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政策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和实践路径

2020-12-14林移刚姚明月

西部学刊 2020年19期

林移刚姚明月

摘要：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进入攻坚期，在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情况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存在较高的契合度，其理论机制在于反贫困政策的变化，且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有机衔接的。运用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通过对宁夏Y县W村乡村振兴的实地调研，发现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包括农村生态及生活环境、人口结构和素质、农村反贫困政策实施，其路径是：发挥倡导功能，保护生态环境;利用优势视角，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实施教育扶贫，振兴文化;运用发展思维，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关键词：反贫困政策;社会工作;理论机制;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9-0019-05

一、研究背景

贫困是指在经济或精神上的贫乏窘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现象。贫困问题一直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应对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贫困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名词，简单在于其字面意思比较容易理解，复杂在于由贫困带来的问题繁多并且难以解决。国家根据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因素提出综合治理政策，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增加生产等措施应对本国的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脱贫攻坚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世界反贫困斗争贡献了中国方案。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进入攻坚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从本质上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一样，均是系统性的国家工程，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两者具有顺利衔接、相互促进的必要。从参与主体来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国家倡导与政府转型的前提下，均需要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实现共治共享。社会工作力量在参与脱贫攻坚并取得突出成效之后，凭借其专业契合性、服务成效等，可以继续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的目标是通过农村社会的整体变革来改变广大农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对促进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推动我国实现整体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社会工作作为重要的专业性实践，与乡村振兴战略总体目标具有内在契合点，有关政策的出台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契机[2]。目前有关研究集中在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路径、模式、实践困境等方面，例如萧子扬[3]等人提出目前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面临着六大困境，从农民主体性、“社会工作+乡村振兴”、培训自组织、发展农村原住社工、结合乡村历史等方面提出介入办法;陈涛[4]等通过研究社会工作介入北京市Z村乡村振兴实践，总结了“社工驻村引领、两委班子决定、村民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陈相云[5]在研究中发现目前乡村振兴面临着重农业轻乡村、主体系统科层制、农民自助困难性及乡村关系重构的挑战，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专业视角阐述了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可行性。整体上看，现有研究大多直接从社会工作和乡村振兴二者互动的可能性出发研究问题，却没有解释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可能性从何而来。本文在反贫困政策转变的背景下，在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过程中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宁夏Y县W村乡村振兴情况，研究社会工作从脱贫攻坚转换至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社会工作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

二、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

（一）工作契机：反贫困政策演变

在反贫困斗争的过程中，我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参考国际经验，稳步调整和优化反贫困政策，反贫困工作逐渐形成了全民参与、需求为本、追求正义、方法专业等特色[6]。社会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凭借自身专业技能参与反贫困，并根据反贫困政策的调整，逐渐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反贫困政策为社会工作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变提供了以下契机。

1.反贫困重点：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李强[7]指出绝对贫困是就社会上人们的绝大多数生活水准而言，即用纯粹客观的物质指标去测量贫困，通常定义为低于最低物质生活水准的一种生活状况。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社会上其他部分的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有一部分人处于社会水准的最下层。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财富或收入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既存在绝对贫困问题又存在相对贫困问题。在脱贫攻坚过程中（2020年前），我国在治理绝对贫困上的成就更为突出，而在乡村振兴的“后扶贫”时代（2020年后），绝对贫困在较大程度上得到缓解，治理相对贫困问题成为主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社会工作者在参与脱贫攻坚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可以运用于乡村振兴，协助国家解决农村思想观念落后、生产工具落后等相对贫困问题。

2.反贫困主体：从政府主体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随着不同社会主体参与到反贫困工作之中，以政府为主导的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根据斯丽娟[8]等人对国家一号文件扶贫政策的内容分析，大致可将国家的扶贫政策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启动式的救济扶贫阶段（1982—1986年）和区域瞄准式的多维扶贫阶段（2004—2013年）。无论是救济式扶贫还是瞄准式扶贫，政府是单一的扶贫主体，容易出现扶贫资金不足、管理体制繁雜、政策实施缓慢且缺乏监督等问题。2014年后，由于贫困人口分散、贫困类型多样、致贫原因复杂等，逐渐由单一的权威式扶贫转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局面。社会工作组织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参与脱贫攻坚具有组织、人员、成效三大优势，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和专业契合性成为农村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主体之一。

3.反贫困目标：从减少贫困群体到反对社会排斥。社会排斥理论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提出，该理论强调在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某些个体、家庭或社群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而导致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成为孤立无援的社会弱势群体。反贫困政策的目标从减少贫困群体到反对社会排斥，体现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源性变化，开始关注贫困人口的社会权利，注重维护贫困群体的权利和尊严，促进贫困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社会参与，帮助其与主流社会融合。反贫困政策目标经过转变后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高度契合，乡村振兴的目的是通过振兴乡村的人才、文化等，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这些目标也是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工作的终极目标，这为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提供可能。

4.反贫困内容：从克服物质贫困到战胜文化贫困。文化贫困理论来源于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刘易斯，是指贫困群体由于知识水平较低，目光较浅，通常尽力回避社会上各种主要事物，对外部世界的现实状况、发展动向、未来趋势等了解甚少，且缺少稳定的家庭或婚姻关系，通常只满足于吃饱喝足的现状，缺乏对未来长久规划和持续动力。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主要以克服物质贫困为主，即帮助困难群体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在乡村振兴阶段反贫困不仅仅限于救助生活、发展经济，更注重贫困人口的心理层面、文化氛围和社会营造，改变贫困者陷入贫穷陷阱和贫困文化的窘境，这正是社会工作的优势所在，因此，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处于重要地位。

5.反贫困方式：从“输血式”生活救助到“造血式”资产建设。资产建设理论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谢若登教授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人缺乏资产是导致持续贫穷的重要因素——穷人的金融支持来源只有就业、家庭和政府福利，却没有资产，故而不存在资产的积累。在反贫困工作中，资产建设理论强调个人进行长期的资产积累，以推动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因而资产建设不仅能改善贫困人口的长期生活状况，更能促进人的独立自主，从而为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这种反贫困方式与“后扶贫”时代的乡村振兴理念有一致之处。资产建设是发展型社会工作的重要领域，随着反贫困政策的变化，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的优势不断显现，如果说前期参与脱贫攻坚是小试锋芒，那么在后期乡村振兴过程中就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二）专业契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当前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关键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完成的两大重要战略任务，其内在联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目标一致，层层递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党的重大战略决策。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本质上都是为此目标奋斗，脱贫攻坚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为了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其次，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保障和发展。贫困问题得不到解决，贫困群体得不到发展，乡村振兴的目标就不能实现;目前取得的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不断巩固、发展，乡村振兴则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后续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持。最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体制机制相同。脱贫攻坚之所以成效显著，与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密不可分。脱贫攻坚中“五级书记”的领导责任制、“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多元主体参与”的工作机制等也被充分运用到乡村振兴之中[9]。

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乡村振兴的目标存在高度契合：第一，社会工作服务于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关联。社会工作服务于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是解决和预防贫困地区社会问题，让贫困地区有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乡村振兴的初衷便是激发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活力，增强乡村吸引力，这说明社会工作服务脫贫攻坚的目标可以延伸至乡村振兴。第二，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理念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重建政府与农民的信任关系和农民自信心、自尊和权利意识。通过与村民同行、广泛参与和增能，倡导政府和社会政策改变等价值理念符合乡村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可在理论指导、路径创新方面助力乡村振兴[10]。第三，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中的成果和经验可以协助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通过为农户家庭、社区提供支持服务，提升村民应对社会变迁的能力，重构农村互助友爱精神。这些成果能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结合农村现实需求，积极解决农村乡土社会重建、传统文化复兴、文明乡风建设等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11]。

根据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笔者以宁夏Y县W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总结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探索可持续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

三、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调研对象概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Y县W村地处宁、蒙、陕交界处，位于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是生态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域，属于农牧交错带。从气候来看，该村属于中温带半干旱区，是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8.69℃，平均降水量为289.28mm，降水的年际和年内变化剧烈，易出现较长时间的干旱状况。从人文环境来看，该村土地总面积71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7亩。全村有5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有173户686人，常住人口的年龄构成以15岁以下的儿童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青壮年占比仅为20%。该村村民文化程度多是小学和初中，两者占比和为70%，文盲占比17%，高中以上文化占比较少，仅为13%。因此从人口结构上看，该村存在着劳动力不足、文化素质不高等问题。从经济发展来看，W村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包括以玉米为主的种植业和以滩羊为主的养殖业，全村牧业主导型农户占到67%，多数农户依草场而居，草场是农民生产活动的中心。综合上述情况，W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自然环境恶劣，百姓生活艰苦;村内资源匮乏，基础设施短缺;产业结构单一，现代转型困难;人口结构失衡，综合素质较低。

（二）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经过调研，发现目前W村有两方面的问题，社会工作可以参与其中并协助解决。首先是自然环境恶劣，百姓生活艰苦的问题。W村位于西北干旱地带，降水较少，沙丘连绵，道路沙化严重，居民出行和生产生活受到制约。W村环境恶劣风沙肆虐，大片土地荒芜;自然资源匮乏，动植物稀少，植被覆盖率低;经济落后，村民生活困难。要想生态美先保护生态，社会工作参与W村乡村振兴要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宗旨，以整治环境为核心，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支持村委组织村民因地制宜对沙化退化草原进行补播改良，爱护村庄环境，主动植树种草。

其次是人口结构失衡，综合素质较低的问题。W村在册人口总共有1286人，但常驻村内的主要是留守儿童和老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因此劳动力缺乏，空心化严重，村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该村整体发展落后、就业机会少、人员流失严重，在外地学习、工作的人不愿回村效力。社会工作参与W村乡村振兴要把握“扶贫先扶志（智）”的宗旨，坚持需求导向，以增强农民综合素质为核心，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互联网使用、特色文创设计等活动，推动W村发展教育、培训人才。

总体说来，社会工作在参与W村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解决村内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环境问题为突破口，提高村民总体素质，推进村庄精神文明建设。以农村、农业、农民为服务主体，密切关注实际需求，以社会工作专业技能为服务方法，应用人本模式、社区发展模式、社区资产模式等，协助W村弥补短板，因地制宜发展经济。

（三）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总结

由于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秉持助人自助与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可采取社会工作驻村与进村的服務模式，预防问题与发展社会的专业方法，将成为乡村振兴一支不可替代的专业性力量[3]。参考萧子扬、刘清斌、桑萌的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逻辑演绎图，从角色、领域和过程分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领域和可能路径，结合W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地调研，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有三个重点领域和四条路径。

1.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

一是针对农村生态及生活环境问题，发挥社会工作的措施筹划者角色，推动生态农村建设。生态生活环境良好是农村健康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素。营造良好的生态生活环境需要有具体明确的措施，社会工作者应在乡村社会治理框架下，协调各方主体，筹划具体措施，齐心协力攻克生态难题。生态生活环境问题是乡村振兴进程中面临的常见问题，也是社会工作需要介入的重点领域，发挥社会工作措施筹划者的角色，有助于保护生态及在生活环境治理过程中有事可为。

二是针对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问题，重点发挥社会工作的宣传教育者的角色，助力打造发展型新农村。由于农村人口大多是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和留守妇女，导致农村社会整体人口结构失衡。社会工作作为宣传教育者，应从专业技能培训、移风易俗和营造文明乡风入手，丰富农村贫困人口精神生活，助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对外宣传农村人口现状，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农村，帮助农村有为青年回到家乡，投身乡村建设。同时，普及科学种养知识，针对文盲和留守儿童开展文化教育，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

三是针对农村反贫困政策实施问题，发挥社会工作的资源协调者的角色，助力政策有效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会下达多项利于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各项社会政策，包括福利政策、分配政策和经济政策等。乡村振兴必须实现“治理有效”目标，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成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社会工作者应该积极发挥资源协调者的作用，对农村社会工作中的政策做接地气的详细解读，并为需要政策帮扶的贫困人口提供相应的帮助，从而助力农村社会扶贫资源分配公平、和谐发展。

2.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

第一，发挥倡导功能，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生态和生活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社会工作应积极倡导村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着眼实现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的转变，运用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充分调动村民的自觉性、主动性，协助“两委”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打扫好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定期组织保洁员培训，发挥保洁员的骨干作用，使村庄公共环境保持整齐干净。与村委会协商设计激励机制，通过月评比、季考核、年度奖等措施，号召全体村民改善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第二，实施教育扶贫，振兴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富口袋”的同时，“富脑袋、丰内涵”，加强乡村乡风建设，让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乡村蔚然成风，让农村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是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倡导各地丰富和创新活动形式，使乡村文化“活”起来，挖掘好家风好家训正面引导，打造好家风好家训文化长廊，推进文明乡风建设。通过发掘选择、宣传推广以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企业家、先进离退休干部等为代表的新乡贤群体，培育弘扬新乡贤文化，传播主流价值、引领道德风尚，引导人们爱国爱乡、造福桑梓。

第三，利用优势视角，完善组织。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农村基层党支部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一线指挥部”，只有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才能有效提升乡村振兴的组织力。社会工作者应协助农村党组织开展工作，注意突出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积极发展农村自治组织，比如按照农村人口结构，创立老年人权益协会、儿童学习园地、青年之家等组织，号召全村居民根据自身年龄状况和兴趣爱好，加入到相应组织之中。众人拾柴火焰高，完善农村的基层自组织有利于推动政策实施、项目策划等，这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第四，运用发展思维，培育人才。运用发展型思维开展社会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注意发掘乡村人才，强化本土人才支撑。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是发掘社区优势资源与能力，其中也包括人力资源。实施乡村战略需要造就更多的乡土人才，强化本土人才支撑。社会工作者要注重发掘乡村本土人才，乡村人才掌握本土的实际情况，拥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对当地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若能动员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必然会带来可观的资源效应。另外，要促进农村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变迁，必须从内部着手。社会工作要提升村民的个人能力，尤其是促进社区弱势群体能力，既要注重挖掘个体资源潜力，也要努力营造合适的增能环境，坚持引进、培育相结合，协助村委会大力培育产业带头人、乡村企业家、种养大户、致富带头人。采取“从本地培育成长+吸引返乡创业+引进外来人才”的模式，组织村民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激发内生动力，通过自身能力的提高来振兴乡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袁小平.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振兴的因应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9（4）.

[3]萧子扬，刘清斌，桑萌.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9（2）.

[4]陈涛，徐其龙.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以北京市Z村为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4）.

[5]陈相云.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实践困境、价值亲和与专业突围[J].理论月刊，2018（4）.

[6]李迎生，李文静，吴咏梅，等.社会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需要、模式与介入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3（1）.

[7]李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J].中国社会工作，1996（5）.

[8]斯丽娟，尹苗，杨富强.以大扶贫格局打破双重扶贫悖论——改革开放40年扶贫政策创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9]汪三贵，冯紫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关系[J].贵州社会科学，2020（1）.

[10]邓玮.农村老年人自杀风险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以抗逆力视角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