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六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优势体现在经济增长效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缺陷在于会降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于福利效应，且不会显著降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在综合作用影响下，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高于命令型。因此，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各有利弊，政府决策者应因地制宜，结合地方核心发展目标，科学选择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关键词：环境规制;命令型;市场型;经济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F20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9-0082-10

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一般指数量上的经济增长，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产品或服务的持续增长。但只测算数量上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局限性，往往忽视了数量型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环境规制政策可能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一方面，环境规制既可以通过罚款、限产、强制迁移、勒令退出等方式直接作用于被规制者，对经济主体生产效率、结构调整、产出波动、污染排放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从而直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管理效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决策等方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实际上要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政策效力，让其最大化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应客观、全面评估各类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的影响。通常而言，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市场手段是两类最为典型的政策工具，两类政策工具在规制方式、强制性、处罚严厉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对经济主体产量安排、污染减排、技术改造等决策的影响必然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异质性影响[1]。因此，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分类考察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试图从环境规制角度回答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这一问题，以期为合理评估、选择、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参考。

一、各类环境规制政策的比较

（一）经濟增长质量指标构建与测度

通常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一般选择从增长效率、效益等某一方面界定其内涵[2-3]，学者们对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体现在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制度完善、环境友好、分配公平等更多方面[4-6]。本文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水平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其中经济增长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比值，反映要素转换为产出的有效性;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反映产业结构向更优形态转变的过程，主要体现在高效率产业占比的持续增加;经济发展稳定性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波动是否维持在可控范围且保持物价稳定和就业稳定;绿色发展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兼顾了资源保护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福利改善反映发展成果转换为居民福利改善的程度;收入分配公平反映地区是否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达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经济增长质量指标构成详见表1，基础指标的计算方法参见何兴邦（2018）[7]。基于表1，首先对基础指标进行加权处理，以生成衡量各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二级指标。其次，进一步对二级指标加权处理，得到衡量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本文加权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PCA）。加权前基础指标进行无量纲化，逆向指标在无量纲化前取倒数。

（二）环境规制政策分类在中国的实践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的实践，正式的环境规制可分为命令型和市场型两类。其中，前者是指环境规制部门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采用行政手段对规制对象进行直接管理，要求被规制者达到某一标准或要求，以改善环境质量。具体而言，环境规制部门既可以对企业执行技术细则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以减少污染物排放，也可以直接对对污染企业产量或污染排放强度实施限制。在中国常见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制度有“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种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在中国已经日趋成熟，为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市场型政策并不明确具体的污染排放水平或技术，而是通过税收、征费、补贴、市场化交易等市场手段，使得企业基于自身发展实际，自主选择污染排放量。长期以来，“排污费”和“排污权交易”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型政策工具。前者是环境规制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排污者污染排放所征收的费用;后者是政府确定了经济主体排污的权利或界限，并允许各经济主体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最优污染排放数量。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开征，标志着在我国沿用30多年的排污费制度将取消，转而采用环保税制度，预示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制度在中国的进一步完善。

（三）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的优点和局限性

基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在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行规则等具备的特点，本研究认为其优点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强制性高，且具有较强的可确定性。通常而言，命令型环境规制目标确定、规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督察都需要法律确认且需要政府部门介入。一旦企业无法达到政策规定的环境标准，环境规制部门就可通过罚款、限产、临时停产、勒令退出等方式直接作用于企业。可以看到，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强制性较高，压缩企业自主选择的空间，使得预期达到的环境治理结果的确定性较高。第二，适用于解决一些严重、突发的环境问题。在地方面临环境污染严重超过“生态容量”或紧急的环境问题时，通常需要较为直接、强力的政策应对，客观上不容许规制者有时间采用税收、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手段间接影响企业减排，从而解决环境问题。此时，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是主要的工具，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府环境规制部门采用较为强力的行政命令有助于快速处理一些紧急环境事件，以达到迅速改善环境的目的。

（四）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基础数据通过查询2000—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获取，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三、 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模型

本文建立（1）式的基础回归模型，以检验两类环境规则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

Grow-qualityijt=τ0+τ1Commandit+τ2Market-basedit+λZit+ui+εit（1）

其中，Grow-qualityit是i地区t年各类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包括六个分维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Commandit和Market-basedit为反映两类环境规制强度的主要解释变量;Zit为控制变量;ui和εit分别为省份固定效应和误差项。对于（1）式的面板数据模型，通常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选择的依据主要看省份固定效应是否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由于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研究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而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4为详细的回归结果。

从表4来看，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较大程度异质性。概括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市场型。命令型规制强度指数提高1，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增加0.1883，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增加0.0755，绿色发展指数增加0.1370，均高于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某些维度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坏”的结果，体现在显著降低了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提高1，经济发展稳定性指数下降0.1408，收入分配公平性指数下降0.0894。

第二，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优势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福利效应高于命令型。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增加1，地区福利水平指数增加0.0416;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增加1，地区福利水平指数增加0.0218，前者高于后者。二是市场型环境规制不会显著降低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在10%显著性水平下，市场型环境规制并不是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失衡的显著影响因素。不过，如前文所述，市场型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效率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和福利水平改善方面，效力低于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

第三，在各种影响综合作用下，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提高1，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增加0.0441;命令型环境规制强度指数提高1，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增加0.0256。可以看出，市场型環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高于命令型。

总结来看，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和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就对政府相关决策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目标，环境规制确实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但需科学选择、设计环境规制政策：一方面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选择符合地方发展需要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要考虑不同经济增长质量目标间可能存在冲突，应采用配套措施降低负面影响，提高综合质量效应。

（二）分地区回归

考虑到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环境政策环境、组织保障等因素的差异，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区域实施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也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将所有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从而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差异②。回归结果见表5③。以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为例，本研究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结果：一是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显著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为正但不显著。看效应大小，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逐次递减。二是在不同区域，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都优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

（三）稳健性检验：基于系统GMM模型

由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可能取决于前期发展基础。为检验前文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并采用两步系统GMM模型进行回归。其中，采用两步法的依据在于其不易受异方差和截面相关的影响，回归结果有更强的稳健性[10]。由于环境政策可能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双向因果联系，环境规制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因而采用其一个更高阶的滞后值（即二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④，具体回归模型见（2）式。

Grow-qualityijt=δ0+δ1Grow-qualityijt-1+δ2Commandit+δ3Market-basedit+υZit+ui+εit（2）

其中，Grow-qualityit-1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阶滞后项，其他变量与（1）式保持一致， 详细的回归结果可见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下降，但影响方向并没有出现改变。此外，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程度的对比关系与前文保持一致。在控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惯性趋势后，上述结果显示实证结果与前文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影响差异原因的初步探讨

通过对比两类规制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本文发现两类环境规制各有优劣。那么背后的原因或影响机制是什么？通过分析两类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差异，本研究认为下面两点可能是两类规制政策经济增长质量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是两类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间接激励效应的差异。二是两类规制政策直接对重污染产业企业进入、经营、退出决策的影响差异。以下将做进一步的说明。

（一）两类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差异

Porter（1991）[11]较早地发现了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存在倒逼效应，原因在于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企业生产要素价格增加，因而会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生产率并获取更高收入，从而削减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成本，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波特假说”提出之后，有大量研究者进行了实证验证。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多数研究是支持“波特假说”的，即发现环境规制的确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

另外，技术创新又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首先，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技术水平、改善工艺流程并提升生产率，使得企业在同等投入下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其次，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推动高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改造传统工业等途径优化产业结构。再次，技术创新可以降低能源要素投入比重、优化污染排放等途径达到环境改善的目的。最后，大量研究者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波动、福利水平、收入分配也存在显著的影响[12-14]。可以看到，技术创新对不同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都可能存在显著影响。

由于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在作用方式上的不同，会使得其对于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强制性较高，一旦企业无法达到既定的技术标准或环境排放要求，环境规制者就可通过罚款、限产、临时停产、勒令停产等方式作用于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主选择技术路径和污染减排的空间被较大程度的压缩。市场型规制工具较大程度的赋予了企业自主选择空间。企业可以基于自身发展实际，在技术升级、产量减少、缴纳排污税费等多个选项中，选择符合企业最优发展路径的决策。从这个角度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大，本文将在下文进行检验。

本文建立如下的回歸方程组，以检验技术创新是否是两类规制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差异的原因之一。其中，innovation为各省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总数的对数，用于衡量技术创新强度。其余变量与前文保持一致。（3）式用于检验两类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4）式用于检验技术创新对各个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7。

Innovationit=ε0+ε1Commandit+ε2Market-basedit+κZit+ui+εit（3）

Grow-qualityit=η0+η1Innovationit+η2Commandit+η3Market-basedit+ψZit+ui+εit（4）

表7第一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正向激励作用，命令型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市场型。第二到第七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和环境改善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对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平等有显著负面影响。基于以上结果可以看到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影响程度的差异，是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的原因之一。换言之，相比于市场型工具，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由于对技术创新有着更强的激励作用，使得其在增长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改善等方面更加具有优势，不过也会一定程度加剧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对这两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向影响。

（二）对重污染产业企业直接影响的差异

环境规制除了通过倒逼技术创新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还可以通过直接通过影响重污染产业企业进入、经营、退出等影响地区重污染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质量。首先，环境规制会影响重污染企业进入投资。环境规制要求为企业进入设定了环境标准。企业必须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或增加投资污染治理以达到污染排放标准，这必然会增加所有新进企业的必要资本投入量从而阻碍企业进入。其中，对于重污染行业来说，需要更新原有设备或购买新污染治理设备成本更高，环境规制会较大程度的增加此类行业的进入壁垒。其次，对于已经进入的重污染企业，为达到一定的污染排放标准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比如维护、升级污染治理设备、对污染物付费等，都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对经营直接产生不利的影响。最后，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会较大程度增加企业成本，促使企业主动退出市场。在特定情形下，部分地方政府为达到迅速改善环境的目的，甚至选择对重污染产业“一刀切”的做法，采用行政命令要求其退出本地市场。

通过分析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在作用工具、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两类规制政策对重污染产业企业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主要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首先，命令型规制政策具有刚性，一旦不达到既定的环境门槛，地方政府不会允许企业进入投资。比如最为典型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于无法达到环境标准的企业投资可以“一票否决”。然而，市场型规制政策并不预先设定一个进入的环境门槛，而是企业要预先判断是否承受为排放污染物所缴纳的税费，自由选择是否进入。其次，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的成本支付方式遵循“多排多收，少排少收”的法定规则，并不带有惩罚性，不必担心高额罚款、限停产、勒令退出等过于严厉的处罚。

另外，重污染产业的发展情况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又存在重要影响。环境规制政策会影响重污染企业进入、退出以及经营成本，对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反之，环境规制政策对清洁工业、新兴科技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企业的影响较小，甚至由于环境目标的限制，成为地方政府鼓励投资的对象，这就使得经济成分中，石化、钢铁、煤炭和冶金等具有更高污染属性的污染产业比重降低，清洁产业比重进一步提升。由于清洁产业在技术含量、生产效率、产业特征、清洁属性、规模特征与重污染产业存在较大的差异，必然会对增长效率、产业结构、环境改善、收入分配对多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文建立以下的回归方程组，以检验两类规制政策对重污染产业直接影响的差异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其中，Pollution为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污染行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用于衡量重污染产业的发展。关于重污染产业的界定，借鉴Akbostanci 等（2004）、童健等（2016）[15-16]采用的方法。具体地讲，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行业分类，测算出各个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再找出所有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中位数水平，污染强度高于中位数水平则被归为重污染行业，反之则为清洁行业。其余变量与上文一致。在回归方程组中，（5）式用于检验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重污染产业比重的影响;（6）式用于检验重污染产业比重对各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详细回归结果可见表8。

Pollutionit=ω0+ω1Commandit+ω2Market-basedit+ρZit+ui+εit（5）

Grow-qualityijt=β0+β1Pollutionit+β2Commandit+β3Market-basedit+ζZit+ui+εit（6）

在表8第一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类环境规制政策都会显著推动地区重污染产业占比下降，但命令型规制政策的效力高于市場型，第二列到第七列的回归结果显示重污染产业发展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重污染产业比重下降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增长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却显著加剧了经济波动。基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由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于重污染产业发展的负面效应更强，使得其在促进增长效率、产业结构、环境改善等方面更加具有效率，而在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性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规制类型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发展三方面更为有效，弊端在于降低经济发展稳定性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优势在于福利效应更为突出，且不会加剧经济波动和收入分配平等，劣势在于经济增长效率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绿色发展效应较低。综合来看，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要高于命令型。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的政策的建议：

第一，政府决策者可将环境规制政策纳入政府政策工具箱，发挥环境规制政策的经济社会影响，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在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的背景下，能否实现效率增加、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效应提升、均衡发展的质量型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充分调动各种政策工具适应“新常态”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是决策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环境规制是一个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有效政策工具。未来，政府在推动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可将环境规制政策与财税、金融、土地、人才一并纳入一篮子政策工具中，注重发挥各类工具的协同配合和乘数效应，改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第二，要因地制宜，优化环境规制工具设计。根据本文实证结果，命令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各有利弊，对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各个区域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核心目标也并不一致。基于此，环境规制工具使用应立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选择与省情、市情、县情相符合的环境规制工具，服务于地区核心发展目标。如决策者如果更加重视效率提升、环境效应改善等目标，命令型规制工具更直接，强制性更高，也更为有效，规制者可积极利用提高环境标准、增加环境督查频次和强度等命令型环境政策工具倒逼被规制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管理效应、加强资源集约利用程度、降低污染排放，以达到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目的。决策者如果更加重视温和、综合、全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目标，环境税、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市场型规制方式允许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企业技术、产量和污染水平等，增加企业自主决策空间，可以产生更优的综合质量效应，不失为更好选择。

第三，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降低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坏”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存在“双面刃”影响：一方面可以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会增加经济波动，加剧收入分配不均。此时，引入相关配套政策以降低负面影响是有必要的。比如政府决策者可以建立配套政策辅导企业转型升级，对选择设备改造、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以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重污染企业，通过成立技术升级改造专项资金、减免税费、提供金融支持、培养环境技术人才等方式，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冲击，避免或减轻在转型期间，环境规制带来经济波动;决策者还可以通过提供过渡期经济救助，协助受影响员工职业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保障政策，降低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提升经济发展均衡性。

注释：

① 其中，文盲受教育年限为0，小学学历为6年，初中学历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② 区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有7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1个省（市）。

③ 受限于篇幅，文章只汇报了在不同区域，异质型环境规制的综合经济增长效应。如需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分维度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④ 模型虽然只有当期环境规制变量，但差分方程中包括了其一阶滞后值，因而更高滞后值为二阶滞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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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Better， Administrative Order or Market Instruments？

HE Xing-b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7，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evaluation system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six dimensions： efficiency， structure， stability， environment，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istribution. Then it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exerted by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vantages of comm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of eco-efficiency effec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and green development effect， while the shortcoming is that it will reduce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fairn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the advantage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ies in the welfare effect without significantly reducing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quity;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rehensive effects， the quality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growth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mm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Policymakers should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combine local core development goals， and scientifically sele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mmand-based; market-base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責任编辑：关立新）

收稿日期：2020-06-22

作者简介：何兴邦（1986-），男，四川广元人，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基金项目：西南石油大学青年教师“过学术关”项目，项目编号：201899010087。