节落实《列子》“伪书”一说，并提出“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以及它的写作年代”的辨伪方法，举列书中“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等词的用法，证明皆非先秦古书所见，而为汉后乃至魏晋始有，从而认定《列子》为伪书。(1)以上辨伪诸家观点参见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季羡林更考证出《列子·汤问》中“偃师献技”故事与西晋竺法护所译《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中“机关木人”故事雷同，推测《列子》成书不早于晋太康六年，并认定《列子》为张湛伪造。(2)相关考证参见季羡林：《佛·〈列子〉与佛典》，华艺出版社2007年版。台湾学者萧登福在《列子与佛经》一文里将季羡林的这个证据进行材料补充、落实，并提出另外两个“《列子》抄佛经”的“硬据”。(3)相关考证参见萧登福：《列子探微·列子与佛经》，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在季羡林论文启发下，陈连庆从佛教故事和教义两方面考察《列子》与佛教的关系，指出《列子》与佛书的异同，认为除“偃师献技”外，《列子》有五个故事属于“去掉印度的色彩和佛教的外衣，使之中国化和庄老化”[1]的情况。凡此种种，“《列子》伪书说”几成定论，甚至有些文学史、哲学史专著对《列子》只字不提，开除其古籍资格。

当然，学界也存在不少反对声音。历史上唐李翱，宋陈景元、苏辙、洪迈，清于鬯均认定《列子》是先于《庄子》的先秦古籍。近世有日本汉学家武内义雄《列子冤词》一文对马叙伦二十条“《列子》伪书”证据逐条反驳，岑仲勉《列子非晋人伪作》，许抗生《列子考辨》，严灵峰《〈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等论著也均主张《列子》非伪书。至于马达《〈列子〉真伪考辨》一书更是主“《列子》非伪书”的集大成之作。马达费尽二十年心力从古籍中搜罗证据以反“伪书说”，书中举出百余例证明先秦、秦汉魏晋著作有引用《列子》，驳倒“《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的论点，且分别从思想史、文学史、汉语史角度，论证了《列子》绝非魏晋人所能伪作，并从《列子》广泛使用的通假字、古字、古义、古音角度，证明《列子》确系先秦古籍。其结论为，《列子》定本汇集成书大体上在战国后期，“非列御寇一人制作，而是列御寇、列子弟子、列子学派著作的汇编。”[2]463

总之，主《列子》真、伪的双方均采用了多样化研究方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各自存在不足之处。今人程水金等曾撰文总结了前人考辨《列子》真伪的三个主要方法，并指出各自的局限。文中指出，以学说的发展与文献的因袭为依据考证著作时代先后的文献比勘对读法，极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思维怪圈，使考辨陷入僵局；以《列子》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为依据的文化背景考察法，往往流于先入为主的偏见；而揭橥今传刘向《书录》中的疑误从而证明伪造《列子》“托向言以为掩饰”的《书录》证误法虽触及《列子》真伪的要害，但目前学者对《书录》的证误往往以个例分析为基础，以偏概全，流于浅末。同一方法，同一材料，所得结论却截然相反，使真假之争陷入僵局。(4)相关内容参见程水金、冯一鸣：《〈列子〉考辨述评与〈列子〉伪书新证》，《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这些批评大体指出了前人在《列子》考辨问题上的误区，然该文声称以客观实证的方法证伪《书录》，并最终证伪《列子》，却也并未能解决《列子》真伪之辨中的所有问题。关于《列子》真伪问题至今难以定论，主真、主伪诸家执其一端，矛盾攻讦，言之成理，议论绵延，令人望而生畏，却又难以规避，成为横亘在《列子》研究道路上的一道难关，稍有不慎，很容易陷入南辕北辙的尴尬境地。

辨伪古籍是对前人遗迹的怀疑。在我国，疑古思想的萌芽大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孔子整理编次六经，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论，韩非斥儒墨显学“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都不同程度的反映先秦学者对前人言论的怀疑态度。而对古籍进行辨伪的传统可追溯到西汉司马迁，其在著史选择史料时采取谨严详审态度，做了大量去伪存真工作。后世如刘向、王充、孔颖达、刘知几等人在其著述时也作了许多类似工作，体现强烈辨伪精神。愈到后世，文籍愈夥。出于各种原因，历代均有伪书更造的案例，如汉张霸、魏王肃、隋刘炫等人伪造经典行为，一时为学人侧目。唐宋时期，辨伪作为一种研究学问开始兴起。唐柳宗元对先秦诸子书《列子》《文子》《论语》《鬼谷子》《晏子春秋》《亢仓子》《鹖冠子》凡七种进行专文考辨，于辨伪内容和辨伪方法上有开创之功。及北宋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王安石；南宋郑樵、程大昌、朱熹、叶适、洪迈、唐仲友、赵汝谈、高似孙、晃公武、黄震等人根据群书对比法、目录学寻根法诸多手段，对古籍进行真伪辨析，总结了大量辨伪经验方法。辨伪方法至明清时为学者继承发扬，形成了专门“辨伪学”，以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为代表。辨伪学发展到近代已渐臻完善，疑经、疑古思想逐渐系统化。近现代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学者将考辨古书真伪作为“整理国故”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经典古籍展开一系列的批判清理，总结出大量辨伪学方法。而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继承明清以来史学与辨伪学研究手段，对古籍进行了一次大检视，许多先秦古籍在检视中被盖棺定论为“伪书”。《列子》一书便是在这种风潮中被定性为伪书。

走出特定历史年代，在地下材料被大量发现和解读的当今学界，我们再审视“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古史辨派及其“成果”，其得失并非一句“疑古过勇”就能一概而过。正如学者所提出的：“人们往往只注意‘以伪乱真’之害，而忽视了‘以真为伪’之害，且拿法律上的定罪类比，如果不辨别伪书，就等于放纵了罪人；如果把真品当作伪书，就等于冤枉了无罪的好人。”[3]在文明昌盛的当代社会中，后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比前者更加严重，不可不慎。

二、辨伪学方法局限性的认识

关于辨伪学方法，以明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所提出的辨伪八法最具代表性，曰：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4]382

此八法不失为古籍辨伪的重要手段，但胡氏以“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无隐情矣”则未免夸大。如其一“核之《七略》，以观其源”，《七略》是西汉刘歆继承其父《别录》简化而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收录刘氏所能见之书，今《七略》大体完整保存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是说出现在《汉志》中的书，至少是早于西汉刘氏之前作品。这一方法的确是检验先秦古籍时代的重要标准。以《孙子兵法》为例，《汉志》同时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齐孙子》作者传为战国孙膑，其书大约在唐前已亡佚；而传世《孙子兵法》为十三篇，传为春秋孙武所著。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即据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以及传世本不符《汉志》著录所说的“八十二篇”，便认为传世《孙子兵法》为伪托，并怀疑“孙武”其人真实存在(宋叶适、清姚鼐，今金德建也持同一看法)。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在《孙子辨》一文中提出传世《孙子兵法》当是战国孙膑所作，武内义雄、钱穆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然而，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有简本《孙子兵法》。经比较研究，传世本与简本对除个别句子的顺序变易和字词增减外，内容大体一致。更重要的是，该墓还出土另一部兵书，经学者研究，其第1至第4篇记孙子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确定是孙膑之书，也即是亡佚已久的《齐孙子兵法》。两部简书的书体为早期隶书，书写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40—前118年(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间，早在刘氏父子校书之前，证明先秦早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兵书并行。此一铁证直接将辨伪者提出的诸多所谓推测和“证据”消解于无形，证明了《汉志》记录的有效性。

但若是过于依赖《汉志》记录核验古书真伪，同样存在问题。《汉志》所录未必就能反映西汉之前存世的古籍全貌，即便是同一种古籍，也或许存在诸多版本未收入《汉志》之中。余嘉锡早在《古书通例》卷一即指出，“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史志书籍目录为研究一代存世文集的纲要，固然不错，但其所收录之书完备也只是指大略而言，实际上，代代均有私藏不出之书，自然不著录于史。秦有挟书之律，而伏生之徒藏书于壁；汉有献书之劝，而野有遗老善书固藏，国家以行政之力究竟难以穷搜天下之书。余嘉锡认为《汉志》不收而当世实有之书至少存在三种情况，一则“民间所有，秘府未收”，如楚元王《元王诗》；一则“国家法制，专官典守”，如叔孙通《汉仪》；一则西汉末成书者，多未及入秘府，《七略》不收，《汉志》也不补。因此《汉志》于汉时书未能尽录。而辨伪学者以是否入《汉志》为标准衡量古书之真伪，“是犹决狱者不能曲体物情，得法外之意，而徒执尺一以定爰书，则考竟之时，必有衔冤者。”[5]余氏此说足令学人戒惧。《汉志》尚且如此，后世文籍更多，私藏多有，记录于历朝史志、经籍志中的文籍非当世典籍全貌也可想而知。因此，目录学检验虽不失为辨伪的一科学手段，但毕竟史志搜录不可能包罗万象，当世存在而未被收录记载下的文籍恐怕多有在者，根据目录学专著记录就断定其书存在与否，难免偏失。

辨伪学者另一类常用方法是就书论书，即根据书中反映出的思想、观点以及文章的体裁、用语、文法等角度来判别古籍时代的早晚，从而进行辨伪。这种方法是否可靠也大有可疑。同样以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为例，其中还有《六韬》和《尉缭子》二书的简本文字。而传世的这两部书早被辨伪家下了“伪书”的定论，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称《六韬》“其辞理鄙，伪托何疑”，《尉缭子》“其伪昭然”；崔述《丰镐考信录》称《六韬》“术浅而文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谭献《复堂日记》称《尉缭子》“世以为伪书，文气不古，必非出于晚周。”凡此种种判断基本建立在文体和词句风格判断之上，只因文章写得不似先秦人口气，便认定书籍作伪。回顾胡氏八条法，除了“核之事以观其时”，用书中记述的事迹核对当时有无其事发生具有较强可靠性外，其他诸如检验语言特征、时代风尚、文体风格、称引与否，乃至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等等，均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通过这种辨伪方法所取得的“辨伪”成果自然也很难令人信服，且有时事实正好相反。银雀山汉墓时代定于公元前2世纪汉武之世，竹简的抄写和流传当然更在此之前，这些书的成书年代决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这便确凿地证明传世的《六韬》《尉缭子》等系先秦古籍，而非辨伪家所谓的“其伪昭然”。

类似以出土文献冲击辨伪成果的还有《文子》一书。传世本《文子》自唐柳宗元以“《文子》书十二篇……然考其书，盖驳书也”[6]257开《列子》辨伪先河，明宋濂、清姚际恒均认为《文子》真伪杂陈，后辨伪派提出倘若“文子”确为周平王时人，则与老子、孔子所在年代相矛盾，由是《文子》由驳书变成了伪书。清、民国学者多认为《文子》抄袭《淮南子》，钱熙祚在《〈文子〉校勘记》中将《文子》抄袭《淮南子》的证据逐一指出，认为：“《文子》出《淮南子》十之九，取它书十之一也。”[6]267-268章太炎由《文子》中所用《老子》引文入手，也认为“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伪托甚明。”[7]王叔岷在《文子斠正》中则从文献学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传世《文子》是如何抄袭《淮南子》的，持类似看法的学者还有王念孙、陶方琦、梁启超、张岱年、何宁等。如此，“《文子》伪书说”几近盖棺定论。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古帛书，唐兰发现其中有些文句与《文子》相近甚至相同，而认为是《淮南子》许多地方抄袭《文子》；同年，河北定州汉简竹简本《文子》残篇出土，证实《文子》实为先秦古籍，言之凿凿的辨伪证据不攻自破。辨伪家总结出的一些辨伪方法在愈来愈多出土文献的证明下暴露出其局限性。

明清以来的辨伪理论及方法由近世辨伪学者继承光大，取得一系列辨伪成果。梁启超于20世纪20年代分别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总结前人古籍辨伪的成就，构建文献辨伪学的理论。梁氏之后，辨伪学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到30年代，辨伪学专著不断出现。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即对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及顾实、姚名达等人的考辨给予补证。30年代末，张心澂综合前人辨伪成果，纂成《伪书通考》两册。它被誉为中国文献辨伪学构建时期的“集大成的辨伪论著”[8]，其将古籍考辨范围大大扩展，据统计其中检验过的经史子集共653部，其中定为伪书者有283部，误题撰人的有92部，疑为伪书是否假冒尚不能定论的还有109部。三者加和，总共有484部，占所检验书的74.1%。(5)相关数据参考冯广宏：《考古发现对辨伪学的冲击》，《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即七成多的古书都有可疑之处。张氏之后还有郑良树等学者继续扩大辨伪“战果”。而随着越来越多诸如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之类的出土文献现世，一部分辨伪成果已经被证明犯了“疑古过勇”，“以真为伪”的偏失，部分古籍或已恢复其真书身份，其学术价值获得正视。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那些已经被辨伪学证“伪”但尚未发现相关新材料文献作证的传世典籍中，是不是还存在“冤假错案”？所谓证伪的“硬据”是否存在漏洞？主“《列子》伪书说”的诸多证据中也有类似“全是魏晋时人语”、文辞浅俗之类的以“气”定真伪的证据，如钮玉树《〈列子〉跋》中即以“(《列子》)其辞气不古”作为《列子》伪书证据之一，马叙伦《列子伪书考》也将“(《周穆王》)文亦极儇弱，无先秦气息”“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条贯”作辨伪证据。如今，《孙子》《文子》殷鉴在前，“《列子》伪书说”是否也存在是“冤假错案”的可能？按说解决《列子》真伪问题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新材料的出现，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新出材料能够证明传世《列子》是可信的。现存最早传世《列子》本为英、法两国国家图书馆分藏的敦煌唐写本《列子注》残卷，杨思范认为是此残本当是以张湛注为底本的新《列子注》，刘佩德则认为残卷的文字是根据张湛注进行删节的选本，而非新注本。(6)相关观点参见刘佩德：《敦煌<列子>残卷整理——兼与杨思范先生商榷》.《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不论如何，此文本都在张湛《列子注》之后，对《列子》真伪问题的解决并无助益。《列子》真伪问题依旧要回到辨伪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中进行讨论。不同的是，如今我们对辨伪学方法的局限已有所反思，再应对辨伪学加诸《列子》身上种种所谓证据，不可不有所辩证。

三、从“《列子》抄佛经说”争辨看古籍流传的复杂性

“《列子》伪书说”诸多证据中最为学者关注的一条是《列子》与佛教内容关系密切，即若是能证明《列子》书抄佛经或有佛教思想便可证明《列子》成书不早于东汉，系后世伪造。关于《列子》与佛教关系，早在张湛《列子注序》中就提到《列子》“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张湛本人稔熟佛家学说，注解《列子》时常参以佛家之论，但张氏并未指认《列子》抄袭佛经。而后世学者则不断提出《列子》书与佛教思想、佛经故事相牵涉的线索。宋高似孙提出《仲尼》“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所谓“圣人”有指“佛”的嫌疑；黄震也有此怀疑，并认为《周穆王》篇“化人”也应指佛祖。至于宋濂则举列《列子》中种种观念与佛经相比对，认为其“又与浮屠言合”。宋濂本人熟习佛经，往往能从《列子》章句中发掘出与佛经论说相合的地方，不过宋濂并未以此断定《列子》抄佛经，而是将两者之间的契合归诸于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心有戚戚。宋濂发掘《列子》与佛家思想契合之处的思考对后来辨伪学者带来启发，论述类似观点的还有姚际恒、钱大昕、何治运等人，但均把这种契合归诸《列子》抄袭佛经。至章太炎则直接提出《列子》为张湛取佛经而伪造，梁启超也认定《列子》抄佛经，作伪者为张湛。马叙伦认为《列子》“取资浮屠之书”。陈旦认为《杨朱》篇受印度思想之激荡，而又渗透老子哲理，其袭取的小乘佛教经典《四阿含经》，不一而足。(7)以上相关辨伪观点参见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

随着证据愈夥，《列子》与佛经关系似已无从撇清，但毕竟没有发现文本之间有明显的抄袭痕迹，所以疑虑终究无法证实。主伪者认为《列子》抄佛经，主真者则认为是佛经在翻译过程中抄了《列子》，这一口水仗一直延续到近世季羡林《列子与佛典》一文。该文考证出《列子·汤问》“偃师献技”故事与西晋竺法护所译《生经》卷三《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的机关木人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极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生经》为晋太康六年由竺法护译出，确在张湛辑注《列子》之前，且早在《生经》翻译之前，《佛说国王五人经》故事在印度及中亚广为流传，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是《列子》抄《生经》。(8)相关考证参见季羡林：《佛·<列子>与佛典》，华艺出版社2007年版。之后萧登福在《列子与佛经》一文里将季羡林的这个证据进行材料补充，并指出《仲尼》篇“善射者矢矢相属”章、《说符》篇载赵简子放鸠示恩放生思想，抄自佛家。(9)相关考证参见萧登福：《列子探微·列子与佛经》，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就此三个“硬据”，有刘林鹰撰文进行驳斥(10)参见刘林鹰：《〈列子〉抄袭佛经论三个硬据之驳议》，《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第4期。，然证据牵强，引经据典也难以完全将几个“硬据”推翻。

在季羡林之前，持“《列子》抄佛经说”的诸家最常提到是两条证据，其一为《周穆王》有“西极化人”，其一《仲尼》中有“西方圣者”。以其人从西方来，且精神气质和神异之能，自宋以来多被怀疑是指西方佛祖。这是“《列子》伪书说”的一个重要支柱。主真说学者对此极为困扰，朱熹曾对此做过一定解释，杨伯峻《列子集释·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辑有朱熹《观列子偶书》，云“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9]在此杨先生似对朱子有所误解，朱熹原意并非指《列子》抄袭佛经，反倒是说佛书袭用了《列子》故事。事实上，汉传佛教剽掠道家、道教思想这一观点在朱子文章中被反复强调。《朱子语类》中载朱子说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无”，所以“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6)，具体来说，“如远、肇法师之徒，只是谈庄老，后来人亦多以庄老助禅”(卷126)，意指佛书初传中国时，经书只有《四十二章经》《遗教经》《法华经》《金刚经》《光明经》等寥寥数种，所言不过精虚缘业之论，神通变见之术。直到惠远、僧肇、支道林等人吸取道家之说弘法，广传佛经。只是他们并未将这些思想直接归名于佛祖名下，而随着佛教在中土日久，开始羞于假借他人言论，于是篡取老庄道家之说，加以修饰，变作浮屠之言。朱子指出《楞严经》“自闻”，乃庄子之意；《圆觉经》“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列子所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最典型者莫过于惠远的论说，大多是老庄的意思。因此晋宋时的佛家教义、慧远和僧肇等人的著作，以及后起之禅宗在朱子看来都和老、庄、列等道家学说血肉相连。因此对《列子》与佛经往往相合的情况，朱子都一概归于“佛抄袭道”。如今看来，传世佛经中确有许多故事非佛教原创，有些是直接化用了中国本土故事、思想。(11)有关朱熹“援道抗佛”的部分观点参考何学威：《中国佛话中的非佛教因素》，《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3期。朱子说法固然解决了部分问题，考虑到朱熹有援道抗佛倾向，他的这一观点主观性过强，仅可作参考。以季羡林指出的“偃师献技”一条“硬据”，朱子的说法便不大立得住脚。力主真书说的马达在《<列子>真伪考辨》书中对“《列子》抄袭佛教”加以否定，并提出解释：首先他穷本溯源，找出了“化人指佛”这一说法的源自宋僧法云《翻译名义集》中：“周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是也。”并指出这是僧人为了宣传佛教而借重《列子》中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能作为证据。其次他从词源上考究，认为“西方”一词在《诗经》《国语》等古籍中均有，证明“西方”指周地，而化人指的是有道术之人，也属于本土说法而非外来。最关键的是马氏还提出确证“西方圣者”指谁，关键在于“圣者”的思想主张“不治而不乱”，这时属于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本不同于佛教的寂灭之说。基于此，马达提出“在春秋时期，西方之人的圣者，是非老子莫属的。”[2]41这种解释确实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化人”“西方圣人”指“佛”之嫌，但并未能推翻季羡林的“硬据”。单以“偃师献技”故事中神乎其技的机关术而言，早在佛经传入之前，我国典籍早有极高明的机关术描述，如《墨子·鲁问》：“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造木鸢，飞一天而坏。”王充《论衡·儒增》：“犹世传言曰：‘鲁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马车，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这些自动化木器，尤其是鲁班的机关木人，甚至能够熟练驾驭器械，高明之处比之《生经》中的机关木人不遑多让，犹胜今世的机器人。其中固然不无传奇成分，但足证中国本土存在高超机关术以及造作相关故事的可能。马达在书中也正是试图以这种可能推翻季羡林的结论。但通过《列子》与《生经》相关章节的描述比对可知，两者不仅在故事框架上雷同，且推动情节的主要细节，如机关木人以眼挑逗王者姬妾夫人的描写都近乎一致，很难相信两者之间全然无关，不谋而合。而马达为证明《列子》书不伪，逐条匡正辨伪证据，始终不愿承认传世《列子》确实存在后世增入内容，使得此条的辩证不免落入牵强之境。本文认为季羡林所提出的“偃师献技”一条证据当为确证，即《列子》书在此事上袭用了佛经故事，也即是说《列子》书中确实存在东汉之后的内容。但季羡林即据此一条便认定《列子》成书不会早出晋太康六年，并由此认为《列子》一书本文、序言、注文乃至刘向《书录》均为张湛一手包办，断言《列子》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则有失之公允，落入辨伪诸家常出现的“以偏概全”的窠臼中。

本文无意对“《列子》抄佛经说”的正反观点进行支持或反对，事实上，正反各家所举列的证据很难被对方真正驳倒。不仅只《列子》一书，几乎凡是有“伪书”嫌疑的古籍均面临这一状况，甚至有出土文献证明本书为“真”的古籍亦然。如《文子》，尽管有八角廊简本《文子》证明先秦早有其书，但也不能遽断传世《文子》真伪之辨中的所有问题。裘锡圭即指出有些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比较复杂，不应简单化处理，传世《文子》长期以来被视为伪书，八角廊简本《文子》的出土证明先秦确有《文子》一书，一些学者便据此将整部传世《文子》当作先秦真书，却没有考虑到简本《文子》极为残碎，与传世本能对上的文字只占很小部分，且传世本中的确有很多不像是出自先秦时人之手的内容。传世《文子》极有可能是魏晋时人在古本《文子》残本的基础上采撷《淮南子》等书，补缀而成。类似的还有《孔子家语》，传世本已被认定是王肃伪作，“而阜阳汉墓所出1号篇题木牍和八角廊竹书中的《儒家者言》，只能证明从先秦到西汉的确存在与传世本《孔子家语》体裁相类的书，并不能证明传世本一定不是伪书。”[10]可见，出土文献固然是解决古籍争议问题的重要证据，但如果将所有争议问题的解决都诉诸出土文献，遽断传世古籍为“真”，这和辨伪家举其一端便遽断古籍为“伪”一样，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事实上，造成这种错误的关键在判定真伪的正反双方时常下意识地将古籍看作“纯净的文本”，即那些文本保持创作之初的原貌，其著者明确，编排有序，内容固定的古籍才会被视作真，否则便有伪作嫌疑或直接就是伪书。以此标准，判定古籍真伪便极容易形成二元对立态势，非白即黑，非伪即真，而忽视古籍，尤其先秦古籍流传的复杂性。

区别于今天书籍书写便利、内容固定、著作权明确，在文籍书写草创阶段的先秦秦汉时期，撰书观念、书写工具、书写载体均受限于时代客观条件，文章的书写和流传面临诸多变数。首先，当时尚无著作权概念，文章多不署名，以致于后人探究文章作者时往往难以确证。除了少数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古籍有相对明确的作者外，《汉志》中所录经籍的著作权往往无从考证，署名黄帝、神农、周公、老子等明显托名的古籍比比皆是。且文籍名称也往往不确定，如《战国策》即有许多异名，曰“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不一而足，至刘向校书定名“战国策”呈送汉皇，书名方定。其次，文章书写常受限于简、帛等书写载体体量，往往以篇为单位，聚若干篇方成全书，而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流传基本全靠手抄，古籍原貌的保存、流传很大程度取决于抄书人对古籍原本的忠实程度。而从可稽查的材料来看，原著的名称、体例、行文乃至章节的有无都依抄书人的喜恶而变动，删改、羼入在所难免。再加上古籍的传抄往往不止一人，不止一代。古籍有祖本，而传抄本多有不同。以《山海经》为例，今传《山海经》为刘歆等人点校传世。其中《海外南经》记“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一曰南山在结匈东南。”此中的“一曰”即当指另一抄本的写法。《海外北经》有：“柔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国，人足反折。”此“一云”同指除本说之外复有别种抄本，只是别本叙述相对简单，且国名“柔利”别作“留利”。相类似“一曰”“一云”别本痕迹《海经》《荒经》部分多有。又《大荒西经》有：“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显然是不同抄本中的叙述拼合一处，其内容讲的都是“鱼妇”，且重复“颛顼死即复苏”。可能由于鱼妇究竟是偏枯的鱼，还是蛇所变化的，两处记录存在分岐，刘歆等人校书时难以区判，便一并保留。此外，在传抄过程中抄书人的传抄动机往往并非为传之后世，而只是用于自我学习或教育子弟，因此选择抄录时根据自我理解或喜好，扬弃原本不感兴趣的篇章，甚至删改自己认为不满意的文字，同时，补充一些资料或将自己爱好的其他文字抄附在篇中或篇尾。主观性极强。而这些增删损改工作在抄本中并未留下明显记号，当此书再入另一传抄人手中，不知缘由，将此本视作原本抄录传世。如此多方传抄，历经多代，古籍本貌已缈不可知。如传世本的《墨子》书中《尚同》《尚贤》《兼爱》《非攻》诸篇都有上中下体例，而上篇与中、下篇并非前后启承关系，而是相同思想内容、文字大同小异的重复，只是文风、词句、所引古语有所不同，明显可知是当时同在世上流传的三种抄本，其祖本面目如何则无从追究。且当时所流传的恐怕还远不止这三本。这种情况同见于马王堆出土汉帛书《老子》二种，郭店楚简《老子》三种。这种情况即便是经由先圣孔子删定的“六经”经典也未能幸免，如马王堆帛书《周易》即与传世《易经》卦爻辞在文字上有所不同。至于那些未被奉为经典的古籍，其遭遇可想而知。

先秦典籍经过战国乱世、秦燔文章、楚汉争雄等重大历史事件后散亡严重，及于西汉，国家开始重视文籍的价值，开展一系列文籍的搜集、保护、整理工作。成帝时，刘骜派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对古籍进行一次大整肃。其每一部书都参校了多种抄本，“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形成相对标准的版本。刘向死后，子刘歆继业，完成这次书版大清理。经刘氏父子的努力，编出书目，称为《七略》，为古书的定型打下了基础。以《列子》书为例，依《书录》所言，其校《列子》时，手中有诸多不同版本的抄本，“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中书”即皇宫所藏之书，“太史书”、“太常书”则为国家相关教育机构的藏书，这些都属于官家藏书，是刘向校书的主要来源与依据。而“臣向书”“臣参书”等私人藏书也在参校之列。来源多方而各自篇目不同，可知《列子》书在此前极有可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刘向据二十篇对勘校定成八篇，编列篇名，后张湛注《列子》即以此为体例。像《列子新书目录》这样的书录，刘氏共有八篇传世，其中无一例外提到在刘向之前，诸书传抄版本多方，内容杂乱，且多无序列。经由刘氏等人的努力，不少古书自此有了相对确定的作者、篇章体例和文本内容，但并不意味刘氏所校的古书就是古书原貌，也不意味着古籍面貌就此固定。事实上，后世不据实抄书之风依旧流行，即便到了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唐宋，此风依然，如隋《北堂书抄》、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这些类书摘抄的古籍就不完全忠实于原文，多依人兴趣好恶增删损改。

传世《列子》是经由张湛作注后方才广为流传，依《列子注序》所言，刘向校《列子》书后，《列子》书一直藏于石渠、东观等皇家图书档案馆。及三国，王粲藏书万卷(其中多有蔡邕赠书。蔡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有校书东观的经历，能到接触《列子》。蔡邕素爱王粲之才，曾将家中万卷书载车赠予王粲，其中当有《列子》)。王氏藏书传至继孙王宏、王始周、王弼一辈。而王家与张湛之祖张嶷、刘陶、傅敷等人为甥舅关系。张嶷三人爱书如命，年少时三人常在王家交游，竞录王氏所藏奇书。典午过江时，由于书籍太多，不便携带，三君便约定简录稀世之书固藏。等到张湛着手注《列子》时，得到从父祖传下的《列子》残卷三卷，从刘陶后人家中得《列子》残卷四卷，又从王弼之婿赵季子处得《列子》残卷六卷，依照《书录》所示，参校有无，始得《列子》全书(正文八卷，《书录》一卷)。从卷数推测，刘陶后人的四卷，最少有一卷和张氏所有不同，最多则四卷皆不同。赵季子最少有三卷与张氏所有不同，最多则六卷皆不同。可见自刘向校《列子》到张湛这数百年间，历经两汉兵隳、三国之争、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列子》也出现不同版本的抄本，且各版本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散亡。张湛辑书作注时，其文本内容增入秦汉魏晋间的故事、语辞乃至思想内容也可想而知。这是古籍在流传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情况，而辨伪家根据其中一、二则明显有后世增入痕迹的章节就轻率地将古书定为伪作，据此非鄙前人，苛求“纯净的文本”，不仅不可得，适足造成“冤假错案”。以此，我们也足以解释季羡林提出的“偃师献技”一条当为魏晋时人所增，但却不妨碍《列子》先秦已有。事实上，关于传世《列子》历时而成，存在后人增入内容的观点在早期辨伪诸家的论述中已有所注意，如柳宗元说“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叶大庆说“信乎后人所增”，姚际恒说“然意战国时本有其书，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者；但自无多，其余尽后人所附益也”，诸如此类。考虑古籍流传的复杂性，可知这种情况的出现属于大概率事件。

结 语

《列子》真伪之辨成为一个不了之局，问题不在文本本身的“不纯净”，而在学界对待“伪书”的认识和态度。《续伪书通考》的编者郑良树对古籍真伪的界定提出一个标准，“古籍真伪考订的范围应该包括古籍的作者、成书时代及附益等三方面的课题，而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来鉴定古籍的真和伪。所谓真，是指古籍与作者或成书时代相符，所谓伪，是指其传闻作者和它实际的作者、成书时代相乖，甚至有附益的篇章和文字。”[11]以此一标准来衡量古籍真伪，则传世《列子》书无疑属于伪书，且像《神农本草经》《黄帝四经》《周礼》《老子河上公注》《毛诗序》等托名的古籍也与王肃刻意伪造的《孔丛子》《孔子家语》、刘炫伪作《连山易》《鲁史记》一道可被纳入“伪书”之列，而传世文本存在诸多争议的《鬻子》《管子》《孙子》《关尹子》《文子》《庄子》《鹖冠子》《鬼谷子》《尉缭子》《逸周书》《竹书纪年》《文中子》等古籍即便有出土文献佐证也难免“伪书”嫌疑，辨伪家们的“战果”便从中而来。即是说，严格依照所谓“伪书”标准追究，能保持“真书”身份的古籍寥寥可数。朱熹说“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朱子语类》卷84)，张之洞也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輶轩语·语学》)可谓深有感触。显然，以这种标准划分古籍真伪问题只会造成更大的争议，于古籍本身问题的研究无所补益。

诚然，古籍学术辨伪是必要的，文献价值确立和学术源流廓清无不建立在对文献真伪认识基础上，若是无法鉴别作者、时代、内容有无造伪，便无法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于伪书的危害性。如前文所述，《列子》及其他古籍大多都是“真伪杂陈”的驳杂文本，如果据此便将该书划定为“伪书”，不仅会造成古来之书无一“真”书可读的尴尬情况，更可能低估甚至漠视古籍在历史中事实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与学术研究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对“伪书”的认识上需要进一步摆脱“非黑即白”的逻辑，对“伪书”的认识和标准宜进一步细化，以得正确对待“伪书”的方式。退一步说，即便是“伪书”，其流传至今也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胡应麟《四部正讹》中“汉张霸、隋刘炫，皆笃学之士也。汉成征《古尚书》，而霸伪造《舜典》等百馀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炫伪造《连山》等百余篇上之。其后皆事发，霸几死而炫抵罪，极相类可笑。……二子诬矫圣真，诚足诛，第皆经术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后所及，惜今遂无一传者。”[4]393-394他一方面指责张霸、刘炫等人刻意伪造古籍，同时又惜其书之不传，可见，即便是被判定为“伪书”的古籍，于后世而言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一方面，梁启超、黄云眉、张心澂、张舜徽等学者已有所说明，如张舜徽即认为在辨伪成果的利用方面，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病，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12]。又张氏在疏正《老子》时便采用了伪书河上公注本，其谓：“河上公注本，显系后世伪托，前人早已论定。但即使出于魏晋人手，到今天也成了很早的注本。况其中保存不少精义，深得作者用心，有时远胜王弼之注，较后起诸家更为超逸。流传至今，仍不可废。可与王注并行，截长补短，足以相发。”[13]张舜徽在对于伪书价值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大胆地利用伪书，发掘“伪书”的价值，推动其学术研究。而这才是对待像《列子》这种重要古籍的应有态度。当前，学界关于《列子》真伪之辨基本还停留在马叙伦“主伪”与马达“主真”之间的驳难水平，难有更新进展。道教向以庄列齐名，而在学术研究上，《庄子》《列子》二书的待遇简直有云泥之差，其中很大程度正是受限于“《列子》伪书说”。本文认为，《列子》书基本可定性为“驳杂”之书，承认该文本既有先秦内容也有后世羼入内容，再为“真伪”问题而辩争实无太大价值，《列子》研究应更多转向书籍本身所具备的史料、文学、哲学思想、宗教意义等价值发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