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坤周 侯守杰

摘   要：新时代我国已进入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为主要趋向和以城市群高集聚效应带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城镇—乡村”地域系统经济社会大循环体系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平台。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存量、增量和变量在于“绿色化”，资源、产业、空间、科技、金融、政策的绿色变革对城乡发展产生了全局性影响;而制约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弱项和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非绿色化”经济模式、生活方式、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带来的城乡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难题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面对全球经济大变局和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大背景，“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放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上，把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心放在構建城乡经济社会绿色循环体系、挖掘城乡绿色经济增长潜力和破解城乡环境污染相互叠加的难题上，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战略高度深化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内生逻辑和内在意蕴认识，坚持正确的战略原则，从“规划—主体—产业—空间—制度”协同集成上设计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推进方案，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增长新空间和绿色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11-0053-16

历经城乡分离分治、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国已经进入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为主要趋向和以城市群高集聚效应带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城市群集聚带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效应日益突出。在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进程中，为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和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已经成为我国绿色转型的关键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站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阶段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关键时期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由“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位一体构成的“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远景发展的战略思路，对“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城乡关系和城乡格局向更高级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并不能完全自然地消解城乡地域空间界面上“非绿色化”经济模式、产业形态、组织方式、空间分布带来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相反，在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目标导向下或低水平经济结构固化模式下，过度“挤压式”的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生态退化等生态问题将成为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和弱项。一方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多重压力叠加期，城市空气污染、黑臭水体等生态问题突出，农村土壤污染、垃圾处理等人居环境形势严峻，“垃圾围城”和“污染下乡”并存，城乡双重污染相互叠加的难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亟须破解城乡“非绿色化”发展带来的“绿色挑战”和“生态压力”。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在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中仍对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绿色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断提升的人居生活品质的绿色化意蕴和绿色化路径实践不力，特别是在破解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仍秉持“城镇就是城镇、农村就是农村”的二元空间认知逻辑和“城镇偏向”的实践定式思维。从根本上讲，这既不利于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循环体系和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又难以满足城乡居民对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公共需求。因此，在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顺次衔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要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放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上，把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心置于以城市群为主体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与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步绿色转型上，超越城乡地域生态分离分治传统、打通城乡绿色发展循环通道、补齐城乡生态环境短板弱项、构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框架，推进绿色发展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各环节和全过程，破解新发展阶段制约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问题，“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1]，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筑牢绿色发展基础。

一、文献回顾与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构想

国内外主流学术界对城乡关系和绿色发展的研究总体上是从二者分离走向二者融合的过程，且城乡关系发展研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绿色发展研究是伴随城乡关系变迁和城乡发展的深入而逐渐凸显的，当下，绿色发展研究已成为引领城乡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重大议题，为新阶段提出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构想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滋养。

（一）关于“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的研究

国外关于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的研究，一方面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对消灭城乡对立、推进城乡融合进行了经典阐述，认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2]，只有“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2]、“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3]，“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4]，城乡对立才能得以消灭。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建构了诸如“二元经济范式”“空间极化范式”“公平正义范式”为代表的城乡发展理论流派以及诸如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模式、“田园城市”和“区域统一体”模式、“广亩城市”和“有机疏散”模式、“乡村城镇化”亚洲模式等城乡发展模式[5]。在此基础上，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围绕“乡土中国”和城乡发展实际，形成了以“工业下乡和小城镇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化”为代表的城乡发展框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工潮”的兴起并卷入城镇化和工业化大潮中，“城乡融合经济学”[6]学术范式逐步建立起来。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的深入推进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城乡关系演变”[7]加速演化为“超越传统城乡分工关系”[8]之上的区域网络空间关系，城乡关系变迁“嵌入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转型之中”[9]。在批判和借鉴“城乡融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10]的基础上，“城市承载力和城乡融合”[11]、“乡村地域系统重构与城乡融合”[12]等主题被深入研究。显然，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13]。

（二）关于“绿色发展”和“城乡绿色发展”的研究

国内外对绿色发展及城乡绿色发展的探讨源于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自20世纪30年代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化模式造成持续半个世纪的“八大公害事件”以来，国外学术界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问题与环境问题是不可分割的”[14]，“投资自然资本可以增进供给”[15]，在评估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时应“整合环境与社会经济目标”[16];通过“技术变革驱动的可持续发展”[17]、“永续经济”[18]革命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19]，可以推动“工业与农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结合”[20]的城乡融合发展。国内学术界则是依据党和国家政策演进而沿着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学术进路展开的。就绿色发展的经济学视界来看[21]，主要突出了“城镇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科技创新、市场化、国际贸易”[22]等因素以及各类资本要素对“绿色发展空间网络结构”[23]、“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24]、“产业绿色发展指数”[25]的影响;同时，基于“中国‘五化协同发展水平演化”[26]以及“‘绿色化催生城乡生态连体大循环体系和系统工程的构建”[27]，从城乡空间视角统筹推进“城乡生态融合”[28]已成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坚持绿色发展新理念、构建城乡绿色发展新格局的基本取向。

（三）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构想

既有研究表明，以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必由之路。显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具有超韧性的发展型经济体，不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到哪一步，城镇和乡村都将长期互补融合、工业和农业将长期互促共生。正因如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经济低迷、市场萎缩和大国博弈等不确定性外部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下行压力，全面补齐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循环体系的短板弱项，以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活力和市场韧性，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构建国内“城镇—乡村”大循环通道、建设现代化經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平台。对于一个具有巨大市场优势、规模经济优势、资源要素优势、社会分工优势和技术创新潜力的发展型大国而言，“十四五”时期如何利用既有国内发展优势和发展基础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切入城乡融合微观发展实践，如何在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建构城乡空间新发展格局，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摆脱城乡之间环境污染叠加和转移带来的生态挑战，如何激活城乡循环系统中各类自然资源要素的市场价值和市场活力、挖掘自然生态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增长潜力和绿色消费空间，如何全面提升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制度体系、绿色治理能力及绿色治理效能，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十三五”时期的地方具体实践来看，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已成为带动区域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空间。因此，本文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切入，把绿色发展作为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变量和内在动力，在建构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逻辑框架和揭示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内涵意蕴基础上，提出“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战略原则和推进方案，以促进“城镇—乡村”地域空间系统“绿色循环”“绿色共生”“绿色共进”“绿色共赢”“绿色共享”，形成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新格局。

二、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逻辑框架与内涵意蕴

挖掘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潜力、构建城乡循环发展的绿色体系、补齐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短板，已成为形成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关键举措，是新发展阶段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面向“十四五”时期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应形成基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理论体系，深刻揭示“城乡融合”与“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逻辑框架，透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内涵意蕴。

（一）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逻辑框架

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拓展新型城镇化“向下”纵深发展的关键举措，又是推进乡村振兴“向上”延伸衔接城镇空间的重要抓手。城乡融合质量决定了城镇化发展质量和“三农”协同发展水平。城乡融合是城乡经济社会综合体形态，既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城乡融合发展既不是简单地消除城乡生活功能差异的过程，又不是从城市到乡村或者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过程，而是城乡区域性整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其本质是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内循环优势和市场潜力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制度和治理变革、科学技术进步和城乡市场一体化建设挖掘城乡地域系统自然资源和空间结构承载能力，构建城乡从区域城市群、省域市域城市、县域城镇到中心乡镇、新型社区、村社小组的人口融合、三次产业融合、空间布局融合、基础设施融合、资本市场融合、科学技术融合、公共服务融合、制度治理融合等“城乡融合体系”，“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韧性，利用资源、资产、资本的融合为经济体注入新的发展活力”[29]。从城乡之间的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异质功能深度耦合、公共权益均等共享的维度来看，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又是一个逐步消除城乡之间资源要素配置和发展机遇差异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地域空间界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居生活品质提升。

同时，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即将完成进而顺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历史关口，只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理顺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精神内核的绿色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才能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突出“绿色发展”在全面推进“五化一体”同步发展中的优先序位，把“绿色化”贯穿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各方面和全过程;另一方面，要明确“绿色发展”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中的统领地位，促进“绿色化”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绿色是自然生态的底色，是经济社会的财富，更是生态治理的目标，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要素、绿色发展路径的有机整体。进入新发展阶段，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构建城乡地域系统经济社会大循环体系，把绿色发展作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存量、增量和变量，让“绿色”为城乡社会生产力、资源要素组合方式、三次产业、地域空间体系、地域组织结构以及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赋值和赋能，深入挖掘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大绿色潜力、绿色潜能和绿色动力。总之，实现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应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根据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形势和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形成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内涵意蕴、“绿色化”战略原则和“绿色化”推进方案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框架。

（二）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内涵意蕴

以绿色发展驱动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是“城乡融合”与“绿色发展”的简单拼接，不是单一指向经济高速增长，而是在城乡融合具有“城乡要素流动性和再配置功能的增强、城乡产业多样化特征的增强、城乡空间交错化程度的攀升、城乡居民社会福利均等化程度的提升”[30]等内涵指向的基础上，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集中体现城乡融合发展各方面、各领域和全过程具有丰富的“绿色发展”内涵意蕴。

1.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进路意味着城乡地域系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关系。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构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融、共享的新型生态关系，这种新型生态关系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相互的权责利，其本质是“自然系统的生态循环与生产领域的生产循环以及生活领域的消费循环耦合的超循环”[31]。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类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提供物质来源和物质条件，人类则需要通过具有社会关系属性的生产活动、交换活动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人类各种“非绿色化”社会活动作用于城乡地理空间界面时，必然会造成人类与“原生态的”或“人化了的”自然界之间关系紧张，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因此，由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城乡融合发展“绿色化”转型，旨在重构城乡空间的结构形态、重塑城乡空间界面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此筑牢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基础，不断提升城乡地域空间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城乡地域空间及城乡循环体系同时拥有共同的生态健康肌体。正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一样，城镇与乡村不仅体现为空间镶嵌和功能互补的“发展共同体”，而且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只有推进城乡同步绿色变革，摒弃城乡发展的主导行为主体，即各级地方政府在“自然”或“人类”中心主义上的偏执，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乡融合发展“生命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协同满足城乡居民高质量生态需求和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因此，绿色發展作为引导城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应成为多元行为主体建构城乡融合绿色循环体系的认识基础、自然原则和社会准则。

2.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进路意味着城乡地域系统生态与文明协同共进

纵览人类文明史，自然生态的兴衰直接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替。“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2]，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文明的共进逻辑。这就决定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要尊重“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交互作用的文明演进规律，实现生态和文明共荣共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认识日益深化，不断赋予城乡融合发展绿色意蕴。“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32]，“自然生态”和“人化生态”共同构成了城乡空间界面的生态基础，都是人类利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物质对象。人类对城乡空间界面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认识高度表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作为人类在认识和利用城乡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文明理念，绿色发展不仅拓展了城乡空间界面“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共进逻辑，而且建构起了城乡空间“生态”与“文明”之间的链接通道和中介机制。同时，能否建立起城乡之间“绿色化”资源要素市场化的良性循环通道，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与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相配套的“绿色化”制度和治理体系。绿色化通道不仅为城乡行为主体进行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生态依托，而且为城乡之间生态动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文明共进提供了物质能量转换条件。因此，“十四五”时期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亟须重构城乡关系走向一体融合所形成的城乡“绿色化”循环通道，通过城乡之间“绿色化”资源要素交换、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布局优化，构建起城乡空间“人”与“自然”共生、“生态”与“文明”共进的新型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3.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进路意味着城乡地域系统良好生态与美好生活对接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32]，深刻地揭示了良好生态环境具有环境民生意蕴，形象地描摹出“环境”对接“民生”、“环境”提升“幸福”的美好生活图景。环境与民生的耦合、环境对民生福祉的增进，为人们憧憬美好生活新样式、塑造美好生活新业态提供了深层动力。绿色发展所建构的“环境”、“民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共生逻辑，是理念、手段和目标的统一;人们对于环境民生诉求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绿色发展的理念、手段和目标的具体化实现过程。而环境民生福祉的增进和美好生活品质的提升，又是附载于城乡两大地理空间界面上持续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直接体现于城乡居民对良好宜居的生态环境和美好幸福生活的生命体验。城乡融合绿色发展不仅诠释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而且表征着在新发展阶段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应超越狭隘的民生观从而实现社会环境正义、生态公平的共享发展逻辑。绿色发展所蕴含的环境民生福祉增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美好生态生活建构，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事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推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重塑城乡地域空间界面上的绿色场景、绿色空间、绿色产业以对接乡村振兴对生态宜居的要求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韧性的要求，协同提升城乡自然环境质量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而且要将坚持绿色发展“为民”“惠民”“利民”的环境民生取向融合贯穿于城乡融合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促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供给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真正走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建构美好生活之路。

4.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进路意味着城乡地域系统自然资本和自然价值转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2]，不仅揭示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转化逻辑，也体现了蕴藏于自然、生态、资源中的资本逻辑、价值逻辑以及资本潜力和价值潜能。这一表征“生态作为资本”和“自然拥有价值”的认知逻辑进一步表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33]，蕴含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2]的生产力潜力和生产力能力相统一的生态生产力逻辑，丰富了生产力内涵和结构。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协同，是在坚持自然、生态、资源的“有限性”标尺和把生态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内核的基础上实现自然资本增值和发掘自然价值潜能的“整体发展”过程。城乡融合的绿色发展的本质是让绿色发展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赋值和赋能，同步推进城乡之间的自然、生态、资源实现“货币化”“价值化”转化以及“市场化”“有偿化”利用，深度开发自然、生态和资源等自然生态财富蕴含的经济社会价值，全面释放城乡空间各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对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价值潜能和发展动力，助力城乡融合发展走上内生“经济—社会—生态”多重目标效应的绿色之路。因此，通过对城乡生态资源要素的绿色化赋能、健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利益机制、建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从“点绿成金”向“向绿掘金”优势转化的绿色化生产力模式、实现城乡两大地理空间界面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相统一，是绿色发展理念、原则和目标向城乡地域系统延伸和拓展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挖掘城乡融合绿色增长潜力的“结合点”。

5.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进路意味着城乡地域系统绿色制度和治理的耦合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2]，体现了“制度”“法治”与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辩证逻辑。绿色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理念，具有很强的制度设计和治理特征，同样蕴含着“制度”、“法治”和“治理”等政治意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框架下，我国将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为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任务。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已成为评价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落实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格局责任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可见，从“绿色增长”到“绿色发展”再到“绿色治理”的实践演进[34]，进一步强化了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城乡融合“绿色化”发展的责任及其“制度化”“法治化”的治理要求。当前，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出现的“绿色化”政治责任不到位、制度供给不衔接、法治保障不严密、惩处监管不得力等“治理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融合的“绿色断裂”。这归根结底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绿色发展蕴含着超越“绿色经济”的现实意义和治理逻辑，没有处理好“绿色经济”与“绿色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致国家战略、规划、制度、法治在城乡融合绿色转型中的引导性、规制性、治理性功能大为削弱。因此，只有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责任，才能形成城乡融合贯通的绿色治理效能。

6.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进路意味着城乡地域系统主体生态治理共识行动

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是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事业，建构多元化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融合绿色发展动力机制是一项重要策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和良好生态、对机会均等和权利平等的主观感知和生命体验指数不断提升。绿色发展不仅体现了多元主体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各领域生态文明转型和绿色变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而且对接了城乡社会公众对良好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政治经济学和美好生活的“双重逻辑”指引下，绿色发展演化为一种基于落实国家战略、满足人民需要、提升人居生活品质的内生化驱动力，成为激发城乡地域空间行为主体形成推进城乡融合绿色变革合力的内生机制。显然，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多元主体的联动协同，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转型也依赖于城乡地域空间界面上多元行为主体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实施整体性绿色变革的共识行动。因此，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聚焦绿色发展在空间界面上的“协调性”、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性”以及在治理层面上的“衔接性”，而且要突破绿色发展“集体行动困境”的路径锁定。只有加强行动主体层面的“联动性”，构建其参与绿色发展的新机制，才能让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转型内生为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和共同发力的公共事业。

三、“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战略原则与推进方案

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转型，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和支撑体系构建的重大任务，又是构建中国特色城乡融合体系的重要机遇。结合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化”逻辑框架和“绿色化”内涵意蕴，实现“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遵循“绿色化”战略原则，优化设计“绿色化”推进方案。

（一）“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战略原则

“十四五”时期以绿色发展引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除了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树立空间均衡的理念，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35]外，还应坚持以下战略原则。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相统一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统一，是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的统一，是城乡绿色增长与绿色共享的统一。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始终要把绿色发展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没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没有民生高水平改善。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最终指向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人居品质，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注重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的人民性和发展性的辩证统一，增强城乡之间绿色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公平性。

2.坚持深化城乡融合改革创新与推进城乡融合治理现代化相统一

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是第一动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根本保障，二者是“活力”和“秩序”的统一。改革创新的目的在于激活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资源要素活力，通过向“绿色青山”确权赋值，让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城乡之间流动起来、实现价值转化。改革创新要注重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转变过去“城市重要、乡村次要”以及城乡二分对立的改革思维，把改革创新视野置于“城镇—乡村”整体，注重激活乡村绿色资源和生态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治理现代化的目的在于塑造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权威性和有序性，加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3.坚持整合型驱动、集成化推进与协同性治理相结合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在城乡融合绿色转型中的功能作用，特别是要在坚持和完善黨领导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基础上，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游市场与下游市场之间的关系，优化政府在推进各类资源产权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做好功能区规划实施、产业融合升级、国土空间优化等方面的工作，建立健全协同性治理体系，以推动城乡融合“绿色化”高质量发展。

4.坚持战略性前瞻规划与差异化实践探索相结合

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近期效益和长远利益的辨证统一，一方面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基本方向，加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谋划，避免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出现“建设性”破坏，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形成生态、绿色、安全、可持续新格局。另一方面，尊重城乡融合差异化绿色发展规律，结合城乡地区差异和功能差异，从城乡生态基础、产业优势和居民生态需求出发，以营造和优化城乡融合发展的“三生空间”为载体，推进地方城乡融合发展实践逐渐显现出生态更美、交通更畅、产业更绿、市场更活、经济更强、生活更富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趋向。

5.坚持供需革命、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与价值转化相统一

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存量、增量和变量在“融合”和“绿色”，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在“融合”和“绿色”上做文章，要在“融合”创造新供需、“绿色”培育新动能上下功夫，处理好城镇和乡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以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化”变革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为此，实现城乡融合的绿色发展要着力推进绿色资源要素的“存量革命”，合理优化现有城乡空间布局和升级改造现有城乡传统产业结构;推进城乡融合绿色增长潜力的“增量崛起”，以绿色发展理念深度挖掘资源要素利用潜力，培育和壮大绿色产品和绿色产业，在构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链、绿色供应链、绿色创新链、绿色价值链中形成绿色经济增长点;重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的“变量融入”，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和“两新一重”发展重点，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良性循环和城乡市场一体整合，不断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巨大的引力场。

（二）“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推进方案

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一般的生态地理学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这就决定了“十四五”时期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设计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化”整套方案，以“规划—主体—产业—空间—制度”绿色发展的系统集成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1.以绿色发展规划引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从以城市建设为中心进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首先需要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力。绿色发展以绿色规划为先导，而绿色规划则需要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遵循“谁来规划”“为谁规划”“如何规划”“如何评估规划”等技术规程。城乡融合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要以城乡高质量融合为目标、以绿色规划为引领，并把绿色发展理念、原则、目标融入“城镇—乡村”空间及其连接带上经济社会各方面和全过程。城乡融合的绿色发展规划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把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要求全面体现在绿色发展规划的整个技术规程中。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作为绿色发展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从城乡融合的经济之维来看，绿色规划应以建设城乡绿色循环经济体系为核心，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城乡融合的政治之维来看，绿色规划应以建设城乡一体的绿色政治和生态型政府为保证，实现中央政府绿色顶层规划与地方政府绿色实施规划衔接呼应;从城乡融合的社会之维来看，绿色规划应把建设城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绿色社区、绿色社群、绿色社会作为重要载体，在全社会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从城乡融合的文化之维来看，绿色规划应把绿色科技创新和生态文化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从城乡融合的生态之维来看，绿色规划应以国土空间为实施载体，形成城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文明共进的现代化格局。由此，城乡融合的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绿色生态构成了城乡融合绿色规划的五个层面，只有把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政府建设、生态文化培育、绿色社会建设和人与自然共生现代化格局构建五大目标作为城乡融合的绿色规划内容，才能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见图1）。

2.以绿色行为主体培育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行为主体的培育，而绿色行为主体培育包括行为主体自身成长和外部条件优化两个方面。绿色行为主体涉及党委、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绿色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绿色发展实践的复杂性，绿色行为主体的协同参与直接影响着绿色发展成效。城乡融合绿色发展循环体系是由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城乡各要素、各产业、各地域空间绿色转型的系统工程，只有推进多元行为主体培育，构建各层次行为主体之间“管制—合规”“引导—参与”“监督—回馈”的绿色协同共治格局，才能形成城乡融合绿色发展联动效应。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在党委领导下行使职权、肩负职责、开展工作，发挥政府和市场在城乡生态资源配置中的各自优势，提高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供给效率;各级政府也应引导公众和社群组织参与推进城乡绿色治理的主动性，健全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监督体系，克服政府角色错位和越位、企业角色缺位、社会公众角色边缘化困境。另一方面，要推进城乡融合绿色行为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多元化。除了改进传统“命令—服从”的压力型政府治理体制外，还要完善中央与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体制下的“沟通—协商”绿色治理机制，发挥城乡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引导和鼓励城乡居民参与生态保护和绿色治理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同时，各级政府应建立城乡区域生态环境信息链，搭建政府与社会各界“沟通—协商”平台和机制，畅通各类行为主体参与城乡绿色治理渠道。

3.以绿色产业融合转型支撑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产业系统是联结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纽带，是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素。城乡产业融合是城乡经济社会循环体系的重要构成，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城乡绿色产业融合转型是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城乡绿色产业融合转型要求城乡区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功能拓展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和绿色转型，突出产业融合的“经济—社会—生态”效应，以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共生形成城乡生产型、生活型、生态型绿色产业集群和城乡循环产业体系，支撑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面对城乡资源密集和污染密集产业占比过高、产业转型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并存、产业融合低端化和产业发展脱实向虚等困境，“十四五”时期要把绿色产业融合转型的着力点放在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资金平台、管理政策四大要素对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上来，促进城乡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一是要构建产业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科技人才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转型归根到底要靠人才的汇聚，人才资源是决定城乡绿色产业融合升级和产业发展质量的第一资源和第一因素。二是要提升产业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科技水平。一方面，要加强绿色科技创新产权保护，重视技术进步对城乡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绿色技术驱动绿色产业的公共平台，促进城乡绿色科技创新链与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加强产业链前端绿色技术供给，以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实现城乡绿色产业集群发展。三是要形成产业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建立“供给—需求—保障”整合的城乡绿色金融市场體系，优化促进绿色产业融合的金融投资结构和投资布局，通过发展绿色银行、设立绿色基金、完善绿色保险、搭建绿色项目融资平台来破解“金融市场”和“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四是要健全产业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管理政策体系，强化我国城乡绿色产业发展在碳排放、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生物多样性等指标设置上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发展大会《新城市议程》的绿色管理政策体系衔接，加强对城乡绿色产业融合的过程管理和成效评估（见图2）。

4.以绿色空间优化整合主导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国土空间是绿色发展的主导实施平台，“城镇—乡村”空间构成了城乡各类资源、要素和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以绿色发展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城乡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共生、“人口—资源—环境-信息”要素集聚和“经济—社会—生态”效应实现的经济社会演化过程，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转型取决于城乡区域各类经济活动、优美环境、特色资源等在空间上的“绿色化”聚集和“生态化”布局。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对生产空间的过度开发、生活空间的急剧挤压、生态空间的严重忽视，加剧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风险，城乡居民对国土空间优化提出了新的期待。对此，“十四五”时期应以重点城镇建设作为连接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对接点和支撑点，从整体优化城镇、乡村国土空间功能分布来统筹推进城乡绿色化的空间营造，通过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重构城乡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和空间形态，构建“城镇—乡村”地域系统空间连体的大循环体系。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加强城镇和乡村地域三次产业构成的生产空间、街区社区构成的生活空间、自然生态构成的生态空间以及各类技术支撑的网络空间的同步优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信息等“特色要素”在城乡融合空间上形成集聚效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城乡融合”与“绿色发展”的“技术链接”，推动技术在城乡空间中的运用，建立城乡区域统一的高端化、智能化、信息化服务平台和数字经济场景，降低城乡产业融合、消费融合、市场融合成本，提高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形成基于空间协同的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绿色化”模式，以“新基建”投资促进绿色交通、互联网设施以及绿色建材、绿色建筑发展，以畅通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循环网络体系和现代化物流体系的建设为重点提升中心城镇、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市场活力，形成城乡地域“生产圈—生活圈—生态圈—信息圈”一体化格局，营造集约高效、宜居适度、山清水秀、共建共享的城乡融合发展共同体。同时，应提升城乡空间资源要素优化组合质量，加快绿色化工业园区、农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实现污染集中管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共赢（见图3，下页）。

5.以绿色制度和治理机制保障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转型不仅要重视规划、主体、产业、技术和空间等变量因素的功能作用，而且要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化制度壁垒和治理障碍。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大框架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制度体系和绿色治理机制是关键。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制度体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完善包括法律法规、利益协调在内的强制性或激励性正式制度，另一方面要健全包括生态文明教育、绿色发展理念宣传等引导性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协同为城乡融合绿色发展提供保证。就正式制度而言，一方面，要形成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治体系，完善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生态环境执法和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生态环境案件查处，引导各类行为主体自觉守法;另一方面，要加强包括城乡融合发展绿色金融制度、绿色产权制度和生态利益补偿制度等利益激励性制度之间的衔接，积极探索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绿色生态补偿在推进城乡融合绿色发展中的实践试点，激活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之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增长潜力。就非正式制度而言，一方面，要加強贯通城乡的绿色生态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城乡文化馆、图书馆等实体载体和互联网数字平台，加大生态文化宣传教育，促进城乡生态文化产业链接，为城乡融合发展筑牢生态文化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强城乡生态伦理建设，加快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提升各类行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增强城乡融合绿色发展主体能力。同时，要建立与制度体系相衔接的“强制约束—利益协同—参与引导”的城乡融合发展协同共治机制，把政府的顶层推动、市场的利益驱动和主体的行为联动统一起来，发挥政府调控型治理机制、市场激励型利益机制和社会参与型引导机制对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的整合效应。

四、结语及展望

编制和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可以预判，当前全球经济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将对“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性、全局性影响。能否抓住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第一个五年”，乘势而上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筑牢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拓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构建国内城乡一体化内需体系，是“十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大课题。从城乡发展的历史、现实及趋势来看，我国已经稳健步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将构成“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城乡协同发展的主导性方案，具有把长期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局面转换为以国内自我循环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国内“城镇—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内部大循环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点和重要支撑，其本质上是一项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涉及城乡之间各类资源要素有效配置、各类产业融合协同、各类空间优化布局、各类制度相互衔接的系统工程。因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既能与国家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对接，又能与国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短板等任务衔接，是“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突破口以及最大存量、增量和变量，具有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作用，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巨大经济增长空间和社会发展潜力。

具体而言，以绿色发展链接城乡空间、驱动城乡融合是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城镇—乡村”地域空间界面、“城—乡”之间连接带等经济地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原则、目标、方式、途径以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整体绿色变革的过程。一方面，从宏观设计上来看，“十四五”时期要通过对“城镇—乡村”经济地理空间人口、资源、生态、产业、技术、环境、空间等各类资源要素进行“绿色化”的统筹优化和集成规划，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理念绿色转变”、“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和“发展格局绿色重塑”三大跨越，促进城乡地域自然资源和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城乡融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优势，形成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文明协同共进的现代化高级文明形态所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新格局，进而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优美、生态安全、产业兴旺、交通顺畅、治理有效、百姓富裕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以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和良好生态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从地方实践来看，县域及重点乡镇是与乡村联系最直接和最紧密的地域空间，就地就近城镇化聚集效应带来的重点县域发展将逐渐成为扩大内需、形成城乡内循环体系的重要支撑点。高质量的县域城镇化将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三次产业融合、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业人口就地就近转移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条件，有效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要遵循产业和人口向区域集中的经济规律，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规律的认识，充分发挥县域及重点乡镇在生产要素绿色化和产业集聚绿色化上的纽带作用，探索差异化、多元化、高质量的县域城乡融合绿色发展之路，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县域和镇域产城融合、空间优化、政策调适以及乡村振兴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统筹县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之，要加快构建“中国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学”，不断丰富大国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形成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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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Framework， Implication and Promotion Schem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ZHAI Kun-zhou   HOU Shou-jie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a has entered the development stage with the main tren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main features to the high agglomeration effect driven by urban agglomerations.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the strategic fulcrum and important platform to construc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irculation system of "urban-rural" reg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iggest stock， increment and variabl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re "greening"， the green changes in resources， industry，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and policy have a overall impact o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biggest weakness and problem restric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overlapping problems of urban and rural resources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caused by the long-term "non-green" economic model， lifesty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layout have not been fundamentally solved. Therefore， fac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major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e focu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focu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to build a green cycle system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tap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urban-rural green econom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overlapping urban-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new stage， new concept and new pattern"， we sh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logic and connotation ofurban-rural integration green development，and adhere to the correct strategic principle， design the "green" promotion schem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collaborative integration of "planning， main body， industry， space and system"， so as to form a new space for green growth and a new pattern for green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green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思想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19ZDA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绿色治理的机制、路径与政策研究”（16CKS015）。

作者简介：翟坤周，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侯守杰，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