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我感到双重的笨拙。

跪坐在紫色圆垫上，手中拿着手帕与折扇，口中念出英文台词：

“Would you go out and buy some cigars？”（你能出去买些雪茄吗？）

“OK（pause） I'm back.”（好。我回来了。）

“Oh， this is sugar. I said I wanted somecigars！ ”（呃，这是糖。我说，我要雪茄！）

我双膝疼痛，搞不清该先拿手帕还是折扇，英文虽然简单，背诵下来确是另一回事，况且还有摄像机对着你。肢体、语言，皆慌乱不堪。

东京一家小剧场里，我在跟随消瘦、耐心的鹿鸣家英乐先生学习落语，且是英文的。落语，多少像是中国的单口相声，一位表演者借助简单道具，模仿各色角色，令观众开怀大笑之余感到人世酸甜与荒诞。

它的历史足以追溯到德川时代早期，据说其形式与内容更与晚明中国息息相关，最初的内容很多取自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它在幕末与明治初年时繁荣一时，是主要的大众娱乐来源，还出现了三游亭圆生。

鹿鸣先生不知冯梦龙。当他开始学习落语时，这门艺术早已衰落。这是1984年，整个日本正沉浸于“世界第一”的情绪中，东京寸土寸金，六本木挤满了随时给出一万元消费的上班族。尽管毕业于一所富有盛名的外语学院，且辅修国际关系，他却无意进入外交界或大财团，反而被一位大阪的落语家所吸引。这位叫贵的落语家一反传统，用英文表演这门古老艺术，吸引西方观众或是日本的英语爱好者。

cigar与sugar的段子，是鹿鸣先生特意为我们的见面创作。他想帮我理解日本人初到西方的尴尬。它的灵感来自于福泽谕吉的自传。

“为了与您见面，我特意买了他的自传，”鹿鸣先生说，令我意外的是，他之前从未读过它。我原以为这印在一万元钞票上人物的自传，是每个日本人的必读书。我对于近代的日本最初理解，源自它。在很多方面，它令我想起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简洁、生动，以及无处不在的幽默感。

“他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用通俗的方法把西洋文化介绍给日本”，鹿鸣讲起自己的读后感。他教我的段子，取材于自传中的1862年的欧洲之旅。

出访使团是日本人士应对外界挑战的尝试。佩里的黑船于1853年出现在东京湾后，锁国年代结束了。两百年来，只有长崎接纳荷兰与中国的商船，对马岛勉强维系与朝鲜的往来。日本也禁止人民前往他国，只有偶尔海难的渔民会意外地踏上异乡。日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少得可怜，依靠荷兰人提供的窗口，日本人编纂了荷兰文-日文词典，翻译了医学、天文、舰船等书籍，建立了“兰学”。对于不安分的年轻人，兰学比儒学，更有吸引力。出生于1835年的福泽谕吉，就是这样一位勤勉、富有天分的兰学者。

黑船的到来，不仅是军事威胁，亦是知识上的挑战。福泽1859年前往横滨时，发现这个刚刚开放的港口，英语才是通行的语言。他开始学习英文，深知这种语言才通向新时代。当年，他参加了日本第一个使团，乘坐的咸临丸前往旧金山，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日本人首次自己驾驶穿越太平洋的蒸汽船。在旧金山，这群穿着草鞋、腰间插着双刀的武士，经历了一连串文化冲击。他们没见过马车，不知如何使用火柴，置身于舞会中，只觉得“男女动作古怪，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他们还发现美国是如此富有，“在垃圾堆或海滩上都会看到很多的废铁，扔掉的汽油桶和空罐头……而在江户，凡有失火的地方，就会跑来许多人拾铁钉”，毯子在日本很珍贵，“这里却把毯子铺在有八张或十张榻榻米那么大的宽敞房子里，人们穿着鞋就在上面走”。他还意外地发现，美国人并不关心名人后代，他以为华盛顿相当于日本的源赖朝或德川家康，其子孙必定是重要人物，美国人却对华盛顿的后人漠不关心，他们也不再扮演显赫角色。

比起三个星期的旧金山之行，出访欧洲的内容更为丰富。他们到访了军事要塞、动物园、议会大厦、水晶宫、煤矿、锅炉厂、造船厂、精神病院、贫民窟……福泽谕吉展现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学习热忱，“遇到自己认为合适的人，便盡力向对方请教，根据所闻，逐一记下”，他其中的一本笔记上“用日语、英语、荷兰文写满了有关信息，比如建造一英里铁路所需成本、伦敦国王学院的学生人数以及硬化木材的正确”。27岁的他已以精通英语与西方事物著称，编辑出版了《华英通语》，这是日本第一本英文词典。

这群日本人试图用最短的时间，理解整个西方文明。误解自然层出不穷，Cigar与Sugar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

我没有体验到这个段子的幽默所在。鹿鸣家先生用日语表演了吃荞麦面的传统段落，它也没激发起我发自内心的笑声。这不难理解，倘若让一位日本人坐在天桥剧场中，即使台上是郭德纲先生，他也很难明白这段关于和珅的笑话吧。民俗的乐趣，只有浸淫在传统的人，才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吧。

但鹿鸣家先生，希望美国笑、捷克人笑，老挝人也笑。他演出地点从洛杉矶、西雅图、纽约、德州到布拉格与老挝，场所往往是大学与小剧场，这也是日本文化的推广活动中的一种。一百五十年前，日本孜孜于向外部学习，如今则希望也能被外界理解。与它在经济展现出的非凡实力相比，它仍是一个难于被理解的国度。在某种意义上，英语也正是这种迷惑性的象征，在一个如此西化的国家，学习英语仍是个主要的障碍，在东京街头，若要找上几位流利英语交流的人，是如此之难。

“在日语中的馒头，我就改成汉堡”，他说起这种入乡随俗。在总喜欢开玩笑的美国人面前，日本式的幽默，显得过分含蓄。落语中上方、下方，手帕与扇子，一整套语言系统，都失去功效，他必须创造一些本地化的表达。他也说，很希望能到中国演出。

在北京，我重温了这次相遇。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穿着演出服的笨拙，突然在台词中找到了少许的韵味，一种错位中的嘲讽。这些不正是落语想传达的吗，它令台下的观众们，感到人生不可避免之尴尬与笨拙。

我也似乎对福泽谕吉产生了新的感受。他要在这种陌生文明的碰撞中，感受到多少兴奋与无力。在他云淡风轻、诙谐可笑的回忆录中，隐藏着多少挣扎与困窘。

我期望能在北京见到鹿鸣家，他将圆垫、折扇、手帕带到前门茶馆来。应对经常令人迷失的翻译的最佳方式，进行更多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