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一博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路线上趋于成熟的一段重要历史。长征的伟大胜利挽救了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没有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也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为挽救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坚持主张西进贵州，促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

1933年初，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反共破坏，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进入苏区后，博古开始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并对毛泽东及一些支持毛泽东的同志进行无情的打击。受“左”倾思想以及博古错误的军事战术战略影响，中央红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战仍然没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党中央和工农红军只能选择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

对于红军进行长征这样重大的战略行动，“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事先并没有与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沟通，也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只是少数几个人进行决策。1934年10月上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陆续离开瑞金。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要求将兵工厂的机器、石印机、坛坛罐罐等一切可以带走的全部带走，这样的战略转移部署致使红军丧失了机动灵活的作战能力，转移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位。即便是处于不利地位，中央红军还是发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精神，先后冲破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三道封锁线。长征初期，红军的战略目标是渡过湘江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已经开始判明我军这一意图，遂调集十五个师、两个旅共计40余万兵力组成“追剿军”，尤其是在湘江一侧集结了大批兵力以形成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到达湘江一侧后随即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七昼夜的激战。最终，红军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由于连续苦战，中央红军在抢渡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已经由最初的8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元气大伤。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长征初期，受到排挤的毛泽东虽然已被解除领导职务，但仍然时刻关心敌情动向，在缴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民众日报》等报纸上，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集结大批兵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妄图全歼我中央红军于湘西境内，但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仍然执意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紧急召开了通道会议，周恩来邀请了当时受到排挤和打压的毛泽东列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1]4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中央红军自通道开始转兵进入贵州。毛泽东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做出了长征途中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从而使中央红军转危为安。正如刘伯承后来回忆所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5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挽救了中央红军，避免了红军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这是长征路上一个新的起点。通道会议后，毛泽东又逐渐开始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转兵入黔后，中央红军于12月中旬又顺利攻占了贵州黎平。但此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仍然执意坚持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为解决争议，党中央政治局于17日到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到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决定同意毛泽东指出的路线，向川黔边地区进军。同时，黎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这是中央政治局正式以决议的形式否定了之前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连战连捷，接连攻克了锦屏、剑河、镇远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一系列的胜利。

为化解争论，统一中央认识，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通道转兵”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要带领部队东下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会议指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是进入川黔边界打击敌人。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渡过乌江向黔北方向行动，但在红军到达乌江南岸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抢先一步到达，并且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中央红军经历过一系列胜仗的洗礼，越战越勇，一举攻克了乌江天险，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随后又陆续攻克了湄潭、绥阳等城，控制了黔北地区。

二、筹备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组织路线

中央红军在到达遵义前，为解决红军战略方向问题，已经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中央红军达到遵义后，修整了12天，补充了新的战士，扩充了红军，鼓舞了士气。而更为重要的是，在遵义期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主动要求与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个队伍里同行同宿。一路上，毛泽东做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大量的思想工作，努力使他们从“左”倾路线中分离出来。毛泽东主要就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总结。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以及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指挥和战略部署。毛泽东的思想工作使张闻天、王稼祥进一步认清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并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结束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王稼祥后来回忆时指出，正是由于毛泽东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的决心”。[2]1张闻天在回忆中也谈到，在长征途中，“从毛泽东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2]15通过毛泽东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都坚定拥护并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也都积极支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会上，博古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将其原因主要归结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后方政府支援不足，但周恩来在作副报告时明确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人在军事上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率先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继博古、周恩来之后，张闻天又进一步作了反对“左”的领导人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其实，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3]杨尚昆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明确了这一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和批判，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等人错误指挥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实际层面就当前的军事形势和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

遵义会议作出了三个重要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由张闻天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三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4]42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有力解决了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的组织和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召开与毛泽东的努力密不可分。通过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能够从“左”倾路线中转变过来，从而使得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这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第二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贡献。张闻天后来在回忆时指出：“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的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4]79-80

遵义会议后，当中央红军进入川、黔、滇三省交界处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村子后，中央政治局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进行了组织上的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和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军事指挥三人小组，成为实际上的红军最高统帅部。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已经形成，这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组织上的保障。

三、巧妙指挥四渡赤水，带领红军跳出敌人包围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再次集结四十余万人向遵义进军，试图将中央红军全部包围。毛泽东同中央军委的同志对客观形势作出分析后决定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打击敌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遵义出发，向赤水河前进。经过与敌军的激烈战斗，中央红军于1月29日胜利渡过赤水河。随后，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古蔺一带，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为阻止红军渡过长江，紧急命令川、黔、滇军阀以及国军部队进行堵截。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他指挥红军向云南东北的扎西(威信)集结，并利用时间整编了部队，开展筹款和群众工作，此时的毛泽东，已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仍然要渡江，于是一方面调集大批部队严守宜宾、横江等地渡口，另一方面，调集部队向扎西进攻。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当国民党部队靠近扎西时，毛泽东率红军朝东行进，再次入黔。此时，毛泽东已经放弃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想法，这是长征途中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转折。红军入黔后，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于2月18日到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再次渡过赤水后，中央红军趁遵义守备力量薄弱之际，进行了遵义战役，再取遵义。2月25日到27日间，我军在娄山关一带歼灭了王家烈的四个团，接着又在遵义歼灭统部四个团，并打垮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两个师。二渡赤水战役，在毛泽东精湛的军事指挥之下，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一万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条，子弹10万余发，[2]17这是中央红军自湘江一战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蒋介石痛斥这次败仗为“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5]中央红军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后，在行军途中，毛泽东登上娄山关，一时诗兴蔚起，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6]的豪迈诗句，反映出红军的士气也由长征初期的低落走向高涨。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再次调集部队向遵义压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充分发挥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优势，先是将敌人吸引到遵义周围，然后乘敌人包围圈尚未合拢之际，迅速突破包围圈，再次西进。中央红军于3月16日到17日，在贵州茅台地区三渡赤水，再次入川。这时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紧急调兵前来围堵，当蒋介石再次布好长江工事时，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再次向东重回贵州，并于3月21日至22日，经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随后，毛泽东令一小部分部队留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南渡乌江，直逼贵阳。中央红军以高昂的士气一直打到距贵阳城20里的飞机场附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见到此状，惊慌万分，忙调距贵阳400里的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往贵州“保驾”。当孙渡纵队赶到贵阳时，中央红军已经穿过湘黔公路，接连攻克贵阳西南的惠水、广顺、兴义和云南东部的马龙、嵩明等地，大有夺取昆明之势。为了防守昆明，蒋介石飞往昆明，并调兵向昆明集结。毛泽东在达到调动敌人兵力的目的后，命令红军迅速向金沙江开进。此时，蒋介石才知道红军的意图既不在贵阳也并非昆明，而是渡过金沙江，虽然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来围追堵截，但经过四渡赤水，红军已经将敌人甩开，这为红军渡过金沙江争取了时间。最终，红军于5月9日渡过了金沙江。红军渡过金沙江2天后，敌军才赶到金沙江南岸，此时，红军早已无影无踪。随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采用运动战的形式，以充分发挥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优势，成功调动蒋介石几十万大军。最终，红军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形成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这是长征以来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红军能够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四渡赤水”战略的重要成果，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领导才能。这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四、灵活斗争分裂阴谋，确保三大主力顺利会师

翻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两军会合后，为统一方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两军会合时，中央红军只有3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张国焘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谁人多，谁掌权”的军阀思想开始暴露，并且在中央确定北上的方针后，张国焘始终按兵不动，迟迟不肯北上。此后，张国焘的野心不断膨胀，以各种借口向中央要权，妄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张国焘指示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如果不“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2]18为团结红四方面军，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张国焘作出了让步，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对此并不满足。

1935年8月初召开的毛儿盖会议后，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党中央和毛泽东跟随右路军北上，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但是，左路军在行进至阿坝后，张国焘命令部队停止北上。为敦促左路军继续北上，中央连续发出多个电报，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7]但张国焘置之不理，继续与中央的北上命令相对抗。与此同时，张国焘给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发密电，要求其力促党中央南返，甚至暗示可以动用武力解决。叶剑英得到这份密电后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以筹粮为名，先行北上，向俄界行进。9月中旬，张国焘发布命令让部队南下。10月中旬，张国焘发布《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公开分裂红军、分裂党。

针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行为，为统一认识，解决分歧，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目前的方针是，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整顿修养兵力，扩大队伍。会后，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上。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毛泽东果断选择率领队伍继续北上，不仅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发生冲突的可能，同时又灵活地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斗争，这体现了毛泽东以大局为重的高超政治智慧和优秀的领导人素养。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哈达铺。随后，毛泽东从搜集到的国民党报纸中得知，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伍，有苏维埃政权，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作出了到陕北去的重要决定。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达到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紧接着，通过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围剿”。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着手在陕北建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6年2月以来，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南下途中接连受挫，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人数减半。此时的张国焘被迫将部队转移到甘孜地区。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68名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催促其率部北上，与此同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也和张国焘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终，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长征得以胜利结束。[8]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正确处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定执行北上方针，一方面，加快了陕北革命大本营的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提升了红军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又一重要历史贡献。

结 语

长征的胜利与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密不可分，而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历史性贡献则是其自身优秀素质的集中体现。正是由于毛泽东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力、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高超的政治哲学智慧，才使得党和红军能够化险为夷，顺利会师。

(一)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

为了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避免与蒋介石的江防工事“硬碰硬”，为此，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调动起来，最终甩开敌人，渡过金沙江，完成了北上的战略目标。“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一生的“得意之笔”，同时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为经典的运动战例。“四渡赤水”是红军转败为胜，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环节，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利用机动灵活、声东击西、迷惑调动敌人的战术，逐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充分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长征途中，之所以红军能够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因此，他在实际指挥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红军实际的作战原则，这反映出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并且能够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作战原则。实践证明，这些作战原则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并且经受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检验，毛泽东的这些作战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清楚的认识到，要解决王明的“左”倾错误，就必须结束当时博古、李德的领导权。当时受到排挤和打压的毛泽东自知不能急于求成，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便先开始做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以争取他们从“左”倾阵营中分离出来。毛泽东在长征一开始就积极主动接触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一路上，毛泽东不辞辛苦，积极主动的向张闻天、王稼祥做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的“转变”。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军事领导层面的错误才是导致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些意见很快就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积极支持。据张闻天后来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4]79毛泽东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获得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同志的大力支持，这使得身处打压和排挤境地的毛泽东能够出席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并阐释自己正确的主张。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酝酿和铺垫工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成为党中央和红军实际的领导人，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则为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高超的政治哲学智慧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对于“左”倾领导层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却没有进行过多的批判。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作为领导人的大局意识。由于当时军事路线问题最为迫切，因此，张闻天在回忆时说：“毛泽东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9]周恩来后来指出：“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10]回避政治路线问题，能够团结大多数同志一道奋斗，这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领导人素养。

对于张国焘分裂活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从大局出发，以维护红军的团结为主，多次催促、劝告张国焘北上以纠正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同时提出对张国焘作出结论暂缓的意见，留给张国焘检讨错误、纠正错误的机会和空间。[1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张国焘分裂问题时采取的正确态度和策略，是红军三大主力能够顺利会师、胜利结束长征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在处理紧急事件、应对复杂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以及领导才华使其成为党内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